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時期的湘茶生產及其發展探索*

摘要：歷史時期的湘茶生產可以追溯到漢代甚至更為久遠的時代，但發展于唐宋，興盛于鴉片戰爭后的清末民國初期。這不僅有賴于湖南具有發展優質名茶生產的自然生態環境，而且與湖南茶農能根據不斷變化的市場形勢，適時調整茶類結構和區域布局，大力發展和制作優質名品名茶有關。為重振湘茶雄風，在我國已加入WTO的當代，應繼承湘茶生產的好傳統，精心規劃，科學布局，以實現茶葉的區域化種植，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以最合理的茶類結構、最優的質量和最合宜的價格搶占世界市場。

關鍵詞：

湘茶又稱湖茶，即湖南省所產之茶。其生產歷史之悠久，產銷規模之盛、茶品之眾、茶質之優，早已馳名中外。為使湘茶再度輝煌，對其生產及其形成發展很值得研究探討。

一、湘茶生產及其形成發展的一般歷史過程

茶古稱為“荼”，《詩·邶·谷風》：“誰為荼苦”；西漢王堡《僮約》有“享荼盡具”之句。湖南的茶陵古稱“荼鄉”，有“荼山”、“荼水”。《漢書地理志》中的“荼陵”即為茶陵。唐陸羽引《茶陵圖經》說：“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20世紀70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有茶葉，并有“茶”字簡文和木牌。兩相印證，表明湘茶生產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如果根據“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舜帝于九疑山中教民制茶”等傳說，湘茶的歷史就更為久遠。

茶在我國開始被作為祭品，春秋后被作為菜蔬，西漢初期推廣為藥草，魏晉時期成了宮廷的高級飲料。其時茶葉原料主要靠采摘于長江南北低山丘陵地帶的野生茶樹。因唐代飲茶風習普及到民間南北各地，而且回紇驅馬市茶，野茶數量供不應求，于是有茶的栽培[1]，時人猶以為“法如種瓜，三歲可采，野者上，園者次”。其時湖南的常德、衡陽、衡山、茶陵、益陽等縣已是大宗商品茶產地。南朝齊劉澄之《荊州風土記》載“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李肇《唐國史補》載“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五代十國時期，馬殷據湖南，鼓勵人民制茶、興茶。據《新唐書·劉建降傳》記載：“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舊五代史·梁記》載湖南其時“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可見茶況之盛。宋代，茶已成為“人家不可一日無也”，《宋史·食貨志》載：“荊湖歲課茶二百四十七萬余斤”。早在宋熙宗六年克梅山在安化、新化兩縣設官辦茶場，制茶入貢，成為當時省境第一個商品茶基地。據安化縣志記載：其時“山涯水畔，不種而生”。到了元代，茶已與桑、苧、棉、蔗成為湖南的五大特產作物，栽茶之法已進入精耕細作階段，其時“元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立岳陽、常德、澧州榷茶提舉司；元統元年十月，立湖廣榷茶提舉司”，以加強對湘茶的管理。明代因“湖茶多而直下，味苦，于酥酪為宜，亦利番也”①，故其時湘茶既有“儲邊易馬”的“官茶”，亦有“給引征課”的“商茶”，產茶數量大致保持在宋元時期的水平上。

清代，是湘茶發展的鼎盛時期，“鴉片戰爭前湖南除洞庭湖區的安鄉、華容外，其余各縣皆產茶，年產量達一萬二千五百噸，貿易量一萬余噸，由南北兩條路線出口東南亞諸國及歐洲和俄國”。鴉片戰爭后，特別是1840～1860年間，開始了湘茶的新紀元。據《清史稿·食貨志》載稱：“厥后泰西諸國通商、茶務因之一變”。為適應世界市場需要，生產適銷對路產品，岳陽、平江等地率先改制紅茶。清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廣東商人每年均攜款至岳陽造紅茶，“鄉人頗享其利”。到“道光末年，紅茶大盛，商民運以出洋，歲不下數萬金”；“咸豐四年，粵商由湘譚抵安化倡制紅茶，當時年產10萬箱”。從此，湖南各茶葉主產縣相繼仿制，產量大增。其時湖南茶葉輸出量常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及至民國初年，湘茶在全國仍具有優勢地位。1914年，有茶園面積萬公頃，產茶萬噸，茶葉出口額仍為全國之冠。但以后由于種種原因，至建國前夕湘茶已陷于中落境地，出口頻于絕境。經四十年的奮發努力，至1988年湘茶已東山再起，該年全省有茶園面積11萬公頃，產茶萬噸，出口萬噸，創匯5966萬美元，其面積居全國第一，產量僅次于浙江屈居第二，出口和創匯分別占全國的17%和%。

二、湘茶生產及其形成發展的歷史地理背景

茶樹原產于溫潤的熱帶、亞熱帶低山丘陵區，為多年生帶葉常綠植物，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選擇較為嚴格。一般要求年平均氣溫15℃以上，冬季月平均氣溫不小于10℃，夏季月平均氣溫不超過32℃，多年最低氣溫不低于－10℃，≧10℃的有效積溫不少于3000℃；年降雨量≧1000毫米，月平均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茶樹生長期內的相對濕度在80%左右，土壤濕度75%左右；喜紅、黃色等漫射光，直射光不宜超過37%，日照時數以年平均1500小時為宜，喜云霧多弱光照生境。茶樹根系發育，要求深厚肥沃疏松而排水條件良好的酸性沙壤土。一般以PH值～6之間，孔隙度為55%，有機質含量2～3%，含全氮～%、全磷～%、全鉀19～20%，速氮60～90PPM、速磷6～8PPM、速鉀120PPM，土層厚1000厘米左右，地下水位≦80厘米為宜。

湖南省境位處長江中游和南嶺山脈中段之間的內地腹地，地理坐標為東經108o47ˊ～114o15ˊ，北緯24o29ˊ～30o08ˊ之間，距海最近距離僅400公里，屬于典型的中亞熱帶季風氣候暖濕環境。冬季最冷月平均氣溫4－7℃之間，夏季最熱月平均氣溫32－30℃以下，年平均氣溫16－18℃，日平均氣溫≧10℃的年活動積溫為5000－5800℃，持續期230－240天，極端最低氣溫一般年平均－7℃；省境全年日照時數1260－1868小時之間，大部分地區日照百分率在30%－40%；年降水量1200－1700毫米，茶樹生長期的4－10月，月降水量均在100毫米以上；相對濕度雖因地、因季節而異，但多在80%左右，土壤濕度亦多為75%左右，其溫、光、水、熱等氣候因子均有利于茶樹的生長和培育。湖南山地丘陵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另有占全省總面積%的崗地。在占全省%的山地丘陵面積中，其中海拔300－1000米的面積占有48%，坡度5－25度的面積占有31%。在土壤成土母巖中，花崗巖、變質巖、沉積砂頁巖占41%以上，其發育的土壤呈微酸性反映，質地砂、粘適中，無機養分豐富，自然肥力較高，有利于茶樹的生長和發育。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省境山區和湘北洞庭湖的一些崗丘地，光熱水土條件組合好，往往是茶樹生長的適宜區域。尤其是700、800米甚至1000米以下，300、500米以上的向陽山丘緩坡地和臺地，一般冬無嚴寒冰凍，夏無酷暑高溫，終年氣候溫和濕潤，光照弱、霧氣大、漫射光多、風速小，晝夜溫差較大，有利于茶葉的肉質發育，往往成為湖南優質名茶生產的最適宜區域。

茶樹的種質資源是茶葉生產的重要物質基礎。由于湖南茶樹生長的各種小區生態環境復雜多樣，使湖南茶的種質資源極為豐富。據調查，全省有19個地方品種類型，19個新品品種[10]，分屬于紅茶、綠茶、黑茶、黃茶和烏龍茶等類型。至于野生茶種僅衡山一地就有20多個[11]，其中有的還是珍貴的名茶原料。《瀟湘聽雨錄》載：“湘中產茶不一其地，佳者有衡山之‘鉆林’。蓋極高岸磴所產，日色不到之處，往遣捷健樵者緣木杪采之，土人極貴重。近有效江浙焙制者，居然名品”，實際上這就是生長于衡山懸崖哨壁之上的一種野生茶樹。

湘茶發展進入現代商品茶階段，僅有良好的宜茶自然生態環境還不夠，其較為優越的社會經濟背景尤為重要。首先，需要開闊眼界、拓展市場。這對自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自古以來形成的農業經濟特征沒有明顯改觀的湖南并非易事。恰逢道光年間湖南形成了以前湖廣總督陶澍為核心，包括魏源等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內的帶有近代色彩的第一個人才群體。尤其是其中的魏源，以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開近代眼界看世界之先河；咸同年間又形成了以曾國藩、左宗棠為首的第二個人才群體，全系湘軍集團成員，在當時清政府所設的八個總督中湘軍占有其五，十五個巡撫中占有其九，其中不少是洋務運動的中堅，“湘運之興”的功臣[12]。其時“迨海防既開，華茶運銷外洋……一般茶商乃紛紛改制紅茶”③，在湖南瀏陽等地，甚至出現農民“拔麻種茶”，擴大種茶面積，增加外貿出口[13]的情況，使湘茶不僅有了國內邊茶、官茶市場，而且出現了極具影響的世界市場，這與湖南早期人才群體的推動不無關系。其次，需要有鄰近制茶中心和銷售市場的區位交通優勢。這對于“居有山川之險，終鮮交通之利”[14]的湖南來說，區位和交通均無優勢可言。可喜的是湖南東部有湘江洞庭湖水道，北通長江，與武漢相聯；南溯湘江、耒水，經郴縣、宜章陸路與北江銜接直達廣州。其時的武漢和廣州都是對外的重要通商口，也是重要的茶葉加工和外貿中心。清道光末至咸豐年間，湘中各地茶葉就是在湘譚集中裝運廣州的。當時宜章境內有貨棧二三十所，肩貨往來于南嶺的勞動大軍不下十萬。與廣州毗連的郴州亦形成了新的茶葉生產和加工中心，僅郴縣在道光、咸豐年間，茶葉產量由250噸猛增至于1600噸，大部分由粵商運至廣州而后銷往歐美和南洋[15]。與此同時，咸豐年間的晉陜商人與俄商在岳陽、臨湘采辦黑茶和老青茶，由漢口運銷西北、華北以及俄蒙等境；由粵商采購石門、慈利生產的紅毛茶運往湖北漁洋關加工，以“宜紅”名稱裝運上海供應歐美各國[16]。從而促進了湘江流域、洞庭湖環湖山丘乃至湖南全省的外銷商品茶生產。再次，要求相當數量的勞動力。由于茶業經營是一個由茶樹種植和管理、茶葉加工和包裝、成品茶儲運和銷售等多環節組成的系統工程，具有勞動密集型性質，必須要有一定的人口條件和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自清以來湖南人口獲得迅速發展，至道光二十年已達1989萬，宣統三年更增至2340萬。其時洞庭湖環湖地帶已是“瀕湖開墾無虛土”[17]，偏遠的湘西山區龍山縣也是“尺寸隙地，無不墾辟”[18]，已表露出湖南人多地少的矛盾。茶葉是技術性山地園藝作物，既不與糧爭地，又可容納較多勞動力，正好解決了湖南部分勞動力的過剩問題。

三、歷史時期湘茶發展特點及其啟示意義

回顧湘茶發展興盛的歷史過程，對當代湘茶復興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主要有三個方面值得總結：一是精心培育和制作名品名茶；二是不斷調整茶類結構；三是擇優布局，集中連片。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早在唐宋時期，湖南各地便擁有“仙芝、玉律、先春、綠芽等二十六種”優質名茶品種，其中不少還是向朝庭進貢的貢茶。在茶葉的加工制作工藝上，唐代時期的南岳衡山，便掌握了蒸青困茶的技術，并有“白鶴茶”、“石廩茶”等名品向朝庭進貢；到了明代又有了草子、楊樹、雨前、雨后等散茶名品。據各地方志記載，唐宋時期向朝庭的貢品茶還有古丈毛尖，沅陵碣灘茶，安化云霧茶、渠水薄，岳陽君山之黃鶴翎、君山毛尖，資興狗腦茶，常寧塔山山嵐茶，永興黃竹白毫等。至近代各地名茶就更多了。如湘北君山銀針，北港毛尖、洞庭春；湘中寧鄉溈山毛尖，安化松針，桃江竹葉，益陽伏磚；湘東的高橋銀峰，湘波綠，東湖銀毫，韶山韶峰，網嶺險峰，東山秀峰；湘南的南岳云霧，塔山山嵐，九疑香峰，汝城白毛尖，江華大葉苦茶，桂東云霧茶，五蓋山米茶，臨武東山云霧，江永回峰；湘西的大庸毛尖，保靖嵐針，城步峒茶，古丈青云銀峰、獅口銀峰，石門牛抵茶，慈利甑山銀毫等。其中的君山銀針、古丈毛尖、安化松針、南岳云霧茶等，均曾獲得過國際博覽會金獎、名茶獎等，或被評為中國十大名茶之一，享譽國外內。這些名茶具有依托名山名水優勢、生境優越；培育和加工制造精細；文化內涵深厚等共同特點。如南岳云霧茶僅產于南岳衡山喜陽峰下毗盧洞山間盆地中，海拔900米，土壤肥沃，終年溫和濕潤，年平均霧日達天，相對濕度達80%，故其茶多酚，水浸出物、氨基酸氮、兒茶數總量、葉綠素等茶葉內質指標值，均與“龍井”、“碧螺春”等國內名茶不相上下，加工也十分精細，古代貢茶即由廣濟寺的少妮雙手搓制而成。對于它的種植和制作加工，唐人李群玉在其《南岳龍山人遺石稟茶詩》中便有過具體描述；宋代著名理學大師張栻亦有“浮甌雪色喜初嘗，中有祝融風露香。經欲與君同唔賞，短檠清夜正相望”的詩贊；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還有過“南岳采茶詞十首”；中國科學院茶葉研究所1984年對南岳云霧茶的鑒定結論是“原料幼嫩，制造精湛，品質優良，具有特種名茶風格”[19]。又如君山銀針產于洞庭湖中的君山島上，終年云霧撩繞，一般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土壤疏松肥沃偏酸，極有利于茶葉芳香物質的形成和積累，使之具有持嫩性強，自然品質佳的特點。勞動人民積累了一套嚴格的采摘和加工制作的方法，使其色、香、味、形俱佳，世稱“四美”[20]。《瀟湘聽雨錄》載：“洞庭君山之毛尖，首推湖茶第一”；《湖南省志》亦稱：“君山茶色味似龍井，葉微寬而綠過之”；清嘉慶進士彭昌運的“嘗君山銀針”和清代著名詩人高爵尚的“洞庭竹枝詞”，都對君山茶進行了高度贊美。足見湖南名茶不僅品質佳，而且文化品位高，故使其名聞久遠，長盛不衰。21世紀的國際國內茶葉市場更大，但競爭也更激烈，湖南應繼承和發揚生產和制作優質名茶的傳統。并要按照當代市場的新要求，提高茶葉的科技含量，大力生產無公害茶、綠色茶和有機茶以及適合消費者需求的特種茶。而且應在傳統名茶的基礎上，加強包裝，提高文化品位，使消費者不僅能品賞到湖南茶的優良品質，而且還能領略湖南優雅而深厚的茶文化。

湖南的自然生態環境有利于多茶類的生產，但不同歷史時期的茶類結構并不一樣。早期的湘茶主要供宮廷和封建官府、寺廟宗教及民間用茶，所產茶類多為青茶或綠茶；唐以后，為滿足西北邊區兄弟民族用茶，開始大量生產邊茶，因成品茶緊壓成磚形，故又稱“磚茶”或“緊壓”茶，此時期應該是綠茶或青茶與黑茶并重的時代。鴉片戰爭以后，為滿足歐美及東南亞市場的需求，又開始了紅茶的生產，甚至有的是黑茶和綠茶的傳統區域改種了紅茶，乃至形成了紅茶、邊茶和綠茶三足鼎立的茶葉結構。因滿足了國際國內市場各個方面的需求，才開始了湘茶生產和貿易的新紀元。盡管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湘茶生產國際上受到印度、斯里蘭卡、日本、印尼等新興茶葉生產國的競爭；繼而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破壞，以及國內受到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摧殘，曾一度中落。但建國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倡導下和湖南人民憑著既有的傳統優勢和經營之道，使湘茶再度出現生機和活力，而且形成了紅茶、綠茶、邊茶、花茶、烏龍茶五大類的茶葉結構。值得著重指出的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湘茶的榮耀和風光已隨風而去。據權威部門統計，湖南目前茶葉種植面積只有萬公頃，退居全國第6位；年產量萬噸，列全國第五位，年出口創匯不足2000萬美元[21]。須知，在環保潮流、綠色消費推動下，人們祟尚自然，追求健康意識增強的當代，國際國內的紅茶市場日益狹小，而綠茶市場大增，湘茶再度中落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及時調整結構。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應盡量設法適應國內外茶葉市場的新變化，在保證黑茶邊銷和部分紅茶外銷的同時，應著手大力發展優質有機綠茶產品，才是當代“湘茶振興”的有效途徑。

為使茶葉生產能取優質、高產、高效之功效，必須向自然生態環境最適宜、交通運輸、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能源條件、農民營茶基礎等社會經濟條件最為優越的區域集中。在憑經驗、感覺的歷史時期，湖南人民經長期摸索，宋代的官茶生產就集中到了以煙溪、東坪為中心的安化、新化雪峰山區，并有衡山、君山、九疑山等山地優質名茶生產基地，“高山出好茶”的歷史概念在湖南已經形成。鴉片戰爭以后，湖南茶葉生產的主產地一是以安化為中心的湘中地區，二是以臨湘、岳陽為中心的湘北地區。前者屬資水下游峽谷段多雨山丘，其外圍相鄰地帶為多雨中心；后者瀕湘江和洞庭湖，因江湖水體效應而相對濕度較大，且多由板頁巖風化物發育成的深厚土壤，有利于茶樹生長[22]。二者的自然生態條件都可稱優越，而且水陸交通較為便利，勞動人民有營茶傳統和經驗之利。擇優布局，集中連片，既有利于充分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又便于集散加工，這也是湘茶長期以來能譽滿全球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中國已加入WTO的21世紀，湘茶將面臨更加廣闊的世界市場。機遇和挑戰并存，更需要把茶葉生產集中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最好的區域，以實現區域化種植，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以最優的質量和最適宜的價格搶占世界市場。據報導，湘茶生產正在向湘西、湘南和湘北洞庭湖瀕湖山丘區等優勢區域集中，并繼衡山南岳有機茶出口基地之后，又集中資金和技術在安仁、石門、益陽、祁東、常寧、桂東、平江等基地縣地建成了一批有機茶出口基地，而且計劃在3至5年內全省建有機產出口基地50個，茶園20萬畝，年產優質有機出口茶萬噸，并力爭全省茶葉總產突破萬噸，產值突破12億元[23]，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