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還是鄉村改革的年代與分裂的美國

杰斐特權的英美觀習俗是什么可以創造幸福的生活方式、城市還是村莊？威廉杰夫森（williamferffson）的父親決定選擇一個村莊。當我們“北上”的城市精英聽到“農村”的消息時，他們可能會對此感到擔憂。畢竟,中國的農村和美國的農村依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美國的農民在農業世界的版圖里獨一無二”,霍夫斯塔特曾指出,因為他們所面對的農村生活具備高度機械化和商業化的特質,而中國的國情不同于美國。重讀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的年代》(TheAgeofReform,FromBryantoFDR)的這段時間里,我從繁華的紐約奔回國內,輾轉城市和鄉村之間。走在鄉村寬闊的馬路上,夜里滿天繁星,曼妙的月色,遠處是蒼翠的山巒,如蒙上一層青色的迷霧。從鬧哄哄的都市圈、蕓蕓眾生擠成堆要被壓成肉餅只有“望佛祖”的繁忙的地鐵線上,跑到這樣安靜的鄉村小鎮。忽然間白天可以去郁郁蒼蒼的山林間攀登,在瀑布里看疊嶂的群巒,邊呼吸滿眼綠意邊品味清泉石上流的風致,一步入山巒間,商老深尋、謝公遠攀的滄海白云就浮現眼前。鮮美的野味、不帶添加劑的食材、香噴噴的土雞,一眨眼就擺在農家樂的桌上,讓短暫逃離城市地鐵和商圈的都市人興奮莫名。結束假期重新回到北京上海的繁華都市圈,偶爾還會對遠方的山巒和翠谷存著懷思,那是對一個逝去的山水畫世界的遐想。美國人身上體現出相似的矛盾性。我身邊的紐約客們都深愛著紐約,離開熱鬧繁華的百老匯街區,就好像缺了點什么。另一方面,美國有的是視野開闊的大農村,只要我不在紐約,去一個別的什么地方,在那里遇到的美國人,十有八九可能都不怎么喜歡紐約。繁忙的都市、擁擠的人潮、百年老地鐵里肥嘟嘟的黑老鼠、曼哈頓昂貴得驚人的房租,這些是生活在小鎮上的美國人的噩夢。杰斐遜厭惡都市場景。他在華府擔任總統之時常感到舉步維艱,時常懷念著在弗吉尼亞鄉下的生活。他時常要求女兒在信中向他匯報家中事物,事無巨細,涉及氣候、生態、植物、動物每個方面。權力對他而言猶如鎖鏈般的束縛,使他日漸遠離田園的鄉村理想。這位赫赫有名的建國之父曾說:“我整個一生實際上都是在不斷與我最樸素的品味、感受和欲望斗爭。”杰斐遜最珍視也最迫切想要追求的是在弗吉尼亞的莊園生活,他認為是時局迫使他走上了后來的政治生涯,而這是與他內心深處的愿望相背離的。從總統職位退休以后,他馬車滾滾一路奔往蒙蒂塞洛,一直到去世也再沒有去過華府。前年夏天,我前往華府。看過矗立著高聳而雄壯的杰斐遜像的紀念館以后,我又坐了四個小時的“灰狗”,顛簸著前往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去看這位先哲親手締造的弗吉尼亞大學和蒙蒂塞洛。作為研究員入駐蒙蒂塞洛、在那里生活的日子里,我每天在山巒叢林中漫步,在木屋里獨居,在晚霞和日出中體會杰斐遜曾經擁抱的幸福和喜悅。那段經歷改變了我這個無可救藥的都市人對鄉村生活的偏見。也是那段時間里,我有緣遇到杰斐遜的鄰居——住在蒙蒂塞洛旁邊的森林里的八十多歲的海倫女士—她養了一只孔雀、十二只鴨子、一條名叫“便士”的狗和一只可愛的黑貓。海倫開車帶我穿越森林進入她的秘密花園。“整棟房子都是我們親手蓋的。”她一邊引導我下車,走入森林,一邊說道,“就連孔雀住的木屋,也是從山上砍柴得來的。”我們繞過曲曲折折的花園,經過好幾個西班牙式的噴泉,欣賞了各式各樣珍奇的花卉,最后走到一個小山坡前,從那里可以眺望到此山對面“小山丘”(monticello)上杰斐遜的莊園蒙蒂塞洛。從海倫女士和山對面的杰斐遜的身上,我看到了自然的恩賜給人生帶來的充沛和豐美。海倫絕不愿意搬到紐約。她熱愛弗吉尼亞,熱愛南部的文化風土,她最大的夢想是騎一匹馬,在她的森林里奔馳。老太太退休以后,經常獨自開車前往我工作的杰斐遜圖書館整理檔案資料,還在蒙蒂塞洛的花園里做義工幫忙種植花卉;她總是主動和我談起中國的鄉村世界,琢磨著是否在太平洋那頭的中國,也會有一個老太太和她一樣喜歡騎馬。兩百年前,杰斐遜在幾千米外的蒙蒂塞洛同樣喜歡騎馬,他的馬廄里有好幾匹愛駒,他也飼養兔子、羊羔、法國牧羊犬,并保護和喂養周邊的麋鹿,確保它們不被周圍的獵戶襲擊。杰斐遜喂養的麋鹿今天依舊快樂地生活在蒙蒂塞洛。蒙蒂塞洛山腳下的杰斐遜研究中心就有六頭麋鹿,是我方圓十里地唯一的鄰居,它們總讓我聯想起杰斐遜隱居山林的生活。重建時期的新民主和新奴隸不論是杰斐遜還是他兩百年后的鄰居海倫,都深深迷戀鄉村世界,并在某種程度上不斷神話與農村鄉土相關的一切,將自然權利、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對理想生活的期待,統統賦予鄉土之上。“美國出生在鄉村,只是后來搬到了城市”,霍夫斯塔特以這樣極具風格化的語言開啟對貫穿美國歷史和現實的城鄉二元特質的論述。在霍夫斯塔特看來,美國的農業神話(agrarianmyth)一度是符合十八世紀農業社會的生活和經濟特質的,那時人們住在阿巴拉契亞山脈周圍,過著杰斐遜理想中的獨立、自給自足的自耕農(yeomanfarmer)的生活。但到一八一五至一八六○年之間,美國的農業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結構變化,資本主義和商業化的興起徹底改變了農業的生產方式,就連在杰克遜時代訪美的托克維爾也留意到美國農民日常生活的商業特性。他們既是農民也是商人。他們不再像傳統意義上的農民那樣安土重遷,而是在穩定可靠的鐵路交通運輸和頻繁的田產交易中逐漸形成了一種高度商業性的,而非農業特質的文化。此外,曾經在內戰以前主掌美國政治的一批杰斐遜式的大莊園主,其對美國政治命脈的掌控力也開始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腰纏萬貫的“百萬富翁”和“千萬富翁”,他們在紐約、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經營工廠、修建鐵路,成為美國新的權貴階層。南部莊園主輝煌的時代一去不返。霍夫斯塔特所討論的這種結構變化的深刻過程在其弟子埃里克·方納的《重建:美國未完成的革命》(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中有更詳細的描繪。與霍夫斯塔特不同,方納從黑人的角度探討內戰和重建給美國的政治經濟版圖帶來的根本性的變革,這個過程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即大批黑奴從奴隸轉變為自由雇工,并追尋自己的公民權和公民身份,而方納認為,這一變化給南部奴隸制下的種族關系和倫理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昔日如杰斐遜這樣的莊園主和奴隸主,一夕之間,失去了所有的奴隸。與此同時,他們作為奴隸主而習以為常的命令、要求的權力(thepowerofcommand)也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失去了奴隸的大莊園里,昔日窈窕的淑女名媛不得不親自下田擠奶,她們有軍銜的老父親要自己去馬廄給馬套上轡頭,下雨天還要在麥田里給擠牛奶的妻兒打傘,狼狽至極,完成昔日自己奴隸的工作,抑郁感傷可想而知。重建時期,白人莊園主試圖在新的勞動合同下控制和管理自由黑人勞力,但昔日的命令、規訓和懲戒在新局勢下早已無用武之地,黑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他們不再接受任何意義下的奴役。南北內戰席卷而來,銷毀了整個南方鄉土社會所依賴的社會秩序。方納的《重建》將黑人放到這段歷史的核心位置,他的宏大敘事可謂為曾經一度主導美國內戰重建歷史敘事、從根本上歧視黑人并強調“黑人無作為”(negroincapacity)的鄧寧學派“釘入了一枚蓋棺的釘子”。但鄉土世界里自由的陽光永遠伴隨著奴隸制的陰影。在另一本題獻給杜波依斯、深入探討廢奴運動和重建的著作《除了自由,一無所有》(NothingbutFreedom,EmancipationandItsLegacy,1983)中,方納進一步探討了重建時期南部的曲折的變革。一方面,奴隸制的確被永久地廢除了,而另一方面,南部各州紛紛施行帶有歧視性的“黑人法典”(BlackCode),立法和司法也在各個層面保護白人的利益、排斥自由黑人;嚴格的種族秩序和對黑人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的剝削,在鄉土社會里延續下來。黑人在內戰以后獲得了什么?“除了自由,一無所有。”舉凡這些復雜的黑白種族關系都是農業神話中的一部分。民粹主義者在這種“農業神話”的影響下,不斷向后看。如果說進步主義者不斷向前看的話,民粹主義則不斷回溯歷史找尋自己的黃金時代和失去的烏托邦,尋覓杰斐遜時代里某種逝去了的社會秩序和道德理想。今日盛行的“讓美國再次強大”(MAGA)的口號,就洋溢著類似的民粹主義的色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潛臺詞。要戰勝所有的社會不公、改變一切社會之惡,在民粹主義者看來,根本是要針對單獨行動但把持大量資本的金融勢力,追溯從杰斐遜到杰克遜時代的美國傳統。在民粹主義者看來,芝加哥城里到處是小偷,紐約更是糟糕透頂,那里云集著一群華爾街的銀行家,大城市的形象都很不怎么樣。大城市更是外國人云集的地方,那里有世界各地的移民人口,他們不僅僅是潛在的罪犯、可疑的小偷,還是沒有公民資格的外國人。他們深信任何無法促進農耕利益的政府都是徹頭徹尾失敗的政府。霍夫斯塔特認為,農業神話實際上體現出美國難以擺脫的精神分裂,但這種脫離實際的幻想卻不斷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激進的民粹主義者。一八九四年的美國大選中,民粹主義的勢力就曾經達到頂峰,他們試圖在全國范圍獲得影響力,此后更是和美國日益膨脹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相輔相成,混雜著反猶主義、排外主義,對移民人口的恐懼。霍夫斯塔特的宏大敘事手筆,以及他對美國國家精神氣質的剖析,至今余音繞梁。《改革的年代》榮膺普利策獎,而霍夫斯塔特所解釋的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年之間美國農業特征的變化,以及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工業發展帶來的“改革的年代”,同樣揭示出美國歷史極為深刻的面相。南北內戰沒有成功地分裂美國,然而美國內戰以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卻已經慢慢在精神上被分裂成兩個國家,彼此之間雖然有許多共同之處,卻在根本的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農業神話到了十九世紀已經逐漸脫離美國具有高度流動性和商業特質的鄉村生活實際,在這樣的農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土地的實際重要性沒有真的留存下來,而與土地相關的一系列價值卻留存下來成為美國農業神話的一部分。如果說農業神話對十八世紀美國精英世界有著普遍的吸引力的話,到十九世紀初這個神話已經進入民間大眾,成為美國一個普遍的、為大眾所接納的信條。它在今天的美國依舊有強大的生命力。對民縣主義者的質疑民粹主義的思潮在內戰以后的這代人之中開始興起,逐漸將美國一分為二:一方是執著于“農業神話”和美國建國之初溫情脈脈的農業秩序的“民粹主義”(populism),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加劇,這些人越發憤憤不平;另一方,則是更符合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也更符合歷史和時代發展潮流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要理解二十世紀以來的美國,不能不理解這種貫穿美國歷史的二元特質。霍夫斯塔特在《改革的年代》中對脫離實際的“農業神話”和精神分裂的民粹主義的解釋,擁有持久的影響力。很長時間以來,民粹主義被視為是精神分裂的一批人,他們面對越發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美國,感到力不從心,遂掉過頭去回看美國的歷史傳統。霍夫斯塔特之后的下一代歷史學家,如史蒂文·哈恩(StevenHahn)和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Lasch)等,則延續這一思路進一步討論民粹主義如何立足于傳統的農業經濟而抗拒“市場革命”、對抗現代性和社會的進步。然而民粹主義就是與進步主義對立的另一半嗎?民粹主義者只是不斷向后看,與當下脫節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嗎?他們身上沒有任何進步色彩嗎?特朗普競選成功以后,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霍夫斯塔特曾經的辦公室里,我采訪霍夫斯塔特的弟子埃里克·方納教授。當我們談及霍夫斯塔特的“農業神話”和民粹主義的解釋時,方納卻反問我道:“你覺得霍夫斯塔特坐在紐約的書齋里,對民粹主義的了解能有多少?”這種質疑并非無的放矢。勞倫斯·古德溫(LawrenceGoodwyn)和查爾斯·波斯特(CharlesPostel)等站在民粹主義者立場上研究民粹主義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就和霍夫斯塔特截然不同。古德溫認為(ThePopulistMovement),民粹主義者是不斷有自覺意識實現美國民主理想的一批人,他們敢于挑戰美國當時的權力和財政系統,而試圖建立一套民主的經濟政治體系。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內戰以后經濟秩序的大變動、美國持續的城市化過程、南部經濟上的貧困問題等各方面現實原因結合在一起促生的一股社會運動的力量。民粹主義者并不打算與進步的力量對抗,美國中部和西部的民粹主義者們互相幫助,團結一致,朝著民主的方向改良現有秩序。更重要的是,古德溫指出,民粹主義者繼承的正是杰斐遜的衣缽。民粹主義者締造的是民主的政治,他們要挑戰的正是當日為杰斐遜所不齒的新興錢權新貴。民粹主義的歷史不僅僅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眾民主運動(massdemocraticmovement)、鄉土社會的一次集體起義,它更加挑戰了美國人所接納的進步理念,提出了另一種版本的進步主義,并從美國歷史中汲取養分重新闡釋了美國民主的真諦。查爾斯·波斯特(CharlesPostel)在《民粹主義者的視野》(PopulistVision)中,進一步挑戰霍夫斯塔特以來的對民粹主義的解釋。波斯特指出,我們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審視當年的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一樣,擁抱進步的觀念,他們沒有把鐵路看作吞噬一切的章魚巨怪,而只是把矛頭指向資本巨頭。他們腦海里思考的不是砸毀鐵道,而是權力和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他們時刻考慮的是如何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營建新的校舍、改善聯邦財政體系、尋求新技術和現代化的方式,改變日益腐敗的政府。對民粹主義的理解充滿爭議,正如美國人對紐約這座精彩的都市有著截然相反的態度。然而不論民粹主義者究竟是進步還是落后的代表,霍夫斯塔特所揭示的這種內戰以后劇烈的美國社會秩序的變動是深刻的。華盛頓、杰斐遜、門羅這批在美國革命之初的南方莊園主,逐漸讓位于內戰以后迅速崛起的大城市里執掌鐵路和大企業的百萬富翁。前者已經遠遠比不上這批工業化時代的新貴—范德比爾特、卡耐基、洛克菲勒、摩根大通—到二十世紀初,美國進步黨的代表人中,幾乎全是城市背景。城市與鄉土之間無所謂哪一種生活方式更能促進人類的幸福,而是農業社會無可避免地在美國衰落了。霍夫斯塔特認為,這是一場“階層革命”(statusrevolution)。伴隨著這場美國階層革命而來的是農業社會、內戰以前主掌美國政治的一批杰斐遜式的大莊園主的沒落,和他們所習慣的社會價值和種族秩序一整套世界觀的式微。民粹主義正是這一大背景下回流的產物,昔日農業社會的價值倫理社會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