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民居的再度理解—從民居的概念出發談民居研究的實質和方法內容提示：矛盾和爭議民居大概是建筑學里使用最多卻又最少達成共識的術語之一了。從歷史上看，民居幾乎從來都是作為和“建筑”相對的概念而存在的“建筑”是“偉大的”、“精致的”、“紀念性的”、“大師杰作的”；是營造的藝術與科學，且隱含著由特定價值觀所支配的美學品位。而民居則被排除在所謂的藝術網絡之中，通常被定義為“本土的”、“自發的”、由本地居民參與的適應自然環境和基本功能的營造（Oliver，1997；Rap延伸閱讀：建筑學概念民居紀念性藝術一、民居的概念：矛盾和爭議民居大概是建筑學里使用最多卻又最少達成共識的術語之一了。從歷史上看，民居幾乎從來都是作為和“建筑”相對的概念而存在的：“建筑”是“偉大的”、“精致的”、“紀念性的”、“大師杰作的”；是營造的藝術與科學，且隱含著由特定價值觀所支配的美學品位。而民居則被排除在所謂的藝術網絡之中，通常被定義為“本土的”、“自發的”、由本地居民參與的適應自然環境和基本功能的營造（Oliver，1997；Rapoport，1969；Rudolfsky，1964）。（參考《》）在中國，《中國大百科全書》將民居定義為“宮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今天，中國建筑界的大多數專家和學者都不同意將民居的概念僅局限于住宅，而是認為它的內涵應該擴大到城鎮和村落中與生活相關的各類建筑，甚至是聚落本身。大體而言，“民居”被界定為非官式的、非專家現象的限于日常生活領域的人類居住環境（陳志華，1995；龍炳頤，1991；陸元鼎，2003；余英，2001）。中國和西方學者對于民居定義的一個共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把功能性和目的性作為區分民居和“建筑”的主要手段。這樣的定義初看來似乎簡明易了，因為我們只需要簡單地分辨建筑物的功能和目的就可以區分它們的類型。然而，這樣的定義有些過于粗糙了，很容易把民居僅僅當成是滿足基本功能需要的形式產物。姑且不論這種觀點長期以來造成我國民居研究重形式、輕社會和文化思想的觀念，單就民居本身來說，大量的中外實例表明即使是最簡單、最原始的人類住所也具有除滿足基本功能需要之外的多種功能：例如，提供一定的空間場所來組織家庭和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安排各種各樣的活動；在室內、室外以各種方式來表達一定的審美藝術情趣和文化含意等等。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我們也很難否認民居所擁有的理性成份。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民居和官式的“建筑”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同構性”：二者的空間組織都受到同樣或相似的宇宙觀、哲學觀、儒家思想的影響（Knapp，1990，19992000；龍炳頤，1991）。可以說，不論功能和目的如何，民居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特定的樣式或風格特性。正因為如此，民居和所有的人居環境一樣，成為表現文化的主要手段和方式之一。目前，對于民居文化的研究大致有兩種學說。Rapoport認為民居是人們追求欲望、滿足需要的直接而未經深思熟慮的反映（1969）。對此，Norberg-Schulz則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民居并非對環境和需求的直接反映，而是同大型建筑一樣表達同樣的象征意義、價值觀和需求（1975）。在具體表現方面，民居是通過拓撲的（typological）形式關系來表達相對含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建筑”則是通過更高層次的抽象，通常是用幾何邏輯關系來準確地表達象征意義。在Norberg-Schulz看來，“建筑”的形式是建筑師給予的，而民居的形式則是來自社會的自身圖像。總的來說，雖然Rapoport和Norberg-Schulz對民居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他們都認為形式和其表現出來的象征意義的嚴謹程度是區分建筑和民居的重要特征。然而，我們對中外民居做一番深入的考察就會發現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不同的社會不僅僅各自民居的形式不同，并且通過形式來表達象征和文化意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社會似乎對形式比較注重，其民居甚至具有強烈的幾何形式特征；而有的則只有不規則的、難以察覺的形式；有的通過形式來表達強烈的象征性或文化意義；而有的即使擁有明顯幾何形式卻很少表現出文化上的象征意義。顯然，我們很難建立民居的形式和象征性、文化意義之間的必然聯系，擁有相同的形式并不表示擁有相同的意義。同樣的，即使是在相同文化背景之下，同樣功能和目的的民居也未必一定擁有相同的形式。既然如此，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民居民的形式和民居所表現出來的象征性和文化之間的關系？二、民居的定義和民居的實質讓我們回到問題的起點，來看看民居或者說房屋的本質是什么。前文已經說明過，房屋具有除遮蔽功能之外的多種功能。它和其它人工產物的根本區別在于它通過材料組合來構筑的不僅僅是擁有一定形式的實體，而且是具有一定模式的空間組織方式，并以此來達到組織、安排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和活動的目的。因此，房屋作為特定的社會產物具有雙重屬性：在擁有一定物質屬性—形式—的同時，也包含了產生這種形式所需要的過程；房屋因為把各種社會關系、社會活動納入到它的空間組織之中而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屬性，同時也因為社會關系在建筑中遵循著特定的空間模式而具有了相應的物質、空間屬性（HillierHanson，1984）。正因為如此，我們研究民居和人居環境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它們具有象征意義和文化特性，更主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它們來認知社會，因為社會存在于建筑的空間組織之中，并且具有了可被識別的空間形式。如果單純地從形式組織和構成的角度來談民居就會不可避免地忽視民居研究的重要因素—其背后的社會觀念和文化思想，關于建造者們是如何考慮民居，以及社會觀念和文化模式是如何在民居空間中得以實現和延續的。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來說，民居和其它所有的人工環境都具有關于空間組織的觀念和想法。正因為如此，它們才成為MargaretMead所說的“傳承文化的載體”（1964）。因此，理解民居的關鍵在于理解它是如何通過空間組織的方式把空間—社會模式納入形式之中，并賦予形式相應的社會和文化含義，在保持文化傳承的同時又能使每個居民的民居擁有自己的特點。關于這方面的問題，HenryGlassie在他極有影響的《中弗吉尼亞民居》（FolkhousinginmiddleVirginia）一書中曾經做過很有啟發意義的論述。借助了著名語言學家NoamChomsky在語言學上的研究成果，Glassie提出了一種關于民居的“建筑能力”（Architecturalcompetence）的觀念。“建筑能力”指的是“一套有關于民居形式和功能在技術的、幾何學的、運用方面的技能和原則。這些技能和原則不是告訴營造者如何來建造房屋的，而是如何來思考房屋的……它們如同語法對于語言的規范一樣，但又常常摻雜著不經意的個人注釋和發揮”。Glassie的論述十分形象地說明了民居建造者們是如何心照不宣地運用這些法則的：如同人類使用語法來組織語言交流一樣，建造者們只是去考慮如何使用那些法則而從未試圖去了解它們本身的意義。“建筑能力”所提供的不是具體、明確的做法，而是為整個社會所廣泛接納的關于民居的一般性的指導原則和模式。這些原則是民居建造的基礎，它們對于民居的樣式具有很強的約束力，但在同時又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允許建造者們或多或少地表達出各自的特點和想法。因為它們的約束和保證，一個社會關于其特定民居的社會觀念和思想才得以成功的納入民居之中并作為文化不斷地保存下來。那么，“建筑”在這些方面和民居又有何不同之處？或者說“建筑”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民居？BillHillier曾經尖銳的指出了“建筑”和民居的本質不同在于民居是一個簡單“復制”（reproduction）過程，而“建筑”則是一個有創造性的“生產”（production）過程（1996）。民居對形式、空間組織和其社會、文化功能是不加思索的保留和運用，“建筑”則從形式和功能關系的分析開始入手，有意識、有對比地來探索形式、空間組織特點和建筑的社會功能、文化屬性之間的種種關聯性。換句話說，“建筑”不是被形式和空間—社會的文化模式所操縱的傀儡，而是基于對這種文化模式有意圖的智力探索過程，其目的是尋求創造新建筑形式的種種可能性而非對現有形式進行“復制”。或許，我們應該將民居定義為對社會中既有的建筑形式和包含其中的空間—社會結構模式的潛意識“復制”或“再現”，而“建筑”則是在對這些關系深刻分析、提煉之后對形式的“創新”。基于以上的概念，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民居總是相對容易并且成功地產生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應，從而相對和諧地融入其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民居所復制的空間形式和與之相應的社會功能、社會效應是已經為社會所共識和規范化的，因而是相對穩定、安全的。而在“建筑”中，空間—社會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