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和非公共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國際比較,教育經濟學論文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北美和西歐早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以我們國家為代表的東亞、中亞及拉美等大部分地區處于高等教育群眾化階段,而西亞及南亞地區除個別國家外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低,還處于精英化階段。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經濟及教育體制的不同,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支持力度也不盡一樣。高等教育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本質上是國家(各級)、社會和個人怎樣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問題。一、公共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國際比擬(一)我們國家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我們國家(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這明確了對高等教育投入的主體責任。現前階段我們國家已經構成了包括國家財政性投入、民辦學校舉辦者投入、學雜費、社會捐贈等多元化的教育經費來源。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經歷了從快速擴張到穩步發展的階段轉變,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9.76%,2002年到達15%,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階段進入群眾化階段,2003年我們國家在校大學生人數達世界第一,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大國。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繼續加快高等教育的發展,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普通高等教育經費從2006年的2938.88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5497.86億元,增長了1.87倍;而財政性普通高等教育經費從1259.57億元增加到2901.8億元,增長2.3倍,財政性普通高等教育經費占普通高等教育經費總量比例從42.86%上升到52.78%,但是,普通高等教育經費占各級各類教育經費的比例逐年略呈下降趨勢。國際上,通常以公共財政教育投資占的比例(簡稱公共教育投資比例)來衡量一國對教育努力程度。2006-2018年,我們國家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占比例與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比例兩個指標均呈上升趨勢,具體表現出出國家對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投入持續增長,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國家仍處于較低水平。2006年世界各國平均公共財政教育經費支出占比重就已到達4.6%,而我們國家當年僅為3.01%,且整個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比例的平均值也僅為3.4%。這一期間,我們國家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占比例的平均值為0.64%。而2001-2007年發達國家的公共高等教育經費占的平均值到達1.06%,發展中國家的公共高等教育經費占的平均值為0.78%%[1]?？梢?促進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實現我們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目的,必須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二)美國的公共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美國高等教育投入呈典型的三高形式,即從投入來源看,投入、個人(家庭)投入和社會其他投入都較高,充足的教育經費使美國高等教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于美國高等教育而言,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并重,、社會和個人共同舉辦高等教育已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特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的數據中,美國高等教育公共經費占高等教育經費總額的比例只為7%,低于各國平均水平,這與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發達有關,但高等教育公共經費占的比例為1.05%,遠高于各國平均水平,講明美國高等教育投入總量的宏大。(三)以法國為代表的主導的公共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法國是歐洲教育集權國家的典型,其高等教育一直奉行國家財政投入為主的政策,教育經費主要由投入和管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的數據分析中,法國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占的1.1%,超過美國,是被統計國家中最高的;其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占高等教育經費總額的比例為82.8%,遠高于各國平均水平,可見高等教育財政性投入在法國高等教育發展中所發揮的主體作用。(四)以韓日為代表的社會主導的公共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投入韓國、日本的高等教育發展是最大程度上得益于社會投入和個人投入的典型。二戰后,韓國、日本高等教育私人投入就一直是其投入的主力軍,以社會投入為主、為輔的社會主導形式已成為兩國高等教育投入途徑的特征。1995年,韓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到達52%,進入普及化階段。韓國始終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給私立高等教育以充分支持,甚至將其擺在高等教育發展重點的主體地位,重視和扶持私立高等教育發展已內化為韓國教育價值觀。據OECD統計,1998年韓國高等教育投入來源中社會投入與投入的比例為83.3%:16.7%;此后,固然韓國加強了對私立高等教育的改革,但至2008年這個比例仍為77.7%:22.3%[2]。二戰后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途徑與韓國基本一致,只是日本高等教育分為國立、公立和私立,華而不實私立大學占日本大學的80%。日本國立和公立大學的日常經費超過80%來自、地方,而私立大學的經費來源主要依靠于學費收入,投入極低。二、非公共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國際比擬(一)學生及家庭負擔的學雜費根據成本分擔理論,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理應分擔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我們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場實行高等教育收費制度,現前階段學雜費已經成為除公共財政投入之外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經費經費投入的第二大來源。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普通高等教育經費總量從2938.88億元增加到5497.86億元,5年平均增長率為16.69%;而高等教育學雜費從857.5億元增加到1676.08億元,5年平均增長率為8.55%。固然學雜費的增長速度低于高等教育的經費總量的增長速度,但學雜費占普通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5年平均為32.03%,可見,學雜費在高等教育經費構成中穩定在1/3的份額。美國高等教育的特點是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并重,私立大學在美國大學體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據統計,本世紀初美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占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的59%,尤其是四年制大學和學院中私立高校占到75%。在美國,學雜費除了學費外,還包括住宿費、膳食費、申請費、注冊費、學生活動費、停車費及成績單費等各種雜費。在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構成上,美國公立高校學費收費占全部經費來源的18.1%,私立高校學費收費占全部經費來源的38.1%,二者相差了20個百分點。另外,私立高校中,學費的高低往往取決于學校聲望的高低。聲望越大的學校收費越高,如哈fo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著名高校,每個學生年學雜費都在25000美元以上,而那些名氣比擬小的私立高校學費水平則相對低廉。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以公立高等教育為主體。法國高等教育投資的主要來源是投資,法國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費用標準由國家教育部門制定。在公立學校,國家直接承當每一個大學生的大部分學費,只向學生收取全國統一標準的注冊費,收費占大學經費收入的比重平均低于10%。法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費由機構自個獨立制定,學費昂貴,曾每年高達2萬至5萬法郎,多者在10萬法郎以上。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占據高等教育的較大份額,私立大學的學費收入占總收入的70%以上;日本的國立、公立大學的日常經費主要來自和地方,學費收入只占總收入的10%左右。韓國固然近年來加大了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但家庭和個人投入仍然占高等教育總投入的52.1%。(二)捐贈及其它收入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主要來源,除了各國的財政性經費投入、學生及家庭負擔的學雜費之外,還有高等教育機構從企業(組織)和個人獲得的捐贈及其它收入。各國舉辦高等教育的形式不同,這部分收入也各具特點。在美國,捐贊助學已經成為一種優良的歷史傳統。著名的哈fo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都是因捐贈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美國為鼓勵捐贈,制定了專門的法律,給捐贈者以稅收方面的優惠。捐贈收入,在美國公立高校中所占比例較低,但在私立高校的經費來源中所占比例是較高的。除此之外,美國還積極鼓勵高校通過校辦企業、產學研結合等途徑獲得銷售與服務收入。無論對公立高校還是私立高校而言,這部分收入都是其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法國高校通常能夠通過企業繳納學徒稅的方式獲取一定的企業經費。近年來,法國和高校還試圖增加企業(私人)對高等教育的投資,但是由于缺乏相應的籌資政策和法律的支持,結果收效不大。英國則愈加注重通過大學與、工商界的直接合作,提供社會服務而獲取資金。近年來,英國還為此組建了全國性的教學公司,組織和協調高校同企業之間的合作,這一政策實現了企業、高校和的三方共贏。日本主要是通過開創辦理私立高校來實現社會資本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據日本文部省有關數據,21世紀初日本高等教育經費中和私人的投資占的比重分別為0.4%和0.6%。同時,日本還對向私立高校提供貸款、捐款、獎學金的財團和企業等實行免稅,鼓勵私人資本對高等教育的投資。三、啟示與借鑒(一)穩步增加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提高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代表著一國經濟發展的實力,影響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進程。我們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到達30%以上,發展目的是2020年到達40%。這對我們國家高等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8-2020)〕指出,高等教育要實行以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培養成本,學校接受社會捐贈等多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國家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還是高等教育投入的最主要來源。我們國家投入為主,就是要加強財政預算內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對于財政預算內高等教育經費,我們國家先后采取的是綜合定額+專項補助、基本支出預算+項目支出預算的財政撥款形式。這兩種形式重投入輕效益,重支出輕監管,難以反映高等學校辦學的實際成本,對高等學校的辦學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督,不能具體表現出財政撥款的公平與效益。從國際上看,近年來,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把績效因素納入撥款公式,加大績效撥款的比例。績效撥款是根據產出指標分配資源的一種撥款方式。實踐效果表示清楚,績效撥款的施行能夠有效地刺激高校為爭取撥款而展開內涵競爭,加快教學、科研及社會服務等各個環節的改革與發展。(二)完善高等教育贊助體系,促進教育公平發展當前,我們國家已經建立起一套獎、貸、助、減、免等項目的大學生贊助體系,包括了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勤工助學、困難補助、學費減免、綠色通道等多種助學方式。但在落實贊助政策時仍存在如下問題:受財力和高等教育成本增長過快的影響,贊助經費來源不能有效解決貧困生的窘境;對于贊助受益者的認定缺乏普遍認同的判定標準,往往導致本來就緊張缺乏的贊助經費不能夠用于真正需要的學生;各種贊助方式互相獨立,贊助體系設置不合理,缺乏系統性等。在國際上,對高等教育實行贊助是各國的通行做法。為實現我們國家高等教育從群眾化向普及化的發展,完善我們國家高等教育贊助體系是特別必要的。首先要加快對高等教育贊助的立法,立法是政策合法化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贊助工作牽涉面極廣,應當從法律的層面加強迫約和規范。其次要明確是高等教育贊助政策的主體,高等教育贊助具有社會公益和社會福利性質,必須發揮主導作用,承當政策體系建設、資源調動、運行監管等方面的責任。再次要明確高校是高等教育贊助政策的組織施行者,在贊助體系中,承當組織、施行和溝通責任。(三)建立高等教育經費捐贈機制,加強高校本身的社會服務能力在高等教育經費籌資體制中,開發潛力最大的當屬高校社會捐贈。層面,應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鼓勵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的捐贈。如對捐贈者給予稅收上的減免,鼓勵以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如專利、技術)等多形式的捐贈,引導社會各界樹立我捐贈,我榮耀,我受益的捐贈觀念。同時,加強對捐贈經費的監管。高校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應通過科研、社會服務等方式發揮自個的專業技術優勢,為社會創造價值,同時也為己獲取收益。一方面,高校能夠利用自個的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