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檔[漫議顧彬]顧彬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歐洲人,德國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把握,是遠不能說全面的,甚至也不能說是很深入的。顧彬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解和評價,有許多讓我們不能認同和接受的地方。這其實很正常。顧彬首先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者。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把握和評說,與我們幾乎沒有什么重大差異。這原因,就在于古代文學已經經典化了。對古代作家的評價已經定型,不存在什么嚴重的爭議。古代文學的各種思潮、現象和發展脈絡,都已十分清晰,沒有那種眾說紛紜、言人人殊之處。既如此,顧彬也就不可能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發出什么令中國人震驚的觀點。古代文學是凝固的、靜態的、已完成的。而現當代文學就不一樣了。如果把現當代文學作為一個整體,那么可以說,它在流變著、發展著,它是動態的、開放的、未完成的。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相互之間就有許多分歧。對同一個作家,同一種現象,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就往往有截然不同的評價。作為歐洲人的顧彬,在理解和評說中國古代文學時,有堅實的、權威的、不容置疑的觀點可借鑒、可依傍。而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界并沒有給歐洲的顧彬提供這樣的觀點。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據自己的文化修養和文學趣味,獨自對中國現當代作家做出評價。這樣一來,他的某些觀點令我們震驚,就十分正常了。作為一個歐洲人,顧彬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時,自有其明顯的局限,因而有些觀點無疑是荒謬的。有些觀點荒謬得可愛;有些觀點荒謬得可笑;也有些觀點,荒謬得有幾分可惡。然而,作為一個歐洲人,顧彬在觀察中國現當代文學時,又時而有一種特有的敏銳和深刻。這種敏銳和深刻,是中國的研究者很難甚至不可能具有的。

顧彬在中國文化界的廣為人知,起因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所謂“炮轟”。顧彬因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激烈否定而招致中國文壇許多人的不滿甚至痛恨,讀有些人對顧彬的“反批評”,切齒之聲可聞。這其實是頗有幾分可笑的。有人為了證明顧彬的批評一錢不值,甚至把“江湖郎中”的帽子戴到顧彬頭上,這就更不應該了。顧彬數十年間以德文、英文和中文三種語言著述,已出版學術著作多種。哲學和神學是顧彬本來的專業,他花費過很長時間學習拉丁文和古希臘文。在學習中文和研究中國文學前,顧彬學習了日文和研究過日本學。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前,顧彬研究過中國古代文學,獲博士學位的論文是《論杜牧的抒情性》。對中國古代詩歌,顧彬有濃厚的興趣和長期的研究,出版過《中國古代詩歌史》。在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后,顧彬熱情地從事著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成德文的工作,已在德國出版過十數種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翻譯作品。其中特別值得稱道的一種,是六卷本的《魯迅選集》。顧彬同時還是一個一直堅持文學創作的“作家”,尤其在詩歌創作上熱情不衰,有多種詩集出版……當代中國,有幾個人有資格說這樣的人是“江湖郎中”呢?所以,顧彬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我們不應完全以“胡說八道”視之。我以為,面對顧彬的“炮轟”,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思考兩個問題:一、顧彬為什么這樣激烈地否定中國當代文學?促使他做出如此判斷的根據是什么?二、顧彬的批評在哪些方面抓住了我們的軟肋、擊中了我們的要害?顧彬的批評究竟能給我們怎樣的啟示?

先說第一個問題,即顧彬為何如此激烈地否定中國當代文學。任何評價都會依據某種尺度,都不能不有某些參照。顧彬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時,當然也有著他的尺度和參照。不過,在辨析這一問題之前,應該先說明:顧彬并未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整體性的否定,實際上,他對最近幾十年的中國詩歌,評價是極高的。他甚至不惜用“世界一流”來贊許歐陽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西川這些當代中國詩人。這就意味著,當顧彬激烈地否定中國當代文學時,最近幾十年的詩歌是不包括在內的。實際上,顧彬激烈否定的,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小說。那么,顧彬據以否定中國當代小說的尺度和參照是什么呢?我以為細辨起來,有四種。

第一種,是歐洲的經典作品,這又以德國的經典作品為中心。作為歐洲的德國人,顧彬對歐洲的經典作品當然是很熟悉的,對德國的經典作品當然更熟悉了。當他研究、評價中國當代小說時,以此為尺度和參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二種,是中國的古代文學。顧彬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前,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并以對杜牧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中國古代文學成為他評價中國當代小說的尺度和參照,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第三種,是中國現代小說,即一九四九以前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小說創作。顧彬對魯迅情有獨鐘。當他以中國現代文學為尺度和參照來評價和否定中國當代小說時,這種尺度和參照實際上常常就具體化為魯迅這一單個作家。

第四種,也是不為人注意卻又最耐人尋味的一種,是以歐陽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西川等人為代表的最近幾十年的中國詩歌。顧彬所推崇的這些詩人,與他所鄙夷的那些小說家,是生活在同一時空的,是在同樣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下進行文學創作的。他們面臨的困境和誘惑是相同的。顧彬對這兩類人一褒一貶。褒揚時以“世界一流”稱許;貶抑時用“垃圾”形容。而當他用“垃圾”來形容那些他所不喜歡的當代中國小說時,那些“世界一流”的當代中國詩歌,無疑是一種尺度和參照。

當然不是說,這四種尺度和參照,是獨立地存在于顧彬的頭腦中,每次都獨立地起作用。它們應該是交融著、糾纏著、混合著,共同構成顧彬理解、接受中國當代小說的文學修養、文學基線和價值標準。以歐洲經典作家為尺度和參照,來否定中國當代小說家,中國當代最狂傲的小說家,大概也只能沉默。在當代中國的小說家中,應該暫時還沒有人敢跟歌德、荷爾德林、托馬斯?曼、里爾克這些人耍脾氣。以中國古代文學為尺度和參照,來否定中國當代小說家,中國當代最自負的小說家,恐怕也只能隱忍。在當代中國小說家中,應該也暫時還沒有人敢與李白、杜甫、蘇東坡、曹雪芹叫板。但以中國現代文學為尺度和參照,來否定中國當代小說,中國當代小說家中,就會有人雖不公然抗議但有強烈腹誹,也會有人毫無顧慮地表示不服氣。即便是魯迅,當代中國小說家不放在眼里者,也并非無人。王朔就公然表示過對魯迅小說的不屑。至于以同時代的詩人為尺度和參照,來否定中國當代小說家,被否定者的心態,就會非常復雜了。

盡管顧彬在評價和否定中國當代小說時,有四種尺度和參照,但卻有一個核心,這就是:語言。語言,這是顧彬的關鍵詞。顧彬激烈地否定中國當代小說。要問他憑什么如此激烈地否定中國當代小說,他列出的第一條理由就是:中國當代小說家”中文不好”!坦率地說,對域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我一向是不太看重的。但當這個叫顧彬的德國人以語言的名義說許多當代中國小說是垃圾時,我不禁對他刮目相看。一個快三十歲才開始學習現代漢語的外國人,一個以漢語為外語的歐洲人,居然敢以“中文不好”為由否定中國當代小說,豈非咄咄怪事?如果顧彬的判斷與我的感覺相背離,如果我并不認為語言不好是中國當代小說普遍存在的問題,我一定會對顧彬的觀點嗤之以鼻。我一定會說:這是一頭豬在說一群豺狼不懂得撕咬;這是一頭牛在說一群獅虎不懂得搏殺;這是一頭驢在說一群猿猴不懂得攀援。但要命的是,顧彬對中國當代小說家的這種指責,與我長期以來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感覺相一致。我曾說,許多當代小說家,采取的是一種“水龍頭”式寫作法,即寫作就像是擰開了水龍頭,語言水一般嘩嘩地流出。而從水龍頭里流出的語言,當然也如水一般寡淡乏味。這樣,顧彬以語言的名義對中國當代小說家的指責,就很自然地引起我的共鳴。在《語言的重要性――本土語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學》一文中,顧彬說:“一個中國作家沒有去探究語言本身的內部價值,他或她只不過隨意取用隨處看到、讀到或聽到的語言。這是日用語言,街頭語言,當然,也是傳媒語言。”作為對中國當代小說家的一種總體狀況的觀察,這無疑是準確的。我以為,顧彬所謂的日用語言、街頭語言、傳媒語言,就是我所謂的“水龍頭語言”。

在以語言的名義否定中國當代小說時,顧彬頻頻提及中國現代作家。現代作家的杰出代表則是魯迅。當顧彬以中國現代作家為尺度和參照來評價和否定中國當代小說時,通常就是以魯迅為尺度和參照來評價和否定中國當代小說。在《我們的聲音在哪里?――找尋“自我”的中國作家》這篇文章中,顧彬說:“自一九一一年封建帝制終結后,中國文學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從一九一九年起,它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語言體系、表達形式及思想內容。就連漢斯―克里斯多福?布赫(HansChristophBuch)和漢斯―馬格努斯?愛森伯格(HansMagnusEnzensberger)這樣知名的德國當代作家也有可能是從中國作家的最杰出代表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那里受到鼓舞和啟發。可現在呢?我曾不止一次地在翻譯和寫作中進行自我欺騙。帶著會得到豐厚回報的錯誤企盼,我用動人的言辭對一些平庸作家的作品進行了譯介。”盡管有些當代中國作家對魯迅或明或暗地有著不屑,認為自己早已“超越”魯迅者也未必無人,但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魯迅幾乎是唯一對外國作家產生了影響的中國新文學作家。魯迅在亞洲地區的影響,這我早已知道。在日本,在韓國,幾代作家中都不乏魯迅的崇拜者和仿效者。至于東南亞國家的華人作家,魯迅更是其中許多人最重要的精神資源。現在顧彬又告訴我們,一些歐洲的知名作家,也可能已經和正在從魯迅那里得到滋養。我以為,這一現象,是值得當代中國作家好好想一想的。中國的新文學肇始以來,作家們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繼地學習外國作家,學東方也學西方,學大國也學小國,但真正以自己的思想、精神、技巧對外國文學進行“反哺”的,首先還是魯迅。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幾乎是唯一能對外國文學進行“反哺”的魯迅,卻又屬第一代向外國文學學習的中國新文學作家,是站在中國新文學原點的人物,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創者。如果用魯迅曾經信奉過的“進化論”來解釋這現象,那這現象實在難以解釋。對這種現象最覺悲哀的,還應該是魯迅本人。魯迅生前是把自己當做“歷史中間物”的。無論在思想上、精神上,無論在文學上、學術上,魯迅都希望自己只是一個過渡,一座橋梁。魯迅熱切希望著后來者能踏著自己的軀體奮然前行,而自己則以被否定、被超越、被淘汰為樂。如果他知道,直至今日,還只有以他為中國新文學的“杰出代表”,直至今日還主要靠他為中國新文學掙得一點聲譽,怎能不悲哀不已呢?我不知道是否已經或將要出現這樣的現象:外國作家學習魯迅,中國作家學習外國作家;而那被中國作家所學習的外國作家,又正是從魯迅那里獲得了滋養的……

顧彬認為,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作家,在語言能力上,遠遠強于中國當代作家。這方面的一個很重要標志是:現代作家往往懂一門或數門外語,是“多語作家”;而當代作家則少有人具有此種能力,他們幾乎都是“單語作家”。在顧彬看來,一個作家是否能以多種語言進行文學閱讀,對他自己的文學創作很重要。僅僅以原文閱讀外國文學,在顧彬看來還不夠。一個以母語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最好還能同時進行外國文學的翻譯。中國現代作家中,許多人就是創作與翻譯一身而二任的。顧彬顯然認為,以原文閱讀外國文學和以母語翻譯外國文學,對提高一個作家的母語表現能力至關重要。在理論上,顧彬的這種觀點既不新奇,也完全能成立。中國當代作家熱衷于從外國作家那里找靈感、尋技巧。但他們只能在翻譯成漢語的外國作品里找尋。如果能以原文閱讀外國文學,如果能親自動手翻譯外國作品,那對外國作家的學習效果,就會大不一樣。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表現功能。而只有真正懂得這種語言,才有可能將這種語言獨特的表現功能,一定程度嫁接到自己的母語上,從而豐富和強化母語的表現能力。這些,本是毋庸置疑的常識。但中國當代作家,似乎并不認可這種常識。他們會左手舉著一把很優秀但不精通任何外語的作家,右手舉著一把很平庸但精通一門甚至幾門外語的作家,來說明不懂得外語照樣可以很優秀,而精通外語也照樣會很平庸。要反駁他們其實也很容易,只須讓他們明白這樣的道理就可以了:那些作為例子的優秀作家,如果懂外語,會更為優秀;那些精通外語的平庸作家,如果不懂外語,會更為平庸。

顧彬值得中國作家認真思考的,還有關于重新學習漢語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顧彬是從德國說到中國的。在《語言的重要性》中,顧彬告訴我們,“二戰”以后,德國作家意識到必須重新學習德文。“因為德國歷經十二年與世界文學的斷裂,其語言在這期間已被政治錯誤使用。”而“中國的語言曾經,絕大部分,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間遭到破壞,就如德語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遭到毀壞。因此中國作家有必要從頭學中文,就像德語作家有必要重新學他們的母語。中國人有比他們的‘德國同行’做得更成功嗎?我不相信”。實際上,漢語被破壞的程度,可能遠遠超過德語被毀壞的程度。漢語被破壞的時間,大大超過德語被毀壞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對漢語的破壞,并沒有完全終結。“文革”時期,是漢語遭破壞最嚴重的時期。在漢語發展史上,“文革語言”絕對是一個飽含毒液的怪胎。幾代中國人其實一開始就是通過這種有毒的語言思考人生、認識世界的。更糟糕的是,“文革”式話語方式,并未在我們的生活中絕跡。在我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文革”式話語方式,還時時可見。顧彬所謂的“日用語言”、“街頭語言”和“傳媒語言”中,“文革”式話語方式就并不罕見。這就意味著,對于中國作家來說,清除和抵制語言中的毒素,是一種日常的抗爭和斗爭。中國當代作家的重新學習中文,顯然比戰后德國作家的重新學習德文,要艱難得多。當顧彬以德國作家為標準來鄙夷中國作家時,他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顧彬說,中國小說家,過去被政治所左右,現在則被市場所擺布。作為一種宏觀的估價,也沒有什么不妥。被政治所左右時的文學姑且不論。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市場對中國當代小說家的宰制,是不爭的事實。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作,相當程度上被市場這“看得見”的手所操控。而相比之下,詩歌創作則真正是遠離市場的。市場讓詩人走開。詩人在文化的邊緣地帶寂寞地勞作著。正因為不可能被市場青睞,詩人們也就干脆背對著市場。這樣,反而能夠專注于語言,專注于藝術價值。他們的詩歌成就如何也可暫不理論。他們背對市場,在邊緣地帶執著地堅守詩歌創作,這種精神無疑是值得敬佩的。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了顧彬為何褒中國當代詩人而貶中國當代小說了。

至于顧彬在評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時的荒謬之處,當然也不少。例如,他這樣評說丁玲:“從其作品內容來看,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我同意有的批評家的看法,她的文字可能有問題,可能她的語言差一些。我也同意有的批評家認為我老從內容來評價她,是個缺憾。但在德國,一個男人評論一個女人,很困難。如果否定一個女作家的話,可能會通不過。我從她的內容出發,在德國就不成問題了。另外,我覺得她提出的問題非常豐富深刻,特別是延安時代的那些作品,我覺得她最好的作品都是在延安一九四二年以前寫的,到現在還沒有人敢研究她對延安的批判,她很厲害。她提出的好多問題到現在很多人可能都不敢講,因為她對理想的社會有懷疑。從思想內容來看,她很豐富,直到現在德國還有很多讀者。《莎菲女士的日記》在德國賣得很好,已經過了三十年了,還要再賣下去,我們的女性讀者都覺得是她們自己的作品,真的是這樣。她寫的《母親》,我學生翻譯,我寫后記,一年之內就賣光了。魯迅的作品在德國文人界也能賣得很好,但丁玲的作品不需要什么文人界,女性都喜歡看。我自己也覺得《母親》寫得很好,非常有意思。但是一九四二年她受到毛澤東的批判以后,走上了另外一條路。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她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比不上她以前的作品,但她客觀地寫了農民,所以今天看她的小說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她寫得客觀。”這一番對丁玲的評說,有準確之處,但更多的是荒謬。說丁玲的語言差,這是準確的。丁玲的語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差,而是非常差。在丁玲的文學作品里,人們很難找到一句很富有文學性的話。《莎菲女士的日記》的語言簡直不及格。而《莎菲女士的日記》這樣的作品之所以在德國“賣得很好”,首先是因為德語很好的顧彬把它翻譯成了很好的德語。顧彬讓丁玲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