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的方法分析“五普”數據，發現中國社會是倒丁字型的社會結構。造成該結構的主要原因是城鄉的分隔。丁字型結構造成了持續的“社會結構緊張”，社會群體之間需求差異太大，社會交換難以進行。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從丁字型結構和結構緊張上得到解釋。中國社會要想最終從“緊張”走入“寬松，”需要等待丁字型社會結構的根本轉變。最后，本文提出了社會結構轉變的基本戰略。關鍵詞：丁字型/社會結構/結構緊張/社會穩定對于社會結構的分析和表述，社會學家常常采用類比的方法。比如，人們常說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就是試圖描述那種頂層呈尖端狀，上層階級、富有階級人數很少，中間階級①［本文使用了中產階級、中間階級、中間階層的概念，其涵義均為middleclass，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呈過渡狀，而下層階級很大的社會結構。再比如，人們常說"橄欖型"或"紡錘型"社會結構，是指中產階級為主體，而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比例都較小的社會結構。筆者最近分析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既不呈"橄欖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現為一個倒過來的"丁字型"的社會結構（invertedtshapedsocialstructure）。筆者使用的具體方法是，采用社會經濟地位指標（socio-economicindex）測量全國就業人口，發現了一個巨大的處在很低社會經濟地位上的群體，該群體內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狀上類似于倒過來的漢字"丁"字型的一橫，而丁字型的一豎代表一個很長的直柱型群體，該直柱型群體是由一系列處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階層構成。本文就試圖解釋這樣一種很奇怪的社會結構。一、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與〃丁字型〃社會結構社會學對于社會地位的剖析有很多種方法，主要分為定性和定量兩大類。階級分析即一種定性的方法。馬克思用所有權關系分析階級現象，根據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分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兩大階級。如果用這種分析模式看，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確實可以分為兩個巨大的群體：一部分擁有生產資料的雇主和絕大多數受雇的雇員（包括各種經理階層）。但是，如果將社會經濟地位很高的受雇的高級經理、律師、醫生、教授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酒吧飯店招待、收集垃圾工人、街道清潔工看成是同一個雇傭階級，這樣的分類對于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并沒有什么解釋力。為了克服上述缺陷，新馬克思主義者賴特試圖發展馬克思的觀點，他增加了兩個新的分類變量，一個是組織資產，另一個是技術資產，于是從三個向度將西方社會分為12個階級（wright，1985）。賴特自稱他的分類是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他已經接受了韋伯的多元分層標準。定性分析的優點是能夠解釋總體的階級關系，缺點是只解釋了大的結構，而忽略了眾多小的社會階層。另一種是定量的描述。定量的描述試圖解釋人們社會地位的細微差異，比如聲望測量，可以根據人們對每一種職業的評分而確定職業地位的高低，其缺點是僅僅為一種主觀的評價；而按照收入將人群分組，是一種客觀標準。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戶按照人均年純收入分組的情況是：100元以下的占0.49%，100-200元0.18%，200-300元0.31%，300-400元0.52%，400-500元0.78%，500-600元1.19%，600-800元3.25%，800-1000元4.87%，1000-1200元5.52%，1200-1300元2.97%，1300-1500元6.39%，1500-1700元6.45%，1700-2000元9139%，2000-2500元13.79%，2500-3000元10.81%，3000-3500元8.02%，3500-4000元5.84%，4000-4500元4.20%，4500-5000元3.16%，5000元及以上11.85%（國家統計局，2004：381）。按照上述分組，年人均純收入1300元至4000元的人數較多，占了全部被調查者的60.69%.按收入分組的好處是可以了解各個收入組的收入水平和規模，但是，這些收入組僅僅是一些統計意義上的分組，各組并不是具有真實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意義的群體。為了彌補單純收入分組的不足，研究人員提出了"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的方法。該方法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學者布利深(blishen,1958：519-531)和美國學者鄧肯(duncan,1961：109-161)，該方法根據各個職業群體的客觀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權打分，有時還考慮到了就業者的年齡因素甚至就業者父親的財富、社會經濟特征等。"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是綜合人們的多種社會經濟因素而排列的順序和分值,是一種客觀地位而不是主觀地位,盡管該指數與職業主觀聲望測量的指數具有很強的相關關系。在將此類指標國際化的過程中,特萊曼做了很多努力,他將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從發達社會直到傳統不發達社會在內的60個國家的85套職業聲望數據進行整合，提出了〃國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treiman，1977)。此后,特萊曼又與甘澤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即本文所使用的isei數值(ganzeboom，graaf&treiman,1992)。在建立該指數時，特萊曼等使用了16個國家的31套數據。這些國家包括了從最不發達到最發達的國家,采用的是國際標準化職業分類體系，同時將教育和收入的指標也作到了國際標準化，不僅具有國際代表性，并且解決了國別差異問題。本研究在將職業指標轉換為isei值的時候，也盡量作到對于職業進行辨析和實現轉換的準確性。我國的職業分類自1986年國家統計局和國家標準局發布職業分類標準以來，已經多次修改，總的傾向是越來越接近于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當然，由于國情的差異，在職業種類上還是會有一些差別的。本文采用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職業分類。與國際標準職業分類比較，這一分類仍顯粗糙，類別沒有國際標準多，這可能與我國的職業分化不充分有關。但是并沒有影響分值的轉換，多數職業的對應還是比較容易。對于個別不容易對應的職業，筆者與學生張海輝進行了討論，分析了該職業活動的具體內容，在分辨的基礎上完成了對應的工作。此外，需要說明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經證明，中國的職業地位受到單位體制的影響，個人間的不平等受到單位間不平等的調節(bian,1994)。而此次轉換為isei值時，沒有采用單位地位的調節，這是因為：第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單位地位對于個人地位的影響力已經大大下降了；第二，目前由于眾多新型單位的涌現，連單位地位的高低也很難分辨了。所以，如果用單位地位去修正，反而會造成更大的誤差。轉化成isei后，我國各個職業階層的地位值見表1.表1中國16-64歲人口的〃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①[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抽樣數據，采用系統抽樣方法從全國總數據中抽取，抽樣比為0.95%。，樣本人口為1180111人，然后取其中的16-64歲人口，共為641547人，在分城鄉后有少量缺失樣本。]表1的結果使我們十分驚訝，它所反映出的基本社會結構比一般的金字塔結構還要差，可以說是丁字形的，即64.7%的人處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與其他群體形成了鮮明的分界，其他群體則像一個立柱，顯示了巨大的差異性，參見圖1.下面試介紹上述isei分值所顯示的一些主要群體的構成情況：23分組占了全部就業者的63.2%，而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包括從事大田、棚架等農作物種植的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和其他種植養殖業從業人員、畜牧業生產人員、家畜家禽等從業人員，以及收垃圾為生者、清潔工等。其中從事大田勞動的即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占該組的9.12%，占全部就業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體力勞動者，共同構成了丁字型社會最下面的一個巨大的群體。該群體反映了中國的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社會下層的比例過大。29-31分組在立柱形的分組中人數稍多一些，占9.1%，多為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架子工、地質勘察工人、煤礦冶金礦物開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屬加工工人、裝運搬運工人、人力車工、外賣運送工、運輸工、伐木工人、屠宰場和肉類加工工人、皮毛生產加工工人、制鞋業工人、手工業工人，等等。這類人多是由農民轉化而來的農民工、鄉鎮企業工人，他們的實際社會地位和實際生活水平與農民比較接近。33-38分組，人數稍多一些，占就業總數的10.3%，主要由公路、道路、鐵路、水上運輸人員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