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課與法學本科職業倫理教育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4107〔2017〕06-0086-02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本科培養計劃是由部推動的，為的是應對高等大眾化之后教育整體質量下滑，適應法治建設的人才需要，并在申報單位中授予辦學條件好、實力雄厚的政法院校和普通高校院實施資質。這一計劃在政法學院和985乃至部分211高校法學院的實施相對順利，但很多地方高校卻面臨這樣或那樣的障礙，其中一個關鍵環節便是法學教育面向之一的學位教育要契合整個學校的辦學目標，而法學教育另一面向的卻因學校追求一般辦學目標而不彰，一旦法學院對這一缺乏明確的認識，又在學校的統一部署下唯命是從，便會使卓越人才培養計劃的實施迷失方向，這在本科教育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不容忽視的問題之一便是全校通識課因追求“通〞而與法律的職業倫理教育產生偏離。一、地方高校本科通識課功能低俗化面向學校開設的本科共同課由教育部統一規劃，承擔對學生的思想、愛國情操、思維能力、知識普及等教育功能。各地方高校還會根據本校情況面向全校開設通識選修課，這一做法本身值得肯定。在這類課程中，多以知識性、趣味性、娛樂性為主，如插花、民俗學、詩歌欣賞等。這意味著，在地方高校中，本科通識課的設置以陶冶學生的情操、教會學生如何進行休閑娛樂為主。究其實質，這是一種高校，它是“潛移默化、心照不宣、人人都明白，又誰都講不清楚的東西〞[1]。從事一線本科教學甚至從事本科教學的人都知道，越是抽象的理論，越是難于理解與表達的高深知識，越不受本科學生歡迎，不受學生歡迎的通識課選修的人自然就會少，自然就不會受學校重視，一旦這樣的課選課人數低于最低數便會被淘汰。再加上微媒體時代的到來，幾乎一手一部的智能手機，大量碎片化知識在微媒體中傳播，使本科學生對他們進行道德熏陶的通識性課程很難獲得關注，挨累不討好的現實利益驅動也使授課教師喪失梳理這一方面內容的動力。再加上，出于節省授課成本的考慮，有的地方高校壓縮專業必修課，增設通識性選修課，為了拓寬選課口徑，課程設置必然傾向于以休閑娛樂為主、陶冶情操為主，理解難度大、授課對象窄的課自然難在考慮之列。此情此景，通識選修課便承擔了滿足學生畢業學分的達標功能，育人的目標便微不足道。盡管學校高層在改革中談及目標時，對實現教育的國際化追求談得更多，但只是學其形而棄其質。美國論者強調：“一些大學傾向于對大學生采取這樣一種辦法，即不管他們修讀什么樣的，都必須選修一些西方文明的‘名著’。〞[2]這樣才能使學生做到以史為鑒、述往思來，才能潛移默化地清楚自身的時代責任，才能學以致用，服務于人。這樣的課程設置動因要聚焦于學生，想讓學生學習什么，思考什么，學好什么，我們國家的教育服務于學分達標、立足于娛樂休閑，本沒有錯。但是如果專業教育、公共必修課、通識選修課課都忽視對學生自身的修養、道德熏陶，則話題必然沉重，若地方高校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忽視這一維度，則該計劃實施的初衷便成泡影。二、卓越法律人才本科培養的倫理缺位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需要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倫理使其重要目標之一，為的是他們畢業以后成為合格的法律人，能肩負起傳播正義、捍衛人性尊嚴等神圣責任。就具備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實施資質的地方高校本科生源而言，一般較985乃至少數211高校和政法院校存在差距，他們因中無休無止的補課，喪失了學習的主動性與想象力，養成了不愛思考與閱讀的學習惰性[3]，再加上因智能手機的普及，造成他們在專業課學習中的惰性加劇，最終決定靠興趣而通過閱讀法學經典著作而從中受到倫理熏陶的可能性微不足道。這就決定了通過本科學生自學而進行法律職業倫理的塑造不現實。五四運動中，基于傳統對西方“民主〞、“科學〞思想傳播的阻滯作用，便對傳統文化大加撻伐，反孔反儒運動如火如荼，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國家全面開展反傳統反專制，也對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不加區分地予以排斥，最終導致我們國家當下的主流文化與既有傳統存在割裂，高校教育與文化傳統產生斷裂。需知，西方法律職業倫理植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中，源遠流長，造成當下“主內的法學教授、?W生、法官以及律師們，均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成為靈修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也就是說，域外的法學教育與基督教倫理始終存在暗合，法律職業倫理作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即使不專門強調也會在法律專業的學習中始終“在場〞。就我們國家地方高校的法學本科教育乃至整個學校教育而言，在法學專業課中，除了中國法制史、法等必修課可以在授課中穿插倫理教育外，其他以法律條文的依托的課程做起來相對較難：一方面這些的教學資料以詮釋法條為主，學校、學院一般要求授課內容要緊扣或依托教學資料，因而給授課教師發揮的空間較少；另一方面當下地方高校〔包括法制史、法在內〕的授課教師受所受教育的影響，缺乏對法學倫理教育的知識儲備，操作起來困難重重。就學校開設的由教育部統籌規劃的共同課而言，地方高校教師仍像法學專業課的后一種教師一樣，受制于專業背景，很少有在規定的課程內巧妙穿插講授能夠潛移默化塑造學生倫理或職業倫理的動因，再加上知識儲備的不足，踐行者最終寥若晨星。另外，地方高校通識課教育的學分達標追求，授課內容的休閑娛樂傾向，最終使地方高校法學本科學生培養中的倫理教育缺位。三、地方高校本科通識課應回歸倫理教育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想通過具備實施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資質的地方高校法學院的本科學生自身的求知欲，通過閱讀專業書籍進行倫理熏陶不現實，而法學專業課和學校根據教育部規劃開設的本科共同課實現倫理教育也不現實。可是，地方高校要想實現本科教育――培養人才、服務――的目標，必然要注重學生的德育培養，必然要植根我們國家的傳統與現實，塑造學生的道德倫理乃至職業倫理，法學本科教育的另一維度――職業教育的內在要求――法律職業倫理的培育便裹挾在這一傾向之中，這便內在地要求地方高校的本科通識課要像域外那樣回歸倫理教育，增加人文關懷和道德感化方面的內容，并且要通過生動、凄慘、悲壯的故事講析來體現，道德教育忌諱的是用說教的方式來傳授，要通過系列典型故事的選取讓學生進入其中的情境，假想自己為的各個階層，這一事件所持的看法，變換角色后又有何改變，過去的事件的結局是那個樣子，現在出現類似問題又會以何種結局收場，今天的各個階層面對此類問題又會有何認識與舉動，如果作為者或者、執法者本人，又該做何舉動。這一課堂教學本身并不是要明確告訴學生該如何如何，而是要學生思考假如他們作為事件中的當事者該如何，通過激發學生的想象力、主動性，特別是“移情〞后，使他們明白肩負的時代責任、職業責任。如果是法學本科學生，他們就應該潛移默化地知道今天的學習，是為了畢業以后更好地承擔為國家、為社會、為社會中的弱者如何更好地輸送公平和正義，更好地維護弱者的利益，更好地捍衛人性的尊嚴。為了達到卓越法律人才本科培養計劃的預期目標，具備實施資質的地方高校要為這樣課的開設創造條件，加大人財物的投入，有計劃地從、等學科中選定教師，進行探索性、研討性教學，在業績考核與評價中單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