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永遇樂京口北固亭古詩》中的用典

使用經典也被稱為使用，是古典詩歌中常見的一種修詞方法。它指的是將古代傳說中的文字和有著過去的語言融入到文句和詩歌中，并以委婉的方式表達思想和感情。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指出:“詩寫性情,原不專恃數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則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詩者借彼之意,寫我之情,自然倍覺深厚,此后代詩人不得不用書卷也。”詩詞中用典可以豐富詩歌內容,擴大詩歌意境,使詩句辭約而意豐,含蓄蘊藉。當然,還要“用事不為事所使”(張炎《詞源》),若不恰當地濫用典故,一味逞學炫才,以堆砌典故來掩飾內容的貧瘠,常常會造成詩歌語言的艱澀晦暗,令人生厭。辛棄疾善用典,用典亦成為辛詞的一大藝術特色。對此歷來褒貶不一,褒者如清代的吳衡照認為:“辛稼軒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說》、《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蓮子居詞話》)貶者則認為他“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辛詞的用典?我們認為,應該結合作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看用典是否出自表情達意的需要,是否自然巧妙,不能一概而論,妄加評判。《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是辛棄疾的代表作之一,明代楊慎譽之為“《稼軒詞》第一首”。此詞作于宋寧宗開禧元年(公無1205年),當時,辛棄疾已六十六歲。由于南宋統治者寧宗及宰相韓由月打算北伐,收復被金人占領的失地,起用了一批歷來主戰的老臣,辛棄疾被任命為江寧知府。在賦閑十多年以后又得到皇帝的召見任用,辛棄疾很是興奮,以為驅逐敵寇、報國立功的夙愿即將實現。他赴任后積極投入北伐的準備工作,派人深入金地勘察敵情,訓練士兵,儲備物資;他以軍事家的韜略分析了敵我形勢,認為北伐不可草率行事,應該作好充分準備。但韓胄大權獨攬,急于事功,根本不把辛棄疾放在眼里,只不過把他當作號召的幌子,這又使辛棄疾壯志難酬、悲憤難抑。此詞就是他在江寧任職期間,登上戰略要地北固山時所見所感。詞中借懷古抒了自己報國無門、雄才不展的一腔優憤之情。此詞中五處運用了歷史人物典故。開篇“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引出了第一個歷史人物孫權。少年威猛的孫權繼承父兄遺業,敢于以弱敵強,與劉備、曹操抗衡,赤壁一戰大破曹兵,確保了東吳政權的鞏固。辛棄疾在此慨嘆,現在已經找不到像孫仲謀那樣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來挽狂瀾、振興宋室了,這是對當權者安于現狀、不思雪恥的深切不滿。接著,他又聯想起在京口出生、起兵的南朝劉裕(小名寄奴),詞中概括為“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劉裕曾兩次揮師北伐,先后滅南燕、后秦,收復洛陽、長安,并平定叛亂,滅晉建宋。雖然時代變遷,英雄當年橫戈躍馬、所向披靡的風姿已永遠消逝,但人們還常常指點著他住過的地方,說道他的事跡。這兒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又化用了唐代劉禹錫的詩句:“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悼古傷情,寄寓了作者對抗金北伐、收復中原的熱切希望。由劉裕的此次北伐,作者自然又聯想到了其后不久的又一次北伐:“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好大喜功的宋文帝劉義隆聽信王謨玄的建議,命他率師討伐北魏太武帝拓拔燾。由于沒有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準備,結果大敗而歸,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愿望也成了泡影。這里的“封狼居胥”又是典中套典地用了漢代名將霍去病的典故。霍去病曾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狼居胥山,封祭山神,班師凱旋。宋文帝在戰前曾躊躇滿志地說:“聞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辛棄疾在此借用此典,是從反面總結歷史教訓,暗示當時統治者不要倉促上陣,要作好充分的北伐準備。而當時韓由月就錯誤地認為,北伐是垂手可得的事,可以借此使自己顯聲揚名,因而盲目冒進,最終招致失敗。此典運用,以古鑒今,曲折隱晦地表達了辛棄疾對國事的深深憂慮。接下去:“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慨嘆拓拔燾在擊敗王玄謨軍隊后在瓜步山上建立的行宮,卻被后人誤作太祖廟,用來祭祀,民族恥辱的標志卻被當作佑人民的神靈,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辛棄疾欲以此提醒人們,不要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麻木沉淪下去,不能忘卻國恥,要發憤圖強,收復失地。深摯的愛國情懷昭然可見。詞的最后,作者又引戰國時趙國名將廉頗的故事:曾為趙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廉頗,晚年因不被趙王所用,逃往魏國;后來秦人攻趙,趙王想起了他,欲請他出山,便派人去了解他的情況。廉頗一心想為趙國效力,就在使者面前吃一斗米飯、十斤肉,披掛上馬,表示自己年紀雖老,精神尚健,可以上陣。而使者受人賄賂,卻向趙王謊報:“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屎)矣。”趙王以為其老,終于不用。辛棄疾在此以廉頗自喻,“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表達了自己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愿為振興國家效盡全力的愿望,更含蓄地傳達了拳拳報國心、深深憂國情不被理解的惆悵和郁悶。這首詞典故連典故,典中又套典,當時有人指責是“掉書袋”,辛棄疾自己也欲修改;但數日之后又原樣拿出,這說明所用典故都是表情達意所必需的,無法刪改,而后人對此也多是認可、贊賞的。這是為什么呢?首先,這些典故不是簡單的歷史故事的堆砌,而是為表達思想感情服務的。作者以借古喻今的手法,言難明之志,抒憂憤之情。辛棄疾是懷著一腔愛國熱忱從北方投奔南宋的,雖有雄才武略,卻一直未得重用。由于特定的身份和經歷,他難以直陳胸臆,但他壯志未酬、功業難就的悲慨和對形勢的遠見深思、對國事的深切憂慮,又如鯁在喉,不能不發,所以,用典就成了他明志言情的手段,托志于所用之典,借古人舊事抒胸中郁悶,也就成了辛詞的一大特色。后人評價他“運典雖多,卻一片感慨,故不嫌堆垛”,是非常中肯的。其次,這些典故運用自然、貼切、圓暢,融敘事、寫景、議論為一體,無生硬造作之感。這是一首登臨懷古詞,懷古就是緬懷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就免不了要用典。詞所引人物孫權、劉裕是與登臨之地密切相關的古代名人,元嘉北伐既與劉裕北伐相承,又與南宋北伐相類,“佛貍祠”則是這次失敗的征戰標志。這幾處典故運用緊扣作者所處之地、所見之景、所思之事,圍繞題旨,聯想自然。最后借廉頗的故事作結,將全詞的感情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