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

[內容摘要]本文針對中國經濟學教學科研現狀，提出自己的看法。

[關鍵字]中國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學教學

2005年10月16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慶祝建院二十周年的討論會議上，國內眾多知名經濟學家濟濟一堂，對當前中國應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提出了意見和建議。筆者不才，但仍愿對此問題一抒己見，以期有識之士作以，為構建中國的經濟學作出些許微薄的努力。

毋庸置疑的首要一點是，中國當前對經濟學存在諸多種種誤解和不理解，甚至部分成名大家也會犯下極其低級的錯誤，實在有悖常理，當然中國的經濟學發展的不完善和畸形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經濟學的學科地位不僅在中國就是在西方也存在很大爭議，尤其是近年來向數理化的過于傾斜和數學模型的濫用。清華大學的錢穎一教授在它的《大學學科布局思考》一文中提到，經濟學是介于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門社會科學，兼具自然人文學科之特性，類同于數學、歷史等基礎性學科。這大約也印證了“不學經濟學就不懂得怎樣去生活”和“經濟學是使人變聰明的學問”的有關經濟學的言論。

在我國目前的高校招生上，經濟學的生源一般是相對合理的，文理兼收，有利于學科交叉融合，思維多元化。同時應看到的是文理分科只是應試教育的人為行為，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性，也不能說明表面形式的文理交融就比西方傾理有多大優勢，畢竟大學教學的重要性所占比例更大。事實上大學實際教學中基本上是模仿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也就是倫敦經濟學院的許成鋼教授所說的“法國式教育”，側重于數理能力的訓練，而不能達到許成鋼教授所說的“美國式教育”方法。即便是數理訓練也未必就一定是面向經濟學的嚴格的數理素質訓練，據筆者了解布置一所大學的經濟學中的數理訓練并不是針對經濟學學科本身，而是針對所謂的全校或全院的統一的數理公共考試，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往往與經濟學無關的學的多與經濟學有關的未學到，這就更容易對本就不模糊不清的經濟學科產生誤導。不少本科經濟學學生到畢業時還不知道經濟學是干什么的，自己學的是什么，與一般不了解經濟學誤混淆經濟學與管理學的沒有差別。或許在引用毫無意義的教條理論時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絕，也能夠對各種現象做所謂的經濟學分析，但要他解釋或創新性的應用就不可能了。經濟學教學的滯后性與科研相脫節以及日益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是極不相稱的。

不是說每一個學經濟學的人都將從事經濟研究都能成為經濟學家，也不是說原來不是學經濟學的中途轉向經濟學的就不能成為經濟學家，綜觀我國的眾多著名經濟學家，真正經濟學科班出身的少又少之，多為半道出家，而且理工科出身的占絕大多數，這與我國曾經的學科劃分有關，但也說明了為什么中國的經濟理論不夠完善。理工科對數學的能力要求高，對實際表現強調性強，如果把這些都移植到經濟學上來，經濟學將有淪為一種工具的危險性存在，在理論上包括與歷史、哲學等的學科的融合和對社會經濟現象本質的揭示上和抽象分析上會有很大局限性。這可以作為解釋中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的重要時期缺乏基礎理論支持的原因之一。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理論發展水平的標準可以認為沒有，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了，大概沒有比中國更有諾貝爾獎情結的了，需要明白的一點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側重的是原創性理論和突出貢獻性。我們可以找出種種理由來自我安慰，用以不可恢復性的生態環境破壞換取的經濟高增長率證明我們更側重于實際應用，不追求那些虛名，只要能有實際的經濟增長就可以了。但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的日子總能引起中國經濟學界的騷動和眾多經濟學家的評說，這反倒表明了一個觀點，不是不在乎是在乎不起，不然就不會落寞之際還念念不忘。數學應用于經濟學的關系，筆者理解為數學就是數學，相對于經濟學來說它就是一種工具，過分夸大數學的作用，濫用數學模型進行經濟學分析，極有可能使經濟學公式化簡單問題復雜化。人類使用工具是為了提高工作的效率，如果反被工具驅使將變得十分可笑。產權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就在沒有借助數學語言的情況下成功描述了他的經典理論科斯定律。有人說過經濟學可以而且是原本不需要借助數學語言的，只是很少有能不借助數學語言的人，只有極少數的天才才能做到。我們不迷信但不應該否認天才的存在。至少在一致傾向數理化的大形勢下要保留給部分給于用非數學語言進行經濟學基礎理論創建的經濟學者。

反映一門學科發展程度的除了實踐檢驗，還有一種衡量標準，即學術水平的高低。目前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學術水平并不高。雖然也有部分學術期刊是高水平，更為普遍的是大多數的學術期刊水平讓人置疑。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所謂的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要收版面費，版面費高低不等，多達四五千元，少則三四百元亦有之。暫不管其它學科，單以經濟學為例，不會沒有人不懂得投入產出理論，自己付出心血寫成的論文發表不但拿不到稿費反而要交版面費還要接受一系列不平等的要求，相信只要是理性經濟人就不會接受或進行這項經濟活動，現實恰恰相反，用趨之若鶩一詞并不為過。如果僅僅理解為對學術的尊崇和為自己的學術思想的推廣心甘情愿未免夸大其辭且不符合實際情況。真是原因就在于“學術”之外的東西，職稱晉級等，最終還是與金錢掛鉤，這樣看起來投資理論并沒有錯，而且是巧妙的使用了轉移，盡管投資者并不太情愿，但為更大收益，只能如此。我們一向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相比較起來我們更應該反對不為學術而學術。

學術期刊作為歸屬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總管的一種特殊性質的期刊，所作所為值得我們反思。中國的學術性期刊是中國期刊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高校的學報又占據了很大比例。盡管期刊屬于稀缺性資源，但期刊本身并不營利，多數實際上處于虧損水平，刊登廣告也是為以高級知識分子自居的學者們所不容的，至多也就是業內短消息、會議通告和書訊等，不知此類“關聯廣告”還要不要收費，在市場化運作的傳媒界關聯廣告都是免費的。一種稀缺的資源的存在卻不盈利，期刊社將有動機去追求獲取可能潛在的由稀缺性資源所帶來的收益，這將直接導致學術水平的降低，甚至導致學術期刊不學術也不足為奇。另外多家學報的存在是另一個因素，類似于傳媒具有本地性特點學報有相當一部分成為自娛自樂的工具。曾經有學者提出高校學報融合組建學報傳媒集團然后出版具有大影響的學報，筆者贊同這個觀點，但具體操作起來可能性不大，各高校出于自身的考慮都會有不同程度動力地抵制學報的合并兼并。期刊的級別劃分是極其繁雜也是極其混亂的，不是道中人很難看懂各種各樣的什么國家級核心期刊省級核心期刊或者某某重點期刊等的稱號，簡直比中國目前大學教材的建設名目還要混亂。不過幸運的是中國的經濟學界還是出現了諸如《經濟研究》、《經濟管理與經濟理論》等一批具有影響力的大刊物。一般規律是“大刊重大家”，由于天然人性上的不自覺地歧視是無法消除的，“大刊”上也會出現劣質作品。筆者較經常讀的除了《比較》就是社科院的系列刊物了，《比較》我不敢妄加評論因為好多內容我都是第一次聽說，但社科院的系列刊物中的確有垃圾文章的存在，盡管很少。很多期刊都比較喜歡優先刊登基金贊助的課題論文，但有些基金項目“成果”論文實在是目不忍睹，且不論理論結構不完整，連最基本的邏輯都沒有。試設想如果對構建中國經濟學為課題進行招標被這些人中標的話，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影響學術水平的另一個主要因素來源于學者的“學術腐敗”，即最為典型的學術剽竊。學術剽竊是歷來為學者所不齒卻有很多人又偷偷摸摸樂于去干的事情。這兒所指學術剽竊指故意為之，不排除偶然思想重合的可能性。在過去由于信息的不暢通，使信息資源獨占現象比較普遍，不少中國的經濟學家正是藉此成名，不少在中國被認為是具有創新性的東西卻是在西方早已廣為人知的經典理論。許多人正是通過扮演傳道者的形象給予中國現實以提出“新理論”來規避人們一般思想意識中對西方經濟學的抵抗意識，在這種意義上說是迫不得已，雖然是“剽竊”仍具有積極意義。問題是現在已經不需要再這樣做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國家對文化管制的放寬，在信息傳達上使資源共享成為可能，資源獨占很難實現，如果再進行“剽竊”則違背經濟選擇理論了。對這一塊筆者不再多說，有興趣者可去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學術監督和人大經濟論壇學術道德監督這一版塊去看，當然網絡輿論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完全杜絕學術剽竊也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利益的驅動性作怪。還有一個隱形潛在市場——論文交易市場的日益高速發展大量制造成批速生型的論文，再通過某種方式渠道進入正規的核心期刊，值得警惕。經濟學本身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可以通過制度設計等來影響社會的普遍觀念，通過傳媒來表達經濟學的原始意志。

中國的經濟學發展的不怎么樣，但派系以隱然若現，派系之間的爭論甚至已超過學術本身，以致于謾罵人身攻擊現象屢見不鮮。也許我們并不缺少經濟學界的頂尖人才，但人才的過于派系斗失卻了真理的方向，不同派系之間的歧視以至在召開高水平學術會議時竟不邀請在國際上也具有高水平的對手，未免有些太過了。這也是中國經濟學之所以落后于世界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不完善使我們有潛力有機會，因為合作而使進步成為可能，但因為無謂的派系爭使我們喪失了一切。終究中國的經濟學是脆弱的，張五常先生大陸行竟能導致《11名知名教授批評張五常》一書結集出版不能不被稱為學術史上的一大奇觀。郎咸平的言論對中國經濟學界造成的影響同樣是不亞于唐山大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使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近來又有一個丁學良，自2005年10月26日后翻開報紙無不是與之相關的鋪天蓋地的評論，連一向小資不過問世事的休閑消費類報紙雜志都摻合了，真是讓人嘖嘖稱奇啊。這也是之所以把這篇原準備早發的文章一再推遲的原因，我想看看中國的經濟學界到底是如何回應的。結果讓我很失望。根據我的統計，應該說有80%以上的評論主調都是向著丁教授的，即使剩下20%的稍有位經濟學家辯解的不知是寫作功底原因還是其它，讀起來總感覺底氣不足。我個人對此沒有看法，倒是丁學良教授第二次接受采訪時說的話我很是不贊同。我并不認為解決中國問題海龜真能比土鱉牛多少，再說中國現在的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多數都有留洋背景的，因此他的話未免有失偏頗。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界不應該如此脆弱，畢竟經歷了近二十年的發展的經濟學界總不能不理智的像文學界或娛樂界的造星運動一樣吧。可惜缺少像在房地產領域和易憲容一樣敢于而且主要是能夠說話的人。當然這些也有助于一般百姓了解經濟學家了解經濟學，多些茶余飯后的談資，就當是普及經濟學常識。

客觀的講，中國的經濟學類期刊應該為中國的經濟學的構建擔負起一定的責任，目前看來恐怕只有反作用。學術期刊是陽春白雪，只局限于圈子里，實際上又不會有太多人真正關注，過多的傾注于學術外的東西自然而然會降低學術性降低學術期刊的檔次和品位。無疑，在經濟學學術圈子里最負盛名的高小勇先生和他理想化的《經濟學消息報》是令人尊敬的。但我在這里要說的是連一向標榜“精英”的傳媒界都已經進入世俗化平民化時代，號稱為全人類福祉著想的經濟學如何才能才能真正走向人民大眾，為人民大眾所接受，雅俗共賞，不再是一種學術圈的象征，中國的經濟學構建才真正成功了。那時經濟學家也就會像曾經的記者所經歷的一樣不再虛戴莫須有的光環和罪名。處于社會中的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進行經濟活動，經濟學和每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不一定要每個人都了解研究它，但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它。

在經濟學問題的研究中，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不可避免也都給予了極度重視的就是農村問題。作為第一產業，本身屬性決定了它是一個低產值產業，工業化社會中所占比例極低，各項指標似乎都對整體社會經濟影響不大，但能夠進行此領域的研究者往往卻是經濟學界的佼佼者，這似乎有悖于常理。愿意就在于雖然第一產業產值低，但是大都是生產生產生活必需品，是基礎性產業，支持二、三產業的發展，所以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發達國家農村問題較為簡單，多數已走上農業的工業化道路，農村人口所占比例較低，農民收入不比城市一般工人工資低，而且政府政策的傾斜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問題較為嚴峻，城市化水平低，農村人口基數大，整體經濟呈不健康的發展形態，都極其嚴重地影響和被影響交叉重疊的經濟發展問題。誠然，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較快，但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是由其落后水平決定的，高增長率并不真正代表經濟發展速度。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追求上是以高消耗換取高增長，經濟增長的貢獻上主要來自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的基礎性作用被忽視，農村問題也就日益嚴重。尤其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盲目追求所謂的一些“標志”，不切實際地提高“城市化”水平，致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化進程中新的就業壓力，也為社會長期穩定埋下了安全隱患。農村問題的確是重要的，真正置身于此的探索和研究倒也無可厚非，即使不能成功或者成功了一部分，但為科學的研究已經開辟了道路。中國的農村問題研究相當畸形，所能進行的像茅于軾和溫鐵軍僅僅只能靠個人的威望去進行試驗，雖然我并不贊同和認為他們的研究真的能解決農村問題，但至少已經是很多人得到了真正的利益，他們是值得尊重的。像茅先生的試驗，我認為并不能在大范圍內應用，與生俱來的民間金融的缺陷和經濟人的假設最終將在大范圍內應用失敗是不愿看到也不能回避的。但茅于軾先生做事的方法是應該被認為最切合實際的研究方法，足以使那么多玩弄學術自封經濟學家們顏面盡失。有關于這問題，我在《中國式農村問題研究》已經做了總結，在中國這是最容易成名也是培養知名經濟學家最多的沃土，是唯一能與馬克思主義相提并論的研究，也是出成果最多實際效果最少的研究領域。話題繞回來，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學術水平評估和相應的監督體系，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贊助基金比例相當大，好多農村研究是適應基金要求而不是以解決實際問題出發，諸多因素累加導致了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無效率性。

中國一向是推崇馬克思主義的，雖然對西方經濟學的相關分析等理論也的確發現有用，但受意識形態和社會公眾壓力所致就會出現前文所述積極的“學術剽竊”，包裝演繹成自己的理論，即使有爭議也不會上升到階級斗爭層面上。真正給予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科學合理客觀的評價也是近幾年。我們必須正視西方經濟學的作用和影響，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若是像某本經濟學教科書最后一章全盤批判否定西方經濟學是不可取的。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容易混淆和迷惑，很難想象做學問時帶著對它的不認可和否定去編一本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會有什么好的成果，不管他有多大的名聲是多么的大或者他是什么權威。如果他這樣只自己做科研倒也無可厚非，但一旦成為教科書難免有誤人子弟之嫌。不能說他做不好，但至少他永遠領會不了這門學科的核心和精髓，連最起碼的認同感都沒有又何來對學科的真正認知。任何學科的存在和曾經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同事都作為發展的經濟學科，它們的共存是必然的。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9世紀，以當時的《資本論》等構成了其理論基礎，抑或是出于過于個人崇拜原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并沒有按照馬克思哲學的思想發展。在此須明白一點，經濟學不同于哲學。當時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形式相對簡單，馬克思作為個人不可能超越時代局限設想到20世紀以來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新形式，所以適應19世紀的經濟理論很難再在未來仍起到基礎性指導性理論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示了其生命力和活力，但隨經濟形勢的發展，在經濟學中沒有永恒的真理的真理是起作用的，基礎性理論的僵化使整個學科的發展都將滯后，從而漸漸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兒僅以貨幣為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在今天看來未必正確，解釋也未必合理，原因在于受經濟發展規模和經濟新形勢的影響出現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是馬克思經濟學建立時代所不可預測的。人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等地位以致后人盲目頂禮膜拜是真正的原因所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無可非議，問題是后人的對待態度問題，我們可以做這種假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入西方經濟學，融合一直被認為是理論體系不兼容的東西，有可能會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到質的發展，而不再拘泥于舊有形態。相比較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是隨時而變甚至是隨需而變，一個層面上講這使理論創新有較大可能，比較適合經濟發展，另一個層面上說系統整體基礎性理論很差，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長期穩定地發展，單純從技術層面上講，經濟發展周期性很強，這些都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堅定擁護者的一直詬病所在但是西方經濟學正是其多變性易重建性和無絕對權威性才一步步構建了合理的現代經濟分析理論框架和正確的研究方法。田國強在2005年第二期《經濟研究》發表題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的論文，向國內詳細介紹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文中他同許多已經認識到西方經濟學的地位的經濟學家一樣稱之為現代經濟學，劃分也只有宏微觀之分，而不是中西之分。反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如今前者兼容性不如后者。近年來西方經濟學界掀起的“馬克思主義熱”讓許多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