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區西漢八卦座圖像研究

母神是中國早期神話體系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在武士國時期形成了他們的信仰。漢代是西王母信仰最興盛的時期,考古資料表明,中國境內許多省份均有西王母圖像資料的發現,而四川更是其中一個發現相當集中的地區。四川地區漢代西王母圖像極具地方特色,類別和形式相當豐富,見于畫像石、畫像磚、搖錢樹、銅鏡、陶器等多種遺物上,其中搖錢樹西王母圖甚至僅見于四川地區。但不論載體如何變化,本地區的西王母圖像多數帶有一個相同的構成要素,那就是出現依附西王母(或東王公1)形象左右兩側的龍虎形象,它們通常側身相背而臥,西王母則看似居于兩者中間的背部之上,故而這組龍虎通常被稱為——“龍虎座”,這個相當固定的圖像要素實際上成為了四川地區西王母圖像的最大特色。一、麻黃的化學特性在涉及四川西王母圖像的考古發掘報告或者簡報中,絕大多數寫作者將居于西王母兩側的龍虎籠統地稱為“龍虎座”,例如:“右側刻西王母端坐龍虎座上,頭戴山字冠”2。“右壁刻西王母坐于龍虎座上……后壁左邊刻聯璧紋,右邊刻西王母與龍虎座”3。僅有少數報告不提“龍虎座”,而作一般性描述,如何志國在《四川綿陽河邊東漢崖墓》中寫道:“上層塑西王母,著冠,穿右衽長袍,坐于方座上,西王母兩側,左塑一青龍,右塑一白虎”4,再如《重慶巫山縣東漢鎏金銅牌飾的發現與研究》中寫道:“人物背后有華蓋,兩側有龍虎形獸各一”5。除此之外,國內大多數此方面的研究論著和圖錄也都使用“龍虎座”的命名,如:“磚面正中瓶形龕內,西王母坐于龍虎座上”6。“上欄的人物是坐在龍虎座上的西王母”7。“漢代石棺畫像中西王母獨特的標志之一就是坐在龍虎座上(少數的實際上是立于龍虎座前)”8。國外的一些學者有關西王母圖像的研究論著中則不太使用龍虎座的名稱,例如簡·詹姆斯(Jean.M.James)在《漢代西王母的圖像志研究》中將龍虎視為西王母的陪伴和守護者,“龍在其左,虎在其右,守護她(西王母)的寶座,龍和虎表現為側面相,面向左右……她(西王母)坐在墊子上,頭上罩著華蓋,龍和虎守護在兩旁”9。國內也有個別學者對“龍虎座”的提法和含義進行了一些反思,如李凇在《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中提出“西王母騎在龍虎座上,毋寧說是一種錯覺……嚴格來說龍與虎并不是座,而是西王母左右的組成部分,即構成完整西王母的有機體”10。西王母與龍虎的固定匹配在四川地區極為廣泛的運用,追溯其淵源,應該和古代巴蜀文明對于龍虎的信仰和崇拜有一定的關聯。在四川地區的先秦文化中,崇虎尚龍早有先例,巴文化以崇虎而著稱,迄今發現的很多巴人青銅器上都刻有虎紋圖案,而三星堆蜀文化中也見有龍虎的造型。在古代文獻中,也可以找到龍虎的蹤跡,“曰蜀之為邦,天文,則井絡輝其上。地理,則岷、鎮其域……顯族,大賢,彭祖育其山。列仙,王喬升其岡。而寶鼎輝光于中流。離龍、仁虎躍乎淵陵”,“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蜀以劉氏瑞應其太守漢興以來鮮有顯者”11。到了戰國時期,巴蜀的社會政治經濟交流和融合帶來文化的融合,而龍虎的固定匹配也很有可能正是這種融合的體現。結合其它考古和文獻資料等進行考查,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有以蚌殼排列而成的龍虎形象,有學者認為這一圖形是象征死者魂魄升天12。商周時期也有龍、虎等獸可以溝通天地的思想。戰國以來,隨著升仙觀念的流行,人們不但認為龍虎可以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而且還可幫助人們升仙。西漢賈誼在《惜誓》中描述升天的情景“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虬于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13,西漢焦延壽在《焦氏易林》中也記載了這樣的卦象“駕龍騎虎,周遍天下,為人所使,西見王母。不憂不殆”14。顯示出龍虎是可以為人所使的交通工具,而四川西王母圖像中主神下方身側大量出現的龍虎,也確有可能是為主神所騎駕,但是根據目前的材料所限,這一猜想始終無法得到確證。二、畫像磚圖1那么,龍虎座是否的確是西王母圖像中的主神的一種底座式樣,或者僅是西王母身側經常固定相伴的一種隨侍,“龍虎座”之名又到底是否準確可用?根據龍虎在西王母身側出現的位置高低,本文將所有“龍虎座”分為三大類。第一類,龍虎位于西王母下部左右兩側,龍虎的腹部與爪等與西王母主體最下部基本處于同一水平位置,西王母居于龍和虎的背部中央之上(圖一)。在四川地區漢代的西王母圖像中,本類數量最多,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并且幾乎在各種材質的圖像中都有發現。其中,按照西王母主體圖像(包括主神和身側的龍虎)的復雜程度又可以再分三小類:A、圖像相對較為簡單,西王母盤腿端坐,主神身前和龍虎背部無附加物。1975年出土于四川彭山江口鄉梅花村的西王母畫像磚15,磚呈豎長方形,縱46厘米,橫38厘米,厚7厘米,畫面分上下兩欄,頂欄正中西王母端坐,頭部戴勝,雙手籠于身前,左側一虎,右側一龍,造型簡練,閉口,頭向上向外(圖二∶1)。此外,西王母頭部兩側還有三足烏、九尾狐頭像,身側又有二侍者。1942年、1954年出土于四川彭山縣江口鄉梅花村的同模畫像磚16,磚呈橫長方形,縱28厘米,橫44.5厘米,厚4厘米,畫面分四格,西王母圖像位于右上格,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肩部生翼,雙手籠于身前,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嘶叫狀,沒有其它隨侍(圖二∶2)。四川新津縣所出兩塊畫像磚17,其一磚呈橫長方形,縱7厘米,橫33厘米,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肩部生翼,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嘶叫狀(圖二∶4)。兩側又有仙人執芝草、玉兔搗藥、九尾狐等隨侍。其一磚呈長方形,縱7厘米,橫40厘米,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嘶叫狀(圖二∶3)。左側有仙人執芝草,一怪獸,和一搗藥者,右側有三足烏和九尾狐。此外,四川新津所出的另外一塊畫像磚18,重慶巫山縣所出的一件鎏金棺飾銅牌19等等,其上的西王母圖像也都屬本類。B、圖像相對復雜,西王母身前、所籠之袖下方、龍虎的身軀上刻畫一方形或近方形的物體,似為布帛,研究者對于此物的理解各不相同,有的認為是一長方形座墊20,有的則認為是21,筆者認為此物與山東西王母圖像中的幾前垂帛有一定的相似,似應為布帛之物,用以遮蔽主神的下部和龍虎的身軀。四川新都新龍鄉所出畫像磚22,磚呈橫長方形,縱28.5厘米,橫49.5厘米,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肩部生翼,雙手籠于身前,身下垂一長方形物,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均張口作嘶叫狀,龍虎的前肢伸展作奔走狀(圖三∶1)。此外,西王母身側還有九尾狐、三足烏隨侍,西王母下方有朝拜者和一只舞蹈的蟾蜍,還有一些盛器。四川仁壽縣所出畫像磚23,磚呈橫長方形,縱11厘米,橫26厘米,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肩部生翼,雙手籠于身前,身下垂一長方形物,左側一虎,右側一龍,張口作嘶叫狀,畫面線條簡潔,無其它隨侍(圖三∶2)。四川彭縣所出畫像磚,磚呈橫長方形,尺寸在縱24～26厘米、橫44～46厘米、厚5～7厘米之間(原報告未作逐一介紹),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雙手籠于身前,似為左衽,身前下方垂一長方形物,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作嘶叫狀,立姿(圖三∶3)。此外,西王母身側還有三足烏、九尾狐隨侍,西王母下方有仙人坐奉,有朝拜者,還有一舞蹈的蟾蜍,整體圖像與前述新龍鄉所出一磚基本相同。20世紀80年代在四川宜賓地區文物調查時發現的南溪石棺24,棺側壁呈橫長方形,縱78厘米,橫227厘米,畫面分兩欄,底欄左側西王母端坐,戴山字形冠,雙手籠于身前,身下垂一倒梯形物,內飾波浪紋,披掛于西王母身側的龍虎背上,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嘶叫狀,各有一前肢舉起,作行走狀(圖三∶4)。右側一人侍立,再右一門半掩,內有一人,再右一人執杖,再右一鳥一鹿,再右四人立。此外,四川梓潼所出畫像磚25,四川新都所出畫像磚,四川成都和德陽所出畫像磚26,四川彭山所出石棺27,四川合江所出石棺28,四川富順石棺畫像29,四川西昌所出畫像磚30等等,其上的西王母圖像也都屬本類。C、此類西王母圖像更為復雜,由超過一種以上的要素構成主神部分的附飾,如龍虎+華蓋、龍虎+樹座/天門座等等。此類中西王母身下與龍虎的身軀上多覆有長方形布帛,也有個別沒有垂覆。1954年出土于四川成都新繁清白鄉一號墓中的一塊畫像磚31,磚呈近方形,縱40.3厘米,橫45.5厘米,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戴冠插笈,雙手籠于身前,身下有一矮榻,肩部左右向上伸出二曲柄,上撐一華蓋,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作嘶叫狀(圖四∶1)。主神四周有云氣繚繞,九尾狐、三足烏、蟾蜍隨侍,玉兔執芝草,仙人侍立,跪拜者等等。20世紀80年代出土于重慶巫山縣的鎏金棺飾銅牌中的一件32,形似橫長方形,縱11.6厘米,橫17.2厘米,西王母居中端坐,似戴勝,肩部生翼,雙手籠于身前,背后有華蓋,殘,身下垂有帶有紋飾之物,殘,應為前述長方形布帛,左側一虎,右側一龍,張口嘶叫狀(圖四∶2)。左側有高山,上立一羽人。1990年2月四川綿陽何家山東漢崖墓所出的一枚銅搖錢樹葉片33,高24.5厘米,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肩部生翼,翼上揚,托舉一璧,雙手籠于身前,身下垂覆一長方形物,上飾花紋,左側一龍,右側一虎,張口嘶叫狀(圖四∶3)。此外,西王母兩翼外側還飾有蓮花。1986年6月四川綿陽河邊鄉東漢崖墓所出一搖錢樹座34,近方形,縱43厘米,橫36厘米,西王母于上方端坐,戴勝,身下垂一長方形物,左側一虎,右側一龍,口微張(圖四∶4)。西王母身下有三足烏、九尾狐,西王母及龍虎位于下方的天門雙闕之上,雙闕中空。1985年彭山縣牧馬鄉文物普查拾得一塊畫像磚35,磚呈豎長方形,縱35.5厘米,橫13厘米,厚7厘米,西王母居中端坐,拓片較為模糊,身前一突出方形物,其下又一凹陷方形,左側一虎,右側一龍,虎張口嘶叫狀,龍閉口垂首,西王母及龍虎坐于一樹狀物之上,樹干頂端平伸出一臺面(圖四∶5)。另外,四川西昌的一枚搖錢樹葉片36,四川廣漢所出一銅搖錢樹葉片37,重慶巫山的一件鎏金棺飾銅牌38,四川郫縣新勝公社發現的石棺側壁39,四川成都西門外發現的一塊畫像磚40,四川三臺新德鄉出土的一件陶燈41,四川西昌高草出土的一件搖錢樹葉片42等等,其上的西王母圖像,也都屬本類。第二類,龍和虎雖然仍位于西王母兩側,但位置較高,大致居于西王母的腰部兩側,于主神底座的最低水平面有一定距離,給人以懸于半空的感覺。此類西王母圖像數量不多,絕大多數為石棺畫像,僅有一例為陶俑。1973年4月四川郫縣新勝公社所出東漢磚墓中的石棺的一個側壁43,石呈橫長方形,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肩部生翼,腰部左右左側一虎、右側一龍,張口嘶叫狀,兩前肢一上一下,作奔騰狀,右側龍背上伸出一桿,呈樹枝狀,上端五岔,撐有三個小華蓋,分別覆于西王母和龍虎頭頂(圖五∶1)。西王母與龍虎下方緊接一高臺,似為山形座,前置一圓形盛器。西王母左側又有蟾蜍、九尾狐、三足烏等隨侍,右側刻一仙山,上有二仙人六博。1980年5月四川宜賓北郊山谷祠附近的東漢石巖墓群中的第一號墓室所出一件陶俑44,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冠,雙手籠于身前,腰部兩側各伸出一獸,應為龍虎,具體較為難辨(圖五∶2)。龍虎下方尚有西王母的一截衣裙。1987年9月四川合江縣機械廠所出一件石棺側壁45,石呈橫長方形,縱60厘米,橫200厘米,畫面右側東王公戴“王冠”46,正面站立,雙手籠于身前,腰部左側伸出一虎,右側伸出一龍,龍首較模糊,虎張口作嘶叫狀(圖五∶3)。畫面左側為聯璧紋。1994年四川合江張家溝二號墓出土的一件石棺側壁47,石呈橫長方形,縱75厘米,橫220厘米,畫面不分欄,左側東王公戴“王冠”,肩部生翼,正面站立,雙手籠于身前,腰部左側伸出一虎,右側伸出一龍,張口作嘶叫狀,西王母與龍虎下方緊接一高臺,似為山形座(圖五∶4)。畫面右側為車臨天門圖像。另外,四川合江另一例石棺側壁48,瀘州一例石棺側壁49,其上的西王母圖像也均屬此類。第三類,龍虎的位置進一步升高,居于主神肩部兩側。本類數量極少,僅有兩例,且均為石棺側壁畫像。1990年12月四川樂山青衣鄉大田村沱溝嘴崖墓所出一例石棺側壁50,石呈豎長方形,縱值缺,橫90厘米,畫面分兩欄,頂欄,東王公居中端坐,頭部裝飾奇特,為細而尖向上的三束,肩部生翼,袖寬大,肩部左側伸出一虎,右側亦伸出一物,較模糊,應為龍,虎張口作嘶叫狀(圖六∶1)。東王公兩側各有一闕。1976年6月四川金堂縣楊柳鄉步云村發現的一例石棺側壁51,石呈橫長方形,縱80厘米,橫208厘米,畫面不分欄,西王母居中端坐,頭部戴勝,身前似置有一巨大的幾案,下方一榻,肩部左側伸出一虎,右側亦伸出一物,較模糊,應為龍,虎張口作嘶叫狀(圖六∶2)。西王母左側刻有鳳鳥、魚,右側刻伏羲女媧執捧兩輪。由對以上資料的分析可見,四川漢代西王母圖像中常見的“龍虎座”本身亦有不同的結構和樣式,其中以本文的第一類最為接近“座”的意義,特別是第一類A種,主神居于龍虎身軀之上,身前并無遮擋,可見其正面的坐姿。第一類B種,西王母的身前以及龍虎身軀上有一長方形布帛覆蓋,從某些清晰的例子來看,很像是覆在龍虎背上的披飾,但西王母的袖子之下的身體無一例外地缺失不見,很難在這樣的結構下想象她是怎樣坐在龍虎背上的。至于說方形帶有紋飾的物體會否是蓋在西王母膝上的蔽膝一類的服飾,根據長方形布帛與龍虎相接的細節來看(比如某些弧度和空隙),似乎更加像直接披掛在龍虎身上,而不是西王母的腿上(圖七)。C種的圖像雖然比前兩者復雜,但也只是對既有的龍虎座的一個疊加,如在龍虎座下又刻有另外的座式,兩種甚至三種座式的相疊加或者融合,同樣見于山東地區漢畫像石西王母圖像中52。至于第二類和第三類中的西王母與龍虎的關系,則很明顯與第一類不同,龍虎已然脫離了底座的范疇,在第二類中它們爪足懸空,上下無依,在第三類中,它們甚至脫胎換骨似的從主神的肩部長出,從構圖的意義來說,已經部分或完全喪失了沒有了為人騎駕的底座含義,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統一使用“龍虎座”之名而不加說明,顯然并不太妥當。當然,這兩類較為特別的西王母圖像在四川地區的發現較少,特別是第三類,僅見有兩例,并不構成對龍虎座主流形象的消解。但是很明顯,后兩類圖像應當與四川地區主流龍虎座圖像有著密切的關聯,或為其變體,或為某種流傳過程中的誤讀。三、私家車圖像的載體分布據筆者統計,四川共有22個縣以上發現過漢代“龍虎座”西王母圖像,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岷江、沱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南端的長江上游。按照地理位置和發現情況,大致可以劃為兩個集中分布區,Ⅰ區集中在岷江、沱江和涪江三水之間的流域,包括岷江中游的彭州市、新津縣、彭山縣,沱江上游的廣漢、新都、金堂、德陽,成都及附近的郫縣,岷江和沱江之間的仁壽縣,以及涪江流域的綿陽市、梓潼縣和三臺縣。Ⅱ區集中在四川盆地南緣長江上游流域地區,包括宜賓市、瀘州市、南溪縣、合江縣以及沱江下游的富順縣。“龍虎座”西王母圖像的不同分類在地區分布上有一定的規律和特點(圖八):A類西王母圖像數量不多,且集中于岷江中游的新津和彭山兩地;B類西王母圖像數量較多,分布也最為廣泛,幾乎遍及岷江、沱江、長江流域,在最北的梓潼和西南的西昌也有發現;C類西王母圖像數量也較多,主要集中在偏北的岷江、沱江和涪江流域;第二類西王母圖像不多,集中于南面的長江上游,僅有一例見于成都附近的郫縣;第三類西王母圖像最少,僅有兩例,位于沱江上游的金堂和岷江下游的樂山。總體而言,分布較為集中的西王母圖像包括分布于Ⅰ區的A類圖像、C類圖像、第三類圖像,和分布于Ⅱ區的第二類圖像,其中A類圖像更為單純地集中于岷江流域,而C類圖像橫跨岷、沱、涪三水。分布最為廣泛的是B類圖像,在Ⅰ、Ⅱ兩區種都有較多發現。“龍虎座”西王母圖像載體材料的不同,在地區分布上也有一定的特點(圖九)。畫像磚數量較多,主要集中在岷江中游、沱江上游等地,北面的梓潼和西南的西昌也有發現。畫像石棺的數量也較多,分為更為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