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隋煬帝的不儒術

隋朝開國皇帝楊堅的評價中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譬如,正史《隋書》中的“儒林傳”和“高祖紀”語其“不悅儒術”;現今通行的史學論者也大多持相似觀點。最近筆者在翻檢《隋書》、《北史》和《貞觀政要》等歷史文獻中,發現這種傳統觀點值得懷疑。本文就此問題,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一、隋文帝對儒學的態度隋文帝出身于“關隴集團”中的高門貴族,從小入太學接受儒學的熏陶,使他形成了以儒學為基礎的政治思想,因而有“情類孔丘”之稱,并以“代稱純孝”著名隋文帝對儒學的態度是從實用主義出發的,他要求儒家思想要直接服務于社會。這種對儒家思想的功利主義態度,與他所處的文化背景和個人素養大有關系。他自幼生長在北朝的文化氛圍中,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所以,他對待傳統的漢儒思想的態度,自然與其他統治者有所不同。二、民族傳統及核心的綱常倫理思想的相對弱化隋朝建立之后,統治者思想文化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是“體現漢族儒家思想文化傳統與核心的綱常倫理思想,由于長期以來受到各少數民族思想文化和風俗習慣的沖擊而有削弱的傾向”;二是高門世族壟斷了儒學,“南朝世族既有壟斷思想文化的特殊地位,又以其衣冠禮樂鄙視北朝,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優越感”(一)“王教”是“訓民之本”儒家傳統禮儀由于在確立帝權的正統性方面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故備受文帝重視。為此,禮部屢次頒布律令,繼承和發展漢代的禮儀,使之更加細致,更加系統化。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在《隋書·禮儀志》中有詳細的記載。隋初,柳昂便上書說:“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此而壞。……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隋文帝接受了這一建議,下令“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孝,自古就是一個重要的乃至首要的社會道德標準。納言蘇威曾在隋文帝面前說過:“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是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當文帝登上帝位后,即開始把儒家的“五教”作為“訓民之本”,也就是以孝治天下。《隋書·李德林傳》載,文帝在一次訓斥李德林時說:“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隋書·李諤傳》載,李諤上書中曾說:“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為道教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唐六典》卷30記載,都督(即隋之總管)、刺史的職責是“掌清肅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教諭五教。”這些都說明“王教”屬于教化方面的內容。所以,王夫之說:“(蘇)威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于此關。”“五教”的內容具體指哪些呢?《尚書·舜典》云:“敬敷五教在寬”,疏引《左傳·文公十八年》說:“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正為儒家傳統的“五常之教”。文帝立“五教”其名當源于此。文帝對孝行可感者還予以表揚、獎賞。如紐回父子至孝,文帝下詔表揚,號其居為“累德里”;孝婦覃氏的孝行可為模范,文帝賜米百石,表其門間,等等。此外還下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并免課役。”使有德行之人,能得到物質上的優待。王夫之說:“五教乃為隋始終訓民之本”此后,還多次下詔反復強調儒家傳教禮教的重要性。仁壽元年(601)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范。”仁壽元年(602),又詔曰:“禮之為用,時義大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禮。”象這樣的詔書一直到仁壽四年(604)隋文帝臨終前夕還在頒發,唯恐風氣不盛。(二)“書、算、律三學”在教育中的地位隋文帝對于學校(當然不是近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甚為重視。國子學,始設于晉武帝咸寧二年(276),與太學并立。北齊改名為國子寺。文帝時,特設國子寺,掌管教育事業,不隸屬于太常。國子寺在開皇十三年(593)改為國子學,大業三年(607)又改為國子監。將國子寺從太常寺獨立出來,成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機構,使學校教育在國家政權中有了獨立的地位。國子寺設置國子祭酒一人,專門掌管國家教育事業,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長官;而在這之前,教育一直是隸屬于其他部門(如太常寺即屬皇室內務部門)。國子祭酒下屬有主簿和錄事各一人,統領各官學。總之,國之寺和國子祭灑體制的設置。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一個巨大進步,它使學校教育有了社會組織保證。從學校體制來看,隋朝中央官學除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外,還設有書學、算學和律學,共為五學。書、算、律三學初創于隋文帝時,它們是繼漢代鴻都門學之后,專科學校的一個新發展。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這五學歸國子寺領導;律學由大理寺直接管理,成為部門辦學的先導。此外,在太醫署中,也招納生徒,傳授醫術,培養醫學人才;地方則設有州郡縣學。據《隋書·百官志》載,當時各學不僅設有專職教官和脫產學習的學生,如博士、助教和生員等;而且在教師編制和學生額數上也有明確規定,如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學生,“國子一百四十人,太學、四門各三百六十人,書四十人,算八十人”在學校教學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規、制度及基本要求。譬如,中央官學除正常教學外,“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即開學典禮)于先圣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隋文帝有時還親自參加國子學的釋奠禮(開學典禮),親自獎勵國子生,考選國子生為官。經常巡視學校,親聽講授;并及時解決教學中出現的問題。在看到“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受業,開進于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時,明確指出是“教訓不篤,考課未精”之故,下令“明勒所由”,立即改變。在教材方面,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主要教材為經學。在諸經之中,《孝經》與《論語》為必讀的兩種經書。除此,其他諸經分為大經、中經、小經三類。大經包括《詩經》、《周禮》、《儀禮》,小經包括《易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除諸經外,學生還要研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等。律學主要的教材是律、令、格、式等。書學為《九章》、《周髀》、《孫子》、《綴術》等。醫學以《本草》、《甲乙脈經》為必修科目。不管是學經學、學律學、學算學,都與當時的社會和生活相聯系,即所謂“致用”。除國家辦學弘揚儒學外,文帝還支持私學和家學的發展,鼓勵儒士私下講學授業。《隋書·儒林傳》載,大儒何妥在龍州,“有負籍游學者,(何)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山東馬光,“教授瀛、博潤,門徒千數”,文帝詔其入朝,門徒又“多負籍從入長安”;劉焯,“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天下名儒后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為了把儒學研究引向深入,隋文帝還提倡諸儒名士在一起討論,一人主講,眾人發難,辨疑解惑,有時他本人還親自光臨。如大儒馬光入京不久,文帝親幸國學,召集王公以下畢集,聽馬光講論,“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余人,皆當時碩學,(馬)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三)《書》類,凡六大為了使學習儒家經典蔚然成風,隋文帝又鼓勵對經書的征集和整理。陸賈對劉邦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天下不可馬上治之。”秘書監牛弘對此作了闡述,認為“經邦立政,在于典謨。”書籍經典,經過不斷戰亂,多為失散。北周的藏書,經過多方搜集之后才勉強超過一萬卷。滅北齊后,所得到的書籍,除了重復和其他雜書,才多出五千卷。于是,牛弘上書說:“今秘藏見書,亦是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監,少垂照察。”隋文帝采納了牛弘的建議,頒發征集圖籍詔令,明文規定:“每書一卷,賞縑一匹,校寫既畢,本即歸主。”所集圖籍中,有些“紙墨不精,書亦拙惡”,于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還“召天下工書之士”,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余以實秘書內外之閣。與此同時,文帝還積極鼓勵學官對經籍進行撰集和注釋,儒學新著由此不斷問世。譬如,何妥著《周易講疏》13卷;劉炫著《論語述議》10卷,《春秋攻昧》10卷,《五經正名》12卷,《孝經述議》5卷,《春秋述議》40卷,《尚書述議》20卷,《毛詩述議》40卷;與此“并行于世”者,不勝枚舉。(四)任：政府機關與儒學職業為了選拔具有儒家倫理道德、文才和獻身精神的知識分子,使其成為新王朝官僚機構的骨干,隋文帝一再下詔吸收文德兼優之賢俊,進入政府機構任職,命令諸州選拔人才來京深造、應考和任職。隋初即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勝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征召將送,必須以禮”。在用人上,唯恐“閭門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被“遺棄于草野,堙滅而無聞”。他還親召山東大儒士馬光等人至京,皆“授太學博士”。被征召的大批儒士,大多充實到政府機關擔任要職。如元善,拜為內史侍郎;辛彥之,先為太常少卿,后官至禮部尚書;劉焯、劉炫二人常置于門下省決事,考定群言。隋文帝信任的大臣,許多是當時的名儒和具有儒家思想者。如身兼五職的寵臣蘇威,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李德林年十五能誦《五經》,以儒學稱著于時;內史侍郎薛道衡,人稱“關西孔子”;禮部尚書牛弘言“孔子以大圣之才,開素王之業”,“治國立身,作范垂法”,人稱“大雅君子”。三、隋文帝為學之官學而作的轉變由于隋文帝積極振興教育,所以一度出現學校教育的昌盛局面。京師的國學有學子近千人,州縣的學校也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可是,仁壽元年(601),文帝卻下令廢除太學、四門學及州縣的所有學校,只保留供王公貴族子弟讀書的國子學(唯留學生72人)。是年秋七月,改國子學為太學,置博士五人。如此突然之變,究竟為何因?其一,辦學效果同辦校宗旨相違背。官學是學習儒學經典的學校,可是在校的生徒們,或不學儒家經典,只會夸夸其談,評古論今,既不慮表亂之禍,戰陳之急,也不想耕稼之苦,勞役之勤;或只會講說儒學章句,背誦師言,但不識時務,脫離實際。這就是說,當時的學校沒有培養出合格的專門人才。因此,被文帝召為學士的顏之推提出了傳統的儒學教育應該改造的主張。其二,學生太多,太懶散,質量太差其三,“今宜簡者”。文帝是一個提倡節儉的帝王。他見學校“多而未精”當屬一種嚴重的浪費,于是做出整頓精減的決定。《隋書》作者將文帝裁減學校的做法,歸之于他暮年“精華稍竭”所致自古為教,使材者必處于學校培養,這是一貫的正統要求;但漢以后,學校教育只是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于學則揠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所以,文帝采取一方面控制學校教育;一方面改革完全為門閥世族控制的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科舉選仕的措施。開皇七年(587),“制諸州歲貢三人”;開皇十八年(598),命“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于濟二科舉人”。這里明顯地看出,選仕在走向科舉。企圖通過科舉考試的辦法,選拔真正符合統治需要的人才,這也許是文帝控制學校規模的原因之一吧。隋煬帝即位,就下詔恢復解散的京師和地方學校,雖試圖振興官學,但仍難免于名存實亡的結果,其原因就是推行科舉制度。因為科舉向全社會開放,自學者也可應舉,學校自然也無關重要了。不過,隋文帝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態度,不懂得教育的客觀規律,一下子停辦大批官學,必將引起廣大士人的怨恨和抵制,首先碰到的就是教學人員的飯碗被砸了,這批有文化的士人沒有安置好,對朝廷和社會是不利的;再說,一大批追求功名的生徒突然斷了出路,也是一種不安定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文帝晚年官學衰微,但對于私學沒有采取限制措施。許多儒士轉入鄉間山林進行私家講學,一時私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壓倒官學之勢。僅從《隋書》中,就可見到許多民間研讀經書,習學儒術的實例。可見,尊經崇儒之風,在民間是頗有影響的。四、隋文帝為之主要教學內容,以儒學經典為主要內容隋文帝執政期間,在肯定儒家學術的基本思想的前提下,積極振興教育,一度出現了學術與文化的昌盛景象。他在學校教育上的建樹,應給予歷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的創設,專科學校的創立;除設立專門研習儒家經典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之外,還設有書、算、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