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文化發展歷程常州歷史文化，是常州社會經濟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表現形態之一。它的積淀極為厚實豐碩；它的建樹令人注目，某些方面還在全國獨領風騷；其燦若星辰的文化精英，曾引來龔士珍“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的贊嘆。回顧和研究這種歷史文化現象，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及其寶貴經驗，對于我們加深對家鄉的認知度，提高市民的人文素質，推進學習型城市的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地方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迪意義。常州歷史文化淵源流長，自常州人文始祖季札分封延陵（常州古稱）至今，亦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朝代的興衰更替，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到常州解放前，大致可粗略地分為四個時期，即：文化肇興時期（從古吳文化至南北朝）；文化發展時期（從隋唐至明代）；文化鼎盛時期（貫穿整個清代）；文化延續時期（從清末至民國）。

（一）文化肇興時期（從古吳文化至南北朝）

古吳文化，大致可從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殷商末年算起。當時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為避位東奔荊蠻之地—江南的太湖流域及其四周廣大地區，把中原文化融入本地土著文化，贏得了本地土著居民的擁戴。此后歷經19代，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吳王壽夢時期，吳國原先這片“荒蠻之地”，面貌已有所改觀。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需求，一種伴隨著勞動而興起的吳歌出現了。《吳越春秋》中僅剩的一首音節簡單、結構原始的《彈歌》有這樣的記載：“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從這里可以看出，它已經把砍伐竹子，制作弓箭，到追逐獵物的情景進行說唱了。此后不久，壽夢的第四個兒子季札分封延陵，季札成了常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人文始祖。

從季札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經秦漢、三國到兩晉的八九百年間，由于生產力水平仍較低下，血親復仇觀念嚴重，加上需要依靠強大的群體力量與外族外邦的侵擾進行斗爭，或者需要通過發動掠奪戰爭來充實本地的財富，這里的先民們以尚武為榮。《漢書．地理志》曾有“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的記載。秦末農民起義爆發，項羽隨其叔父項梁在吳中起事，其所率八千子弟中不乏常州人。當時北上代秦軍“身七十余戰，所擋者破，所擊者服”。三國時期，東吳實力遠不如曹魏，為保衛疆土，尚武好勇之風仍然很盛。

西晉永嘉之亂，為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契機。由于當時中原戰亂頻發，大批北方氏族紛紛南遷。它不僅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耕作技術，促進了本地經濟的發展，而且由于中原文化的融入，也豐富了本地文化的內涵。加之從東晉到南北朝齊梁時期，大多采取和平禪讓的方式，避免了攻地掠城的破壞，又給常州帶來了近170年的安定環境，為齊梁文化的肇興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齊梁王朝的創始人姓蕭，祖居山東蘭陵縣，為避戰亂舉族南遷，定居于武進東城里（今萬綏鎮）。至第五代蕭道成，建立南齊王朝；20多年后，南齊王朝為其侄蕭衍取代，建立蕭梁王朝，世稱齊梁時期。

齊梁文化的肇興，雖有自季札以來這一漫長過程中的文化積淀和蓄勢待發這一基本條件，齊梁皇室人員對文化的鐘愛和重視，功不可沒。齊高帝蕭道成博學多才，梁武帝蕭衍文采風流，有“詩人皇帝”之稱。據不完全統計，蕭氏家族中有40多人留下著作，涌現了蕭子良、蕭子云、蕭統、蕭繹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學者、詩人、文學家、書畫家、音樂家。在他們的推動和影響下，尚文之風日趨明顯。（二）文化發展時期（從隋唐至明代）

常州歷史文化，自隋唐至明代，又綿延了一千多年。這一時期，就總體而言，是在齊梁文化積淀基礎上的順勢發展時期。由于這一歷史過程漫長而紛繁，我們在探析其發展軌跡時，將著重關注以下三點。

1、科舉制度的盛行，為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制。

自隋煬帝起，開科舉士，把讀書、科考和做官統一起來，形成了“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并為此后歷代王朝所沿用。這種制度雖然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但由于它基本上是一種公開、公正的競爭激勵機制，為人們奮發學習提供了一種巨大的驅動力，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常州出了五位狀元。他們是唐代的蕭穎士，宋代的霍端友、佘中，元代的陳祖仁，明代的楊廷鑒。如果加上清代的呂宮、趙熊詔、錢維城、莊培因，常州歷史上一共出了九位狀元。考科之盛在兩宋時代尤為明顯。宋代319年中，常州考取的進士就達674人，出現了宋維、宋絳，丁寶臣、丁宗臣兩對兄弟同榜高中的盛事，留下了令常州人自豪的“雙桂坊”（取雙雙蟾宮析桂之意）地名。宋大觀三年，朝廷會試，一科300名進士中，常州府取53名，占總數的1/6，贏得了“儒風蔚然，為東南冠”的美譽。太傅張彥直的4個兒子相繼榮登進士第，常州地方官在其居巷內建“椿桂坊”（取靈椿丹桂之意）牌樓。狀元霍端友之孫霍超龍，年僅18歲就得中進士，宋理宗喜其年少有為，特命常州地方官將其居地改為“早科坊”。常州還出現了楊廷鑒等五家科甲鼎盛、五世不絕的科考世家。唐代蕭氏一門出了8位宰相（一說10位）。至于公卿大臣更是不絕于朝。于是在普通百姓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逐漸成為社會風尚，這為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庫。

2、地方官員的重視和倡導，為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營造了寬松的環境和濃厚的氛圍。

也許是齊梁帝王遺風的影響，在常州任職的地方官員，大多沿襲、弘揚了重視和倡導文化的傳統。如唐代常州刺史李棲筠、獨孤及，宋代常州知府王安石等等。

李棲筠，德高望重，“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為天下士所歸”。他文學素養極高，是很有名望的大詩人。為官治理一方時總不忘“以文化人”，這是很有見地的。正是他，創辦了常州歷史上第一所官學——常州府學（今市二中原址），為培養人才、發展常州教育事業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獨孤及，唐朝著名的文學家、詩人，是大詩人李白的摯友。主張“先道德而后文學”，反對當時文壇上的浮糜之風，與蕭穎士、李華等形成若干文人群落，留有文集《毗陵集》。在常州任上三年，政績卓著。晚年不原離開常州，在武進南宅鵓鴣山終老。逝世時據《武進陽湖志》載：“行路慟哭，罷市相吊者累月。”

宋代常州知府王安石，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詩人，號稱“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認為“所謂文者，務求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縷繪畫也”，主張文學“要之以適用為本”，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由于他“有矯世變俗之志”，曾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其號半山，常州人民為紀念他，在惠民橋畔建有“半山亭”一座。

這里還要提一下蘇東坡。蘇東坡有否擔任過常州團練副司（監察的官職），目前還有爭論，但不管怎么說，作為宋代第一流的詩文大家，十一次來到常州，晚年兩次上表乞居常州，最后終老常州，則已確定無疑。可以說常州豐厚的文化積淀、崇文重教的社會風尚，以及他在常州的眾多知音，使他與常州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也是他最后定居并終老常州的重要原因。同時，蘇東坡的人格力量、學識才華，也給常州歷史文化以深刻、久遠的影響。

常州地方官員對文化的重視，還表現為他們以常州為基地，經常邀約蘇州、杭州、湖洲等鄰近地區的官員和文人來常州舉行詩文之會。唐代有著名的“茶山境會”，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有一次因事未能赴會，特作《茶山境會》詩參與；杜牧任浙江睦州刺史時，每年循例來常州，先后有《題茶山》等佳作交流。宋代則于每年春季借“勸農”之機，舉行“春游詩酒會”。明代則有“詩酒藝會”等等，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氛圍。

上面所講在常州任職的地方官員對文化的重視和倡導，比之齊梁時期的帝王和皇室成員，他們與常州人民的關系顯得更為直接和密切，影響也更為深入和具體。他們的品格操守、治理方策、文學成就，不僅起著表率和引領的作用，而且已經成為常州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3、重大的歷史變故，對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正面或負面的重大影響。

北宋王朝覆亡后，南宋王朝被迫建都浙江臨安（今杭州），前后存在了150年左右。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出現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常熟，天下足”的景象。這無疑為常州歷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遇，促進了常州歷史文化的繁榮。

然而到了宋末元初，元兵揮戈南下向臨安進犯，發生了被史家稱為“影響中國的100次戰爭”的“臨安之戰”，常州作為臨安的屏障，成了兵家必爭之地，發生了常州歷史上有名的“常州保衛戰”。守城軍民頑強抵抗達半年之久，終因寡不敵眾，遭元軍屠城，常州城毀于一旦。現在的“古村”，據傳說原為“十八家村”，是元軍屠城后僅剩的18戶人家的聚居地，可見屠城破壞的嚴重程度。文天祥戰敗被押北上，途徑常州時作有《常州》詩，開頭兩句便是“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其序言中說：“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皆忠義之魂，哀哉！”常州城遭此浩劫，元氣大傷。此后隨著元朝近百年的發展，到了明朝，常州歷史文化又逐漸繁榮起來。

（三）文化鼎盛時期（貫穿整個清代）

清代從順治至宣統，共267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從積淀數千年形成的輝煌，迅速走向衰落并最后滅亡的時期。

18世紀的康乾盛世，曾令世界各國矚目。當時中國經濟總量仍據世界第一，法國《百科全書》在《中國》條目中曾盛贊“中國民族，其歷史之悠久，文化、藝術、政治、智慧，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然而由于清朝統治者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對當時世界上已經出現的三大事態——工業文明已經萌芽、資產階級革命正在進行、沖擊中世紀封建神學束縛的思想啟蒙運動已經展開——漠然置之，進入了夕陽西下的黃昏時期。

在這一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遷中，常州歷史文化既承載著盛世年代的輝煌，又以呼喚改革的態勢，在由盛轉衰的過程中綻放出絢麗的光彩。

應當指出，清初皇室為鞏固其統治，曾大興文字獄，文人深受其害。時任翰林院編修、后升侍講學士的常州人錢名世，因作詩歌頌年羹堯，被雍正帝“究治”，斥為“名教罪人”，制成匾額令其懸掛在門上，還發動滿朝文武官員寫文批判，并令其刻印散發，使錢名世受盡了奇恥大辱。文字獄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些都無法阻擋數千年文化積淀在文人中所形成的巨大蓄勢的沖擊。它大致有兩種類型的表現。一種是，如常州學派（即今文經學派）創始人莊存與，為避文字獄的加害，埋頭于古書堆中潛心研究經學，抓住“微言大義”這一核心內容，重新詮釋《春秋》的“要旨”，以極為隱喻的方式，用“托古改制”的名義，在其代表作《春秋正辭》（死后40多年才由其孫莊綬甲刻印流傳）中呼吁變革之必要。這是一種類型。另一種類型如洪亮吉，他仍置風險于不顧，仗義執言，為掃除官場積弊，寫了洋洋數千言的《極言時政啟》上書嘉慶帝，因而獲罪被發配到新疆伊犁。后來嘉慶帝感到洪亮吉獲罪后朝臣“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為害至巨”而改口說洪亮吉的上書“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并表示要“銘諸座右，時常觀覽”，傳諭將洪亮吉釋放返回原籍了事。嘉道之后，清朝衰象日顯，經世致用意識又逐漸在文人中悄然喚起，并終于匯成巨瀾，激蕩大地，出現了“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的景象。常州歷史文化的鼎盛局面得以凸顯出來。

（四）文化延續時期（從清末至民國）清末至民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革命勝利果實又很快為北洋軍閥所篡奪。日軍侵華，常州淪陷，受創慘巨。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置廣大人民群眾休養生息、重建家園的愿望于不顧，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常州人民再次陷入苦難的深淵。在屈辱與抗爭、積貧與圖強相伴相隨的近半個世紀中，常州歷史文化憑借鼎盛時期積蓄的遺韻流風，順應歷史潮流，以反帝反封建為基調，在艱難曲折中得到繼續發展。其主要成就，在常州歷史文化的諸多領域得到了體現。文學方面。清末民初，言情小說流派“鴛鴦蝴蝶派”崛起，常州作者張春忛、許指嚴、李定夷等名噪一時。女作家陳衡哲具有開創性的白話小說《一日》較魯迅的《狂人日記》早一年，她的新詩《人家說我發了癡》、白話散文《來因女士小傳》，為我國文學革命討論初期最早的文學作品，她還是國內第一位女教授。惲鐵樵，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主編，魯迅的第一篇小說《懷舊》就是他慧眼識珠，登在《小說月報》首卷上的。吳稚暉，博學多才，曾任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校長，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他為20世紀“世界100個文化名人”之一。劉半農，現代詩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其詩《教我如何不想他》經同鄉趙元任譜曲，成為我國經典名曲之一。1934年逝世，胡適寫挽聯：“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友而今又弱一個……當年知己者無人不哭半農”，將他與李大釗、陳獨秀并提，可見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中國革命文學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以他赴蘇俄的深切感受撰寫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最早向中國人民報導和頌揚了蘇俄十月革命的變化，被后人贊譽為開辟了一條“紅色絲綢之路”，他翻譯的《國際歌》把“共產主義”用中文音譯成“英特納雄耐爾”傳唱至今，充分展現了他的學養和才智。他與魯迅并稱為中國“文壇雙璧”。藝術方面。戲劇形式逐漸增多，京劇、越劇、滬劇、話劇、滑稽戲進入常州舞臺，地方劇種常錫劇、地方曲藝常州道情蓬勃發展，遍及城鄉。留學美國專攻戲劇的碩士洪深，回國后積極從事進步戲劇事業，首提“話劇”名稱，以代替原來的“愛美的戲劇”和“新劇”，為眾所公認，自此定名。他編導了我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創作了《趙閻王》、《雞鳴早看天》等話劇，后參加左翼戲劇活動，任中國左翼劇團聯盟總書記。吳祖光，我國著名進步劇作家，先后創作了《鳳凰城》、《正氣歌》、《風雪夜歸人》等經典劇作，轟動一時，還編導了《山河淚》、《春風秋雨》、《國魂》等電影。此外，還有抗戰時期與黃佐臨、朱端鈞、費穆并稱為“孤島四大導演”的吳仞之，著名電影編劇楊小仲，電影明星徐琴芳等。書畫藝術中又涌現出具有全國影響的畫家、書法篆刻家馮超然、馬萬里、劉海粟、謝稚柳、吳青霞等。造型藝術有首創亂針繡的楊守玉，著名竹刻高手徐素白、白士風、徐秉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