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還是“大合流”：明清時期歷史趨勢的文明史觀

[摘要]美國學者彭慕蘭的“大分流”說具有純經濟學的類型比較意義，但缺乏歷史學上的意義，在分析16至19世紀中國歷史動態趨勢中顯現出諸多盲點。在由西歐率先發動起來的工業化發展起來以前，中國與西歐的歷史，或者社會體系，或者文明運動有接觸和相互關聯性但卻從來也沒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紀以后西歐的世界性擴張導致了19世紀以來歐洲與中國社會體制趨同的傾向；這種趨向使中國的社會歷史運動、社會組織體系乃至文化形態與西歐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在考察16至19世紀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關系時．文明史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關鍵詞]大分流；明清時期；現代性；文明史觀

一、問題的背景

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其《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提出：“歐洲的核心區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顯然主要是東亞，但或許還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區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1](序言，P1)這項結論以及與之相關的內容極其豐富和富有啟發力的一系列分析自發表以來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中國和美國學術界都參照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國16世紀以來的歷史過程與比較視野下的歐洲歷史過程的相互關系問題。這種思考無疑為解釋中國16世紀以來的歷史宏觀運動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論方面的問題。本文意在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大分流”說進行一些粗略的探討，其核心觀點是，這種解釋模式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產生了巨大影響的許多解釋模式一樣，既深化丁關于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同時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問題．為了使討論稍微具體，這里先提出一個看去似乎是與“大分流”概念針鋒相對的說法，即：在由西歐率先發動起來的工業化發展起來以前，中國與西歐的歷史，或者社會體系，或者文明運動從來也沒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業化在內的西歐的世界性擴張導致了19世紀以來歐洲與中國社會體制趨同的傾向；這種趨向使中國的社會歷史運動、社會組織體系乃至文明形態與西歐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沒有使之同一化。說這“似乎”是一個反命題，是因為這里的討論和許多看去是針鋒相對的辯論一樣，只是部分上在討論同一個問題，“大分流”說是以經濟命運為核心尺度展開的，本文則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視角。這種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異并不抹殺兩個命題的相關性，因為雙方都不限于幾個核心概念的定義，都構成對更宏觀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歷史現象的解釋。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視角方便了我們對“大分流”說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討論“大分流”說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現的幾個相關的框架做簡要的回顧。這些理論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設，但都包含了對16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大趨勢與西歐歷史的關系做出說明的傾向。

上一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圍繞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進行了長期的討論。這次討論大體上是一個“求證”的過程。問題本身的前提假設夸大了人類歷史普遍規律的嚴格統一性，更具體地說是夸大了五種社會形態依次遞進的普遍性和嚴格性①。因為要論證一種沒有歷史地發生的現象之發生的必然性，這種討論陷于實證和邏輯的雙重困境。在具體的方面，經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作為普遍趨勢的資本主義過于緊密地聯系到一起的情況。但是在這場長期的討論中，明清時代甚至更早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社會制度和經濟觀念的許多具體特征卻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研究，從而為后來其他理論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大爭鳴時期，不承認中國受到近代西方沖擊以前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意味著認為中國歷史是“停滯”的，或者是某種“古代東方”式的，同時意味著在哲學上采取了一種“外因論”；承認在西方人沖擊中國之前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就要在中國的經濟現象中找出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概念的要素來，同時要解釋這種萌芽為什么沒有成長起來。這一方面從一開始就落人了西方中心論．另一方面始終沒有達到經驗證據充分的程度。這種困境使許多歷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資本主義萌芽說來描繪和解釋明清時代中國歷史的大趨勢時，左右無法擺脫中國歷史的“非正常”發展的陰影。

如果說資本主義萌芽說沒有擺脫西方中心論的陰影，戰后美國中國歷史研究的開山者費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紀50年代提出的“沖擊——反應”模式則包含著更強烈的西方中心論色彩②。根據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對中國社會形成猛烈沖擊之前，中國社會內部基本沒有什么東西是可以歸結為“發展”的；而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變化，是參照西方的“沖擊”，在反應中被動地形成的。在這一框架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在與日本比較中顯示為極其遲緩和被動的狀況。而這種被動性的原因主要被歸結為中國文化的特質。美國學者柯文在80年代對這個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問題進行了批評，主張從中國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為中心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在中國發現歷史”③。在柯文提出批評之后，“沖擊一一反應”模式的影響力大不如前。從一定意義上說，“大分流”說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一項有成效的嘗試。不過，“沖擊——反應”模式并不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框架，更不是毫無認識能力的方法。無論如何，1840年以后半個世紀的中國感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強有力的沖擊，中國在此后發生的許多大的變化的確是在這種沖擊的震撼下，參照西歐的全球擴張展開的，因而那個時期的中國歷史運動大大加快了節奏。剔除了歐洲中心主義以后的“沖擊——反應”模式在社會、文明歷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

華裔美國歷史學家黃宗智先生提出的“內卷”化的理論在提出的順序角度可以被看作是個承前啟后的體系④。它已經在盡力擺脫歐洲中心的假設而在中國歷史本身中找尋其宏觀運動的線索。根據這一理論，17世紀前后中國的人口迅速增長和農業土地資源的缺乏導致了勞動密集型的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通過過密的勞動投入造成的經濟增長并不帶來人均生產價值的增加，因而是沒有發展的增長。這種經濟模式的形成導致了中國經濟長期的困境和不發展。并直接成為19世紀中國與西方關系格局的背景。這一理論雖然在許多概念上與屬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范疇的“資本主義萌芽”說不同，但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構成了對“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資本主義”這樣一個共同問題的解釋⑤?！百Y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主要圍繞生產關系，尤其是雇傭勞動關系來考察中國的資本主義問題。內卷化理論則以增長能力為要素的經濟體制類型為核心來考察中國的資本主義問題，對資源與人口的關系給予了比以往更充分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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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種社會形態次遞進的理論是斯大林提出的。有關其提出的源流及其與馬克思本人思想的關系，參看趙軼峰、杜文君“斯大林社會發展五階段圖式探源”，《時代論評》，1989：1；以及趙軼峰等著《歷史理論基本問題》第一部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②費正清闡述和運用這一模式的主要著作是他與鄧嗣禹合作編寫的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EastAsi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等。

③柯文的主要著作是在1984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Past。

④黃宗智的有關著述，參看他的ThePeasantEconomyandSocialChangeinNorth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以及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兩部著作都由中華書局于2000年出版了中譯本。

⑤馬克·埃爾文(MarkElvin)的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中有100多頁的內容討論“沒有技術變化的經擠發展”(頁203-319)。雖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在問題結構和基本觀點上與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有相似處。

1998年，德裔加拿大學者貢德．弗蘭克出版了他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作為依附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弗蘭克提出了更為徹底的非西方中心論主張。他認為從1400年到1800年間，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而且中國在19世紀40年代的衰落也是暫時的，“中國正再次準備占據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時間為止‘歷來’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前言,P19,20,21)。這里無法對這部相當富有啟發意義的著作做充分的評論，只是需要指出三點：第一，弗蘭克已經把對于歐洲中心論的批判推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程度，這直接影響了彭慕蘭的方法論；第二，弗蘭克的論述包含強烈的“中國”、“東方”、“歐洲”、“西方”等區域單位競爭的觀念。這種沖突概念的使用覆蓋了從15世紀直到今天的歷史，從而使19、20世紀世界格局變動中的融和與全球化趨勢問題實際被取消了；第三，弗蘭克對于最近的世界經濟趨勢的觀察強烈地影響著他對于過去幾個世紀世界歷史的分析。

“大分流”說是在弗蘭克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很大程度上針對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提出來的。這個理論的提出使美國加洲大學爾灣分校學者為主流的“加洲學派”儼然成為當今主流學派之一。

二、“大分流”說的意義與盲點

意義和盲點需要結合在一起來討論，原因是在許多情況下同一認識既是有意義的同時也會造成一些盲點。

“大分流”說肯定地將對以歐洲中心論為基點的歷史觀的批評推到了更徹底的程度。它在研究的方法上主張進行交互的比較．從而把問題顛倒了過來：“問的是為什么歐洲不是中國，而不只是為什么中國不是歐洲。”[1](序言，p2)根據這一理論，在現代歐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之前，世界上有許多地方，包括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是繁榮的；“內卷”說所指出的那種與人口密集相關的中國的生態學災難在19世紀以前并沒有發生；而歐洲的突發的現代性就如同突然出現在房間里的一只大象，是偶然的結果，其關鍵性的促成因素是獲得海外的資源和在利用地下能源方面取得了成就，而后者部分上依賴于歐洲地理上的好運氣；英國沒有發生后來長江三角洲一樣的勞動密集情況的原因，是因為其“原有的道路發生了重要的斷裂”，斷裂的基礎是發生了對礦物燃料的利用和出現了新大陸的資源；1500年到1800年間東亞人口的增長是一個可以與工業化媲美的奇跡。而不是“發展”的病態。這些以前也曾經有人分別提出的看法以及“大分流”理論中其他一些有關的看法在經這個理論整合以后對作為整體歷史觀的歐洲中心論的缺點構成了顛覆性的批判。到了這個時候，就可以就“中心”問題再做進一步的思考了。從弗蘭克到彭慕蘭，雖然都小心地回避了“中國中心論”，但都采取了一種把問題“顛倒”過來的提問方式。他們都大量依賴先前經濟史家的成果，但卻認為以前關于世界經濟的總認識出現了顛倒性的錯誤。對這樣的理論，無論如何需要持謹慎的態度。

“大分流”說提出了比較研究中的區域研究與可比性問題。它認為江南而不是整個中國是英格蘭(或者英格蘭加上尼德蘭)的合理的比較對象，也就是說，它主張以經濟發展的“核心區”為單位進行比較，而不是比較兩個大洲，或者用中國與歐洲相比較。正是在這樣的比較視野下，“大分流”說得出19世紀以前中國的經濟核心區與歐洲的經濟核心區在發展水平上并沒有大的差別的結論。自此說出，學術界對這種對比方式持相當一致的肯定意見，但是這個方法其實大有問題。中國史學界此前的確出現過大量將中國與歐洲或者西歐作為比較兩極的研究。其中大多缺乏對比較對稱性的謹慎考究。歐洲或者西歐，如彭慕蘭教授指出的那樣，有極大的內部差異，而中國雖然是一個國家單位，也有極大的區域性差異。況且，歐洲包含許多國家，用之與中國一個國家比較，等于假定歐洲會像一個國家一樣發生整體的運動，這是簡率的。但是用經濟最發達的兩個核心區來比較只是弱化了比較不對稱性問題，卻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為英國是歐洲一個大洲的核心區，而江南是中國一個國家的核心區；英國無論如何具有國家的整體行為能力，江南卻是個自然形成的經濟區，連與地方行政區也沒有嚴格重合，何況地方行政區也沒有獨立的經濟行為權利，如不能制定賦稅和海外移民政策等，而且其大量資源要服從中央政府的調配。如果從靜態的發展水平狀態角度對這兩個單位進行比較是可行的，兩者的動態發展趨勢卻根本沒有可比性。況且，對核心區的比較只能說明核心區之間的關系，而“大分流”說實際上畢竟還是以中國與西歐的歷史道路問題為基本參照系的。這又造成了以局部解釋整體的問題。

與“內卷”說一樣，“大分流”說是以經濟學為基礎來分析歷史現象的研究。這與現代將歷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結合的許多研究一樣，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諸多十分有用的分析概念，卻也同時強化了使歷史服從于理論的傾向。這些社會科學比歷史學更傾向于演繹的邏輯，更普遍地從核心概念的定義開始展開分析，對于歷史現象中的歷時性的注重遠不如歷史學本身。韋伯的“理想化”方法，即將研究的問題經過邏輯的處理達到一種比較理想的類似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實驗室狀態的方法，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偏重純經濟學的考察方法可能需要假定國家體制、文化觀念等對經濟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使對問題的討論保持集中而不必關照太多的復雜的相關因素。但是其結果可能與歷史的實際差距極大?！按蠓至鳌闭f的一個核心概念是GDP，以“持續的人均增長”為中心來判斷經濟體系的性質，進而來概括歷史的趨勢。GDP相當于一種“經濟后果”[1](序言，P3)。不同的經濟體制可能導致相似的GDP或者“繁榮”程度“后果”，尤其是將考察的區域限在較小范圍時更是這樣。而基于不同經濟條件而形成的類似的“經濟后果”的經濟前景會有很大的差異。17到19世紀中國江南地區的繁榮與同一時期英國的繁榮就是在不同的經濟條件，包括體制條件和資源條件下出現的，其前景也大不相同。如果用南宋江南地區的繁榮程度、GDP與15到18世紀的英國比較，前者的“發展水平”也不會低到哪里去，但其前景卻顯然和工業資本主義或者“現代性”沒有關系。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經濟不是單獨運行的，工業資本主義也不單單是一個純經濟體系。加洲學派學者大多傾向于不把工業資本主義看作是由西歐的內生因素造成的。這仍然是出發于避免歐洲中心論的良好愿望。但是他們普遍忽視歐洲歷史的連續性和經濟以外因素在歐洲近代以來發展中的角色。在同類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對于區域化的經濟類型的詳細比較，但是無論這些類型如何相似或者不同，都不足以解釋16到19世紀西歐和中國歷史命運的差異，因為財富的積累并不會自動導致“工業化一一資本主義”之類的“現代性”，歷史趨勢并不是從某一時期的經濟狀況中自然生長起來的。

“大分流”說主張注重海外資源對西歐經濟現代性的突發形成的意義，反對過分地把這種轉變的原因內在化。這不僅具有啟發意義，而且對于承認西方模式以外其他發展模式的可能性與合理性更是重要的。但是，西歐海外資源的獲得是海外殖民運動的結果，而這場運動顯然是自15世紀就開始的一個自覺的過程而不是突然爆發的。那么，19世紀以前300多年的殖民地經營帶來的至關重要的海外資源與作為其結果的西方工業化的“突發”性說法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其實，愈是強調海外資源的意義，就愈是使西歐資本主義化或者工業化的發生學問題成為一個歷時性的問題。與這個歷時性問題相關的是依附論學者早就提出的工業化的歐洲對殖民地的剝削作為其發展的條件的問題。如果海外殖民是當時瀕臨了困境的歐洲突發性地形成經濟現代性的條件之一[1](p10)，那么，邏輯上我們就不能回避這樣一個老問題：同一時期早就具備了技術條件的中國為什么缺乏海外殖民的動機和動力?或者用“大分流”說使用的方式把問題倒過來：為什么偏偏是西歐要進行海外殖民?從兩面提出的問題都要求更長時段的歷史關照。我們討論的是長時段的大歷史現象．而雖然偶然性常常發生作用，但迄今為止已經發生的大歷史現象的成因都不是微妙的。

“大分流”說的認識價值和局限都不限于此。但是就明清時期的歷史趨勢而盲，經濟學或者其他單一的學科都會遇到解釋中的困難。我們不妨從另一端，就是把問題放到很大。嘗試用文明史的觀念來進行解釋，看一看可能會提出一些怎樣的命題。

三、文明史觀下的明清時期歷史趨勢問題

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到“大分流”說，把這種種各自有特殊的關注要點的理論聯系到一起的核心問題還是如何理解和描述明清時期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對于這樣一個歷時長久的大歷史現象可以提出許多種解釋，從文明史研究的立場提出的看法可以是其中之一。

文明作為一個概念已經有太多的定義，為了不糾纏于語言上的分歧．這里先簡單地做出一個大致的約定：一個文明是指一個具有獨特文化精神，并完成了復雜的精神和物質文化創造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中持續存在的，具有較大規模的人類社會共同體?；谶@種定義，每一個文明都是獨特的。在世界文明史的層面，在特定的時期和范圍之內，某些文明擁有主導性的地位，比如中國文明長期影響了周邊的國家、民族和地區；西歐文明在殖民化時代以后的很長時期內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但是在歷史上并沒有哪一種文明占據著永恒的實力中心或者價值中心。因而，無論是歐洲中心論還是中國中心論，都是不符合文明歷史實際的。從這個立場出發，西歐文明與中國文明在形成持續性的直接接觸和相互影響之前，具體地說在19世紀之前，包括在它們某些區域的GDP水平接近的時候，相當完整地保持著各自的價值、信仰、國家和社會組織體系，以及差異極大的文化特色．它們不曾“合流”。進而，雖然它們在19世紀出現了不同的經濟處境和趨勢，但是它們卻真正開始了直接的接觸和相互作用，接下來無可否認地出現了中國參照西方來改造自己從精神世界到物質世界的自覺運動，兩者的差異在直接接觸的情況下成了一定程度的趨同過程的推動力。中國在這個長期過程的大部分時間中處于被動的地位是一個無須回避的事實。承認這樣的事實，并不需要抹殺中國歷史自身的內在活力和發展，只是中國的活力和整體狀況曾經并不適應當時的國際競爭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1840年并非如“大分流”說所斷定的那樣“極為不重要”[1](序言．P6)，而是極為重要。因為它先是“突發”性地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接下來使中國發生急速的貧困化，同時激發起了中國基于內部條件并參照外部的條件進行自我改造的能力，終于走向形成一種非西方的現代文明模式的過程。

在1840年以后的中國具有了日益增多的“現代性”的意義上說，中國與西歐可以說在那以后是在逐漸走向“合流”。當然從中國最發達的“核心區”的GDP與英國的GDP比較的角度說，這場“合流”的開始發生要晚得多，其先有差距擴大的很長一個時期。其實被翻譯成“分流”的英文原文“Divergence”語意是“分歧”，強調狀態的差異，沒有中文“流”字可能暗示的動態趨勢連續性的意思。所以這個理論說明趨勢的意向可能在中文表達中被擴大了。GDP這種可量化的指標之間可以達到同一水平，但那并不意味著經濟狀況是同一性的，更不意味著社會組織、文化精神是同一的。因而在中國歷史上，無論與歐洲的“分流”還是“合流”，都至多是局部的。

一個文明的變化總是帶有整體的性質，兩個文明的關系更是整體性的。因此，從文明史的角度看，與“大分流”說的主張相反，對經濟最發達的“核心區”之間的比較意義不大。這就涉及了比較研究中的單位問題。從文明史的角度看，就16至19世紀這個特定的時期而言。把西歐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是適宜的。西歐雖然包含諸多民族國家，但是卻在地理環境、宗教信仰、價值體系、國家和社會的組織方式、文化特征，以及自我認同方面構成了共同的和其他地區的區別，在國際關系中也具有行為方式上的同一性。中國是一個單一的國家，但是在以上的幾個要素方面自成體系，也與其他地區構成明顯和持續性的差別。兩者都具有內部的差異性，因而內部的差異性并不構成比較根本不成立的基礎。經濟以及其他領域的大范圍的和持續性的發展，在文明史上一定是某種長期運動的結果。比如中國江南18世紀的繁榮既繼承了唐、宋、元、明時期的基礎，也與清朝前期的國家制度以及清朝統治造成的全國整體穩定局面有密切的關系．把宗教和一般思想意識等比較微妙的因素放到一邊，人們的經濟思想、消費觀念肯定都是經濟現象的條件之一。只要承認經濟狀況要受經濟結構的外部環境的制約，那么。關于經濟運動的解釋就必須是以該經濟體系的大生態環境為參照的，這個大環境在我們討論的話題中，應該是文明而不僅是資源。中國的任何區域，尤其是其“核心”區域的經濟命運是和中國的國家命運密不可分而且一致的。

文明也有其大環境，這就是它的外部限制。像在對一個經濟體系的考察中不能不考慮到其地理和資源的極限一樣，文明活動的外部極限，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在“地理大發現”突然擴大了西方人的視野和活動空間之后，人類文明活動迅速達到了其空間極限，因為在有限空間內活動，各個文明之間的相互關系就成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在擁有“現代性”的西歐文明在擴張中顯示出相對于其他文明和地區的巨大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其他文明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的外部條件，生存競爭的壓力使處于被動的非西方文明不得不采用諸多西方的方式，這就進一步同時是永久性地改變了它們自己。正是這種現象使現代人產生了“現代性”等于“西方的”的觀念。于是，原生的“現代”西方文明是在放大了的空間和增長了的資源的條件下發展的；而次生的“現代”非西方文明則大都在縮小了的空間和減少了的資源條件下掙扎；可能僅有的例外是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和在西方沖擊下突如其來地崛起的島國日本。這就是為什么歷史上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過程都要伴隨著民族國家的重新定義的原因，在這一點上俄國和日本也不例外。這種外部空間關系變化因為已經觸及了空間的極限，所以具有不可重復性。也就是說，最先取得了優勢地位的文明的主導地位是很難被取代的。所以次生性的“現代”文明會長期缺乏原發性的“現代”文明那種主動地位?，F代文明歷史上的中國屬于這種次生的形態。它在全球文明關系格局中的被動地位正是在被看作“大分流”前夕的16到18世紀形成的。19世紀中國與西方直接接觸時的被動局面已經是帶有強烈必然性的結果了。

“大分流”說認為：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沒有一個經濟中心，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只是在19世紀歐洲工業化重新發展以后，一個占支配地位的西歐中心才具有了實際意義。無論這個說法怎樣會使反對西歐中心論的讀者在心理上覺得安慰，從文明史觀的角度看，這是含糊不清和割斷歷史的。這個世界至今是多元的，還沒有哪個文明的主導地位達到了把所有其他文明的獨立性都淘汰的程度；但是就一個文明的內在成分所造成的全球影響程度和范圍而言，西歐和稍后的美國組成的西方文明還是在迄今為止的全部人類歷史上首屈一指的。當然如弗蘭克所說，歐洲在某個時期的主導地位應該被看作是暫時的。1800年以前的西歐已經占據了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次大陸、太平洋上的大批島嶼，擴大了非洲人口的奴隸化，壓制住了阿拉伯地區，促使俄國進行改革，除了鞭長莫及的東亞以外，已經沒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地區沒有按照西歐的方式重新改組自己的經濟和社會體系了。那時的西歐的確不是全世界的經濟中心．因為東亞還沒有被納入它的經濟體系，也因為西歐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島嶼上推行不同于在本國的政策，還因為西歐國家之間存在強烈的競爭。但是西歐主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經濟和社會命運的局面已經形成，西歐以外的大部分地區都在按照西歐的面貌重新塑造這個世界。按照“繁榮”程度來衡量，西方不是世界上唯一繁榮的地方，但是它的“內生”的優勢和來自海外的優勢一起還是構成了總體的優勢。而這一切都是16世紀以來長期積累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與西歐GDP水平相同的一個或者幾個地區能說明什么呢?在這個意義上，18世紀的中國江南地區和當時的英國相比，“分歧”是巨大和顯而易見的。從后來的歷史去反省，中國人在17、18世紀沒有對西歐的動向給予充分的關注是一個巨大的失誤。但當時中國對其他的如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的情況，乃至俄國和日本的情況也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卻并不構成巨大的失誤，現代歷史學家也不覺得需要追問其原因。這是因為。西歐以外的其他那幾個文明和中國沒有根本的“分歧”，而西歐則憑借著和中國的“分歧”正在向中國走來。

因為西歐長期地主導了這個世界，現代史學家都把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看作最有意義和最自然不過的工作。但是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國與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比較同樣重要。比如在大致同一時期，阿拉伯世界為什么會失去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印度為什么會迅速地成為西歐國家的殖民地?18世紀日本的繁榮與中國、英國的繁榮的經濟內涵各有什么區別?彼得大帝時期俄國的強大與西歐的強大有什么區別?以及其他許多可以關照這一時期中國的情況來思考的其他問題。這些問題都有助于理解16到19世紀西歐經濟發展現象和其他地區的經濟“繁榮”相比所具有的獨特性質。在本質上說，18世紀，世界上沒有哪個其他的經濟體系和西歐的是同一性質的。

14世紀中葉建立起來的明朝面臨的是一個多元的世界，當時的較大規模的國際性聯系都還是區域性的。中國與歐洲的聯系主要經過阿拉伯世界的民間貿易活動間接地來進行。美洲廣大地區與歐亞大陸和非洲的文明沒有接觸。中國15世紀舉行的從東亞到非洲東海岸的多次對于當時說來極為遙遠的探險．沒有給中國人留下這個世界上存在任何嚴重的。即使是潛在性的。挑戰的印象。這使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已經在管理著巨大地理空間的中國政府更加傾向于保持傳統的內向的、關注生存的方針。接下來便有16世紀的帶有區域不平衡性的繁榮。在這種繁榮中，明朝國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規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精英群體總體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國際競爭含義。17世紀的自然災害、戰爭、改朝換代吸引了中國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紀的中國則完成了中華文明地理空間與行政版圖的重合，這個成就和15世紀的遠洋探險一樣帶來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對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繁榮增強了這種心理傾向。與西方局部接觸的中斷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19世紀的中國又開始了國家行政效率嚴重降低的危機，而國際貿易帶來收益的局面和周邊地區的相對安寧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國精英階層對國際上發生的事情更為麻痹。正在這個時候，爆發了鴉片戰爭和接踵而來的民族危機和在民族危機刺激下更尖銳起來的國內矛盾。這時候中國人除了學習西方別無選擇。在學習西方，改造自己的過程中，中國人傳統的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國家意識發生了突出的作用，大體上是在重新組織國家體系方面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結束也是中國文明．現代性”的一次嬗變。中國雖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傳統邏輯存在和發展的可能，使那種前景的具體情狀成為了永遠的迷。但是還是保持了較多的往日的遺產和民族的特色。當中國的經濟再次出現持續性的繁榮的時候，人們才開始嚴肅地思考，西方的模式是不是發展的惟一道路。在整個這個過程中，江南從來沒有獨自的危機和獨自的前途．因而。把這個“核心區”的發展與英國的相比只有純經濟學的理論意義，沒有歷史理解方面的意義。

從“內卷”說到“大分流”說，都是以“發展”為核心概念的。這種發展都是從經濟技術角度著眼的，因而可以用增長指數來衡量，其中包含了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的假設，又因為經濟發展是具有規律性的。所以可能作為參照的前景仍然是歐洲式的經濟—社會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理論忽略了對與“現代化”理論相聯系的發展觀的檢討，雖然采取了“顛倒”提問的方式，歸根結底還是沒有走出歐洲中心論。文明史視野下關于發展的觀念更多地、保持不變地涉及價值，它與經濟學的決定論的發展觀念有所不同．這個在更根本的層面與“大分流”等理論有關的問題有待將來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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