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路徑思考【摘要】協商民主作為一種公共參與形式，既是普遍存在的交往方式和社會現象，又是解決政治分歧與社會矛盾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因此，探析中國協商民主發展困境，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界定其發展路徑，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關鍵詞】中國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形式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D6【文獻標識碼】A

協商民主是代議制民主政治解決政治分歧與社會矛盾有效的公眾參與形式，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徑選擇。2013年《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雹僖虼?，界定并設計協商民主發展新路徑，對全面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協商民主概念的界定與解讀

協商民主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是對西方代議制選舉民主的補充與支持。中國協商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總結西方民主理論合理成分和我國民主實踐經驗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眾參與形式。在我國政治社會生活中，較為成熟的協商形式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政協、公共政策聽證會、民主懇談會和社區會商會等。

中國協商民主的功能：一是有助于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協商民主在征求不同群體意見的基礎上，以談判或妥協的方式推動公共政策最優，實現利益均衡，提高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二是有助于構建服務型政府。協商民主作為政府治理的有效形式，對于轉變政府運行機制，提高政務水平，增強人民認同感，具有重要意義;三是有助于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政府決策機構要全面了解社會各主體的利益要求，就必須對社會各階層、集團和個人利益進行及時、全面的維護與協調;四是有助于穩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發展協商民主，能夠有效匯聚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意見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使政府決策真正實現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調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積極性，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中國協商民主面臨的發展困境及成因分析

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是中國協商民主區別于西方協商民主獨特的優勢特征和強大生命活力之所在。但目前，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層面上都面臨一些難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協商民主的發展。

理論自身混亂，觀點存在分歧。理論自身混亂、難以形成統一觀點是制約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首要因素。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成熟的民主理論能如實反映一個社會的現實狀況，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供理論依據，從而促進民主政治健康發展。在社會實踐領域，黨和政府針對協商民主展開了一系列有效探索，出臺了《關于加強人民政協的意見》、《中國政黨制度》（白皮書）等文件，不僅肯定了協商民主的存在價值，還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理論。但中國協商民主仍然處在發展初期，還有很多理論問題存在爭議或需要解答，如：歐美國家協商民主理論是否已發展為民主理論的主流，民主實踐是否正向協商轉型;中國協商民主是否能夠發展、壯大，如何與西方協商民主相互區分;中國權力話語體系下，究竟如何定義協商民主及其與選舉民主的關系等等。

思想觀念滯后，協商主體弱勢。協商民主參與主體的民主觀念和力量發展狀況，不僅直接關系到中國協商民主目標和價值能否最終實現，而且關系到“四個全面”戰略目標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最終實現?！爸袊F代化歷程表明，中國走向現代化屢受挫折的‘第一個原因’就在于中國始終沒有能培養出夠格的現代化的公民。”②在我國民主政治實踐中，臣民文化、官本位、權利依附等封建思想觀念依舊禁錮著國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導致民主文化淡薄、民主精神缺失、參與主體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在協商民主過程中主要體現為：協商參與主體自身素質水平與協商要求不匹配;協商參與主體遴選范圍受限，涵蓋主體不全面;協商主體參與意識滯后，參與動力不強。最終導致部分協商程序和機制混亂、協商結果流于形式，公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主動性降低，政治話語權削弱，弱勢地位傾向化嚴重，嚴重制約了中國協商民主發展和內在功能的發揮，阻滯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步伐。

具體協商缺失，面臨平等危機。權力格局和協商參與主體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協商民主結果的重要因素。博曼認為：“對話是一種特定的聯合性活動，有著協商必須的獨特特征。”③中國協商民主強調協商參與主體的理性、自由和平等，但在協商民主實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處于領導地位，政府部門始終掌握著非制度層面的協商對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協商程序有失理性、協商主體依賴政府責任感缺失、部分協商結果流于形式。雖然人民政協的主題強調民主和團結，但在協商民主概念和理論實踐過程中，政協協商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參與協商、表達利益途徑，更多地體現為統治策略和政治工具。人民政協作為我國協商民主制度層面最重要實現載體在協商實踐中隨意性較強，沒能發揮其應有作用，部分政黨機關、政府部門始終處于被動狀態，參政黨、政協各界別無法實現有效的互動協商，各協商界別“等、怕、靠”等消極現象普遍存在，特別實在地方基層協商民主中，大多協商完全是政府主導制定，參與協商公民的意見和建議被擱置，協商討論成為形式，協商程序成為走過場、打幌子，“多數情況下，協商表現為控制、預定的決策或者并不真實的一致同意”④，造成中國協商民主效率低下。

協商機制單一，缺乏法律保障。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沖突增多，多元利益格局尚未穩固，且封建社會歷時較長，民主根基較薄弱，作為社會“減震器”和“穩定劑”的協商民主受單一的運行機制制約，難以發揮其功能。在協商民主實踐中，靈活多樣的協商形式與單一、計劃協商機制之間的矛盾，導致協商民主程序非制度化、規范化、協商效果微弱以及我國法律監督機制不健全等缺陷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中國協商民主的法律約束力，勢必失去中國協商民主的應有效果。雖然在學界協商民主理論已成為探討民主政治的主流，確保政府權力來自人民和保護人民權利的最重要手段依舊是選舉民主，但選舉民主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協商民主發展。近年來，官方出臺一系列文件明確國家制度層面協商民主的協商主體、原則、形式、內容、程序等，但在非制度層面的協商民主仍停留在執政黨綱領、國家政策層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公平正義脆弱，實際效應失真?，F階段，協商民主機制混亂和參與主體內部力量發展不均衡等問題構成了羈絆中國協商民主發展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隱患。羅爾斯認為，社會分配在個人之間的差異應遵循“最少受惠者保護原則”，即不以損害社會中境況最差的人的利益為原則。⑤公平正義不僅是中國協商民主賴以發展的基石，而且是推動其運轉動力的源泉。但在協商過程中，公平正義屢遭挑戰，其權威性受到質疑，發展遭遇瓶頸。具體表現為政協涵蓋主體不全面、界別設置不合理、界別間地位不平等等，“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占據主體，“平民階層”特別是弱勢群體難以參與其中、影響微弱，導致公平正義無法真正落實，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會犧牲或忽視弱勢群體利益。在我國協商民主實踐中，無論是政治協商制度還是基層和群眾自治制度協商群體都只具備協商權和參與權，卻沒有最終決定權，導致非制度層面協商結果最終都是以政策決策部門為主導。加之上下不一官僚行為和片面追求政績的觀念，都造成了協商結果真實性降低，甚至導致其與協商民眾真實意愿相背離。

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路徑選擇

在發展中國協商民主的過程中，我國必須理性對待中西方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差異和階段差異，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緊密結合，合理界定協商民主的發展路徑。

普及民主教育，培育公民協商意識。協商意識是協商參與主體對協商行為的道德判斷，對協商過程的展開和妥協共融結果的達成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發展協商民主的首要之舉就是培養協商主體的民主和法制觀念、提升其政治判斷能力、增強協商責任感。

首先，普及平等價值觀念。它是協商意識的基礎。擴大協商參與廣度，撇開體制限制和社會歧視，將社會各階層的力量納入到公共政策的決議之中，加強協商參與深度，在保證協商主體協商地位和協商參與權利平等的基礎上，推動協商參與各方在協商博弈中合理陳述群體利益，從而加固決策信息基礎并制定出公正合理公共決策來分配資源，避免政策“一邊倒”現象出現。

其次，強調真誠互信。它是協商倫理中心要素。黨和政府公開協商信息，不遮掩和夸大信息，協商參與主體在協商過程中消除偏見和自利觀念，是協商民主有效開展的前提和基礎。

最后，培養協商參與責任感。它是協商的倫理保障。協商主體理性參與協商，主動承擔其被賦予的協商義務，有利于增強其對協商結果的認同、協商參與責任感的培養，還可以推動協商政策的貫徹執行和協商民主良性發展。

發展協商民主，必須符合中國國情。費正清認為，現代化必須與本民族、本地區固有的文化習慣和觀念相結合。⑥因此，中國政治文明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始終堅持發展協商民主，不斷推動選舉民主發展，從各個方面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增強其制度性和專門性。

首先，發展協商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相結合。避免協商民主脫離其所處社會文化和政治實際變為空想。我國傳統文化中和諧、合作、說理和公共利益等民主協商思想，為發展中國協商民主提供堅實的文化基礎，這使得人們較容易接受協商民主而非西方競爭性較強的選舉民主。

其次，協商民主理念與我國許多制度相吻合。著眼于國家和地方大政方針以及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立足于決策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在基層社會自治領域中村（居）會議、社區論壇、企業職工會議等為公民提供直接參與協商渠道;而民主聽證會、民主懇談會、領導接待制度、市民直通車等為國家、政府與社會公民協商對話提供制度平臺。

再次，發展協商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最佳選擇。亨廷頓認為，在后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著政治參與擴大，必然帶來不穩定。⑦但我國協商民主過程中的參與是公民和平、理性的參與，各民族之間地位相互平等，即便存在隔閡和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協商民主實踐中，吸收受排斥的少數族群參與其中，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相互理解和尊重，讓問題在協商實踐中解決，從而提高決策質量、增強民主信任度，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

最后，推動協商民主發展是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不斷成熟的重要體現。完善中國協商民主必須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和基礎，按照黨縱覽全局的原則，把經過協商達成共識的意見融匯到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中來，通過法定程序提交到人民代表大會中審議，把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最后交由國務院及地方各級政府執行督辦，從而提高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合法性。這就要求公共行政主體逐步轉變僵化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探索以合作為基礎，黨、政府、政協、社團、公民廣泛參與的協商民主有效運行模式。

豐富協商民主形式，打造良性運行平臺。為有效回應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訴求，發揮中國協商民主獨特的政治優勢，必須在堅持、完善現有協商民主形式的同時，不斷開拓新的協商民主形式，為中國協商民主打造良性運行平臺。

首先，以逐步完善黨代會和黨委制度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創新黨內協商民主形式，擴大黨內協商，建立黨內協商民主運行機制，以黨內協商民主推動全國人民協商民主。增強黨員協商素養，提高協商民主能力;完善黨內協商民主，保障黨員協商權利;創新黨內協商形式，拓寬黨內協商渠道。

其次，不斷豐富和創新與民主黨派的協商民主形式。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進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⑧加強與各民主黨派、各協商界別的聯系，提高人民政協各界別參與主體的公共理性和協商能力，拓寬協商民主資源。

再次，始終堅持民主協商，不斷拓寬黨群協商的深度和廣度。全面提高黨員的協商民主意識，營造良好的協商民主環境，構建黨員聯系群眾平臺，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廣泛聽取民意、最大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在不斷完善各種聽證制度基礎上，堅持制度創新，法治建設，并為協商民主有效運行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又次，不斷發展、完善基層和群眾自治協商民主形式。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推進協商民主在基層的發展，創新基層協商民主運行機制，規范基層議事協調機構。推進農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發展企事業民主，創新最符合廣大人民需要的基層協商民主形式，并以制度的形式規范其運行，推動協商民主形式的靈活性與多樣性發展。

最后，發揮大眾傳媒功能，構建公民參與網絡，拓寬協商民主的深度和廣度。要利用現代信息傳媒系統，為公民進行民主協商、政治參與提供及時便利信息支持，為協商民主營造良好發展的環境。⑨加強網絡有關法制建設，注重規范和引導網絡民主，營造良好的網絡協商政治文化，加快網絡政務平臺建設，推動政府政務公開，創新并促進網絡協商平臺健康有序發展，為中國協商民主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