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中心論的超越歐洲中心論三詰馬克思社會歷史哲學的透視

通過分析馬克思的社會歷史哲學，我們必須首先定義馬克思是“非歐洲中心”的理論家。這一認定若不能被確證,則對“歐洲中心論”的詰難必定不能成立。事實上,通過馬克思社會歷史哲學的透視來詰難“歐洲中心論”的過程,即是確證馬克思為“非歐洲中心論者”的過程。然而,學界以往對馬克思“非歐洲中心論者”的辯護,往往采取“駁斥”的態度,即組織論據對使馬克思被成為“歐洲中心論”的論點進行駁斥,這一學術手段顯然較為被動,而主動出擊的方法當然是從馬克思的思想理論體系中尋求武器,對“歐洲中心論”進行根本上的詰難。一、馬克思的民族歷史性的確定方法:“以‘取代人’基準”的探討以馬克思對民族歷史性的確定原則來詰難“歐洲中心論”,自然是要從馬克思對于民族歷史性確定原則的非線性中找尋論據。對這種關于歷史的非線性的“跨越論”,我們可以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對德國歷史性的探討中找到依據。德國歷史如何在它的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德意志民族在其發展中的歷史性如何被確定?這是馬克思要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解決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雖然這一探討只是針對德國,但由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對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解決提出了非常獨特且具有哲學高度的方法,從而使得以馬克思對民族歷史性的確定來駁斥“歐洲中心論”成為可能。關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對德國發展歷史性的確定方法,我們可以將之定義為“以‘同時代人’基準確定其所針對”。對此,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直接拋出了答案:“在導言后面將要進行的探討開始并不是針對原本,而是針對副本——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其所以如此,只是因為這一探討是從德國開始的探討并不至此戛然而止,馬克思之所以在確定德國發展歷史性是針對作為“國家哲學和法哲學”的副本,是因為“我們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學中經歷自己的未來的歷史的。我們是本世紀的哲學同時代人,而不是本世紀的歷史同時代人二、馬克思唯物史觀與湯因比歷史研究通過宣揚歐洲歷史文明所具有的優越性,從而消解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個主要特點,同時也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個主要錯誤。諸如在被稱為“最精心致力于歐洲中心論的集大成者”的馬克斯·韋伯那里,尤其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歐洲中心論”就以一種反歷史主義的文化偏見表現出來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在著名歷史學家約瑟夫·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中找到更為直接的解答。湯因比《歷史研究》與馬克思唯物史觀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一點是,認為歷史研究的單位應該是社會而不是國家,“能夠予以認識的歷史研究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人類整體,而是我們稱之為一個社會的某個群體從以上的探討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在馬克思唯物史觀與湯因比歷史研究視域下,對“歐洲中心論”的詰難的終點都在于人類文明多樣性,并且在起點上,他們都捉住了理解與決定歷史發展的“(市民)社會”這一關鍵。事實上,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就已經從“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維度對此進行過說明與確證。在這一層面上,我們可以得出,這一詰難在一定程度上扼住了“歐洲中心論”的咽喉,并且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中心論”的立論基礎。亦是說,無論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來看,或者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源來看,“歐洲中心論”的成立本身都應該被否認,至少應該接受來自于歷史層面的批判。三、馬克思現代性思想:對“歐洲中心論”的反思關于對“歐洲中心論”的學理討論,其本身不僅是一個哲學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學問題,而更加是一個社會學問題,亦即一個現代性社會發展的問題。在“歐洲中心主義”者的研究范式中,在否定文明的多樣性的同時,也使得“現代性”這一社會學術語被打上了“歐洲中心論”的烙印。然而,我們在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的理論中不難發現,雖然馬克思提出過“現代性”的概念,但現代性思想卻是馬克思社會發展觀的一項重要內容,并且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馬克思實質上已經對以資本主義社會為表征的現代性做出了本質性的解讀不同與以知識和理性確證現代性的“歐洲中心論”的擁護者,馬克思則是以現代生產確證現代性。并且就以“歐洲中心論”擁護者所一直強調的作為現代性的標志的理性來說,其形成與發展也始終是在現代生產的推動下進行的如果說馬克思現代性思想對于多元化現代性的揭示較為隱晦,那么作為“多元現代性”的首倡者和著名研究學者,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的《反思現代性》則可以對“歐洲中心論”給出直接否定性的詰難。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現代性》中指出,“現代性確實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區,但是卻沒有產生一個單一的文明,或一種制度模式,而是產生了幾種現代文明的發展,或至少多種文明模式四、馬克思社會歷史哲學的視野對“歐洲中心論”予以諫難的理論意義綜上所述,無論是從馬克思對民族歷史性的確定原則出發,或是從馬克思唯物史觀與湯因比歷史研究視域下的文明多樣性出發,又或者是從馬克思現代性思想和艾森斯塔特多元現代性思想出發,都對“歐洲中心論”的立論基礎、發生過程、現實可能性等方面進行了學理上的詰難。這些詰難雖然涉及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不同的學術視角,但都是在馬克思歷史社會哲學視域下的合理性展開。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湯因比歷史研究視域下的文明多樣性,還是艾森斯塔特多元現代性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馬克思歷史社會哲學的合理性延續。從這一點上來講,馬克思對“歐洲中心論”的詰難是具有理論預見性的,這不僅說明馬克思不是一個“歐洲中心論”者,并且說明了馬克思在歷史性、現代性等方面與“歐洲中心論”完全不同的旨趣。通過馬克思社會歷史哲學的透視對“歐洲中心論”予以詰難,其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從理論上講,突破“歐洲中心論”的思維框架必定是一場思想上的解放,不再“言必稱希臘”,這當然有利于超越“歐洲中心論”范式的理論研究,也有利于運用馬克思哲學消解、建構功能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自覺。從現實層面講,通過馬克思社會歷史哲學的透視對“歐洲中心論”給予詰難,這不僅僅是馬克思哲學強大消解功能的發揮與證明,并且有利于非西方社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