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部隊模塊化改制研究

部隊轉變后的旅游能力分析現在，美國陸軍正在改革軍隊個性化體制。模塊化編制是相對于當前部隊所采用的固定編制體制而言,是一種標準化的以旅為基礎的“積木組合式”編制形式,最初是為了裝備未來戰斗系統的“未來部隊”而設計的。然而,伊拉克戰爭的發生促使美國陸軍下決心在當前部隊中立即開始推行模塊化改制。模塊化部隊的主要特點是:將戰術作戰單位由師改為旅,部隊規模變小,更便于戰略機動;編制靈活,更易于組建聯合特遣部隊;偵察、火力等支援部隊下放,增強自我保障能力和獨立作戰能力。但是模塊化是以數字化為基礎的。如果沒有以數字化為基礎的互聯互通能力,散落在戰場上的一個個“模塊”就不可能形成一體化整體作戰能力。模塊化改制后,旅將取代目前的師成為基本戰術單位。旅分為兩類:地面戰斗部隊轉型為機動旅,即旅戰斗隊(BCT),其他作戰與作戰支援部隊轉型為支援旅。旅戰斗隊按兵力結構又分為3種類型:輕型部隊稱為“步兵旅戰斗隊”,計劃編制人數為3300～3400人,主要由輕型步兵、空降步兵和空中突擊步兵組成;機械化部隊稱為“重型旅戰斗隊”,由裝甲兵和機械化步兵組成,主要裝備“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布雷德利”步兵戰車和裝甲偵察車及部分M113履帶裝甲車,計劃編制人數為3700～3800人;中型旅稱為“‘斯特瑞克’旅戰斗隊”,主要裝備由10種車型組成的“斯特瑞克”系列輪式裝甲車以及“悍馬”和中型戰術卡車等,計劃編制人數為4000～4100人。支援旅又分為多功能支援旅和特種功能支援旅,多功能支援旅按功能分為火力旅、航空旅、戰地偵察旅、機動作戰加強旅和保障旅5種類型。特種功能支援旅包括以下功能支援旅:防空炮兵、工程兵、軍事警察、防化兵、軍事情報兵、通信兵、爆炸物處理兵、軍需兵、醫務兵、后勤支援部隊和民事及心理戰部隊等。由于旅一級部隊將編制更多的支援單位,所以可以不依賴于傳統的師一級部隊獨立進行部署和作戰。美國陸軍共計劃組建225個支援旅。模塊化改制后師已不再是固定的戰術作戰單位,師司令部也被改編為模塊化司令部,履行戰術司令部或較低級別戰役司令部職責,最多可指揮6個旅戰斗隊。具體指揮多少個旅戰斗隊,配屬多少個模塊化支援旅以及旅屬模塊化營如何編配,都將根據作戰需要進行“隨意”組合。因此,模塊化改制后再對美國陸軍現役師的作戰能力進行分析就很困難,或者說就不該再以模塊化師為單位來分析作戰能力。根據計劃,美國陸軍共計劃組建76個模塊化旅戰斗隊,其中,48個為現役旅戰斗隊(在2009年4月6日公開的2010財年國防預算中決定組建45個現役旅戰斗隊,比原計劃少3個),28個為國民警衛隊旅戰斗隊。在現役陸軍旅戰斗隊中,將組建23個步兵旅戰斗隊、19個重型旅戰斗隊和6個“斯特瑞克”旅戰斗隊。陸軍國民警衛隊旅戰斗隊中,將組建21個步兵旅戰斗隊、6個重型旅戰斗隊和1個“斯特瑞克”旅戰斗隊。隨著美國陸軍轉型計劃的實施和模塊化改革的加速,美國陸軍現役部隊目前已基本完成了模塊化改制,所以第4機步師以外的其他陸軍現役師也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非數字化部隊,只是其數字化改革晚于第4機步師、數字化程度低于第4機步師而已。數字步兵旅的編制與作戰力量的增強1991年海灣戰爭中“100小時打掃戰場”的尷尬和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78天坐冷板凳”的難堪,使美國陸軍深刻認識到,其按冷戰需要建造起來的陸軍重型部隊太重、輕型部隊太輕,難以滿足21世紀地面作戰的需要。“斯特瑞克”中型旅(模塊化改革開始后稱為“斯特瑞克”旅戰斗隊,通常簡稱為“斯特瑞克”旅)的建設正是美國陸軍解決這一問題并為未來部隊建設積累經驗的大膽嘗試。從第1個“斯特瑞克”旅在2003年建成并投入到伊拉克戰場接受實戰檢驗至今,美國陸軍已經建成了6個“斯特瑞克”旅。新建成的裝備了所有10種型號“斯特瑞克”裝甲車的第6個“斯特瑞克”旅已于2009年初部署到伊拉克。通用動力公司目前正在為第7個、也是最后1個“斯特瑞克”旅生產各種型號“斯特瑞克”裝甲車。組建“斯特瑞克”旅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使陸軍擁有能在全球范圍快速實施戰略機動并能連續72小時獨立作戰的中型部隊,以彌補現有輕、重型部隊作戰能力的不足;二是作為試驗部隊,為以FCS為核心裝備的未來部隊的建設積累經驗。“斯特瑞克”旅從一開始就是按照網絡中心戰理念設計的,表明它比數字化師的起點更高。第4機步師的數字化建設是在原有作戰理念及訓練與編制原則上增加了網絡和指揮控制系統,而“斯特瑞克”旅則是通過改變這些理念和原則來更好地發揮數字化系統的作用。在作戰使用上,“斯特瑞克”旅充分利用先進的C4ISR技術,可在更為廣闊分散的作戰地域內同時展開進攻、防御作戰以及維持穩定和支援行動。地面部隊的作戰方法也隨之發生變化。“斯特瑞克”旅強調“先敵發現、先敵理解、先敵行動、決戰決勝”。將傳統的“進行接觸、摸清情況、調動預備隊”的進攻行動實施方法改變為“用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ISR)對敵實施偵察、在非接觸條件下摸清情況、將作戰部隊調動到有利位置,在有利時機進行交戰”。為此,地面作戰行動也從“命令驅動”(command-push)式轉變為“偵察牽引”(reconnaissance-pull)式。“斯特瑞克”旅的作戰條令鼓勵部隊指揮官充分利用新技術,更為靈活有效地作戰。在編制體制上,“斯特瑞克”旅改革后的編制結構更加有利于發揮新型數字式系統的作用。“斯特瑞克”旅共編有約4000人,設有1個偵察營、3個步兵營、1個野戰炮兵營、1個旅支援營、1個反坦克連、1個工兵連、1個軍事情報連以及1個通信連,而且戰斗車輛全部實現輪式化,是戰略部署能力、殺傷力、機動力和生存力之間達到高度平衡的諸兵種聯合戰斗隊。“斯特瑞克”旅與非數字化的輕型步兵旅的編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偵察能力大大加強。“斯特瑞克”旅的偵察排數量是輕型步兵旅的4倍。其旅屬偵察營最多可以對9條路線和18個地域連續不斷地實施全天候、精確和及時的偵察。在裝備信息化方面,“斯特瑞克”旅的作戰分隊普遍裝備與數字化重型師同等水平的偵察、通信和指揮系統,有75%以上的車輛配備網絡化作戰指揮系統,并且在旅和營級指揮與控制中心使用了寬帶衛星通信系統。對于網絡化“斯特瑞克”旅的作戰能力,蘭德公司研究報告的結論是,“斯特瑞克”旅與非數字化的輕型步兵旅相比,行動敏捷性和作戰能力大大增強。信息化裝備的改進、編制體制的調整以及通信與指揮網絡的合理配置使“斯特瑞克”在演習行動中的作戰效能比非數字化旅提高了一個數量級。在態勢感知的質量、指揮速度及部隊生存力方面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從伊拉克戰場上反饋回來的信息也證明,“斯特瑞克”旅在這種更為復雜的非對稱威脅環境中也有良好表現。有報告稱,在伊拉克的“斯特瑞克”旅(第2步兵師第3旅)的月平均傷亡率僅是101空降師屬部隊的1/6,每個士兵的傷亡風險是101空降師士兵的1/2。從對抗演習和實戰使用可以看出,“斯特瑞克”旅偵察與情報能力的大幅增強確保了“先敵發現”,暢通的網絡和廣泛共享的“通用作戰圖”為“先敵理解”態勢和靈活指揮創造了條件,因而也保證了“先敵行動”和“決戰決勝”。“斯特瑞克”旅的經驗表明,陸軍信息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不僅僅意味著要發展信息化裝備,也意味著部隊編制體制的改革、通信與指揮網絡的優化整合以及部隊訓練等非裝備因素,對信息化部隊的綜合作戰效能也都有著巨大的影響。例如,美軍聯合戰備訓練中心的監察員估計,如果士兵在諸兵種合成作戰和ABCS系統的所有方面都訓練有素,則“斯特瑞克”旅的藍軍與紅軍傷亡之比可以從現在的1:1改寫為1:2。也就是說,隨著人的素質的提高,“斯特瑞克”旅的生存能力還將成倍提高。隨著新一代信息化裝備的逐步列裝和部隊信息化作戰經驗的積累,“斯特瑞克”旅的綜合作戰效能還會有很大的提升潛力。戰術互聯網由“貼花”向“托板式”封裝系統的轉變—以第4機步師為例談美陸軍數字化建設經驗教訓作為美軍第一支數字化師,第4機步師在建設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借鑒的教訓,本文對這些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總結,以便為我軍的發展提供參考。經驗★技術基礎和儲備是實現數字化的先決條件雖然美國陸軍對數字化部隊的軍事需求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但建設數字化部隊所需的技術基礎和技術儲備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就得到了迅速發展。雄厚的技術儲備是美國陸軍進行數字化部隊建設的重要前提。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陸軍在地面戰斗車輛的研制中出現了所謂的“車輛電子學”技術概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戰場管理系統”的概念。如果說“車輛電子學”只是美國陸軍數字化建設的一個技術前提,那么大量應用于商業領域的“互聯網”技術則是陸軍數字化的一個技術基礎。正如美國陸軍數字化總計劃指出的,數字化是關于互操作性(互聯通性)的問題,陸軍數字化為實現這種互操作性要求,借用了大量、商業上成熟應用的“互聯網”技術。1997年,為配合“21世紀特遣部隊高級戰斗試驗”的需要,時任陸軍參謀長的丹尼斯·賴默上將在一項名為《作戰快速采辦計劃》的文件中,批準了11項與“21世紀部隊”數字化建設密切相關、急需發展的關鍵技術,它們是:戰術互聯網(數字通信系統的骨干);“貼花”(即給車輛加裝可在戰術互聯網上進行通信的部件);“打擊者”監視、目標獲取和火力支援系統;迫擊炮火控系統;火炮瞄準定位系統;無線電頻率技術;輕型激光指示器/測距儀;戰斗合成訓練評估靶場;陸軍空降指揮與控制系統;“復仇者”/“后衛”防空系統的“回轉-跟蹤”(slew-to-cue)技術;“托板式”裝載系統的增強與提高。上述11項技術中“戰術互聯網”是陸軍數字化的核心技術。★數字化建設為轉型和信息化建設提供了試點美國陸軍從1992年開始采用邊摸索、邊試驗、邊前進的方法來探尋數字化部隊的發展之路,終于在2000年底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支數字化部隊。數字化建設歷程為美國陸軍后來的轉型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將數字化部隊建設看作是美國陸軍轉型和信息化建設的引路明燈。數字化是實現軍隊信息化的重要技術手段,數字化部隊建設是美軍信息化建設的必要途徑。數字化部隊雖然是一支建制部隊,但無論從編制體制設置、武器裝備配備、裝備采購管理等諸方面,它更是陸軍信息化建設的一個試驗場,或者說,數字化部隊建設是信息化建設的階段性試點工作。數字化部隊建設為陸軍信息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在數字化部隊建設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系統,都要面向更為廣闊的應用范圍,甚至一些成熟項目未必首先裝備數字化部隊,而是用于一些一線部隊或轉型部隊。★組建戰斗實驗室和“試驗部隊”是數字化建設的有效手段作戰實驗是軍隊數字化建設的重要途徑。通過作戰實驗模擬未來數字化戰場部隊與裝備作戰運作過程,可構建軍事理論與實兵演練之間、概念模型與技術實現之間的橋梁。美國陸軍自進行數字化部隊建設以來,先后共組建了八個戰斗實驗室,分別是:作戰指揮、徙步戰斗空間、搭乘機動戰斗空間、空中機動、縱深與同時攻擊、戰勤支援、機動支援、空間與導彈防御和一個數字化綜合實驗室。這些戰斗實驗室隸屬于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起著軍方與工業界之間的橋梁作用,它們通過對新技術的考察,提出很多富有創新的作戰概念。美國陸軍還制訂了陸軍實驗戰役計劃(AECP),專門用于規劃與戰場數字化有關的各種實驗。其中,先期作戰實驗(AWE)是美國陸軍戰場數字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舉措,美國陸軍將其視為陸軍現代化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先期作戰實驗主要由陸軍訓練和條令司令部全面負責,陸軍各個戰斗實驗室具體組織實施,并專門組建了數字化實驗部隊。1992年,美國陸軍組建了一支“路易斯安那機動特遣部隊”,即“試驗部隊”。這支試驗部隊在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的直接領導下,利用計算機和通信網絡把上述戰斗實驗室的模擬器、各軍兵種有關單位聯成一體,創造一種“人工合成環境”,使用以下三種方式進行分布式交互模擬試驗與演示:一是“結構模擬”,即依照演算法和數字法進行模擬;二是“虛擬模擬”,是一種在人工合成環境下以“有人操作”的模擬器來進行交互式演示;三是“實戰模擬”,即在布滿各種數據記錄儀的“戰場”,由實兵實裝進行的、能夠用“量化方式”打分且有“復現”功能的模擬。在“路易斯安那機動特遣部隊”組建后的4年時間里,總共有多達40萬士兵在那里接受培訓。美國國防部高度評價這支部隊所取得的成績,認為這支“陸軍的試驗部隊……作為一支數字化重裝部隊,通過陸軍的‘高級作戰實驗’來檢驗和評估新的作戰原則、結構設計、先進技術、作戰理論和戰術”,是‘檢驗這些創舉的工具’”。在完成試驗任務后,“路易斯安那機動特遣部隊”的任務與職責于1996年由陸軍數字化辦公室接替。1995年,第4機步師又被指定為試驗部隊,并在“21世紀部隊”項目中全面參加了72項重要課題的演練、測試和評估,一直到2001年才重新轉回作戰部隊。先期作戰實驗采取了“滾動”式向前發展的方法,循序漸進,從低級向高級逐步展開。每一次實驗都是在前次實驗基礎上的更高級形式。1993年3月首次進行了連一級的實驗。1994年進行了代號“沙漠鐵錘”的營級規模的數字化部隊與非數字化部隊的對抗演習。此后相繼進行了代號為“草原勇士”、“集中派遣”、“勇士焦點”等一系列的先期作戰實驗,規模和復雜程度不斷擴大。特別是1997年3月分別進行旅級和師級的先期作戰實驗,成為美國陸軍戰場數字化建設的里程碑,標志著戰場數字化建設將進入演示鑒定和工程制造與發展階段。組建戰斗實驗室和指定試驗部隊的做法,一方面不會影響到其他部隊的正常作業,另一方面又可以即時檢驗數字化建設的成果,不失為一舉兩得的好辦法。★“螺旋式”發展方式加快了數字化建設的進程在第4機步師的數字化建設過程中,美國陸軍舉行了上百次專家討論會、研討會和專題討論會。時任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的司令稱,“我們聚集了那些最優秀、最聰明和最富有經驗的人,以確保我們能集中各種意見和審查陸軍的各個方面,而不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裝備革新或武器系統及其平臺上。我們把這種變革方法稱之為‘螺旋式’發展,即思考、試驗、應用、再思考、再試驗。”“螺旋式”發展的概念認為,在設計、發展和采購武器系統時,強調基于能力的考慮,采取螺旋式發展和漸進性的方針。在螺旋式發展過程中,新武器很快被部署,但其后還要不斷改進。把新裝備放到部隊進行訓練,甚至作戰使用,從而可更快地改進產品。“不搞20年才能完成的100%的解決方案,寧可要幾年內完成80%的方案”。這樣不僅可以很快地部署,而且也可以節省經費。★催生了大量數字化系統,為裝備的長遠建設打下基礎數字化師裝備建設的基本方針是運用“系統集成”思想,實現武器裝備的“橫向技術一體化”,即在部隊的各種戰斗、戰斗支援、保障支援平臺上同步地“插入”新技術,建立網絡化的信息互聯互通能力,從而提升部隊的整體作戰能力。因而,第4機步師裝備了大量的數字化武器系統,特別是縱橫連通的指揮控制系統。按照在獲取信息優勢中的貢獻,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把起初確定發展的數字化系統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系統是“必須擁有”的賦能型系統,是數字化框架的骨干;第二類系統對以上數字化系統起到增強作用的擴能型系統,包括武器平臺、傳感器、戰斗支援和戰斗支援勤務系統。在這些系統中,與重型數字化機步師建設相關的系統共有16種一類系統,52種二類系統。2000年,數字化重型師之所以宣布成軍,除確定了新的編制因素外,最關鍵的依據是將16種一類系統部署到了四個旅中的三個旅,并且擁有了少部分二類系統。數字化師的建設催生了大量數字化武器系統的研制和裝備,這為裝備的長遠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斯特瑞克”輕型裝甲車為了用信息優勢取代裝甲優勢,也需要安裝FBCB2等系統;“未來戰斗系統”盡管包括十幾種有人和無人作戰平臺,但最重要的還是依靠數字化的指揮控制系統實現跨平臺聯網,使平臺之間能及時、可靠、方便地交換和共享信息,實施以網絡為中心的作戰。★推動了信息平臺的一體化建設,改善了“煙囪”林立的局面在進行數字化建設和軍事轉型前,作為傳統的軍事強國,美軍各軍種及戰斗兵種均裝備有相對先進的指揮控制系統,但這些指揮控制系統之間是相互獨立的,無法滿足聯合作戰的需要。數字化部隊建設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改變這種“煙囪”林立的現象,使陸軍在信息時代的戰場上擁有“信息統制能力”。美國《陸軍數字化總計劃》中指出,“數字化與互聯互通能力有關。它將陸軍各種各樣的戰場作戰系統實施橫向和縱向一體化,形成一個互聯的信息交換網絡,同時在多維作戰空間內提供一個在聯合作戰中的高水平的基本互聯互通能力。”第4機步師陸續配備的16種一類數字化武器系統,均是指揮控制系統和通信保障系統。而從它們的發展與使用中可以發現,很多系統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干個系統在一個項目框架內發展的現象非常普遍。這些系統的一體化程度,是實現其他數字化系統預期目標特別是互操作目標的關鍵,是提高數字化部隊作戰能力的關鍵。由此看來,數字化建設是一個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的、不斷調整的、漫長的過程,而美國陸軍關于數字化部隊建設的理念和方案過于理想化了,數字化的預期效果至今沒有全部實現。★網絡安全與信息過載問題突出當前,用戶數量的增加和需求復雜性的提升已經將網絡安全和信息過載等問題再次放大。計算機和網絡容易遭到各種網絡病毒、無線電頻率武器、電磁脈沖武器的干擾、攻擊和破壞;通信設施的帶寬不足,信息的完整率大大低于預期,一旦超載,信息流便中斷。第4機步師在伊拉克戰爭中還遇到了“動中通”的難題。21世紀部隊旅和旅以下作戰指揮系統(FBCB2)要和增強型定位報告系統配套工作,以生成戰場上敵我平臺的位置圖。當第4機步師部隊以集群方式行動時,增強型定位報告系統能像預期的那樣卓有成效地工作,而該師戰線拉長到跨越伊拉克大部分地區后,該系統開始斷裂。為此,陸軍給FBCB2增加了衛星接口。此外,在數字化戰場上,由于情報、監視、偵察能力的增強,提供信息的增多,使信息轉化成有用情報的分析工作量激增,這難免會延緩決策周期、貽誤戰機。情報分析是指揮官和參謀人員對敵方意圖進行主觀評估的過程,必須依靠經驗、智慧、洞察力和判斷力來完成,是任何技術和系統代替不了的。因此,在戰爭中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更是無法替代的。態勢感知能力固然重要,但不可過度依賴,尤其是在當今的非對稱戰爭中。★單兵級數字化亟待解決第4機步師的數字化武器裝備體系以作戰平臺為基礎,單兵級的數字化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主要表現在指揮官和士兵都必須同作戰平臺一起處于數字化網絡內,如果下車作戰就難以保持同數字化系統的聯通,在近距離和城市地形作戰中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限制了地面作戰分隊的戰術靈活性。新任陸軍首席信息官杰弗里·索倫森少將預測,未來,將傳感器信息下傳至獨立作戰人員的過程將會面臨更大挑戰。在目前的許多網絡領域,陸軍極大地依賴商用技術,而且許多作戰人員都遇到了帶寬較低的問題。一旦新型傳感器開始向網絡饋送信息,網絡的帶寬需求將變得更為復雜。規劃人員需要確定最低層部隊需要哪些信息以及帶寬如何分配。索倫森少將說,“陸地勇士”系統的演習在這方面提供了大量有益反饋。演習參與人員認為,為班、隊級頭目配備“陸地勇士”能力是極為必要的。★部隊訓練無法滿足作戰需要訓練有素的數字化官兵是數字化部隊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在數字化部隊建設之初,美軍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明顯不如對有關技術和經費的重視。美國陸軍第4機步師的作戰實踐表明,人員的培養和訓練還很欠缺。數字化技能的掌握和保持都是非常困難的,士兵和領導者都需要經歷一個艱苦的學習過程。官兵需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學會如何熟練地操作數字化裝備。最初實施數字化計劃時,民用承包商承擔著大部分的訓練工作,他們負責為部隊裝備數字化系統和進行各項改進,因而數字化專業知識(即懂得如何在戰斗中有效地使用數字化系統)往往掌握在有能力的承包商手中,而不是士兵手中。由美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監管的被稱作“學院式陸軍”的陸軍訓練基地內,也只有很少的數字化設備,無法滿足系統操作人員的訓練需求。另外,人員的穩定性也影響到操作人員的整體技能。數字化部隊建設現狀已基本完成模塊化改革的美國陸軍現役機動作戰部隊由重型旅戰斗隊、“斯特瑞克”旅戰斗隊和步兵旅戰斗隊組成。首支FCS旅戰斗隊按計劃于2015年建成后,在其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陸軍機動作戰部隊將是4種旅戰斗隊并存,至少2030年前后仍是如此。在現役陸軍作戰指揮系統(ABCS)和未來“陸戰網”的統一控制下,這4種旅戰斗隊的裝備既自成體系,又能相互之間及與支援旅之間實現互聯互通,進而形成整個陸軍的一體化裝備體系,還能實現與其他軍種裝備的一體化聯通,以更好地遂行未來一體化聯合作戰和遠征作戰。盡管美國陸軍目前還沒有正式下達終止研制的命令,但是由于預算嚴重超支、技術不成熟和應對正在進行的反恐作戰的能力受質疑等原因,美國國防部終止FCS項目的決心難以改變——繼國防部長蓋茨于2009年4月6日宣布2010財年取消全壽命費用為870億美元的FCS有人駕駛車輛后,國防部負責采辦、技術與后勤工作的副部長阿什頓·卡特于2009年5月下旬在海軍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