中國與越南文化之交流

華越的文化交流路線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尚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尚書》:“堯南撫交阯,……交阯之南有越裳國。”當時的越裳國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的林邑、扶南等地.《呂氏春秋》、《史記·五帝本記》都記載有關于淮南主事宜。如“帝顓頊高陽者……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栗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足見,五帝、夏、商、周時代,盡管交通阻隔、道路悠遠,越南仍屬自愿稱臣納貢之地。周朝即已設立朝章,制定完善政治制度,實行禮制、德治,使四夷感服。《尚書》記載南方有越裳國派遣使者來周朝貢,不受納而歸于周公。周朝時之六經,地位定于一尊。從文化發展之軌跡看,越華亦極為相似。中國文化源于唐虞、夏、商、周,唐虞文化在山西,夏文化在河南境內,商文化在黃河中下游,周文化在陜西境內,形成古代中國文化系統。然后由北向南,兼容所謂蠻夷文化而在南方發展。越南民族也有同樣的發展軌跡,先在北越紅河北岸及中越北部定居,融合土族文化,漸趨文明之光。而后緊隨政治勢力之擴張,大越文化逐漸普及于越南。這種由北而南之文化發展,與中國類似。據史料記載:自秦始皇、漢武帝至唐五代,越南被劃歸中國,設郡縣,為中國管轄之版圖。由文獻之記載和考古之發現,可以見出中國文化在越南,早已奠立了深厚之根基,甚至取代越南本土的駱越文化,越南民族從此亦隨中國而進化。秦始皇死后,中原大亂,原籍河北正定之北方漢人南海郡尉趙佗,乘機而起。“佗即襲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王。”趙佗建立“趙朝”,自稱“南越武帝”,雄據南方,促進了粵越的文化交流和發展。此后反反復復、群雄割據,或由華人出面領導,或由越人自樹旗幟;或拒命中朝,或重歸中之一員,有一千一百多年。唐五代以后,由于軍閥混戰,中央政權不穩固,無力顧及邊陲。南安土豪與百粵世族乘機獨立,建立了吳朝、李朝、陳朝等,促使粵越民族融合。使中國的學術文化傳播到越南,越南曾受中國學術文化思想之影響確實無疑。他們通過南粵不斷與中國接觸,從中國吸取精華。越南歷朝對中國奉尊有加,每當新朝締建,或新主即位,都要上奏中國皇帝冊封、來朝進貢。足見,華越兩國交流之關系的密切程度。一、越南語文化淵源越南地處中國南陲,在東南亞的民族、政治、經濟等方面,是與中國南粵關系最密切的國家之一。在種族方面、學術文化方面、思想信仰、文字、語言、建筑、藝術等方面都通過南粵與中國有如血肉之不可分的密切關系。越南民族雖然雜多,但主要是來自中國廣東、廣西等地區的安南人,即來自中國南粵的百越族。越南人自稱為越人,此越字與中國古時越國之越字有關。昔日越國滅亡后分為諸小國,總稱為百越。越南發源于百越或雒民之部落,越人尚稱甌越甌雒。正如鄂盧梭在《安南民族之起源》中說:“越南人與溫州人一帶之居民同屬于百越族中之一支派,名甌。另一支派居于河南一帶之越族,名西甌。在西元前三四世紀,彼等率領移民越長江向南遷徙。至廣西南部及北越等地帶,與土民雜處。彼等與溫州、福州、廣州之諸部族同種同姓。故吾人敢言,今日越南人乃直接出于西元前333年之越國滅亡后之遺。其祖先在西元前六世紀時,立國于今日之浙江省。”朱云影先生有云:“交趾的西甌和溫州的東甌,東西對稱。廣東仍簡稱粵。都不外此種史跡的遺痕。足證安南人確是中國越族的分支。”越族之所以從浙江地區南移,一方面是楚國的逼逐,糧食短缺,人口過剩,另一方面是新生地的引誘。嶺南地區,尤其是越南,人稀地廣,肥沃度高,物產豐富,有如《安南志略》所云:“交州多產金銀、珠璣、玳瑁、犀角,其產皆奇怪,至草木亦殊異。”越南人接觸中國學術文化較早,史料記載無數著名人物均出自漢學。中國的四書五經、醫藥、卜筮、宮室、農業等都直接被越南人采用,建筑宮室、廟塔、寺院、苑囿、學校等都仿自中國。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承襲了從中國傳入的印度佛教教義,儒、道、釋三教為越南學術文化之本。越南很長時間以中國文字為正統之本,只是在后來法國人以殘酷手段強迫而使越南轉采拉丁字母拼音。在語言方面,越南語文中含有大量中國成語、典故、字匯等成分。越南語文中能臻于深刻、含蓄、文雅、幽默者,多出于漢語詞匯所得。越南學者阮文梅在《越南史略》中說:“越族與漢族本同源……公元前一世紀為中國統治,受漢族同化更深。”《史記·勾踐世家》云:“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越國在春秋時曾稱霸一時,后被楚滅。“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建立若干小國。是為秦時對嶺南所稱之百越(同百粵)。《漢書·地理志》云:“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居。”其中有廣東廣州一代的南粵。《史記》有:“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在人類生存與進化過程中,被認為有兩大原則:一是向心同化(Centripetalassimilation),一是離心異化(Centrifugaldifferentiation)。百越中之大部分,則因向心同化而歸化于中華民族之中。從商周秦漢以降,經歷代之推展,可以說中華文化更易在邊陲地區生根、潛移,以至于同化。百越族之移入越南,可分成數個支派,在不同的時間內移入,這一點可以越南古名稱之繁雜與演變見之。根據越南民間口傳以及史書記載,古越南有稱南越,有稱揚越,有稱西甌越,有稱駱越,有稱越裳者。《尚書》中有“交趾之南,有越裳國”,足見越裳乃百越中之一支。其他部族亦有類似情況。越南之種族融合,憑遷徙、雜居的駱族,百越族之土民等。此等情況,越南學者與中國學者都認為:“越南民族不是純種,而是多種混血結合而成。”可見安南人的祖先,包括越粵人,地處今日之廣東、廣西,越南大部。自漢代以來,中國的文學藝術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在東亞一帶有很大的影響。這種文學藝術也漸漸輸入越國。它在越南文化的發展上也留下了烙印。文郎、雒越時期,越國雖然已經有了獨特的較高水平的文化生活,但還沒有成文的正式文學;越國的民間文藝非常豐富,并且在繼續發展,但它主要是來自人民。由于越國人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個狹窄的范圍里和處于艱難的條件下,所以藝術創作只能是比較簡樸的。因此,中國文學藝術的輸入對于越南的文學藝術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在唐朝時期中國文化得到了輝煌的發展,其文學、藝術、宗教……的影響遍及整個遠東地區。統治者依靠唐朝時期燦爛的文化,大力把儒教、佛教和道教輸入越國。在《越南歷史教科書中的中越關系》一書中說:“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禪宗兩派傳入我國。第一派(以毗尼多流支為首),于公元六世紀末期傳入我國,其中心是法云寺(河北順城)。第二派(以毋言通為首),于公元九世紀初葉傳入我國,其中心是建初寺(河內城郊扶董地區)。”說明,華越文化融合也包括中國佛教輸入越國。自李朝以后,各帝王均重視道德文化,采取一系列文化措施,如到中國朝廷請求經典、到中國請《三藏經》等,可見,越華文化傳統與文學交流之輝煌燦爛。中國文人學士大多是明經載道,以儒家思想為主流;而在越南文化發展過程中,文學由禪僧蹈歷發揚之,文學亦因此極富禪意。粵越禪師不僅居于文學要津,在政治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保存和發揚上千年積累起來的民族文化的堅韌而激烈的斗爭中,顯示了越南人民自立自強的意志。與此同時,越南人民仍然不斷地吸取、消化和融合外國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印度和南方各國的影響,使越南民族的文化不斷演進成熟。二、影響越南文學的因素華越疆界比鄰,華越移居方便,雜居無阻隔,漸漸融合同化。在一切日常生活上,諸如家庭制度、宗教信仰、衣著服飾、風俗禮儀、倫理之長幼尊卑,鄰里鄉黨之往來,甚至政治組織之形態,彼此毫無隔閡。粵越關系密切,中國文化的流入是在必然。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高度發達的文化,傳入開化較晚之越南地區,是極為自然的事情。如龍的傳說,在中國《易經》就有“潛龍勿用”、“見龍在田”、“群龍無首”等,頗為尊貴,代表君位。《禮經禮運》篇有“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含義深厚。越南之開國傳說,有史料記載,始自神農氏六世孫雄王。雄王之父貉龍君,為越南之始,以龍為號,自稱為龍種。可見中國文化精神在越南之影響,華越悠久之歷史淵源,使越人研習中國之學術。在唐代,有很多越南交趾士子被派往中原學習漢語,不少人為朝廷命官,當推官至宰相的姜公輔,就是一位漢文造詣很深的高材,他寫有著名的《白云照春海賦》。洋洋千字,鋪陳寫意縹緲迷離,氣氛朦朧,把人引入無限遐想的境地;辭藻華麗,聲韻優美,句式整飭,具有中國漢賦特點。還如詩人廖有方,也曾中進士,與中國柳宗元、王維、沈佺期、賈島、張籍等名士、詩人來往密切,也曾與唐代的僧人、士子共同唱和詩篇。華越文化交流還表現在有些中國學者、士大夫也移居越南。他們一方面培植越南人才,另一方面又廣泛結交越南學者。他們彼此交流不僅在古代,而且延續至今。中國學者居此天時、地利、人和之境,在學術上占有重要地位,影響深遠。有的在仕宦上,不乏晉身公卿將相者;有的在經濟上富埒王侯而獨霸一方。這些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歸化越南,與越南人雜居相處,在中國和越南史料中到處可見。即使李朝以后法國統治越南時期,華人移居仍不絕如縷。近代,雖然在政治上法國取代了中國,但在學術思想上,越南仍繼續大量接受中國之影響。1917年法國強迫越人改用拉丁字母,從改革文字入手,企圖斷絕越南與中國文化之聯系,事實是,他們并沒有達到目的。李朝以降,越南散文中所用之大量典故、成語、專名都來自中國典故,如父母訓示子女的“孟母三遷”、“二十四孝”、“韓信胯下之辱”、“岳飛精忠報國”等忠孝節義故事。再就文化內涵而言,中國文化傳播于越南更表現出關系的密切程度。越南對中國的效仿,如在政治上,典章制度,官制、兵制等;文教方面,如學術思想、教育制度,教材、考試、文字、科技等都照抄中國;社會習俗,如節令、婚喪嫁娶、倫理觀念、宗教信仰等都與中國無異,足見兩國文化之相同。越南人見中國人學術及功名之輝煌,激發了自己奮發向上之精神,至析其影響諸端。他們以中國的四書五經為國學之教材,考試之組織形式,及士子中舉之名稱都與中國相同,如“狀元”、“榜眼”、“探花”,以及“進士”、“舉人”、“秀才”等名目都模仿中國并延續數代而成慣例。越南歷代專用中國漢字為正統文字,并采用中國典籍以為己國之根本;經史子集、百工醫農無不有之。因此中國古代典籍、著名詩人、通儒碩學都為越南學者、士子廣為采用和模仿。越南歷朝又多派學者使臣及留學生到中國,請回儒家經典、佛、道大藏經以及歷代著名文人學士作品,奉若國寶。中國學術之精華,日益深入于越南士大夫階層,而使其得以沾潤群經大義。欲求仕進者,非僅通曉詩律而已,更能背誦中國典籍,深通群經要義。此外,民間學士、禪門僧人來往也益為頻繁。這些越南學子在中國深入浸染中國文化思想后,回國即奉獻所學,以期國家進步,間接弘揚了中國之學術文化思想。在法國人改革越南文字后,很多越南詩人創作雖然用拉丁拼音字母,但在詩的體式、格律、用韻、謀篇等方面仍然沿用中國詩歌規律。文字異體,對越南文學產生很大影響,但字體雖然完全變化了,而文學之形式、內涵還是承襲中國。還如婚姻,無論是婚姻觀念或結婚方式,越人都與中國人相類似。結婚的目的是為傳宗接代,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認為某女賢淑,即探問其年齡是否與自己兒子相配。少女之家境是否與己家相稱。如無問題,即經媒妁,將禮物送贈淑女家,彼此交好,而后擇吉日訂婚、結婚,所謂兒女感情全不在考慮之中。妻不生子,常自引為大不孝。正如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以勢必要離婚或再婚。若子孫滿堂,則為至大光榮。這些觀念都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同的。再如社會倫理與宗教信仰,中國的三綱五常,充斥于越南之家庭與社會。越人重視孝道,夫婦相隨,兄弟友愛,朋友信義。如有吉兇慶吊,親友爭相慶賀吊慰。社會上,所謂尊師、敬老、慈幼等現象都與中國沒什么兩樣。足見,華越民族與文化交流之軌跡在文化內涵上之相似。越語是在東南亞地區很早就已確立的一種語言,這說明這里是越南民族的發源地。當遭到外國封建統治者征服和嚴密控制的時候,漢語和漢字也輸入越國,并相互融合,但它們并沒有消滅越語。雖然有不少上層分子學習漢語,各個村社的勞動人民,仍然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來生活。因此,越人保持著祖先的語言—一種表達越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語言。當然,在中國文化長期影響下,人們的生活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起了變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越語也必須相應地發展。越語經過很多世紀的發展,吸取了漢語中大量的要素,越語中有很多漢語借詞,跟它原來的狀態相差越來越大。人們甚至可以在基本詞匯和虛詞中看到漢語借詞。但是,越國人民以獨特的和富有創造性的方法接受了漢語的影響,在用法和讀法方面使這些外來詞語“越化”了,造成了一種“漢越”融合的詞語。漢越詞是在越國人民為擺脫北方封建統治者的枷鎖的斗爭中創造出來的。為了傳播其文化,在越南社會的上層人物中學習漢字的人數有所增加。他們可以參加朝廷舉辦的科舉,考中后,就能夠在北朝內做官。與此同時一部分人被挑選到唐朝在安南的統治機構。在唐朝統治三百多年的時間里,越國人民懂得吸收外國(中國、印度和其他各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和技術,并使之民族化,與越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為十世紀以后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獨特的文化打下基礎。三、漢初趙氏治理越朝的主要社會趙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出身于世族,學問廣博,富機謀才智,是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秦始皇平定南方的領土后,曾設置了三個郡,即南海郡(官府所在地是現在的廣州市)、桂林郡(官府所在地是現在的廣西桂平)和象郡(其中象郡在今越南北圻及中圻北部,官府所在地是現在的廣西崇左)。“三郡的經濟、文化,比中原落后許多,秦在這里建立郡縣后,便有逐步改變其面貌之意,謫戍移民便成了重要的措施。”出現徙民雜處的狀況。趙佗是秦始皇時的南海郡的郡尉,即郡的軍事屬官。在秦朝末年,中原大亂,趙陀乘機占領了甌雒國,并把甌雒國并入南越,劃分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兩個郡。并派遣官吏和軍隊建筑營寨,進行統治。趙佗征服甌雒國的意圖是:把甌雒國的領土并入南越;如果趙陀稱王、稱帝,那不是要把他管轄的區域(包括甌雒在內)脫離中國的領土,而只是壯大其聲勢,以此作為地盤來與中國的其他封建集團爭奪霸權。遂建立了越史籍上稱之為的“趙朝”。《史記》有“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王。”趙佗能力強,在粵越士大夫之輔佐下秉持秦朝之開化政策,極力進行漢化,教民耕種,設立學校,俾使越南不但在物質上減免匱乏之虞,而在精神上使之益為充實。他甚至改善越南之民族習性,使之成為循循向善之一民族。其治理功績見之于中越史籍甚多。如黎崧之《越南通鑒·總論》云:“趙武帝乘秦之亂,奄有嶺表,與漢高祖各帝一方。有愛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力攝乎蠶叢(安陽玉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詩書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教民耕種,國富兵強;詞極謙遜,南北交歡,天下無事,享國百余年。真英雄才略之主也。”另外在黎之《安南志略》第14卷,《漢書》第1卷等都有類似記載。足顯趙佗推行漢化之功,無怪近代仍有越人尊奉趙佗祠位于廟宇中。西漢初期,劉邦還沒有力量征討,就采取了緩兵之計,封趙佗為南粵王,讓他治理當地粵族各部。在呂后當政時,覺得南粵是蠻夷之地,限制與南粵的交易。《漢書》有:“高后自臨用事,則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