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晉孟書本書而作向戌新證

《春秋襄公十年春》記載了十二國之都“會吳”。夏五月甲午,遂滅陽。”《左傳》記載此事:“晉荀偃、土請伐陽,而封宋向戌焉。……甲午,滅之。”(襄公十年)十二國諸侯會于,目的是與吳王壽夢相會。作為晉軍副統帥的荀偃、士,何以要節外生枝,合諸國之力滅亡與中原各國并無關系的小國陽而封宋國的向戌呢?杜預解釋說:“以宋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但無故滅亡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立小國,封賞其他諸侯國大臣建立附庸國,在春秋時期既無此類例證,也與情理不合。所以楊伯峻先生對杜說作了修正:“定八年《傳》‘諸侯唯宋事晉’,而向戌為宋之賢臣,故晉人欲滅陽為其私邑。”顯然,私邑說比附庸說合理得多。但是,這里仍然存在問題。第一,《左傳》定公八年載晉趙鞅之言“諸侯唯宋事晉”,說的是近三十年之后的形勢,與這時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之會有十三國諸侯參加,說明中原諸侯國大多數是從晉的,而不是“唯宋事晉”。所以,“以宋事晉”,不能成為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的充足理由。第二,向戌自魯成公十五年擔任宋國左師以來,在《左傳》中只出現三次:魯成公十五年,宋國發生內亂,平息之后,執政“華元使向戌為左師”;魯襄公八年,向戌作為宋國代表,參加邢丘之會,聽晉人“命朝聘之數”;魯襄公九年,宋國發生火災,執政樂喜(子罕)命向戌率部與其他部門分別救火。這些記載,沒有提到向戌的特別“賢行”,據此也很難得出“向戌為宋之賢臣”的結論,所以所謂“賢行”也不能成為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的理由。杜預關于“向戌有賢行”的說法,主要根據可能是向戌拒絕接受陽,建議晉人把陽賞給宋公。其實,這也不是向戌的“賢行”。向戌拒絕接受陽,主要是因為宋國這時還沒有實行封賞私邑的制度,所以他擔心會因此得到“興諸侯以自封”的罪名。退一步說,拒絕接受陽即使可以看作向戌的“賢行”,但向戌也是表現在晉人滅陽之后,同樣不能成為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的理由。晉人此舉,當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自晉文公繼齊桓公做了中原霸主,天下諸侯國明確分為兩大集團:江淮流域各國從楚,北方諸侯從晉,由此形成春秋中期晉、楚爭霸的基本格局。楚人吞并或征服了附近眾蠻夷小國之后,距其較近的本屬中原諸侯國系統的陳、蔡、許等國也都歸屬其麾下,由此組成南方勢力集團。于是,鄭國和宋國就成為楚人繼續北上首先攻擊的目標。楚人一旦控制鄭國,就可直接觀兵周疆,問鼎王室,并逼近晉國本土,又可與西方新興的強秦加強聯系。晉、秦東西相鄰,大致以黃河為界,因利害攸關,兩國之間時有摩擦。楚、秦聯合,便可造成對晉夾攻之勢,至少也使晉國感到嚴重的后顧之憂。因此,對鄭國的爭奪,一直是晉、楚爭霸的重心所在。因處于兩強之間,為避免滅國絕祀之禍,鄭人經常采取隨風倒的態度,視雙方強弱而游移于兩大集團之間。宋國地處江淮流域和黃河流域之間的平原地帶,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在春秋爭霸時期,宋國以從屬于北方集團為主,且作為北方集團的東南屏障,在爭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宋國一旦降楚,則標志著北方集團解體。這種局面曾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齊桓公去世后,宋襄公試圖繼任霸主,結果在泓水之戰中受到楚人重創,楚人進而伐宋,迫使“宋及楚平”(僖公二十四年)。這時,不僅距楚較近的陳、蔡、許、鄭歸屬于楚,北方的魯、衛、曹、邾等也紛紛投入楚人的懷抱,北方集團徹底瓦解。晉文公崛起,才重新組織起北方集團。第二次是在魯宣公十五年,因晉國霸業中衰,楚人圍宋,晉人未能及時救援,宋人被迫降楚。至魯成公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人盟于蜀”(成公二年)。除晉國外,幾乎所有的中原諸侯國都承認了楚國的霸主地位。也有學者曾這樣總結:“齊桓伯(霸)業始于平宋亂,晉文伯業始于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于彭城之救宋。”這同樣說明宋國在爭霸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宋國又是楚人與齊國保持聯系的必經之路。齊為東方大國,又有齊桓霸業的余威和實力,且與晉相距較遠,所以在晉人做霸主時期,齊國經常與其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一旦晉勢稍弱,齊人便積極經營在東方的霸權。楚人利用這一點,也積極拉攏齊國。每當楚人勢力大舉北上,齊國則也頻繁侵魯伐衛,與南方勢力遙相呼應。楚人要保持與齊國的聯絡,也必然與晉爭奪宋國。正是由于宋國所處的戰略位置和爭霸期間舉足輕重的地位,又在晉國戰略反攻的重要時期,所以晉人要竭力拉攏宋國,而向戌此時正主持宋國外交事務,故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楚人在爭霸中取得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西聯秦、東聯齊策略的成功;對此,晉人是很清楚的。魯成公二年,楚叛臣申公巫臣逃亡晉國,建議晉人去拉攏處于長江下游的吳國,使其牽制楚人。晉人采納這一建議,委托申公巫臣去實施聯吳計劃。吳國地處水網地區,軍事上也以水戰為優勢,但由于地理上位于長江下游,故長期受制于楚,所以也非常愿意與北方集團聯合。申公巫臣即說服吳人在長于水戰的基礎上,也要學會陸地車戰,由長江北岸往西攻擊楚的屬國,與北方集團的戰略反攻遙相呼應。吳人積極配合,連續“伐巢、伐徐”,使楚軍主力“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成公八年)吳國的崛起,既嚴重削弱了南方集團的實力,更作為肘腋之患有力地牽制著楚人北上,成為北方集團的強勁盟友。因此,吳、晉之間的聯系,在南北雙方都受到高度重視。申公巫臣第一次前往吳國,是借道于地處今山東東南部的莒國。申公巫臣使自己的兒子作為使者,往來于吳、晉之間,大概仍然是取道莒國。魯成公九年,也就是吳國成為楚人的勁敵之后,楚人派大軍取道陳國,突然大舉侵伐遠在東方的莒國,連續攻破莒國包括首都在內的三座城池。對這一事件,《左傳》作者沒有解釋其原因。其實,莒、楚相距遙遠,兩國極少有利害關系。對于楚人此舉的惟一合理解釋,只能是為了切斷吳、晉之間的聯系。此后,吳人勢力逐漸控制了淮河下游地區,吳、晉之間的聯系也開始改道于宋國。魯成公十五年“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鄭公子、邾(婁)人會吳于鐘離”。《春秋》記載盟會,一般都書作魯人會某國諸侯或大夫(盟)于某地,這是固定格式。但這一時期中原諸侯與吳人的幾次相會,《春秋》都書作魯人會各國諸侯或大夫會吳(人)于某地,使用兩個會字。對此,《公羊傳》作者認為是體現著“外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其實,恰恰相反,《春秋》這幾條記載體現的不僅不是“外吳”,而且正反映出北方集團對吳人的重視。晉人作為盟主,首先會齊各國諸侯之后,再集體前往距吳國較近的地區與吳人相會。《春秋》使用兩個會字,正是最客觀準確的表述,充分體現出北方集團對吳、晉關系的重視。而北方集團與吳人的幾次相會,大多都在距宋國不遠的地方,可知宋國已成為吳、晉聯系的必經之地。魯成公十八年夏,楚、鄭聯合攻宋,奪取宋國重要都邑彭城,使宋國逃亡叛人魚石等五大夫居之,并派三百乘駐守于此。當時的宋人西吾認為:楚人奪取彭城“以塞夷庚”,是“毒諸侯而懼吳、晉”。杜預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于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宋國受到楚人攻擊而喪失一個重要都邑,楚人幫助親楚勢力在宋地建立一個割據政權,對于以晉為首的北方集團來說,這件事本身已是東南屏障危急的信號。況且彭城作為吳、晉聯系的重要驛站,關系到南北聯系的暢通與否,所以晉人必須幫助宋人收復這一戰略要地。晉助宋收復彭城,既保證了宋國這個東南屏障的安全,更修復了吳、晉聯系通道。與此相聯系,則更容易理解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的原因。陽位于彭城附近不遠的地方,可能長期歸屬于南方集團,對吳、晉聯系的安全無疑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晉滅陽,既可削弱南方勢力,也增強了宋國的力量,更保證吳、晉聯系道路的暢通。關于這一點,清人顧棟高作了很好的說明:“(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滅陽以宋也,非為德宋,欲宋為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為宋有,而為楚地,陽是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噎中之有物。宋有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p529)顯然,保證吳、晉聯系道路的暢通,才是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的直接原因。如果把晉人欲滅陽以封向戌這一事件放到南北爭鋒的具體形勢下,更可看出這一事件是晉人戰略反攻中的重要舉措,對晉悼公復霸具有重要意義。晉自文公創霸,至靈公時由于內部矛盾加劇,霸業開始衰落。魯宣公十二年,楚人在地大敗晉師;兩年后,楚人圍宋九月,晉不能救,宋被迫降楚,北方集團解體。楚莊王死,南方集團北上之勢暫緩;晉厲公時期,南北雙方大致處于勢均力敵的膠著狀態。魯成公十八年,楚、鄭聯軍連續伐宋,奪取戰略要地彭城,這標志著南方集團開始了新一輪戰略攻勢。這時,年輕的晉悼公即位不到半年,剛剛通過整頓穩定了內部政局,通過和緩解了與附近族的關系;晉國出現政通人和的新氣象,為悼公復霸奠定了基礎。當宋人向晉告急時,晉執政韓獻子說:“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成公十八年)很明確,晉人把與楚爭宋看成了恢復霸業的關鍵所在,同時也等于宣布北方集團要由此開始大規模戰略反攻。所以,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南北雙方爭鄭、爭宋。但晉、楚對鄭國“唯強是從”的對策都感到無可奈何。所以,一旦有機會,楚人就攻擊宋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晉人采取了欲滅陽以封向戌的戰略舉措。晉滅陽,稍稍削弱了南方集團的實力;陽歸宋,既保證了吳、晉聯系道路的暢通,也使宋人不生叛晉降楚之心,確保了東南屏障的安全。楚、鄭聯軍多次伐宋,宋國一直堅持從晉,應該說陽事件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