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思想傾向

一、司馬遷與儒家

司馬遷從小就接受儒家的思想教化，后來又拜名儒董仲舒、孔安國為師，研讀《公羊春秋》和古文《尚書》。他在二十歲左右壯游時，特地去朝拜了孔子家鄉，矚仰了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峰”(《史記·太史公自序》)，以致“低回留之不能去。”因此，在《史記》中，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一）司馬遷對孔子的看法清代學者趙翼說：“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輕重也。”在《史記》里，司馬遷對先秦諸子一般都是放入“列傳”，而且大都是合傳，唯獨把孔子列入“世家”，又為其弟子作傳。司馬遷給孔子以超出諸子的特殊地位。司馬遷在除《孔子世家》外提到孔子的地方約有一百六十來處，引用孔子的言論近九十處。對于孔子的行蹤，司馬遷記載之詳，也是沒有其次個人能與之相比的。如在《十二諸侯年表》中，“孔子生”，“孔子相”，“孔子過宋”，“孔子自陳來”，“孔子歸魯”，“迎孔子”，“孔子卒”等等。又如對孔子的卒年，司馬遷不厭其煩地在很多篇內加以記載。這絕非是條理上的混亂，而是說明司馬遷把孔子的死作為一件大事來看待。（一）司馬遷對孔子的看法“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創立的一種史評形式，它干脆闡述了作者對各種歷史現象的論斷。司馬遷為了增加自己論斷的勸服力，在“太史公曰”中常常引用孔子的言論，并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如《孝文本紀》云:“太史公曰:孔子一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司馬遷就是以孔子的仁政思想去評價漢文帝的。又如《吳太伯世家》載:“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司馬遷“嘉伯之讓”，把吳太伯列為世家之首。（二）、司馬遷對漢儒的看法在司馬遷看來，先秦儒與漢儒有霄壤之別。先秦孔子儒的真精神是不阿世媚俗，矢志不移地堅持儒道。這突出地表現在先秦儒代表孔子身上。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一生，東奔西走，不得志，但窮而不改斯道，不愿稍貶而用之于世。且不說孔子之道如何，孔子的精神是感人的，人格是崇高的。但到了秦漢之際，一些儒學之士拋棄了這種真精神，不惜降低標準，降低人格，阿世求容，追求利祿。秦漢時博士則是一例。漢高祖時同弟子一起“起朝儀”，“面談得以親貴”;漢武帝時的公孫弘，亦是典型的阿世求容人物，.唯皇帝之言是聽，常常變更自己的主見，為人外寬內忌，得到武帝賞識，位至三公。秦漢儒與先秦儒有著本質的不同。（二）、司馬遷對漢儒的看法司馬遷對先秦儒與秦漢儒，其看法是徑渭分明的。對秦漢儒，司馬遷是鄙薄和批判的。他一再申說，有醇儒、雜儒之分，有小人儒、君子儒之別，雜儒、小人儒則指那些秦漢之儒。他所記敘的一些歷史人物常常對漢儒大不敬，稱之為豎儒、腐儒、愚儒、鄙儒，這雖不是司馬遷直發爭論，但多少代表了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寫《儒林列傳》，并不怎么推崇儒家，為儒家樹碑立傳，而主要是記載秦漢之儒阿世求祿的行徑。司馬遷寫這些儒者為了阿世取容，將儒學和酷法融為一體，儒生酷吏相為推引，結果朝廷雖是多文學之士，來際上多是酷吏。在《游俠列傳》中，司馬遷每每將漢儒與先秦儒比照起來寫，于漢儒則多譏，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很明顯地看出司馬遷對時儒的譏諷看法。可見，司馬遷對先秦儒的推崇事實上反襯了對秦漢儒的譏刺；對秦漢儒的指責則又表明白對先秦儒的憧憬。當然，司馬遷對先秦儒中孔子的推崇，并不是推崇他的不顧現實，一意孤行，而是推崇他的精神、道義、為人。司馬遷是要繼承先秦儒的主動精神，摒棄秦漢儒的棄道求祿的庸俗行為。（三）、司馬遷對六經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借對壺遂的答話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遲疑，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化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辮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遵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全，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司馬遷自比孔子，把《史記》比作《春秋》，這就說明他尊孔子、重春秋的看法。而對春秋筆法的運用出神入化，一脈相承，也可看出孔子對他的影響之深。春秋筆法最重要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即“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與彼”（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史記》中常見的“互現法”，也正是司馬遷對“春秋筆法”的發展與靈敏運用。二、“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對儒家、黃老二家均有所吸取，有所批判，取其兩家之長，去其兩家之短，比較主見兩家合流，兩家合一。那種簡潔地認為司馬遷的是屬于儒家或道家的說法，都是片面的，不夠科學和精確的。（一）對黃老的吸取對黃老，主要吸取了因循為用、無為而治以及道法自然，從民所欲，順應事物客觀規律的政治思想。黃老主見“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主見無為而治，以逸代勞。其理論特點是：“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這種理論到了漢初，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須要，也適應了廣袤人民要求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來養精蓄銳發展經濟的須要。因而，漢初一些思想家們適應這一歷史發展規律提出了無為而治的主見，陸賈為劉邦獻策，著《新語》十二篇，提出的治國方針就是黃老的無為而治，得到劉邦的首肯并施行。漢興以后六十多年的君臣都堅守此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取得了顯著的政績，得到司馬遷的極力贊揚。這種因循為用，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形式上是無為，賣際上是無不為，以無為達到政治的目的，因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治政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這種思想成為司馬遷思想中的主要成分，他自覺不自覺地用這一政治理論來作為評判治政與否的尺子。（一）對黃老的吸取黃老學說的另一重要,想主見則是取法自然，順乎自然客觀規律。這一思想表現在人與自然上，則是主見從民所欲，不加任何限制和阻擋。這一思想在司馬遷的《貨殖列傳》中得到充分體現。他主見“善者因之”的客觀經濟管理方法，對與民爭利的行為進行指責。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認為全國各地特產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所以“待農而食之，虛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進而認為人們都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種順乎自然的思想，也表現在他的《素王妙論》中，其云:“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在《悲士不遇賦》中亦云:“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則是司馬遷這一思想的集中反映。（二）對儒家的吸取司馬遷對儒家思想的吸取繼承，主要表現在以民為本、緣德而治、主見統一三方面。在春秋戰國時期，民本思想起先出現，《尚書》較早地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孔子是極力主見民本的，他的思想核心是仁，提出“仁者愛人”的主見，還主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儒家的另一代表孟子，提出民貴君輕的主見，認為“民為貴，社梭次之，君為輕”。到了漢代，民本思想得到長足發展，其代表者賈誼提出治國必需以民為本，認為：“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并得出結論說：“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這種民本恩想對司馬遷很有影響。司馬遷對歷代的存敗興亡，比較留意民心向背所起的作用，比較留意用治政是否有益于民這一尺子來衡量其政治主見是否正確。如寫秦始皇及立世，不顧民心向背，不顧民力如何，竭民疲民而利國利己，筑阿房宮，修陵墓，筑長城，結果民不聊生，民怨沸騰，陳勝一呼而天下響應，諸侯興起而秦朝滅亡。司馬遷指責秦時重臣王剪、蒙活、李斯等，不考慮如何振國家之急，養老存孤，而阿意興功，阿順茍合，偷合取容。再如對漢武帝的內興功業，外攘夷狄，司馬遷也是從民本這一思想動身來評論的，認為漢武帝過多地發動斗爭，使天下蕭然，財賂衰耗而不贍。可見，司馬遷對儒家民本思想是比較留意吸取來充溢自己的。（二）對儒家的吸取儒家學派還比較留意德治，主見施行仁政。如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引用的:“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認為“苛政猛于虎”。到了漢興以后，一些有識之士大都主見以德治為主，而輔之以刑法。其代表者要算董仲舒。他借天道來言人事，極力主見任德不任刑。他指責秦始皇“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教訓于下”，“暴虐百姓，與好為市”，結果是“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導致了滅亡。司馬遷受這利，思想影響較深。他贊楊五帝三代緣德而治，結果社翟許久;指責秦行酷法，加速滅亡;漢武帝任用酷吏，結果是“盜賊滋起，反者數起”，而漢興以后，“破瓤而為圓，鑿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垂垂，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此看來，治政在道德，而不在嚴酷。孔子著《春秋》，主見大一統，經過公羊學的潤色加工，到了漢武帝時代，這種思想明顯而猛烈。漢武帝征伐匈奴亦以《春秋》為訓:“高皇帝遺聯平城之優，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⑩司馬遷是極力主見統一的，他著黃帝于《史記》之首，就有這種贊揚統一的意思。黃帝是第一個統一中國，澤流后世的帝王，司馬遷極力贊揚，寫他修德振兵，伐炎帝，戰蛋尤，結果統一了中國的疆域;司馬遷對秦始皇的統一六國也是贊許的，認為是“世異變，成功大”;而對漢武帝的開疆拓境，再事統一，司馬遷也是理解的。有統一，必定要征伐，運用暴力，司馬遷對正義斗爭也是確定的，認為“誅伐不行堰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司馬遷這種主見統一的思想主要得之于漢時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春秋公羊學家的理論。（三）其他除此之外，司馬遷名、法、墨、陰陽等家也是有批判有吸取的，如吸取法家主見變法而治的思想，吸取墨家節儉、尚智的思想，吸取陰陽家順乎天時的思想，吸取名家名實一樣的思想，這些也是不行忽視的，司馬遷對儒道各家的繼承與吸取，并不是徑渭合流，迥然有別，而是相互滲透，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了司馬遷的一家之言。這集中地表現在對五帝以及漢興以后君臣的論述上。他認為黃帝是統一天下的始祖，五帝以德為治一以貫終。黃帝傳聞是黃老的始祖，他實行統一，施行德治，司馬遷的尊道崇儒思想在撰寫黃帝紀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司馬遷寫漢興以后的幾個帝王，實行無為而治，以德化民，興于禮義，都極力贊揚。‘在評論世事中，司馬遷常常以孔子老子并重，如在《酷吏列傳》開頭，先引孔子，再引老子，然后斷以己意，推出自己的政治主見。尾聲司馬遷兼收并蓄，吸取各家的思想精華來充溢豐富自己的學術思想，這在儒道爭斗激烈的時代，具有特殊重要的進步的學術意義。儒道兩家，自古以來常常互不相容。“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到了漢代，這種學術之間的斗爭亦在接著。如漢武帝即位后，征用文學儒生，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