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跨國移民對移出去經濟發展的影響跨國移民、人力資本與知識陷阱

一、對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作用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強，國際勞動力市場對所有國家的經濟影響日益強烈。國際移民是勞動力跨國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從1965年至2005年,離開出生地到國外生活的人數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從2.2%上升至2.9%,達到1.9億人。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移民是近幾十年來國際移民的主要方向,而熟練勞動力則一直是移民的主體。比如Docquier和Marfouk關于OECD國家的研究表明,截至2000年,有2千萬熟練勞動力移民生活在OECD成員國,在十年的時間中增長了70%,而非熟練勞動力移民僅增長30%。其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熟練勞動力移民占熟練勞動力移民總量的比重達到30%以上。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熟練勞動力移民有利于接受國,而不利于來源國,比如多數文獻都強調熟練勞動力的外流會損害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人力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中被認為具有關鍵的作用。然而,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的實踐卻顯示,相對于比較封閉的國家而言,熟練勞動力流出較多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也較快,比如東亞、東歐等地區。這一悖論促使人們對熟練勞動力移民的經濟影響進行重新審視,探索熟練勞動力移民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潛在收益。目前,強調得最多的就是熟練勞動力移民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激勵效應,即所謂“新人才流失經濟學”。其主要思想是由于國外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熟練勞動力移民的成功會激勵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新增熟練勞動力的數量會超過流失的數量,從而最終增加整個社會人力資本的存量。一些實證文獻支持移民前景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作用,不過,研究同時也表明,只有在中等收入或增長速度較快的國家或地區,熟練勞動力移民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才具有正的凈效應。不管熟練勞動力移民是否對于人力資本的存量具有正的影響,目前的文獻幾乎都假定基于人力資本的各種技能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從而任何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都會有利于經濟發展,而較少關注人力資本的類型對經濟的不同影響,而事實上,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早就注意到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差異。不過,最近Maria和Stryszowski的一項研究開始關注這一問題,該項研究將熟練勞動力區分為專才和通才,差別在于前者更適合于模仿活動,后者更適合于創新活動。其研究表明,在技術模仿階段,移民的前景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供給,阻礙經濟增長,只有到了技術創新階段,移民的激勵效應才會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不管該文對專才和通才的作用界定是否恰當,其本意可能只是要強調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對經濟的影響存在差異。在本文的分析中,仍將人力資本區分為專才和通才,不過所強調的差別更為古老而深刻,涉及到AdamSmith(1776)的專業分工思想。本文的分析以BenjaminF.Jones最近的一項研究(TheKnowledgeTrap:HumanCapitalandDevelopmentReconsidered)為基礎,該項研究以分工理論為基礎,分析了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受專才培養質量、交易成本及匹配預期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更容易選擇通才教育,這使整個經濟長期鎖定于通才均衡,難以獲得分工的收益,從而陷入“知識陷阱”,并認為這是某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實際收入長期不能趨同的重要原因。相比以往關于移民和人力資本關系的研究,本文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調了人力資本的類型的重要性,從而展示了以往的研究如何低估了移民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及經濟發展的影響;二是由于實際收入存在差距是勞動力移民的基本動因,因此文中分析了熟練勞動力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實際收入存在差距的成因,而這在以往的文獻中大多只是一個假設;三是綜合研究了熟練勞動力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經濟影響,不僅對新近的一些理論所提出的“人才收益”進行了拓展,而且還對傳統文獻所強調的“人才流失”進行了深化。二、勞動市場的均衡設想一個經濟,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等于r,人口固定為L。只有兩個行業U和S,U行業生產時只需要非熟練勞動力,假定勞動力一出生就可進入該行業工作,而S行業生產時只需要熟練勞動力,勞動力必須接受年的正規教育獲得相應的技能才能從事生產活動。勞動力出生時是同質的,可以選擇直接到行業工作,也可以選擇通過人力資本投資進入S行業工作。在S行業的生產中涉及兩項互補性的工作,A和B。兩項工作可以由一個人完成,也可以由兩個人合作完成,不過兩項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存在差異,勞動力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必須就工作技能的種類進行選擇,如果同時投資于兩種工作技能的學習則成為“通才”(generalist),而如果只是學習其中一種工作技能則成為“專才”(specialist)。通才的形成并不需要額外的投入,其與專才的差別主要是工作技能的廣度和深度不同,假定通才在兩項工作上的技能水平都是1,則專才在某一項工作上的技能為m>1,而在另一項工作上的技能則為0。假定行業的生產函數為x1=z,z為單位時間內非熟練勞動力的投入量,S行業的生產函數為x2=zc(H+H)1/α,其中HA和HB分別為在A、B工作上單位時間內的技能投入,α反映了生產時兩項工作技能的替代性,替代彈性為σ=1/(1-α)≤1,即兩項工作技能的投入對于正的產出都是必要的。c為產出的折扣系數,反映了合作生產時的協調費用,c的取值越大,協調費用就越低,此項費用主要產生于工作中雙方的相互協調活動。如果兩項工作由一個人完成,則不存在協調費用,此時c=1,如果是合作生產,則c<1。由于勞動力的類型具有內生的性質,因此選擇通才教育還是專才教育是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面臨的一項重要決策。假定個人效用函數為ut=(x+x)1/ρ,ρ反映了x1和x2兩種商品的替代性,ε=1/(1-ρ)≤1為兩種商品的替代彈性。個人整個一生的效用的現值為U=∫ute-rtdt,其中T為預期壽命,r既為時間偏好率也是收入貼現率,由于時間偏好率與收入貼現率相同,當達到均衡時,單個勞動力在每一時點上的消費及效用都會相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選擇通才教育還是專才教育,取決于預期的收入水平。預期的收入水平不僅受熟練勞動力的類型(專才或通才)影響,而且由于專才無法獨立進行生產活動,還與勞動力市場上專才匹配成功的概率有關。為簡化分析,在此先假定匹配概率無窮大,即勞動力市場不存在任何摩擦,所有匹配都能即時完成,從而沒有人處于失業狀態。這樣,均衡就由不同人力資本類型的收入決定。注意到均衡的基本含義是在給定別人選擇的條件下,沒有人愿意偏離其當前的選擇,在此分別以專才均衡和通才均衡為背景,分析整個社會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均衡的條件。在專才均衡的情況下,專才與專才合作的名義收入是,其中p2是S行業產品的價格。如果有人偏離經濟均衡選擇通才教育,則要么自己獨立工作,要么與現有專才進行合作。如果選擇獨立工作,其單位時間內的產出或收入為。如果選擇與專才(比如A類型)合作,其從合作中得到的收入最多為:,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進而,這意味著與其偏離于均衡成為通才還不如選擇做專才。因此專才均衡的條件是:,即mc≥1。在通才均衡的情況下,通才獨立工作的收入為,如果有人偏離均衡選擇成為專才(比如A類型),由于獨立工作的收入為零,所以只能選擇與現有的通才進行合作,收入水平最多為。因此通才均衡的條件為:wAG=p2x-p2x≤p2x=wG,即mc≤[2/(1+m(1-σ)/σ)]σ/(1-σ)當1<mc<[2/(1+m(1-σ)/σ)]σ/(σ-1)時,專才或通才都可能會成為均衡,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混合均衡出現的前提是勞動力市場的匹配率為無窮大,在市場匹配率有限的條件下,混合均衡會向通才均衡轉化,因為在混合均衡的條件下,雖然專業化合作的收益會大于通才,但如果由于市場存在摩擦導致匹配成功的預期較低,通才最終還是會成為最優選擇。Jones將這種人力資本積累中的反分工現象(或通才均衡)稱為“知識陷阱”,在這種情況下,熟練勞動力實際上并不缺乏知識,只是每種知識的深度有限,不能獲得專業分工的收益,從而制約了整個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知識陷阱”是否出現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專業技能、協調成本和匹配預期。專業技能和協調成本主要影響專才和專才合作的收入,而匹配預期則影響專才和專才合作的可能性。Jones認為“知識陷阱”現象更容易在發展中國家出現。首先,發展中國家專才的工作技能比較低。專才工作技能的高低與現有專才的存量具有密切的聯系,因為在高質量專才的培養過程中,現有專才的指導作用通常十分重要,由于專才在發展中國家一般極其短缺,因此專才的培養質量也就比較低。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協調費用比較高。在Jones的模型中,協調費用是外生的,即直接假定發展中國家具有較高的協調費用,實際上,協調費用與專才的前期存量也具有較大的關系,前期專才數量越少,越容易形成雙邊壟斷,從而降低合約達成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文中假定協調費用具有內生性,而且與專才的存量成反向關系。最后,發展中國家專才匹配成功的預期較低。影響匹配預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現有專才的存量,在一個通才盛行的社會,專才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與通才進行合作,因此,專才的前期存量越少,專才對匹配成功的預期就越低。由于專業技能、協調成本和匹配預期都取決于專才的前期存量,所以專才的前期存量太少是發展中國家出現“知識陷阱”的基本原因“知識陷阱”現象與落后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問題相似,具有Myrdal和Hirschman所提出的累積因果的特征。前期專才存量的不足導致人們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更傾向于選擇通才教育,這又導致專才的存量不能增加甚至減少,從而影響以后的專才積累,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的通才均衡呈現出不斷自我強化的趨勢,最終在“知識陷阱”中愈陷愈深。三、專才移民至發達國家的專才均衡國內外勞動力的實際收入存在差距是國際移民的基本動因,早期的模型大多都是從資源稟賦的角度解釋國內外勞動力實際收入的差異,不過這種模型顯然不能用于分析熟練勞動力向發達國家的流動,因為相比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熟練勞動力通常更加稀缺,從而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應該相對較高才是。近年來,一些研究文獻從資源互補性的角度,解釋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和熟練勞動力收入的悖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熟練勞動力較低的原因在于經濟中缺乏與其相對應的互補性資源(比如機器設備、組織機構、管理知識、國際經驗等)。在Jones的模型中,原因與此有相似之處,缺乏的互補性資源實際上是其他熟練勞動力。熟練勞動力中現有專才的缺乏,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更容易形成通才均衡,這對所有勞動力的實際收入都具有重要影響。不過要分析勞動力實際收入的國際差異,還必須考慮U行業的情況,因為在在該模型中,勞動力既要消費S行業的產品x1,也要消費行業中的產品x2。為簡化分析,本文將U行業中的產品視為計價單位。由于非熟練勞動力是一出生即參加工作,而且勞動力類型具有內生性,因此在均衡情況下,其收入w1和熟練勞動力收入w2的關系為w2=w1erE。不管是通才均衡還是專才均衡,非熟練勞動力的收入都是w1=z,在通才均衡中,熟練勞動力的收入為,而在專才均衡中,熟練勞動力的收入為。將非熟練勞動力的收入和熟練勞動力的收入分別代入w2=w1erE中,即可求出通才均衡和專才均衡條件下S行業中產品的價格,分別是:由于U行業中的產品在本文中被視為計量單位,因此這兩個價格實際上也是不同均衡情況下經濟的價格總水平。由其表達式可知,通才均衡中的價格水平是專才均衡中的mc倍通才在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收入為x,如果移民至發達國家,要么獨立工作,要么與國外的專才合作。獨立工作時的實際收入仍為x,如果與外國的專才合作,其實際收入為,由于,因此通才移民后不會與國外的專才合作。事實上,通才也不會選擇獨立工作,因為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通才在S行業中工作的實際收入都是x,所以與其出國還不如留在國內。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通才雖然不能通過移民在S行業中獲利,但卻可能通過選擇在U行業工作而獲得更高的收入,因為發達國家U行業的實際收入為,而通才在發展中國家S行業中的實際收入為,只要mc>erE,發展中國家的通才移民至發達國家后就能獲得更高的實際收入,因此在熟練勞動力具有流動性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通才不一定會移民,如果移民則將會從事非熟練勞動力的工作,比如出租車司機、超市服務員等。通才均衡中雖然不存在專才,但由于勞動力的類型具有內生的性質,高收入的移民前景可能會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因此在此也要分析發展中國家的專才移民至發達國家后的實際收入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專才無論是與專才還是通才合作,收入都會低于通才,這由通才均衡的條件所決定。專才移民至發達國家后,如果其技能水平仍保持原來的水平,其實際收入同樣低于在國內的通才,所以在通才均衡中,如果專業技能在移民后沒有變化,即使存在移民的前景,也不會有人偏離均衡而選擇專才教育。不過,大量的理論和實證文獻表明,知識的外溢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地理距離對于知識的外溢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假設受地理距離的影響,知識不能跨國溢出,但在國內存在一定程度的溢出。假定發展中國家專才的技能水平為m1,發達國家專才的技能水平為m2,發展中國家的專才移民至發達國家后,其t期的技能水平由決定,即m=m2+(m1-m2)e-βt。其中m2-為t期發展中國家專才與發達國家專才工作技能的差距,0≤β≤1為學習系數。當β=0時,不存在學習效應,移民前后的技能水平相同且不發生變化;當β=1時,學習效應是完全的,移民后的技能水平立即與發達國家的專才相當;當0<β<1之間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專才移民的技能水平m與發達國家專才的技能水平m2差距越來越小。由于發達國家專才的實際收入為,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專才(比如A類型,為與發達國家的A類型區別,以下用A1表示)移民發達國家后,其t期實際收入最高為由于專才移民至發達國家后,在技能水平趕上當地專才之前,每期的實際收入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不能就各期的收入與國內的收入進行簡單的比較,只能比較一生的實際收入的現值,如果專才在國內接受E年的教育后立即移民,則只要,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選擇專才教育并移民至發達國家后,就可以獲得高于在國內做通才的實際收入。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不僅在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上存在差距,而且在非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上也會存在差距,不過這種收入上的差距與“非熟練”無關。由于非熟練勞動力不管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其收入用U行業中的產品衡量都是z,但相對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S行業中的價格較低,所以非熟練勞動力在發達國家能夠獲得相對較高的實際收入。發達國家非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較高,事實上與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因為在本模型中,勞動力的類型是內生的,是人們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結果。當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的收入差距偏離均衡時,就會引起勞動力的供給結構發生變化。比如,當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上升時,人們就會不再是直接參加工作,而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成為熟練勞動力,這會引起非熟練勞動力的供給降低,從而推動非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也隨之上升。由于發達國家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較高,其非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也就會比較高。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更具有通才均衡的特征,社會分工程度較低,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比較低,從而也使得非熟練勞動力的實際收入處于較低的水平。因此,在Jones的模型中,發展中國家非熟練勞動力實際收入相對較低與其自身的技能水平無關,根源在于經濟中熟練勞動力的結構及均衡結果。實際收入上的差距雖然可能會引發非熟練勞動力向發達國家流動,不過考慮到現實中發達國家對移民的管制結構,本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假定非熟練勞動力不能跨國流動。四、移民前景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實際收入的國際差別為發展中國家的熟練勞動力通過移民獲得更高的收入提供了可能,不過并不是所有的熟練勞動力都能成功的移民,因為即使對于熟練勞動力,現實中各國對其跨國流動也都會進行不定程度的管制。在此假定通才和專才移民成功的概率分別為η1和η2,考慮到發達國家專才均衡的經濟特征,設η1<η2。為簡化分析,假定移民是否成功僅在第期決定,此后各期不存在移民的可能性,而且勞動力的偏好具有風險中性的特征。此外,假定熟練勞動力移民后對于接受國的經濟均衡不存在影響,畢竟從現實來看,移民尤其是熟練勞動力在接受國的勞動力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很小,比如在OECD國家,移民的比重還不到2%。由于不同類型的熟練勞動力在國外所能獲得的收入存在差異,而且移民成功的概率也不同,所以移民的前景會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構產生重要影響。以下分四種情況討論移民前景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情形一:m2c2<erT,即移民前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通才不存在激勵,因為移民后的實際收入小于國內的實際收入。,即移民前景對發展中國家的專才具有收入方面的激勵,因為移民后一生的實際收入現值大于國內通才實際收入的現值。由于勞動力的偏好具有風險中性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決策取決于專才和通才期望收入水平的比較。在通才均衡中,如果有人偏離均衡選擇專才教育(比如類型A),則其一生期望收入水平的現值為:由于通才不存在移民激勵,所以其一生期望收入水平的現值為∫TEe-rtxdt。只要滿足條件:移民前景將會激勵勞動力在人力資本投資時選擇專才教育,相反,如果專才和通才期望收入現值的對比為:則移民前景將會激勵勞動力在人力資本投資時選擇通才教育。情形二:m2c2>rrT,即移民前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通才存在收入方面的激勵。,即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的專才也具有收入方面的激勵。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如果有人偏離通才均衡選擇專才(比如類型),其一生的期望效用水平仍為:不過通才的期望效用變為。只要滿足條件:移民前景將會激勵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在人力資本投資時選擇專才教育,相反,如果條件為:移民前景將會激勵通才教育而使發展中國家繼續維持通才均衡。情形三:m2c2>erT,即移民前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通才存在收入方面的激勵。但,即移民前景對發展中國家的專才不具有收入方面的激勵。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只有通才能通過移民獲得較高的收入,所以移民的前景會進一步激勵人們在人力資本投資時選擇通才教育,從而強化發展中國家的通才均衡。情形四:,即移民前景無論對專才還是通才都不存在收入方面的激勵。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無論通才還是專才都不可能通過移民獲得更高的收入,所以移民前景對于勞動力的人力資本選擇沒有影響,經濟繼續維持原來的通才均衡。從以上四種情況的討論可以看出,移民前景的激勵效應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結構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國內外技術差距、學習能力、移民概率、預期壽命等幾個方面的因素。(1)從勞動力的跨國流動中獲益,專才的技能差距大技能水平差距越大,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選擇專才教育的期望收入越低,從而越容易維持原來的通才均衡。這表明,現實中有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從勞動力的跨國流動中獲益,人均收入長期處于較低的水平,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專才的技能差距太大,移民前景不能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從而長期鎖定于通才均衡。圖2以情形二中的條件為例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專才的初始技能對人力資本均衡類型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只有當初始的技術水平超過A點所對應的“門檻”水平時,專才的期望收入才能超過通才,從而移民前景才能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2)前期知識薄弱學習能力越低,移民前景越不能激勵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選擇專才教育。事實上,有關人類學習理論方面的研究表明,學習能力與前期知識的存量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前期知識的積累越豐富,對外部知識的吸收、消化和應用的能力就越強,因此前期知識比較薄弱的國家,由于其學習能力比較低,通常也會陷入“知識陷阱”中不能自拔。圖3同樣以情形二中的條件為例,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專才的學習能力對人力資本均衡類型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對于一個給定的初始技術水平,學習能力越強(即β值越大),專才的期望收入才越有可能超過通才,從而形成專才均衡,其中B點處所對應的β值是形成專才均衡的最低要求。(3)預期壽命的影響預期壽命越長,選擇專才的預期收入就越高,因而越容易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許多人力資本方面的研究文獻表明,預期壽命的延長會激勵人們加大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本文的研究表明,預期壽命不僅會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規模,而且還會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構,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更深遠的意義。某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利用移民的激勵效應走出通才均衡,可能是受收入、醫療等方面原因的影響,具有較低的預期壽命。圖4以情形二中的條件為背景,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預期壽命對人力資本均衡類型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專才的期望收入越來越接近于通才的預期收入,當預期壽命超過C點處所對應的T*時,專才教育就會成為人們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優選擇。(4)專才移民概率的內生特征相對通才而言,專才移民的概率越大,人們就越容易選擇專才教育,而且實際上即使專才和通才的移民概率相同,只要專才移民至國外后的收入足夠大,移民的概率越大,同樣越有可能會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在本文中專才和通才移民的概率假定是外生的,不過,近來有文獻研究表明,移民的概率實際上具有一定的內生特征,一般而言,移民前人力資本的水平越高,移民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在本文中,這一結論意味著過低的專才培養能力可能會通過降低專才移民的概率而導致人們長期選擇通才教育,而過低的專才培養能力恰好又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國家的基本特征。圖5以情形二中的條件為背景,顯示了當專才和通才移民的概率相同時,移民概率的上升對人力資本均衡類型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只要專才移民在發達國家的實際收入滿足特定條件時,即使專業和通才的移民概率相同,移民概率的上升仍然可能會激勵發展中國家形成專才均衡。五、注重就業和勞動力移民的教育環境以上在國際移民的背景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熟練勞動力移民的條件及移民前景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結構的影響。在這一部分中,主要以前面的結論為基礎,分析熟練勞動力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熟練勞動力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移民的類型,專才還是通才;二是移民前景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選擇專才教育還是通才教育;三是時間的長短,短期還是長期。由于前兩個因素對經濟的影響都依賴于時間的長短,而且移民的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的差異正是近年來相關文獻強調的重點(Stark,2008),所以本文在此以時間的長短為順序,分析熟練勞動力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1.移民實際收入下降假設從時點t0開始,發展中國家的熟練勞動力具有移民的可能性,而且移民前景激勵人們在人力資本投資時選擇專才教育。在t0到tE之間的E年中,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只有通才,因此移民前景對經濟的影響要視通才的移民傾向而定,如果通才移民后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即滿足mc>erE,則通才的移民會降低經濟中的熟練勞動力存量,從而導致整個國家的人均實際收入降低,因為作為熟練勞動力,通才的實際收入要高于非熟練勞動力,這一點與傳統文獻所強調的“人才流失”相似。另外,受到移民前景的激勵,整個經濟中愿意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投資于專才)的人數增加,其具體表現形式有初等教育的綴學率降低、高等教育的入學率提高及自我職業培訓增加等,這正是許多文獻所強調的移民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激勵效應,不過,由于在教育人員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短期中也會導致人均實際收入下降。如果通才移民后的實際收入低于國內,即mc≤erE,則移民前景不會形成傳統的“人才流失”,但由于在教育人口比重增加,因此短期中人均實際收入仍會下降。如果移民前景激勵人們選擇通才教育,則意味著mc>erE,現有通才的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與前述相同,不僅會通過減少熟練勞動力存量直接降低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而且會通過提高在教育人口的數量而導致人均收入下降。2.社會專才的移民與勞動力的就業如果移民前景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則在時點tE后,新產生的熟練勞動力都是專才。專才移民對經濟的首要影響與前述的通才移民類似,會降低經濟中熟練勞動力的存量,從而對人均實際收入形成負面影響。不過,在本模型中,專才移民中期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遠遠高于傳統文獻所強調的“人才流失”效應。第一,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能力有限,專才的工作技能水平較低,即所謂“專才不專”,未能成功移民的專才不管是與通才合作,還是與其他專才合作,其收入都會小于通才的收入,因此會導致整個國家人均收入進一步降低。第二,在通才均衡中,由于勞動力都是獨立工作,所以勞動力市場上的摩擦對于整個經濟中的就業幾乎沒有影響,當專才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由于勞動力的異質性增加,而且出現了匹配的需要,就業狀況對經濟摩擦的敏感性增強,微小的匹配成本就會使經濟中出現較大的失業。有關研究表明,近幾十年來,熟練勞動力失業在發展中國家非常嚴重而且普遍。比如Mathew的研究顯示,在1983年,印度男女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分別為11.3%和25.69%,而只有初級教育背景的男女勞動力的失業率分別為6.73%和8.43%,未受教育的男女勞動力的失業率則僅為3.52%和1.52%。Boudarbat研究進一步證實了熟練勞動力的高失業,他發現2000年摩洛哥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只有6年初級教育背景勞動力的4倍。Fan和Stark在其最近的一項研究中,以移民的激勵效應為基礎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熟練勞動力失業的成因,認為在“粘性”工資的條件下,移民前景對熟練勞動力供給的激勵是熟練勞動力失業率較高的重要原因。本文的分析表明,這種熟練勞動力失業增加的現象也可能由熟練勞動力的結構發生變化而產生,而移民前景則是導致熟練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的一個誘因。第三,通才和專才接受教育的年限相同,但在通才均衡的背景下,專才不論是與通才合作,還是專才合作,實際收入都低于通才,甚至專才的收入還有可能低于本國的非熟練勞動力,出現專才在非熟練勞動力行業就業的現象,即所謂“腦體倒掛”,從專才的角度看,這意味著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低于其成本,產生了“教育過度”的問題。第四,由于專才培養質量與現有專才的存量成正向關系,因此專才的移民還會通過損害潛在專才的培養質量而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如果移民前景激勵人們選擇通才教育,則在tF時點后,新產生的勞動力還是通才,不過此時通才的存量要大于tF時點之前的存量,所以整個社會的人均收入會相應得以提高。3.專才教育對均實的影響前面的分析表明,如果移民的前景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不管是短期中的通才移民還是中期的專才移民,顯然都會降低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的存量,造成傳統文獻長期以來所強調的“人才流失”。而且在中期,由于移民前景改變了整個國家的人力資本結構,造成的損害還會遠遠超過傳統的“人才流失”效應。不過從長期來看,隨著整個社會專才存量的不斷增加,熟練勞動力移民最終會對發展中國家形成有利的影響。專才存量的不斷增加,首先會不斷提高專才的工作技能,因為專才培養的質量與前期專才的存量密切相關,現有專才數量的積累會使潛在的專才得到更好的指導,從而使專才的培養質量得以提高。另外,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現有專才存量的增加長期中也會降低勞動力市場的摩擦,從而提高專才與專才匹配成功的概率。專才工作技能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市場匹配效率的提高,不僅會逐漸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降低熟練勞動力的失業率及消除教育過度的問題,而且會強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選擇專才教育的動機,最終使經濟形成專才均衡,并在人均實際收入上趕上發達國家。如果移民前景激勵人們選擇通才教育,則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長期影響與中期相似,會使經濟中熟練勞動力的存量有所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個國家人均實際收入水平,但不幸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將長期鎖定于通才均衡,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上將始終與發達國家保持一定差距,即使長期也不能實現趨同。圖6和圖7分別展示了移民前景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和通才教育對于發展中國家人均實際收入的影響。當移民激勵人們選擇專才教育時,在t0時點上,通才的移民會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實際收入出現一個垂直降低,此后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穩定水平上,當到達時點tE時,專才的出現又會使人均實際收入繼續下降,直到時點時,這種收入的惡化才會由于專才存量的積累效應得以停止,此后隨著專才存量的繼續增加及由此而來的整個社會分工程度的不斷深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