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修養是宋代后期文學的核心論魏了翁通達圓滿的詩學理論

南宋理論家的理論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后來的理論和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魏了翁作為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學家,其詩學理論主要繼承了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張栻的湖湘之學,陸九淵的心學有比較廣泛的吸收,既重理又不輕視辭章。因此,魏了翁的文學觀顯得更加通達圓滿。清人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對魏了翁德思想有這樣的評價:“嘉定而后,私淑朱、張之學著,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庇衷?“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边@些文藝觀集中體現在他對詩之本的認識上。由于魏了翁的思想是以“理”為本,兼容了當時諸學說,這就使他對于詩之本的認識比起朱熹而言范圍擴大了。因此,魏了翁提出以“德”為核心,用“學”來統一“本”的詩學理論。1.注重文學的根本特點,這也是黃云宗的提出本將人格和文格視為同源同體,認為有德者必有辭,是儒家傳統的文學觀念。而這些觀念在宋代經過周敦頤、二程、朱熹等理學家那里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到南宋后期,在魏了翁真德秀等理學家的大力推崇倡導下,程朱理學正式成為封建統治者認可的正統思想。而以治心養氣為人格修養之要的理學思想也就成為人們論文衡藝的正統意識。因此,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是南宋后期文學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魏了翁的詩學思想是在朱熹文學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他認為,人要先立其本,立本而后學文。同時文要載道: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撲,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敢與之爭衡者?！怯每昭远綖橛涊d也。這段話意思很明確,“文以經世”其實就是“文以載道”。離道為文章或離道談政治都是空話,既不是道,當然也不是文,而僅僅是記載而已。魏了翁還認為日月山川、三綱五常、古之圣賢是自然之道,即天道。道是文的根本,文就是道的表現形式,圣人之言是要通過文來傳達的,因此既是道,又是文。只要是貫道的文章就是好文章。2.詩之“本”內涵的擴理學家包括北宋古文家們在論及文與道的關系上,都是強調以道為根本,以文為枝葉。但是他們對道的認識是有差異的。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在文道觀上實際是調和了韓、柳、歐、蘇等古文家和周、程等理學家兩派理論而形成的,只是他們站在理學陣營的立場上,自然會對二程等人就多有維護,而對韓、蘇等理學家而言就不惜口誅筆伐了。至于朱熹同唐宋古文家關于“道”的認識之差異,莫礪鋒先生在《朱熹文學研究》中已經寫的很清楚了,簡單的說就是前者偏重德行修養的層面,后者“只于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所以,如果以性理之學的道統為標準,自然會有差異,這里就不再加以說明。這里要討論的是在南宋的正統理學家當中,對道的認識也有了新的發展,集中體現在魏了翁的詩學思想當中。魏了翁說: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蹦持^不然,辭雖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其義在于辭作為詩文的藝術形式,是由詩人的性、氣、情、道等綜合影響而形成的,失去了這些即“本”,就不能創作出好的文辭。這里顯然把“本”的意義豐富了。我們可以把魏了翁與從朱熹關于“本”的認識做出對比,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對《論語》中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有這樣一段注釋:“……言君子凡用事專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騿?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人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何嘗有孝弟來?！焙苊黠@,朱熹思想當中的“本”實際上是指客觀存在的道,它不是主動為之的,而是本身就是客觀存在而自然流露出來的。文中又反復說“自生”、“自此而生”就證明了這一點,同時這些論調與他“文從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為文,皆道也?！钡挠^點一脈相承?？傊?在朱熹看來,“本”是客觀存在的道。反過來再看看魏了翁對詩之“本”的認識?！稗o雖末伎”,“末伎”一詞還是體現了魏了翁對詩之本的認識與朱熹相通的一面,這一態度也暗含了理學家重道輕文的傳統。但是一個“然”字,是整句話的意思出現了轉折,“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逼淞x在說明雖然道是最終落腳點,但是顯然已經將品性、氣質、情感、道等主觀因素與道一并納入了“本”的范圍。即“本”既包括客觀存在的道,同時也包含了主觀的品行、氣質和情感所體現出來的人格。比起朱熹對“本”的認識,其范圍已經擴大了。此“本”非彼“本”,倒是魏文中的“道”更接近朱熹詩論中的“本”的含義了。對詩之“本”認識的差異,實際上體現了魏了翁思想的包容性。魏了翁一生,學術思想發生過兩次重要的變化,特別是第二次轉變,在對待原典的態度上更加注重自得義理,而不是“依傍門戶”、“流情專注”,這顯然是受到了陸九淵心學的影響。從根本上講,魏了翁的學術思想已經發展為以理為哲學之本,同時突出心學的傾向、且較重經制事功,這是對張栻思想特色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朱、陸之后學術融合發展的表現。也正是因為魏了翁學術思想的巨大變化,才使得其詩學思想有了相應的發展。這也就是對詩之“本”的認識差異的根本原因。那么,文辭作為道的表現形式,既是道的自然流出,和天理,同時又包含了創作者本身的品性、人格、氣質等主觀因素,按照此說,凡是創造出符合這個條件的作品,其作者就是有“本”。這么一來,由于“本”的意義擴大了,因此在魏了翁看來,這樣的有“本”者就不僅僅指理學家了,還包括了一切以氣節、人格、品性自居的文人士大夫。依此標準來衡量,先前被朱熹批評的古文家,在魏了翁這里反而得到了褒揚和贊許。這在他對蘇軾、楊億等以文辭著稱的大文學家的評論中有所體現: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蹦持^不然,辭雖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后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為文章之宗也,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為文也。”了翁以人品厚薄論詩品之高下。這些評價在他的《楊少逸不欺集序》、《跋楊文公真跡》、《跋蘇文定公帖》《黃太史文集序》等文章中有所評論。對楊億,他主要贊揚其“忠清鯁亮”之節,認為這些才是其本。對蘇軾贊美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的高尚人格和自身修養。對黃庭堅的評價,更是關注其人品氣節,并由此為依據稱贊黃的詩文。總之不能單純的從作品的駢儷辭句來評價其人其文。通過前面對魏了翁詩學理論的探討,我們發現他與朱熹的詩學思想上的差別體現在朱熹詩論的第二條上,即有實無本的文辭是不是道的問題。朱熹認為有實無本的文章是害道的,因此朱熹批評屈原、宋玉、司馬遷、班固等人的文辭有實無本,批評蘇軾學術思想不正。而魏了翁認為實是本的體現,有本者才能寫出好的文辭,這表現出魏了翁對詩之本的認識已經明顯帶有心學傾向了。他說:“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謂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這種“心即天理”的心與理有了相同的本體性,由此也形成了他注重人品修養的主張。這種以心為理就比以性為理內涵寬泛了。使得魏了翁而他所指的“本”,實際上是包括客觀存在的道,同時也包含了主觀的品行、氣質和情感所體現出來的人格。范圍擴大了。由于魏了翁對詩之“本”的認識較之前的理學家范圍有所擴大,有些學者就把“有德者必有辭”的概念偷換成“有辭者必有德”,認為魏了翁詩學思想與道學體系自相矛盾。其實,顧易生先生在他所著的《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中已經就這個問題說得十分清楚了,他說:以“本”論文,并不背于道,因為義理之學的目的本來就是在追求在封建倫理規范中人性的完善,然而它避免了以道論文的簡單化、抽象化。通過拈出一個“本”字,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格便得以凸顯出來。朱程性理之學本不足以完全代表有宋一代學術思想,“本”的提出避免了一味談義理的狹隘,更合于有宋一代三百年來以弘揚士大夫完善主體人格為宗旨的學術文化精神。這樣魏了翁的見解實已于蘇軾、黃庭堅等人比較接近。隨著詩之“本”的內涵不斷豐富,包含的范圍不斷擴大,因此,如何才能做到有“本”,從而寫出好的文辭,成了魏了翁急需解決的問題。這就要求詩人應當通過不斷學習來提高自身道德修養和人格品性,以立其本。3.通過“學”“道德觀”“養德論”既然魏了翁把詩之“本”看作客觀存在的性理和主觀人格氣志的統一,那么統一的基礎就是“學”,即以學為本。這一詩學理論鮮明的體現了他的文道觀:“蓋辭根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卷五六,《攻愧樓宣獻公文集序》)“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于志,成于學乎?”(卷五四,《游誠之默齋集序》)“夫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者也。”(卷四九,《浦城夢筆山房記》)“辭雖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卷五四,《楊少逸不欺集序》)將以上詩論的邏輯統一起來就形成了:學(駁、粹)→志(小、大)→氣(薄、厚)→(性才)→辭(邪、正)很明顯,將志的大小,氣的薄厚,辭的邪正,歸于學的駁粹。而在這一邏輯的背后,則是把古文家強調的氣節,心學家關注的氣志,和理學家的注重修身養性用“學”統一起來。魏了翁提出的以學為本,學就是學道養德與心性義理;學之核心為明義理、養氣節。他說:“圣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巳;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隨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為銳惰,窮達為榮悴者哉?”(卷四九,《浦城夢筆山房記》)。又以此評價文章說:“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時以其余發諸文藝,往往一事物之微,一蟲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斂而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卷五四,《番易王養正雙巖集序》)作家只要通過學道養德,明達義理(有學以成之),就能“窮益堅,老益壯”、“以德盛仁熟流于既溢之余”寫出好文章來。這就與朱熹認為,只要不斷格物致知,探明義理并操存涵養,就可以克服氣質之偏,恢復天命之性中的“格物致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