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研究綜述,現當代文學論文中國古漢語中只要暴與力的單純詞，沒有暴力這一合成詞，或者講有義無詞.根據(辭源〕，暴有忽然、急疾、兇惡、短促、急躁、欺侮、徒手搏擊等詞義，力有力氣，兵力、戰士、能力、威力、功績、力役、勞役等意思。(辭海〕將暴力定義為階級斗爭和政治活動中使用的強迫氣力侵犯別人人身財產等權利的強暴行為兩種意思。而(當代漢語詞典〕對暴力的解釋是武力，強迫的氣力，特指國家的強迫氣力等。而在西方，暴力〔violence〕是一個具有復雜意義的詞。據雷蒙威廉斯的(本文關鍵詞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其最接近的詞源為古法文的violence、拉丁文的violen-tia--指熱烈〔vehemence〕、狂熱〔impetuosity〕等義。其可追溯的最早詞源為拉丁文vis--意指力、氣力。從13世紀起，violence具有氣力的含義。1303年時，它被用來描繪敘述對神職人員的痛毆。其主要詞義為對身體的攻擊,常指使用力氣,可以將暴力視為一種威脅〔主要是武力的威脅〕和難以駕馭的行為〔包括精神情感欲望的難以駕馭〕，以及遭遭到暴力.而在白話上，大聲的或熱烈的甚至非常強烈與持續的批評，一直被普遍描繪敘述為暴力，如語言暴力[1].在當代漢語中，暴力并無熱烈或狂熱之意，倒是古代漢語的暴字略有此意，暴的時間構造〔暴起、突發〕與情緒構造〔急躁、爆發〕應與此意相關。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當代文學的暴力敘事、暴力啟蒙一直是熱烈或狂熱的。而約翰加爾頓則將暴力定義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體或思想上實現他本身的潛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分為直接暴力〔殺戮、殘害、肉體折磨〕構造性暴力〔剝削、浸透、分裂、排擠〕和文化暴力〔指文化中那些被用來為直接性或構造性的暴力辯護、使之合理化的方面〕[2].而在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把暴力定義為存心故意使用武力，對自個、別人，或者對一個團體、社區進行威脅或采取實際行動，造成或有較高的可能造成身體的、精神的傷害、死亡，發展為毀壞或搶奪的行為。根據以上概念，本文的暴力內涵是強力與武力的結合，它主要指約翰加爾頓的直接暴力和構造性暴力或者指雷蒙威廉斯暴力概念的前三層意思，它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代歷史和文學史的尚武、尚力、排滿、革命、階級斗爭、戰爭、民族復仇、翻身〔批斗〕等主題密切相關；另外，它還指間接暴力,如主張以上暴力〔或以上述暴力為背景〕的觀念暴力或精神暴力〔包括精神自虐、精神虐殺〕，等等。因而，暴力內涵豐富，感情色彩復雜，并非一個暴字能夠概括。那么，何為暴力敘事?這一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以推崇使用或表現暴力手段去進行政治啟蒙或思想啟蒙的一種文學創作傾向。根據以上的暴力界定，再考慮到中國當代文學暴力敘事的復雜性與豐富性，本文所述暴力敘事主要分為兩個層面：(從頭談起--魯迅、沈從文與砍頭〕開啟了當代文學暴力敘事研究的先河。在該文中，他以為魯迅的砍頭書寫有一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邏輯秩序，注意身體與精神、社會與禮教、國家與國魂的邏輯連鎖關系，是一種象征，以身首異處的斷裂象征著中國社會文化的斷裂，痛斥國民劣根性，看到了中國社會民心以及中國道統象征土崩瓦解的局面。而沈從文并不預設象征邏輯，反而注重寓意的表示出，側重詳細經歷體驗、符號間的類比衍生，將內爍意義作無限延展，讓語言、形式、身體這些外在的東西蓬勃擴散，不沾不滯，不附屬于意義、內容、精神之下，注重文字與想象本身，注重與砍頭共在的大千世界。在該文的結尾部分，王德威指出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數接受了魯迅的砍頭情結，由文學反映人生，力抒憂國憂民的義憤；沈從文則把人生當作文學，以其文采想象對文字寓意進行不懈探尋求索。2004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的(歷史與怪獸--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暴力與小講寫作〕，它具有如下特點：論著的缺憾在于：，上篇流變論著重梳理中國戰爭小講的發展脈絡，分析各個時代有代表性的戰爭小講作品，探尋中國古今戰爭小講的發展繼承關系。下篇文化論從文化學的視角觀照中國戰爭小講，分別以中華民族的政治倫理觀、英雄崇拜意識的演進、中國兵學文化等作為切入點，研究中國歷代戰爭小講與上述文化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對塑造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這兩部論文對中國當代戰爭暴力敘事及其尚武文化影響因子只是蜻蜓點水般地提及，對日本的影響只字不提，對其怎樣影響20世紀40年代戰爭暴力敘事的傳統主流、多樣資源的主導思想也少有闡述，換言之，其對思想暴力和戰斗暴力都缺乏高度關注。6.政治文化、主流意識形態視野中的暴力敘事研究這方面的代表論著主要有艾曉明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韓毓海的(鎖鏈上的花環〕〔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宋劍華的(百年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曉進等的(非文學的世紀〕〔南京師大出版社，2004年〕、方維保的(紅色意義的生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蘇光文的(中國當代無產階級文學研究〕〔重慶出版社，2004年〕、魏朝勇的(民國時期文學的政治想象〕〔華夏出版社，2005年〕、孔范今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導言〕，等等。1993年韓毓海在(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中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的啟蒙本質是中國傳統的教化,它具有一種沖突和毀壞的氣力,但其關注重心是人文啟蒙而非政治啟蒙；他又在(鎖鏈上的花環〕中指出在民族危機的壓迫下，民族難以具有冷靜考慮世界和本身的理性的超越能力，而只是本能地去轉而相信在苦難和復仇的流血中會產生新的世界和新的人,但并未充分闡述從晚清到40年代文學的暴力情懷、暴力類型、精神資源以及暴力崇尚對當代民族國家的作用等重要問題。1997年孔范今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導言〕指出從梁啟超把文學革新推崇為實現政治目的直接的根本的途徑，到把文學視為革命的重要一翼幾乎一個世紀，就其主流而言，文學都是作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責任.1999年，宋劍華在(論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中提出中國文學的當代化經過是以傳統來反傳統,即作家以傳統的急功近利心態反對傳統文化，并且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把自個視為社會革命的戰士和社會危難的拯救者；而在其2002年的(百年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中，他繼續將這一觀點細致闡釋為作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復雜關系：對集體主義精神理念、階級斗爭人生哲學、思想啟蒙角色的轉換、理想主義浪漫情愫、英雄主義完美意識的推崇與追求，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傳統意味、政治意味與戰斗品格有著深切進入的闡述與細致的分析。2004年，朱曉進等著的(非文學的世紀〕一書，考察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的關系：該書以政治文化〔其狹義上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識、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等層面所組成的觀念形態體系，兼及廣義上的政治規范、制度和體系〕為基本概念，以為20世紀是一個非文學的世紀，文學本身的本體性要求和審美特性沒有得到充分地張揚與重視；文學革命伴隨著思想、政治啟蒙的新文化運動而發生，它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難以完全剝離，而五四時期為人生的文學旗號，政治化趨向初露端倪。大革命后，文學的政治化終成主潮。此后的文學發展，固然隨政治形勢變化而呈現不同態勢，但始終沒有能脫離政治化的浪潮，從題材、題旨、文學觀念、文學目的上都如是。該書將民國文學時期視為非整合形式〔對官方意識形態持不認同、冷淡、對抗態度〕，將共和國建立到80年代時期視為半整合形式〔協調與限制〕，將80年代末以來視為前整合形式〔文學的政治化相對緩解，文學自足發展空間相對擴大〕。總之，全書都以政治文化為核心概念來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2005年，魏朝勇的(民國時期文學的政治想象〕本質是政治哲學的文學闡釋，它以梁啟超、魯迅、蔣光慈、陳銓、路翎5位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細致深切進入地闡述朝向將來的新中國想象、革命的魅惑與死、革命的必然譜系、民族主義的政治正當、絕望于將來的抵抗等幾個主題。但該書一是缺乏歷史感或歷史意識，只以5位作家為代表，而未提及與之同一系統的作家，未提及演變的軌跡，缺乏史的厚重感；二是概念不清，民國時期文學這個概念下限不明，由于1950年左右中國還在打仗，大陸的民國還沒有結束，而國民到了臺灣后還沿用民國稱號，這些能否還是民國時期的文學呢？而且論者在闡述時，把晚清梁啟超的作品和思想也算在民國時期文學里，這是有待商榷的。綜觀之，這幾本論著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重視對政治意識形態性質而不重視其暴力性質的闡述，沒有能發現推崇暴力是當代文學的一大特征；二是忽略或不注重精神資源的追溯〔宋著除外〕，對中日尚武思想因子關注不夠；三是以文學來闡釋政治哲學。三、中國當代文學暴力敘事的意義梳理了中國當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相關研究之后，重審其概念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考慮：講中國當代文學暴力敘事使用暴力手段進行政治或思想啟蒙，必先厘清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暴力與啟蒙的關系問題，第二個是暴力敘事或暴力啟蒙的意義問題?！惨弧潮┝εc啟蒙的關系其一，中國近當代思想啟蒙處在一個暴力頻繁的背景上。如蔡元培所言：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嗣后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實行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幾達極點，?；首鹂椎呐f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卵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這里暴力壓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也就是講，當時啟蒙的背景是暴力戰爭與暴力壓制〔晚清以來的重要暴力事件頻仍，如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1925年的五卅運動，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1927年的北伐戰爭、四一二政變，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7-1945年的中日戰爭，等等〕，這給啟蒙思想家們一種暴力的心理暗示，為以后推行暴力啟蒙或政治啟蒙創造了可能的心理動因。例如，(新青年〕一方面進行人文啟蒙，另一方面推崇革命，后來成為的機關刊物，實是當代中國暴力啟蒙的一個縮影。其二，不牽涉暴力的思想啟蒙與暴力能否有關？答案:是肯定的。如，郭沫若少年時代進行立憲演講，他和老巡警展開了這樣的對話：國會國會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講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管國家的大事，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來講話。怪不得我們的署長老爺講你們要造反啦！他后來反思這個泛泛的插話，我如今回想起來真是很有趣味。我們在請愿早開國會，而當時的支配階級講我們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成認我們在造反。我在當時不消講還替他解釋了一下，如何如何，如此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如今想起來我們當時不真正是在造反嗎？造反就是革命，如今想起來那對于封建社會的支配階級要求立憲，不就是革命的行動嗎？當時的所謂革命是滅滿興漢,乃至是投炸彈、拉手槍，甚至于有時指斥要求立憲的行動是?；实男袆?；但由如今看來，兩者在促進社會的變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嗎？曹聚仁也以為晚清的改進派也是革命派[5].因而，能夠講思想啟蒙意味著可能發生的暴力行為。在這里意義上，1986年李澤厚所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講是大可商榷的，由于他沒有認識到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是在救亡〔包括革命〕中啟蒙，不存在誰壓倒誰的問題，啟蒙本身就是一種救亡、革命的氣力，也沒認識到當代中國的啟蒙不僅僅僅是人文啟蒙，更主要是政治啟蒙；中國式的啟蒙是與革命、救亡、翻身等暴力關系密切甚至是一體化，啟蒙可能引發暴力，而推行暴力進行思想啟蒙就更與暴力相通。換言之，啟蒙與暴力的關系是啟蒙引發暴力，以及啟蒙運用暴力，暴力是手段,啟蒙〔尤其是政治啟蒙〕是目的。其三，暴力啟蒙的實例。如法國大革命，但是必須注意到這種改革性的、革命性的啟蒙具體表現出出來的對獨斷專行的國家體制所進行的批判，并且根據天賦人權和政治民主構建出一種更高層次級的社會組織形式的思想[6],它所蘊含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中國教化式的政治啟蒙是不可相提并論的。因而，能夠斷定中國式的啟蒙運動更近乎一種盧梭式的啟蒙主義這種啟蒙主義助長了一種沖突的和毀壞的氣力在中國當代社會的萌芽、滋長和猖獗[7]是一個武斷的結論，這忽視了中西方的差異，沒有注意到所謂盧梭式的啟蒙并非西方式的啟蒙，而是與中國作家受東洋尚武文化以及中國俠--士傳統〔俠、士結合的傳統〕的影響密切相關的〔所謂俠并非單指武俠、俠客，而是如梁啟超的(記東俠〕一樣，將戰士之武、俠士之武和文士之武統稱為俠,而俠--士也并非俠客、武俠，而是俠與士的結合，武與文的結合，將俠的尚武尚力、除暴安良、敢于復仇、拯救意識與士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教化意識、憂患意識、入世意識等相互聯合〕；再加受騙時對日本尚武而強、中國尚文而弱的深入認識而產生的民族自強情緒，政治啟蒙〔暴力啟蒙〕的洶涌實屬必然，而這也是本研究的中心線索。〔二〕暴力敘事或暴力啟蒙的創新意義鑒于以上對暴力敘事的概念、相關研究和關系所進行的梳理，我們能夠指出暴力敘事不僅僅是中國近當代文學的一種審美現象，還是中國近當代思想啟蒙的一種文化現象。筆者的創新之處有：一方面在于視角獨特。學界往往只強調西方的人文精神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當代性的深入影響，而人為地忽略暴力啟蒙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實際作用，進而將中國近當代文學的價值取向簡單地理解為西洋形式。而筆者則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重新回歸歷史原場并以歷史事實為根據，全面分析暴力敘事在中國當代啟蒙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并將暴力敘事納入到啟蒙敘事中加以考察，最終復原長期被人為遮蔽了的思想啟蒙的歷史真相。另一方面在于視野開闊、線索準確。分析中國當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精神資源主要包括歐美、蘇俄、日本和中國傳統的尚武與入世精神，華而不實日本居于外來資源的中心，它擅長別擇歐美和蘇俄〔此兩者的思想文化大多經日文譯本再翻譯到中國〕，大批留日學人奠定了中國近當代文學的基礎。日本文化因子與中國傳統屬于表象與本質的關系。著重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尚武思想的歷史因子，并注重研究中國古代暴力敘事文學的當代影響；與此同時，更注重分析東洋留學生對日本近代尚武文化的積極引進，以及東洋尚武文化對中國當代文學與思想啟蒙的宏大歷史推動作用。突破過去只著重單一文化影響的研究形式，辯證、深切進入地分析中日尚武文化、入世思想是怎樣共存而又有所側重地分別影響不同階段的中國近當代文學的暴力敘事:它呈現出一條相對清楚明晰的線索，整體上是現象〔日本影響〕與本質〔中國傳統〕的關系，詳細則分為日本浪潮與中國傳統暗涌〔晚清、五四〕、日本表象與回歸傳統〔三十年代，如左翼、新感覺派、準左翼作家、沈從文等〕以及傳統主流與多樣資源〔四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