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道德風險的產生與制度缺失

在經濟活動和市場競爭中，普遍適用道德風險。2000年9月4日《華爾街日報》一篇名為“無處不在的道德風險———評華爾街信任危機”文章中,其作者發現,如果把“利益沖突”和“美林”(MerrillLynch)放在一起搜索,結果顯示今年以來,“利益沖突”一詞的使用頻率,超出了已成為專用名詞的“格林斯潘”(Greenspan)的使用頻率;而把“利益沖突”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放在一起搜索,結果也同樣令人吃驚。隨著安達信(ArthurAnderson)的分崩離析,“五大”已減少為“四大”。但常見的情況是不管把“利益沖突”和什么配對,總是充滿了令人痛恨的故事。一、被動式執法的效果第一,管理與技術層面(固有、控制、檢查)的風險雖然可惡,但它影響的只是微觀層面事件,況且已經找到了克服它的制度規范和對應措施。而道德風險對社會的影響則是一個宏觀事件,其不良后果往往會使社會信用陷入崩潰境地,它影響的是宏觀層面。而且現在還沒有找到特別有效的治理方案。因此,在審計風險中,必須引入道德風險的分析變量則更具檢驗意義。第二,法律本身是不完備的。如果法律是完備,即面對任何一個案件,任何一個法官甚至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能按照法律明確無誤、沒有偏差地推斷出什么是犯法,以及對犯法執行什么樣的懲罰,那么阻嚇這種被動式執法將是充分有效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為相對穩定的法律面對的是無數國民和日新月異的社會,難以預料將會發生的事件,也就不能準確地概括所有可能的違法行為。因此如果只有法庭來執法的話,一方面因為不能對所有可能的違法行為做出懲罰,會出現阻嚇不足的結果;另一方面可能導致阻嚇過度,因為立法者會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把某一大類的活動統統列為被禁止的行為(2001.12《財經》許成鋼)作為主動執法的監督。第三,由于道德是每個人發自內心的約束,它不需要人監督,成本非常低,而且道德每時每刻都在起作用,效率非常高。因此,道德對人的約束比制度約束更為重要,它是審計風險形成的一個重要變量因素。如果想要降低審計風險,首先應從降低道德風險著手,否則,無論設計多么完美、多么精確的審計準則、方案、程序都會由于道德風險的作崇而無法產生應有的作用。第四,注冊會計師所采取的任何技術方法都要依靠職業道德作為支撐點,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更是專業技術和職業道德的函數(李若山2000)。審計案件中存在一些問題并非完全由于技術或程序上的失誤造成的,審計主體的日常行為和工作態度有時也會成為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人們除了關注審計技術和程序的發展外,亦開始關注審計主體的自身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審計主體的道德問題。但是,傳統的審計模型無法描述由于不道德行為產生的風險,如:企業與審計主體串通舞弊,出具不恰當的審計報告;審計主體接收賄賂;審計主體為了經濟利益壓低價格有損同業等。因此,有必要在研究審計風險時引入道德風險因素。二、道德敗壞的含義和特點(一)經濟行為者不得承擔刑罰性的責任,不能保證不造成訴訟后果,或者導致價值不道德風險一詞是源于研究保險合同時提出的一個概念。簡單地說,由于機會主義行為而帶來更大風險的情形稱為道德風險。理論上講道德風險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時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它一般存在于下列情況:由于不確定性和不完全的、或者限制的合同使負有責任的經濟行為者不能承擔全部損失(或利益),因而他們不承擔其行動的全部后果;同樣地,也不享有行動的所有好處。顯而易見,這個定義包括許多不同的外部因素,可能導致不存在均衡狀態的結果,或者,均衡狀態即使存在,也是沒有效率的(Y科托威茨Y.kotouitz)。如果從委托———代理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理論出發,“道德風險(MoralHazard)是指契約的甲方(通常是代理人)利用其擁有的信息優勢采取契約的乙方(通常是委托人)所無法觀測和監督的隱藏性行動或不行動,從而導致的(委托人)損失或(代理人)獲利的可能性”。(二)道德風險的特征(1)內生性特征:即風險雛形的形成于經濟行為者對利益與成本的內心考量和算計;(2)牽引性特征:凡風險的制造者都存在受到利益誘惑而以逐利為目的的;(3)損人利己特征:即風險制造者的風險收益都是對信息劣勢一方利益的不當攫取,換言之,風險制造者(Risk-maker)與風險承擔者(Risk-taker)的不對稱存在。從中國與美國證券市場暴出的舞弊丑聞以及相關的新聞報道和司法調查結果都表明道德風險不論在新型市場還是在成熟市場環境中都普遍的存在。只不過中國證券市場中會計中介組織的道德風險外溢更為突出。三、會計師公司面臨道德風險的水平和分類(一)審計意見違背公眾性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的職責就是接受委托對被審計單位的會計報表發表適當的審計意見,然而在工作結束后,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卻發表了不適當的審計意見,撒謊,欺騙社會公眾-道德風險。(二)合伙人之間相互忠誠的義務合伙人和合伙人之間以及合伙人與從業人員之間在道德上應樹立合伙人之間相互忠誠的義務,相互誠信的義務。但從執業質量上存在的問題來看,大部分都來源于合伙人之間道德義務沒有履行導致的。合伙人與注冊會計師之間主要表現為風險和收益不對等。(三)合伙人報告的程序執行并無審計單位或單位內部審計基合伙人委派注冊會計師從事相關業務,結果注冊會計師在執行業務過程中:一方面應做的審計程序沒有到位,卻向合伙人報告程序已經完成,如詢證函已發了,抽查了多少憑證,等等;另一方面,已經發現的被審計單位的重大問題,從業人員并不在審計工作底稿上加以反映,也不匯報。因為業務報告最終由合伙人簽發,并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對最終后果不承擔責任使得從業人員就有可能偷懶和撒謊-道德風險產生。四、注冊會計師道德風險產生原因分析近年來,在中國證券市場下,銀廣廈、東方電子、麥科特、藍田股份等一批上市公司的舞弊性財務報告案被接連曝光,相關的湖北立華、深圳中天勤、華鵬、華倫等會計師事務所參與或幫助上市公司舞弊財務報告行為的披露,使會計師事務所的行業公信力面臨巨大的挑戰,可以說,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正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要解決注冊會計師道德風險問題,就必須要了解注冊會計師道德風險產生的客觀現實基因,據此尋找會計師事務所道德風險的約束措施。下面主要是從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分析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從組織行為學中的一個基本公式:式中:B代表人的行為,P代表個人的素質(內在需求),E代表環境。人的行為是由個人的素質(內在需求)和環境共同決定的。當人的需求未得到滿足時,會產生內部力場的張力,而周圍環境起著導火線的作用。就注冊會計師道德風險產生的內外兩個方面來看,道德風險源于人的自利性,其條件有三;一是利益主體的不一致;二是信息的不對稱;三是不確定性的存在。人的自利性,即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注冊會計師是具有理性的“經濟人”,或者說他尋求的也是效用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注冊會計師向社會提供審計服務,要付出成本———時間、知識、精力,還要承擔一定的風險等,他必然要索取相應的收益———審計報酬,這是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并在成本和收益對比下決定行為的方式。具體原因如下:(一)管理部門即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在現代審計關系模式中,審計服務的“實際委托人”缺位,產生道德風險。此時審計的“實際委托人”是社會公眾,但由于審計結果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品的特點以及實際委托人之間協商一致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實際選擇并支付審計費用的人變成了被審計單位的管理當局。我國審計市場總體上并不需要,甚至排斥高質量的審計(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只是為了“取悅”政府管制機構,沒有選擇高質量審計的要求,并有可能通過對審計師的選擇權和支付審計費用對審計師施加影響。審計關系模式實質變成了由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選擇審計師來對自己的工作業績進行審計,這個服務市場明顯是買方市場。管理當局可以選擇自己滿意或基本滿意的審計師,而審計師卻沒有或很少有選擇委托人的實力,尤其在會計市場不規范,會計師事務所之間存在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即使被審計單位需要高質量的審計市場也缺少一種有效的機制來區分不同質量的事務所。當然,此時的股東、其他利害相關者、行業組織等都可以對注冊會計師施加一定的影響,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高昂的交易成本,其他各方的監督是有限的,公眾的索賠風險是潛在的,不可預見的,它的影響作用遠沒有選擇權直接。加之,我國審計市場上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的法律風險,特別是民事賠償責任風險近乎于零(劉峰、許菲2002)。所以,在各方的影響中,最直接的是管理當局的選擇,他直接影響到審計師是否有業務可做,是否有經濟利益可得。從合同獲取的角度觀察,取悅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成為獲取審計合同的必然行為取向,會計中介組織的道德風險就會產生于這種扭曲了的委托———代理關系。(二)理性選擇聘請會計師事務所的委托人將審計授權后,就喪失了對審計過程的實際控制或監督的權力。審計師因受托而擁有這些權力。審計受托人按事先合同的約定執行審計并向委托人提供工作報告,而審計師在執行和報告審計合同所規定的責任后,從委托人手中收取約定的合同審計費用。如果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師的生存產生威脅時,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第一層次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即要吃飯,要穿衣等,只有在第一層次的需求基本得到滿足之后,才會考慮或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注冊會計師如果追求高質量的審計,其直接后果一是增加審計成本,在審計收費日漸降低的趨勢下,增加成本只會降低事務所的收益;二是失去市場份額“劣幣驅逐良幣”。作為“經濟人”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必然會放棄對更高層次的審計獨立性以及職業道德的追求,而且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由于不當競爭性壓價的原因被迫接受與履行審計合約之責任不相稱的取費條件后,理性選擇就是通過簡化審計程序這種偷懶的方式以達成這項審計交易的均衡。這種低取費價格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為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道德風險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三)賠償概率越低,賠償金額合理性嚴重不足目前我國審計環境中存在法律約束機制軟化,民事賠償機制不到位,監督力度弱等問題,導致了注冊會計師及事務所違規被查出的概率很低,被起訴的概率更低。即使被發現、被起訴,處罰也主要是以行政處罰為主的,民事賠償的種種限制使賠償的概率非常之低,賠償金額合理性嚴重不足。基本上起不到對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的阻嚇作用,反而放大了其道德風險的底線。(四)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在1999年的會計師事務所改制的過程中,由于我國現行法律框架很難突破,不得不在組織設計上加入資合的成份,結果是絕大多數會計師事務所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基本上套用的是《公司法》,而公司制源于兩權分離,然而會計師事務所是兩權高度合一,這樣勢必造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上的兩難境地。一方面完全按合伙制運行,除了法規不配套外,由于轉軌時期市場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很難為注冊會計師所接受;另一方面從采用公司制的現實看,又沒能抓住公司治理結構的要點。具體表現為,要么股權過于向個人或少數集團集中,大股東權重比例過高,通過對公司的整體控制而架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甚至于侵害其他股東利益;要么股權過于分散,影響決策效率,造成不穩定因素等。即使在有限責任制下完全按《公司法》來規范,注冊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也容易違規。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事務所的所有者只以其出資額為限承擔審計失敗的賠償責任。其結果一是如果違規所得大于其違規成本,注冊會計師就有積極性違規,出具虛假的審計報告;二是注冊資本越低,注冊會計師出現審計失敗時賠償限度就越低,就越有可能采取有損于獨立審計公信的敗德行為,導致道德風險外溢效益異常明顯。例如,銀廣夏案發后,為其審計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只留下200萬元的注冊資本金來承擔其虛假會計信息導致的銀廣夏市值從70億元跌至4億元損失的履約責任,客觀危害性極為嚴重。(五)要鼓勵拒絕、沒收、被沒收的審計行為,并對業務發展的社會互動具有必要性審計客體通過“收買會計原則”進一步強化了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的道德風險。審計客體按照法定程序在特定時點披露自己的財務信息,這些財務信息與市場各利益主體客體存在著利益上的沖突(如股利分配、增發新股、吸引新的投資等等),正因為如此審計客體往往采取“有預定偏向的做賬方式”來粉飾報表信息,在面對作為審計主體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批判性驗證”有兩種選擇:一是拒絕,二是收買。顯然拒絕審計是不符合游戲規則(RuleofGame)的,剩下的只有收買了。而審計主體方面,在一個缺乏行業自律的審計服務供給競爭環境下,也有兩種選擇:即拒絕收買或被收買。在“殘酷的市場競爭壓力下”,為了生存而被收買可能是一種利益獲得的惟一選擇。綜上所述,審計的道德風險既有外部的誘因,又是一種內生變量。如果在研究和分析審計風險時把道德風險作為基本參數,那么這種研究與分析將更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五、降低道德風險的措施(一)事務所的風險分析市場經濟最大的風險之一是道德風險。然而,這種風險在理論上常被某種假設化為烏有,理論家們習慣于在一個假設的完美世界之中構架其科學的演繹。但現實社會中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也是“經濟人”,因此,在從事某項活動時,也要衡量風險與收益的大小,然后采取行動。一般經驗數據是在50%以下,也就是說,風險概率低于50%時,隨風險的加大,收益的增加,人們甘愿冒風險來獲取高額利潤,而當風險高于50%時,人們寧愿犧牲期望收益,也不愿冒風險。如圖1所示:市場經濟確實是充滿風險的,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參與者,都希望有一種制度能避免風險;但是所有制度的避險功能只能是相對的,是有局限性和有漏洞的。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對道德風險做百分之百的控制。(二)降低道德風險的措施雖然道德風險不可能被百分之百的降低,但通過加大法律懲戒機制的設計等手段,可以將其控制一定范圍內的,具體措施如下:1.會計實踐中的其他問題通過加大法律的懲戒,可以在一定范圍內(50%-35%)降低道德風險,其理由如下:(1)法律的內生缺陷。銀廣夏事件后,我國輿論界一致認為應嚴懲假賬責任人。有人甚至提出亂世用重典,以儆效尤。當大多數人遵守法律時,政府就能有效地執行法律,政府應能有效地執行法律,并且相對成本低廉地打擊少數破壞法律者;但是當破壞法律的現象大規模出現時,沒有哪個政府當局強大到能夠控制住每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執行越來越來沒有效力,作為個體的人就有動力去追尋他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會理睬什么書面的限制(德·索拉2001.秘魯)。一方面,法律規定只具備有限理性解釋力;以會計制度為例,首先,會計制度規范的是最具共性和普遍性的經濟事項,而現實的經濟活動千差萬別,任何一個先進的會計制度、準則,都不可能覆蓋現實社會中的一切經濟行為。其次,會計制度制定者對現實的認知程度,決定了會計制度不可避免存在疏漏。再次,由于會計制度是對會計行為進行統一規范的行為準則,所以其具有相對穩定性。而現實經濟活動不斷地發展變化,內容不斷豐富,制度往往跟不上形勢的發展變化。說明會計制度對會計行為的規范和約束是有限的,同時制度只是對相同會計事項規定了符合社會公眾要求的統一標準,其不會自動內化為會計控制者的行為。會計制度、規則對會計行為約束是有限的。任何社會發展階段的任何領域,不可否認制度對人的行為的規范作用,同時更不能忽視道德對人的行為理性的內化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也存在一個執行成本問題;在美國的審計市場上,如果事后發現降低審計質量,投資者將會通過法律訴訟要求事務所承擔巨額的賠償責任。這種法律風險極大地提高了事務所降低審計。質量的機會成本,使得事務所提供低質量審計報告從經濟上變得無效。如2000年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Andersen)因安然公司審計失敗而由加州大學牽頭提出訴訟,而同年發生在我國的銀廣夏事件卻沒有集體訴訟(我國目前限制集體訴訟,集體訴訟使得訴訟成本降低,訴訟收益提高)。只有讓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為偷懶和撒謊付出較高的成本和代價,才可以有效地降低道德風險。如果偷懶和撒謊的敗德行為得到的經濟利益比不偷懶和不撒謊的道德行為更劃算,那么,行為上的逆向選擇(AdverseSelection)就不可避免了。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大量實證研究結果對上述分析提供了充分而且可信的實證支持。再者,在法律執行中存在的其它問題:一是法律、法規的社會認知度不高,尤其是與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相關的法律、法規,其原因在于法律精神與法律環境的不對稱;二是人們對法律法規的認知度不高,其主要原因歸結為執法的公平與公正之缺損,從而引起人們的法律的疏離;三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問題普遍存在,大大降低了各方面對法律的信賴和熱情。(2)法官本身的素質常被社會所詬病。一方面法官的獨立審判客觀受制于既定司法體制的羈絆,其職業的社會公信程度受損,另一方面由于法官的知識背景專業范圍所限,很難對注冊會計師的經濟行為和行為后果,如審計報告的公允性和客觀性有深刻的理解力和分析力。因此,執法者的缺陷導致注冊會計師的道德風險約束的弱化。(3)通曉注冊會計師業務的法律專業人才很少,由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業務專業性較強,審計經驗在審計實踐中非常重要,當由缺乏審計專業知識和審計實務操作經驗的法律專業人士來判斷注冊會計師是否存在重大過失、欺詐等專業錯誤的區別關系問題時,往往會出現判斷過頭或判斷不足等法律裁定,從而使得注冊會計師難以完全同意或導致不必要的審計糾紛。雖然有以上法律限制因素的存在,但如果加大對違反法律行為的懲戒與處罰力度,是可以在較大程度上起到阻嚇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的敗德行為的,同時也是促使注冊會計師行業自律的最強有利的外力。2.行業自律與自律其原因為:本行業的專業人士對本行業的專業知識有比較深入和透徹的了解。加強行業自律可以大面積地發現行業中存在的問題,及時解決,同時也對執業人員形成一種威懾力量-發現舞弊的概率增加。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是非常嚴厲和完善的行業自律,也會發生道德風險。如安達信對安然的審計失敗,這也是我假定行業自律的健全和完善可以使道德風險降低15%左右的原因。3.中小型注冊會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