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勞工青年藝術院校歌曲解讀看農民工的勞動價值與社會工作的社會工作

一、問題的提出和研究方法2002年5月1日，來自北京郊區的青年熱愛文學藝術團體自發組織了一個業余文學藝術團——工作青年藝術家。他們利用業余時間在一起創作、排練,定期到建筑工地、工廠、打工者聚居區為工友們進行義務演出,在演出的過程中,不斷地有愛好文藝的打工青年加入到他們的行列。2003年3月,在一些學者的幫助下,打工青年藝術團與香港樂施基金會簽訂了長期的資金援助協議,至此,一直困擾打工青年藝術團的資金問題得以解決。2004年9月,打工青年藝術團與京文唱片合作推出首張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CD和磁帶)面向全國發行。該團隊先后與北京許多大學的相關院系、學生社團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數百名大學生擔當該團隊的志愿者。在本論文中,我們嘗試運用歌曲中的歌詞作為分析某一群體行動特征和精神狀態的文本。而歌詞能否作為社會分析的依據可能是存在爭議的。如同小說作為分析文本一樣(董國禮、胡文娟,2001),歌詞的真實性并非等同于社會學的真實性,歌詞本質上是作者創作的產物,歌詞所構建的社會真實是經過作者運用技巧重新表達的結果。但與其他的藝術創作形式一樣,歌詞的創作也同樣來源于現實,是對現實的一種理想表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歌詞的真實又反映著社會真實。因此,能否以及如何利用歌詞,發掘其中內在的信息就成為了一項課題。我們認為,將歌詞置于一定的“意義域”之中,即通過分析歌詞的表達意圖以及表達方式,以投射理解的方式來探究其中所展現的社會結構、關系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本文采用的是闡釋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闡釋人類學的代表人物格爾茲由于受韋伯社會學影響,將文化視為一張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為此,文化研究的目的便“不是尋求規律的經驗科學”,而是“一門尋求意義的闡釋科學”。1973年格爾茲所發表的論文集《文化的闡釋》推動了人類學研究的轉向,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文化文本(cultureaxtext)概念的流行,格氏認為不僅僅那些象征性明顯的儀式、典禮等活動能夠作為文本來進行分析,就連人類的一般行為也可以作為意義的載體來進行解釋。在本研究中,我們所分析的文本不僅僅包括歌詞,也包括歌詞的創作及其演唱行為。我們之所以選擇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以及打工青年藝術團的運作作為闡釋文本,是因為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成員都是打工者,他們自己創作了《天下打工是一家》,且又將這些作品回放到打工群體中演唱,并深受打工群體喜愛和歡迎。這為我們研究農民工的生存生活狀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以此為文本,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地探討農民工服務的新模式。二、文本分析與解釋《天下打工是一家》共收錄了12首歌曲,本文將以這12首歌詞作為分析文本,探討農民工的生存生活狀態及其訴求。1、員工勞動時間藝術只有來源于生活才能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農民工的生存狀態作為一種俗文化為主流的文化所拋棄,它們不關心這些曾被稱之為“盲流”的人的生存狀態。而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專輯則唱出了這些人的艱辛狀態。認識你的時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個小時的活兒以后/大伙兒都管你叫彪哥/你說這是兄弟們對你習慣親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說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每天起早貪黑/你說你感到特別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彪哥》)《彪哥》這首歌寫了一名工友——彪哥的打工生活,每天十三個小時拼命的工作只為了能夠讓自己一家老小能夠安穩的生活。生活的艱辛,負擔的沉重,縱使他感到“特別的累”,但也得繼續拼命地干。也許累了可以買瓶酒,也許想家了可以喝口酒,也許被人看不起了可以喝醉酒,但無論怎樣,“清晨醒來后,仍得繼續拼命地干”。《彪哥》雖然只是寫了一名工友的生存狀態,但卻反映了整個打工群體艱辛的生存狀態。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工人勞動時間在11—12小時是相當普遍的情況。調查顯示,把加班時間計算在內,一天勞動在8.5—10個小時的占13.2%,10.5—12個小時的占56.0%,12.5—14個小時的占23.9%,14.5—16個小時的占6.1%,16個小時以上的占0.9%。調查對象的平均工作時間為12.5個小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來農民工”課題組,1995)。據有關部門統計,2004年我國農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鎮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一項調查顯示,7.5%農民工的月工資在600元以下,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劉維佳,2006)。農民工在城市里從事高強度的工作,將其勞動收入的大部分寄回了家鄉。據李強在北京的個案調查,只有24.7%的農民工沒有往家里匯款,而75.3%的農民工往家里匯了錢。從匯款的比例看,將自己收入的40%以上匯給家鄉的人占農民工總數的50%(李強,2001)。2、“活得沒有尊嚴,專業的生命/我”說:生命中的自由之聲農民工進城務工,或是為了賺錢養家,或是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他們離開家鄉,在城市拼命地干,但社會對他們又是怎樣的呢?他們又是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之中呢?辛辛苦苦干一年/到頭來不給結工錢/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將起來不想見/寒冬臘月要過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歸沒法辦/只有橫下一心——跟他干/兄弟們來把工地占/條件一個結工錢/周二熊嘻皮又笑臉:“好說,好說,到了夜里十二點,準時結工錢!”/到了夜里十二點/騙人的招數露了餡/先是來了三車“安全帽”/想挑起內訌在工友之間/后又來了“110”/他們連哄帶騙帶詐唬/說要把我們全部都收容/這時我感到有點猶豫和矛盾/再被收容該咋辦?/幸虧有——身經百戰的王老漢/他挺身而出把這騙局全揭穿/他帶領大家高聲喊:兄弟們!/團結一心跟他干/條件一個結工錢/團結一心跟他干/條件一個結工錢/霞光萬丈照天邊/周老板乖乖結工錢(《團結一心討工錢》)這首《團結一心討工錢》以故事的形式講述了老板拖欠農民工工資,農民工團結一心討工錢的事件。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在建筑行業普遍存在。近年以來,盡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由于維護農民工權益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據四川有關部門問卷調查,35.15%的農民工認為按月取得工資有點難,18.87%的農民工則認為很難(劉維佳,2006)。在《團結一心討工錢》這一文本中,我們看到,辛苦了一年的工友指望能領到自己的血汗錢回家和全家老小一起過年,可是“面善心黑”的老板卻惡意拖欠工資,還制造騙局嚇唬工友們。在現實中,能夠像王老漢這樣領著工友們“團結一心討工錢”且最終順利討到工錢的事件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則是被哄被騙被詐唬而沒有領到工錢。如果說拖欠工資還僅僅是老板對工人的歧視,只是城市中少數人對農民工的歧視,那么市民的歧視則就是城市大多數人對農民工的歧視。《生命之歌》則是這種社會歧視的寫照和工友們對此的抗爭。(獨白)生命對于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而我卻失去了它。現在,我付出了如此昂貴的代價:生命!我感到悔恨,但是又充滿了抑制不住的悲憤。如果我能為自己申辯,那么我想說:我不想死!生命是多么的寶貴呀!可我聽到這樣的聲音:真沒想到她會為一塊蛋糕跳車,我也聽到了這樣的感嘆“也太不把生命當回事了!”我也是人,人怎么會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丈夫說“我肯定是太害怕了,但又不服氣”。我害怕什么?怕人的侮辱!我不服氣什么?不服做人沒有尊嚴。對于我來說:當車已駛出好幾里以后,我不知道它要駛往何方?生命對于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但是我只想逃離這些人。生命對于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而我卻失去了它。如果我能為自己申辯,那么我要喊:活得沒有尊嚴,毋寧死!(歌詞)生命可以無奈和簡單/但不能沒有尊嚴/大地從未沉默不語/只是沒有聽見她的聲音/千百年來你的呼喊/在我心間從沒改變/正義自由之聲將永遠/永遠流傳在這人世間。(《生命之歌》)《生命之歌》講述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由于“身份歧視”一個外來打工妹最終跳車自殺。對于進城農民工的情緒傾向這一問題,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有學者在對北京農民工群體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農民工都提到了“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視”的問題,而且多數農民工都認為這一點是他們最不滿和最難以忍受的,物質上的和生活上的艱苦倒在其次(李強,1998)。不可否認的是,也正是這些不怕臟不怕苦的工友們去干城市里的臟活累活,城市才能夠有我們看得見的整潔和繁華,他們進城都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夢,他們不比城市的人缺少奮斗精神,他們不求城市里的人能夠主動接納和感激他們,他們只希望能夠在這一片他們創造的天空有尊嚴地生活,為了這種尊嚴,他們寧可以生命為代價。3、從《北風吹的東南角》看農民工子姐學校的辦學可能性農民工離開家鄉,到陌生的城市來打工,沒有親人在身邊,他們的內心狀態是怎樣的,工作之余,他們想念的又是些什么?拍拍身上的疲憊/來喝碗他鄉的酒/想想家鄉的人。(《走南闖北》)想起那一年/我離開故鄉/離開生我養我的村莊/今夜夢里面/我回到故鄉/回到媽媽溫暖的身旁/家鄉的河水現在已上漲/遠方的人兒還要去遠方/門前的桃花現在已盛開/離家的孩子何時能回來/想起那一年/我離開故鄉/離開生我養我的村莊/今夜夢里面/我回到故鄉/回到心愛的姑娘的身旁(《想起那一年》)這兩首是歌手獻給那些遠離家鄉的農民工以及他們的親人,農民工也有感情,他們也是兒子、父親和丈夫;她們也是女兒、母親和妻子,他們也有自己牽掛的人,他們也被牽掛。哎呀!北風吹的我心流淚/打工的日子真叫受罪/家里撇下尕個妹妹/一年里回不去個幾回回(《北風吹的我心流淚》)這首《北風吹的我心流淚》是唱片中唯一一首清唱的歌曲,歌手的老家原本是河南,18歲那年他到青海打工,一“打”便是8年多,這首青海民歌生動地反映了年輕的工友離家進城務工以后對家中戀人的思念,這也正是他在外打工能夠承受任何艱辛的支撐動力。我們遠離自己的家鄉/我們也有自己的夢想/我們同樣渴望知識的海洋和明媚的陽光/我們彼此都來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樣/那紅色的旗幟在心中飄揚/我們在這里成長(《打工子弟之歌》)這首《打工子弟之歌》反映了打工子弟這一特殊群體的內心狀態,他們隨著父母進城,與城市的孩子同一片天,卻處于不同境遇。由于受城鄉兩種戶籍制度的影響,農民工子女大多數被排斥在公辦義務教育的大門之外。以北京為例,大約有10萬左右的隨打工的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他們若要想上公辦學校,需要交高額的贊助費和借讀費,與城市公辦學校相比,農民工子女所就讀的打工子弟學校在辦學條件、課程設置等諸多方面存在明顯不足(韓嘉玲,2003)。但他們沒有對這種不公平的境遇發泄不滿,他們堅信“我們在這里成長”,“那紅色的旗幟在心中飄揚”。4、我們是東南角的領導者/城市工商隊在《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專輯中農民工群體勞動價值觀占了最大的比例。你說你最痛恨那些不勞而獲的家伙/他們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卻總是看不起你/你說究竟是誰養活了誰/他們總是弄不清/他們總是弄不清這個道理(《彪哥》)彪哥與其他所有的工友都一樣對“不勞而獲”卻反而看不起農民工的人非常的不滿,他們的邏輯是“勞動者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嘿!/打工、打工、最光榮嘿!/打工、打工、最光榮/我們是新時代的勞動者/我們是新天地的開拓者/手挽起手來肩并著肩/頂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打工打工最光榮》)我們進城來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誰也不比誰高貴/我們唱自己的歌/……/憑著良心來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誰也別想欺負咱/咱們有咱們的尊嚴(《打工號子》)我們的隊伍多浩蕩/為了生存我們打工進了城/一天忙到晚不怕臟和累/只把這城市當作咱家的那畝田/雖然我們一無所有/我們也要闖闖這世界/即使吃苦與受傷/這都是屬于我們自己的歌(《走南闖北》)與學者們對農民工物化勞動力的研究不同,來自工友群體中的歌手更清楚地體會到農民工的內心;與城市人對農民工鄙夷的評價不同,來自工友群體中的歌手更客觀地評價了農民工勞動的價值——“打工最光榮”、“新時代的勞動者”、“新天地的開拓者”、“憑著良心來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農民工并不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對城市人“仇視”、對城市沒有感情,他們事實上將“這城市當作咱家的那畝田”,他們對于自己所創造的城市也有相當的感情,這里有他們奮斗的痕跡。農民,從斯賓塞、涂爾干開始就一直被認為是一個以“特殊性”為行動原則的群體,不善于與陌生人合作。這種思維的邏輯一直延續到目前的研究,但事實上進城來打工的農民們因為相同的命運,他們彼此合作,“手牽著手”,高唱“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的兄弟們手牽著手/打工的路途不再有煩憂/雨打風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們是一家(《天下打工是一家》)三、“社會歧視”的社區社會工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實施以后,農村勞動生產率得到了迅速地提高。與此同時,富余勞動力的就業便成為了農村的一個重要問題。90年代初,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求替代性的就業提供了機會,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以解決家庭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與西方國家的勞動力遷徙不同,中國的這種勞動力的遷徙是周期性的,即農民是在其生命中的某一個周期進城務工,最終其會返回到農村,而且他們通常是家庭中部分成員如丈夫或妻子或子女外出,而其他的成員則在農村務農、守家。農民工進城務工通常是為了能夠增加家庭的貨幣收入。他們對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標準是還原到農村的農活及收益,而非城市的其它工作及收益。為此,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再差,待遇再低,只要能順利獲得報酬,他們都極少反抗。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是傳統社會工作的三種基本模式,但這三種模式在農民工服務過程中卻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個案工作是專業人員運用相關的知識和技巧為案主個人或家庭提供物質或情感方面的支持與服務;它的目的在于幫助個人和家庭減低壓力、解決問題,達到個人和社會的良好福利狀態。個案改造通常是對極少數的群體和個人所存在的“失調”進行幫助,但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社會歧視(無論是行為上的歧視,如拖欠工資等,還是態度觀念上的歧視)廣泛存在,無論個案工作還是小組工作,都無法針對這一龐大的群體展開實質性的工作,而且由于農民工群體自身的特殊性,使其沒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來配合社會工作者展開個案和小組工作。社區社會工作作為專業社會工作的一種基本方法,它是以社區和社區居民為案主,通過發動和組織社區居民參與集體行動,動員社區資源,爭取外力協助,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或預防社會問題,調節或改善社會關系,減少社會沖突,培養自助、互助及自決的精神,加強社區的凝聚力,培養社區居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和能力,發掘并培養社區的領導人才,以提高社區的社會福利水平,促進社區的進步(王思斌,1999)。社區社會工作可以同時容納較多的個體,且其以一個區域作為工作單位,這對于習慣聚居的打工群體來說是較為適合的,但農民工本身的強流動性,使得社區本身無法成為固定的聚居地。而且農民工在城市中本身就是一個資源的匱乏體,其內部所能調動的資源也是極為有限的。反思傳統的社會工作三種模式,其都主要是以“治療”為基本方式,即當案主存在“失調”的情況下而給予一定的幫助和支持。這種工作形式在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服務中存在著明顯的不足,而打工青年藝術團的行為模式則為農民工的服務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庫利的“鏡中我”理論認為,個體是以他人為“鏡子”,從他人的言論、表情以及對自己的態度中了解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由此來幫助個體認識自己,進而來調整自己的行動。農民工感受到自己在城市里“沒有尊嚴”,這事實上是他們與城市人完成了一個認知的互動,即城市人主觀上給農民工貼上了一個標簽,而農民工也對這個標簽做出了認可。因此,不僅僅是城市人認為農民工素質差,就連農民工自己也認為如此,不能夠挺起胸膛來做人,但做人起碼的尊嚴又使得他們不甘于被人歧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內心極易受挫。而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創作不僅將目光投向被人們所鄙視的農民工群體,而且對他們勞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