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法治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刑事法治問題。根據''木桶原理”，水桶的容量取決于最短的一片木板，而刑事法治就是最短的那片木板，刑事法治是最低限度的法治標準.在法治建設中，理念是先行的，首先要樹立正確的刑事法的治理念，才能達到刑事法治乃至全面的法治.在刑事法治視角中，這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一、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二、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三、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一、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刑法是最后一道法律防線，其它部門法是按調整對象不同來劃分的而刑法是據調整手段劃分的，凡是上升到用刑罰來規范的，就由刑法來調整，刑法是其它法律的后盾，如同足球場上的守門員。另一方面，刑法以刑罰懲罰犯罪，涉及公民生殺予奪.這合得刑法具有雙重性：1、保衛社會，2、保障人權。雙重機能本身的對立統一關系現于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矛盾之中。首先，法律規定的犯罪是立法者對認為有社會危害的行為在立法中存在犯罪性的確認，所規定的犯罪只是危害行為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因為立法者立法能力的局限性，必有所遺漏。其次，刑法有穩定性，而犯罪有變化性，刑法總滯后于犯罪，基于這兩方面原因，使''法有限而情無窮”。為解決刑法有限性和犯罪行為無窮性的矛盾，就有了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沖突。解決方法之一是類推的方法。2000年前荀子就說：'、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美舉，”按法規處理，邏輯前提是法律規定事項與需要處理事項有同一性；按美推處理邏輯前提是，法律規定事項與需要處理事項有類似性基礎上的。在美推中，法規適用范圍從具有同一性事項擴大為具有相似性事項，一定程序上緩解了無限與無窮的矛盾。我國唐律中就有了明確的、'入罪，舉輕以明重；出罪，舉重以明輕”的美推制規定，其中包含的是實質合理性.中國古代法文化中有實質合理的''沖動”，是深受倫理法傳統影響的，這種''沖動”對法治的建設有消極作用。類推在其它部門法中是廣泛應用的，從《法國民法典》民法中就明確有''法官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為理由拒絕受理案件”的規定.這是誠實信用原則的體現，而誠信原則正是實質合理性的體現。便在刑法中遠種原則不被認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正是對實質合理的排斥，體現的就是形式合理性。罪刑法定之所以成為原則，是因為它在國家刑罰權與個人自由權利劃分一條線，國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行使。在此基礎上刑法規范有了雙重機能1、對公民規范，2、對執法者限制。我們過去認為刑法是管理老百姓的，事實上是管國家的。刑法存在的正當性根據不是犯罪存在，如果只為懲罰犯罪，那么沒有比有更有力。''罪刑法定”體現的是限制機能.與''誠實信用”的擴張機能：''誠實信用”使民法權爭相對開放，而''罪刑法定”則使刑法體系相對封閉，因為兩種法律性質不同.刑法中，當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沖突中，我們寧愿選擇形式合理性。刑法中此種例子很多，比如''搶劫嬰兒，自己撫養”因沒有法律明文規定而不能定罪.如果可以以美推定罪，可能在這個案件中作用是好的，而在另一個中法律就會被踐踏，公民的自由權利就存在危險。因此，只能以違法性認定犯罪。結論，我們應選擇形式合理性，在刑事法視野中，犯罪就是法律明規定的（違法行為）.二、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犯罪須要由事實來證明，在證據法中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沖突。過去堅持''實事求是”原則，要求司法人員去，發現客觀真實作為實罪標準。這涉及司法認識論的問題，司法認識活動，也是認識活動一種，遵守一般規律，但具有特殊性。（1）有事后性，司法人員不是親歷者（尤其法官）根據只能是證據。所認定事實是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我認為只是法律真實不是客觀真實。客觀真實是自在的真，不以人的認識為轉移的。法律真實是人所認識的真。司法活動終極目標是客觀真實，但只能接近而達不到。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正如同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思格斯說：''人的思維是至上性與非至上性的統一。至上性的前提”①人不是單個的人而人類全體②把人的認識活動放到無限的歷史長河中去。但作為一個生活在具體時空中的單個人，思維是不具有至上性的。訴訟中的犯罪事實是要有證據證實的，這種證明活動與考古的活動相似，我們要寫出一部歷史來，歷史事實憑借歷史資料完成，資料本身尚存疑，何況沒有記載部分，只能通過考古來發現，這就是考古真實。比如紙的發明，起于何時不斷被新的考古發現推翻。在現在考古成就下，一個命題是真實的，以后可能被推翻，在現在考古成就下，一個命題是真實的，以后可能被推翻，但在新的證據出現之前，這個結論就是正確的。在有懷疑的案子中，有時面臨錯判和錯放的二難選擇。有學者認為，錯判犯了兩個錯誤，①放掉了壞人②冤枉了好人.而錯放只犯一個錯誤。所以有正常理智的人都有會想到在不得不犯錯時，要''兩害相權取其輕”。但實際上，不能認為放不是錯的，凡是不能證明其有罪，就還是無罪的。所謂的錯放與錯判矛盾已不存在，放是唯一的選擇。法律真實的觀念是可貴的，''實事求是”是把客觀真實作為評判標準，是不可能的。但這種觀念影響很大比''有錯必究"，''錯案迫究制”。一部中國的歷史就是平反的歷史，法律真實被客觀真實所扼殺，在法律中必須強調不同于客觀真實的擬制.與民法中的''宣告死亡”一樣，''無罪推定”也是法律的擬制。這種擬制與、'事實求是”是不同的邏輯，、'事實有罪”與經證明有罪是不同的，''無罪推定原則”是證明有罪的邏輯起點。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過去我們的思想傾向是重實而輕程序的，把程序與實體關系說成手段與目的的關系。認為只要實體結果是正確的，手段就不重要了.用目的正當性證明手段的合理性是有違法治精神的。當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中，應當選擇程序正義。程序是否有獨立于實體的價值，［美］羅爾斯認為；程序正義有三種情形①純粹的程序正義，此時實體沒有獨立于程序的價值，反到是實體正義依賴于程序的正義而在有。例如''賭博”、'、抓鬮”這里包含著樸素的公平感，是難以作到公平情況不得以的選擇.適用這種程序的范圍是有限的，首先要求主體沒有特殊要求（每個人都相同），有些情況是不能適用的比如、'入黨”、'、下崗”。②完善的程序正義，在這種情況下，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是不同的標準，但可通過設計一種程序達到實體義，比如''切蛋糕”（切蛋糕的人后拿蛋糕）③不完善的程序正義，在這種情況下，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也是不同的標準，而且無論如何設計程序也不一定達到實體正義，比如審判。嚴守程序也可能辦錯案，違反程序也可能達到實體正義。在審判中面臨程序正義與實體或的沖突，兩者誰優先是法治社會的重要選擇，我認為應選擇程序正義，因為離開了程序就不會有實體正義的存在，就如同鐵軌與火車的關系，只有唾棄正義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實體正義。程序有吸收不滿的能力，比如''抓鬮”、'、切蛋糕”。因為程序證是切實可感受的，只要嚴守程序，大家都會有公正感。司法公正如果能作到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統一更好，但大程序是要求程序正義。高院提出''使100人民群眾滿意”有的學者認為不可能，最多50的人（勝訴方）滿意.這個50指的是實體公正但從程序上來說能作到100。比如美國人都認為方辛普森是殺人者，但進一步問辛普森是否得到了公正審判，每一個美國人都會回答''是”。程序主要是限制執法人員，保障被告人的，一個社會對待被告人的態度是文明與法治的試金石.一個社會的文明人道不是看對好人的態度而是看對壞人的態度。程序強調的是程序。比如''米蘭達規則”的重要案例，smith被控劫殺女孩案，二審法官判smith無罪，理由就在于，證據是違法獲得的。這次違法獲得的證據可能有利于證明smith有罪，但放縱這種違法，以后就會成為濫用權力和錯案之源，所以不能予以采納.這在中國是很難被接受的，我們目前對違法取得理論指導是按''實事求是”的原則，違法取證者處理，但證據酌情采納。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