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前考古學到代史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情境分析

當談到中國現代考古學與傳統金石學的關系時，李吉說：“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的關系類似于現代美學研究。它是現代自然科學和礦產科學的基礎。”。煉丹采藥,自有它們在學術史上的價值;然而決沒人說它們就是化學或植物學。”這一論斷可以從兩者研究對象的差異上理解,傳統金石學的研究對象是那些傳世的孤立存在的“古物”;近代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則是那些存在著廣泛聯系的遺存。這種廣泛聯系的遺存是由經過科學發掘和科學記錄所獲得的考古情境展現的,其具體表現為遺物與遺物的聯系,遺物與堆積單位的聯系,堆積單位與堆積單位的聯系,遺物與遺跡的聯系,遺跡與遺跡的聯系,遺跡與地層的聯系,遺存與遺址的聯系,遺址與遺址的聯系等等。恰恰因為考古學研究對象存在著這樣的廣泛聯系,使得其出現伊始就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格林·丹尼爾將1859年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思和地質學家普雷斯特維奇在法國考察索姆河畔礫石層中伴生的人工石器和滅絕動物化石事件,稱作“史前考古學的誕生”。因為這一年伊文思在英國皇家學會上宣布,法國索姆河畔和英國德文郡肯特石窟里的人類遺骸、人工制作的石器與早已滅絕的動物骨骼共生是真實的。正因為人類遺骸、人工制品與滅絕動物共生于同一地層的考古情境,使人們相信人類歷史的古老性遠遠不是《圣經》及神職人員所解釋的年代框架所能夠容納的。也恰恰因為近代考古學研究對象存在著這樣的廣泛聯系,為考古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開辟了廣闊的空間。類似人類遺骸、人工制品與滅絕動物共生于同一地層的遺存出土情境,不但可以為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提供科學的依據,還可以為“透物見人,以物論史”的考古闡釋學提供科學的依據和開辟廣闊的空間。考古學研究中的所謂“情境分析”就是觀察考古遺存的出土環境,利用考古遺存間的種種共存關系,發現遺存聯系形式的必然性,從而得出遺存性質與功能的認識,并進而重建歷史。下面請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個案。一、發掘“特殊意義的葬地”1965年,南京博物院對徐州銅山丘灣遺址進行發掘,于商代堆積中清理出一處“特殊意義的葬地”。俞偉超認為是“商代社祀遺跡”,其具體的推定過程大抵如下:1.遺址的布局特點據原報告,丘灣遺址在一近山傍水的臺地上,整個面積發掘前僅存3000平方米左右,原來當是一個很小的居民點。社祀遺跡位于發掘區的偏南處。它是在臺地逐漸下降的坡地上,如果從平地登臨臺頂,迎頭就要碰上此社。從整個遺址的布局加以分析,當時大約是把社設在住地之南、居住建筑物下方的中央部位。對每天都要出入上下的居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便于集中、適宜公共活動的神圣場地。遺址的中心是矗立于地上的四塊天然大石,周圍有人骨架二十具、人頭骨兩個、狗骨架十二具。人架大多俯身屈膝,雙手反縛,性別、年齡可辨者有六男四女,皆青、中年,都是被殺后就地用黃土掩埋的。全部人骨架中,一半左右頭骨破碎,有的在頭骨旁或腕骨旁出石塊一,似表明主要是被砸死的。發掘者根據掩埋深度,把人骨架和狗骨架分為兩層:下層有人架三、人頭骨一、狗架十;上層有人架十七、人頭骨一、狗架二。部分人架和狗架,有的同層疊壓,有的上下層疊壓,而全部人架和狗架的頭向又都對著中心大石(圖一)。2.祭祀方式的確定(1)人、狗被殺是以中心大石為神祗進行祭祀。(2)同樣的祭祀方式至少曾進行二次,很可能有多次,所以這不是偶一實行的臨時活動,而是一種固定的習俗。3.周延甲集議稿是張春官相關記載的記載第一,中心大石當是社神。第二,殺人祭社正是這地區尤為盛行的習俗。主要證據是《周禮·春官·小宗伯》鄭玄注、《呂氏春秋·貴直論》、《淮南子,齊俗訓》、《左傳·僖公十九年》、《左傳·昭公十年》、《左傳·哀公七年》等文獻的相關記載。二、弓形器牛安三山子商周時代有一種器身狹長、兩端有對稱性曲臂的青銅器(圖二),從前被古董商稱為“旗鈴”,考古報告中通常稱之為“弓形器”,在西伯利亞俄文考古文獻則習稱“牛軛模型”。關于弓形器的功能過去主要有五種說法:1.認為是鈴。2.認為和弓有關。3.認為是車馬器。4.認為是裝飾品。5.認為是儀式性物品。林沄認為是系于腰帶正前方的掛韁鉤,其推定過程如下:1.弓形器的發現(1)蒙古烏施金——烏魏爾第14號“鹿石”的上端有仔細刻出的人面,弓形器是掛在腰帶正前方。早先,在不刻人面的“鹿石”上,已經發現過刻有腰帶的例子,而在腰帶上掛著短劍、戰斧、小刀、礪石等物,而且還掛著弓形器(圖三)。(2)里普斯基在米奴辛斯克盆地的一座卡拉蘇克墓葬中發現的青銅弓形器,正是“和銅刀都放置在死者的腰部”。(3)安德里亞諾夫在托姆斯克南郊的大岬第28號墓中發現的弓形器,也正是和青銅短劍、鏡一起壓在死者股骨的近腹一端之上,在弓形器上還殘留有繩子的痕跡。(4)小屯第164號墓中,青銅弓形器也正是壓在俯身葬的死者的骨盆下面,顯然當初是和銅刀、礪石等物一起掛在腰帶上的。(5)大司空村第175號墓(車馬坑)中發現的弓形器,雖位于軾上,但跟銅刀、石觽等腰佩物距離很近,并有若干蚌泡、貝分布在周圍。(6)小屯C區第20號墓(車馬坑)位于車內的弓形器和位于車內的銅刀、礪石等腰佩物自成一組;而位于車外的那件弓形器和位于車外的銅刀和礪石等腰佩物自成一組。2.弓形器臂的大白(2)弓形器常出于車馬坑。(3)弓形器上的八角星紋,只見于馬軛和馬籠頭的泡飾上。(4)弓形器臂端的鏤孔球形響鈴,也見于西周馬車上的鑾。(5)弓形器本來是掛在腰帶正前方的,但因腰帶本身易于腐朽,故今日惟賴“鹿石”刻像的啟示,才真相大白。(6)掛在腰帶正前方的弓形器,分布于蒙古高原南北兩側的廣大地區,東達渤海沿岸,西抵鄂畢河畔。3.青銅弓形器—給出結論并列舉證據:(1)青銅弓形器為系于腰帶正前方的掛韁鉤,是古代的騎馬者和駕車者用來絆馬韁而解放雙手的工具(圖四)。(2)青銅弓形器——掛韁鉤是安陽商文化在公元前13世紀首創之物,是在商文化本身已經掌握馬車和騎馬的背景下創造的。主要證據:一是今人的生活常識以及現代蒙古騎者的馭馬習慣和藏族、彝族地區現存的類似弓形器的金屬掛鉤佩掛大銅泡等飾物的現象。二是考古年代學研究。三、多墓葬、而以灰坑為主的遺址在黃河流域早商以前的遺址中,有一類很少房址、很少墓葬、而以灰坑為主的遺址,比較典型者如河北磁縣磁山、河南陜縣廟底溝、河南鄭州二里崗遺址等。卜工認為這類遺址是祭祀遺址,其具體的推定過程如下:1.發掘區的灰坑(1)遺址的總面積約80000平方米,已發掘2579平方米。共發現灰坑474個,房址2座。灰坑有長方形、橢圓形和圓形三種,長方形灰坑345個。有兩期遺存,均屬磁山文化。第一期有186個灰坑,長方形的157個,其中62個埋有糧食。無其他遺跡。第二期有房址2座,殘存的燒土面和卵石面各一處,灰坑282個,其中長方形的188個,18個坑的底部埋有糧食,2個埋有樹籽。(2)在該遺址345個長方形灰坑中,有80余個埋有糧食或樹籽,現存的糧食堆積厚約0.3~2米,坑中常出有豬、狗的骨架。(3)這類灰坑上部是灰土,內含大量的陶片等,有的與糧食之間隔有一層黃色硬土。當糧食腐爛下沉后,便與黃硬土形成空隙。(4)被明確定為房址的只有F1、2兩座。這兩座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共同特點是都沒有灶坑和經燒烤、鋪墊的硬面。(5)T27、28、25的表土下,發現卵石面l處,系用大小不等的卵石平鋪而成,寬1.1~1.5米,平面呈S形。(6)三個發掘區都有出土石磨盤、石磨棒、陶盂、陶支腳等成組器物的地點(圖五),共45處。均發現在第二期遺存中。距離現在地表的深度雖不相同,但基本在一個平面上。石磨盤大部分是平放的,磨棒豎立,一頭插入土中。陶盂、支腳多分散放置,有的將支腳放入盂內,其他石、陶器均在磨盤附近。這樣的出土點比較集中,多者十幾組,少者三、五組,很少有單組的,最密集的如T110在18平方米內就有十組。2.灰坑與祭祀活動(1)磁山遺址的主要特點集中表現在遺跡的構成上:缺乏居住遺跡,以灰坑為主體結構。與同時期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其他古代遺址有著較大的差別。(2)不論是把活豬還是死豬置于糧食底部,都顯然沒有考慮豬肉腐爛的因素。這種現象不能作為貯藏解釋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坑底堆放的是零亂的豬骨,仍然不能作為貯藏理解,而只能具有某種象征性的意義。(3)灰坑內的黃硬土不是自然形成的堆積,而是放入糧食后有意填入的,甚至經過踩踏或夯打一類的處理。再者,這類坑中多出完整的陶盂,或成組的陶器。盂是當時的主要炊器,并非盛食器,顯然不是無意的遺漏;成組陶器則明顯是有意放入的。這些現象都不是灰坑廢棄后的結果,而是灰坑形成的原因。依據整個遺址遺跡構成的情況和特點,推定磁山遺址數量眾多的灰坑應是祭祀遺跡。(4)不具備灶坑和居住面的磁山的房址顯然不是為居住而建造的。(5)(S形卵石)這種遺跡現象尚不見于一般的村落遺址,相反卻與甘肅永靖秦魏家墓地中用天然礫石排列的石圓圈有共同點,后者被發掘者認為與祭祀活動有關。(6)45處組合物反映的應當也是一種祭祀活動。組合陶器,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結合起來應是一種祭祀語言。3.認識上游—給出結論并列舉證據:(1)可以認為,磁山的灰坑就是甲骨文“陷祭”和文獻中“瘞埋”的前身。至少可以認為已發掘出來的I-Ⅲ區是當時祭地祀年的場所。(2)在距今7000年前,我國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識已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與社會基本經濟——農業相聯系的祭地祈年活動,是這種崇拜意識的核心。主要證據:一是以今人的生活常識觀察。二是與黃河流域商代以前同類及非同類遺址比較。三是以甲骨文、古代文獻記載論證。四、瓶下斜口器的制在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F901號房址中,出土2件似由小口尖底瓶下半部改制而成的帶把斜口器——“陶抄”。此后又陸續在陜西花樓子H6、陜西扶風案板GNZH1、山西河津固鎮H18發現3件。許永杰認為是史前時期的量器,其具體的推定過程如下:1.斗后柄部分(1)陶抄的分布地點均屬渭河盆地或與渭河盆地相接的臨汾盆地;陶抄所屬遺存的文化性質均為仰韶時代晚期的泉護文化或與泉護文化相關。(2)陶抄的形態分前斗后柄兩部分,前斗部寬,用以盛物,斗口斜抹,便于盛撮,其作用同于當代居民使用的簸箕、撮子和抄。(3)陶抄出土于大型遺址——“中心聚落”的重要遺跡中。大地灣遺址F901號房址號稱“史前宮殿”,同出儲藏器陶甕和其他量器、建筑用“平水”等非日常生活用具(圖六);花樓子遺址H6號灰坑出附加堆紋甕;固鎮遺址H18號灰坑為有上下斜坡道的窖穴,同出大量儲藏器陶甕;案板遺址溝南中區H1號灰坑為祭祀坑,同出儲藏器陶甕及豬、牛、狗等動物骨骼、陶塑人像等。2.提出、出好的量器(1)陶抄共出土5件,與其他種類的陶制生活用具相比,數量可謂不多,當非日常生活用具。(2)陶抄與儲藏或儲藏器關系密切。(3)陶抄前斗后柄的形制同于戰國秦漢時期的量器形制。(4)抄、撮是古量器見諸于文獻記載和實物自銘。(5)大地灣F901的2件陶抄和另4件器物構成系列量器,與歷史時期以及現存民族的系列量器情景相合。(6)《孔子家語·五帝德》、《世本八種·雷學淇校輯本·世本上》、《尚書·堯典》等文獻記載量器出現于黃河流域的五帝時代。(7)《漢書·律歷志》記載量器的審度及盛容物與粟黍相聯系,與陶抄所屬的泉護文化的生業及其出土的情景相合。3.“官量”的出現,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1)“官量”——陶抄的基本功用是收納和發放糧食的。大地灣F901是收納發放糧食的場所;固鎮H18、H22兩座窖藏,是收納發放糧食的“庫府”。(2)根據陶抄的出土情景分析,可以認定其是具有“官量”性質的公用量具。陶抄等為量器的認定,把中國最早的量器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3)“官量”——陶抄的出現是復雜社會的映襯物;官量”的出現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要素。全文的主要證據:一是以今人的生活常識。二是國內外民族志。三是古代文獻記載。四是中外可比的考古材料。五、對前一類遺址的分析研究上舉四個考古情境分析個案均為超出層位學、類型學和年代學研究范疇的考古學研究,屬于“透物見人、以物論史”的考古學闡釋研究。但是,考古學研究的情境分析是建筑在層位學、類型學和年代學研究基礎之上的研究,考古情景的時空界定是考古情境分析的前提。上文列舉的關于銅山丘灣商代社祀遺跡的推定是以丘灣遺址的二期分期研究為基礎的;對青銅弓形器功能進行研究的同時對其年代也做了細致的分析;關于磁山祭祀遺址的推定也充分考慮到磁山遺址的兩期劃分;關于陶抄的功能的推定是以年代判定和文化性質認定為基礎的。上舉四個考古情境分析個案雖然作者組織材料和論證邏輯有所不同,但就論證的過程而言,大致可以分解和歸納為再現情境、分析情境并得出初步認識、給出結論并重建歷史幾個部分。考古遺存的情境是多種多樣的,作為考古學研究中的情境分析的對象也是多樣化的。俞偉超的分析對象是以大石為中心的祭祀遺跡,卜工的分析對象是方形灰坑、S形卵石、成組器物地點等多種遺跡現象,并延伸至由其構成和表現的遺址性質,林沄分析對象是青銅弓形器,許永杰的分析對象是陶抄。無論是遺物,還是遺跡,或是遺址和墓地,只要其具有情境的典型性都可以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那么,什么樣的考古情境才可以視為典型的考古情境,才有可能成為情境分析的對象?決定考古情境是否典型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考古遺存的廢棄形式,就聚落而言,有因居民遷徙而主動放棄者,此類遺址居多,不勝枚舉;有因天災人禍而被迫放棄者,此類遺址甚少,可舉內蒙古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和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兩相比照,前者距古代居民的生活情境較遠,復原和重建歷史難度較大,后者距古代居民的生活情境較近,復原和重建歷史難度較小,后一類遺址的考古情景適宜作為情境分析研究。就埋葬地而言,有正常埋葬者,如陜西西安半坡墓地;有非正常埋葬者,如陜西華陰橫陣墓地。兩相比照,前者距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較近,后者距古代居民的宗教生活較近,兩者研究的內容不同復原和重建歷史意義也不同。其次是考古遺存的保存形式,那些考古遺存廢棄后,再未經后人生產活動和生活活動擾動或者自然力破壞者,更多地保存了古代居民的生活情境;那些考古遺存廢棄后,又經后人生產和生活活動頻繁擾動或者自然力嚴重破壞者,則較少地保存了古代居民的生活情境。兩相比照,前者距古代居民的生活情境較近,復原和重建歷史難度較小,后者距古代居民的生活情境較遠,復原和重建歷史難度較大,前一類遺址的考古情境適宜作為情境分析研究。再次是考古遺存的發掘和記錄質量,那些以科學的方法論———考古學層位學和類型學為基礎,嚴格執行《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試行)》獲得的考古遺存的質量可以保證,考古情境真實、可信、可用;那些不嚴謹不科學的發掘所獲得的考古遺存的質量無從保證,考古情境虛假、可疑、不可用,或者說不經嚴格的甄別就簡單地盲從是危險的。在現階段的考古研究中,并不是所有的考古情境都適合作為情境分析的對象,都具有此類研究的意義。研究者在選擇作為研究對象的考古情境時,需要在同類情境中發現和遴選那些主動放棄,未經后世嚴重擾動破壞,經過科學發掘和記錄的典型遺存。被選中的考古情境往往除了具有同類遺存的共性外,其特殊性更為突出,如磁山遺址諸多灰坑中的包含糧食和動物的方形“灰坑”,再如泉護文化中大量陶質用具中的罕見的抄形陶器。分析情境是對再現的情境進行初步的分析,從中發現特殊性,總結規律性,并得出初步認識。發現考古情境的特殊性如丘灣遺址的人、狗被殺是以中心大石為中心進行的,磁山遺址只是方形灰坑中埋藏有糧食和動物,在案板遺址溝南中區H1號灰坑中與陶塑人像共出等。總結考古情境的規律性如青銅弓形器與馬同葬,常出于車馬坑,磁山遺址中的石磨盤、石磨棒、陶盂、陶支腳等器物以成組的形式出現,陶抄出土于大型遺址的重要遺跡中,與儲藏或儲藏器關系密切等。在有些情況下特殊性是與規律性同時表現在同一考古情境中的,磁山類祭祀遺址多灰坑少房址,陶抄分布于渭河盆地或左近地區等,這類現象放在在更廣闊的空間中觀察,屬于特殊性,放在自身的空間中觀察,則具有規律性。講到這里應補充的是,作為分析基礎的考古情境的真實性,除受制于發掘和記錄的科學性之外,還受到考古情境研究的科學性的影響,如丘灣遺址中心四塊矗立的天然大石周圍的人骨架,都是被殺后就地用黃土掩埋的判斷,是做出結論的前提。對考古情境中發現的特殊性和總結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有直接產生和間接產生兩種形式。直接產生的形式主要是今人的生活常識,認識論的基礎是古人與今人在人類認識上的連續性。如青銅弓形器使用方法的認定,陶抄形態與功能的認定等。間接產生的形式較多,在本文所舉的研究個案中主要有古代文獻記載、中外民族志記錄、中外考古材料的比較,在方法論上均屬比較研究。與古代文獻記載比較者,如丘灣遺址商代社祀遺跡的認識基于《周禮·春官·小宗伯》鄭玄注等文獻的相關記載,青銅弓形器功能的認識借助了甲骨文、金文、《詩經·躲》等相關文獻,磁山遺址灰坑功能的認識借助了甲骨文、《爾雅·釋天》等相關文獻,泉護文化陶抄性質與功能的認識也引用了《尚書·堯典》等文獻。與中外民族志記錄比較者,如青銅弓形器功能的認識舉證了現代蒙古騎者的馭馬習慣和藏族、彝族地區現存的類似弓形器的金屬掛鉤佩掛大銅泡等飾物,陶抄性質與功能的認識也舉證了秘魯印加帝國復雜社會情況和云南基諾族、利米人、獨龍族的當代民族志。與中外考古材料的比較者,如林沄列舉的蒙古烏施金—烏魏爾第14號“鹿石”、俄國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蘇克墓葬、托姆斯克南郊的大岬第28號墓等弓形器的發現,卜工將磁山遺址與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河南密縣莪溝北岡遺址、陜縣廟底溝遺址對比研究,許永杰在關于泉護文化陶抄性質與功能的認識中引用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型文化的刻度尺和秤錘、伊朗沙赫里索克塔遺址的糧食儲存情況等。給出結論是對分析情境的深化認識,重建歷史則是情境分析的終極目標。青銅弓形器情境分析重建的歷史是:青銅弓形器——掛韁鉤是安陽商文化在公元前13世紀首創之物,是在商文化本身已經掌握馬車和騎馬的背景下創造的。磁山遺址情境分析重建的歷史是:在距今7000年前,我國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識已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與社會基本經濟——農業相聯系的祭地祈年活動,是這種崇拜意識的核心。陶抄情境分析重建的歷史是:中國最早的量器出現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官量”——陶抄是收納和發放糧食的,是復雜社會的映襯物,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要素。如此,情境分析就達到了“透物見人,以物論史”學科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