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追憶兩彈元勛的低調人生“在所有知識分子當中，他是最有中國農民樸實氣質的人「物理學家楊振寧這樣評價鄧稼先。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被稱為“兩彈元勛”。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核武器先驅一樣，鄧稼先受人們尊敬，被后人緬懷，然而不太一樣的是這位原子彈之父生前坎坷的命運。他生活在那個艱苦的年代，和很多同時期的科學家一樣，把最好的時光完全奉獻給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而榮譽和光環只在身后。人們似乎對他很了解，卻又不太了解。他是一個最沒有私心的人。這個當年意氣風發的“娃娃博士”，毅然放棄海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回來與國人共同艱苦奮斗，只為了國家的強盛。他也是一個最不引人注目的人。他為中國核武器的事業隱姓埋名、默默奉獻了28年后，才因為一篇簡短的報道為人們所知。他一生的信仰是一個“純”字代表的品格，忠厚平實，從不驕人。正是這種品格，讓鄧稼先能在那個一窮二白，充滿斗爭和混亂的年代，領導社會各階層工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下面讓我們一起來追憶，這位兩彈元勛的低調而不凡的一生。受傳統文化啟迪的童年1924年6月25日，鄧稼先降生于安徽省懷寧縣的白麟坂鎮。這是一個頗具古風的老鎮。一條條街道用青石板鋪就，一座座徽派風格的建筑，歷經風風雨雨幾百年，但在當時仍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清遺留的繁華景象。鄧氏家族在白麟坂鎮聲名顯赫，鄧稼先六世祖爺鄧石如，被推崇為清代篆刻、書法第一大家，聞名大江南北。宮廷還贈與他一套宅院。這套宅院建于四靈山水間，并命名為“鐵硯山房”，這里成為鄧稼先小時候的搖籃。當他第一次張開眼睛看世界時，他的祖國像是一部老牛拉著的破車，行進在風雨迷漫的世紀之途。在鄧稼先出生的1924年，中國歷史上正上演一出軍閥混戰的悲劇。然而，白麟坂古鎮卻是一塊安靜的沃土，是一處“世外桃源”。寧靜、古樸的山水啟迪了他的智慧。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書畫家、藝術評論家。自幼接受父輩的嚴格家教，苦讀詩書，工畫山水。1907年，鄧以蟄剛滿15歲便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攻讀文學；一年以后，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1913年，鄧以蟄學成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這期間，鄧以蟄在《晨報》《新青年》等我國早期進步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文筆奔放，見解獨到，給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文學界吹來一股清新之風。鄧稼先的母親王淑蠲（蠲，同“涓”）女士，？穎賢淑。雖然是大家閨秀，但自嫁到鄧家，無論農活家務，她都勤于操作，且手腳麻利，不怕辛苦。她為人寬厚，從不與人口舌，不在背后講別人的是非；她還把娘家陪嫁的布匹拿出來給傭人做衣服。人們夸獎她是一個寬宏大度、仗義疏財的好人。這種具有濃厚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家庭，對于鄧稼先品格的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就在鄧稼先出生的那年，直系軍閥吳佩孚，皖系軍閥盧永祥等在同國民革命軍作戰中均遭敗績。緊接著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重申要“召集國民會議，以謀求中國之統一和建設”，并偕宋慶齡赴京。國共兩黨通過談判，出現了第一次合作，這使得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鄧以蟄似乎看到了一線曙光。1925年，他借回家度假之機，將妻子兒女接來北京定居。當時，鄧稼先剛滿八個月。鄧稼先的第二故居北京豐盛胡同北溝沿甲12號，是一座有著明清建筑風格的四合院。鄧稼先剛滿五歲時，父親的摯友張奚若來訪，小稼先穿了一件齊地長袍站在比他還高的火爐前背誦《論語》。張奚若不禁驚奇地問道：“叔存兄，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你還讓孩子背誦這些東西？”鄧以蟄則操著濃重的安徽鄉音笑微微地回答道：“我只不過是讓孩子懂一些傳統的中國文化，這對他今后的發展會有好處。”鄧以蟄盡管受過日美文化的熏陶，但他在家庭生活以及個人的道德情操中，依然保留著許多儒家思想的色彩。他認為儒家思想中有關倫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很有道理，合乎人情。在鄧稼先的印象中，父親修長的身材，總是挺得很直，走起路來，神態自若，透出一股仙風道骨的飄逸之氣。他是知識淵博的學者，頭腦中深藏著博大精深的學識，外表卻顯得極為平易隨和。在學校他是一位嚴謹治學的教授，在家中卻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在學習和行為規范上，他對幼子嚴格要求；在生活和愛好上，則對稼先相當寬松。鄧以蟄喜歡京劇，自鄧稼先懂事以后，他便經常帶著愛子去劇場看戲，《武松打虎》《林沖夜奔》《野豬林》等水滸戲中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鐫刻在幼小的鄧稼先心問。鄧以蟄的幼兒教育可謂做得非常成功，他不僅注意開發兒子的智力，還總是從多方面啟迪鄧稼先，使兒子懂得人與人、人與大自然的關系。他經常對小稼先說，人活在世界上，不光要和自家的人一起生活，還要和周圍的人和睦相處。不僅要和人交往，還要和其他存在于我們周圍的一切生物密切相關。像樹呀，草呀，水里的魚呀，天空飛的鳥呀，都是我們的朋友，千萬不要隨便傷害它們。鄧稼先的母親王淑蠲，就像她的名字那樣，秉性賢淑、倩麗。她待人和藹可親，對待孩子們關懷備至，協助丈夫管理家務，教養子女，是鄧先生的賢內助。讓鄧稼先難忘的，是每當六七月盛夏季節的夜晚，父親冒著酷熱在室內燈下做學問，母親便帶上他們姐弟，坐在庭院里講故事或看閃爍的星辰。母親手里的大蒲扇不停地搖動著，為他們扇涼，驅趕蚊蟲。母親指給他們看夜空中的“銀河”，看銀河兩岸的“織女星”、“牛郎星”，還有酷似一把羹匙似的北斗星，并給他們講有關這些星座的神話故事。鄧稼先最感興趣的，是母親講的嫦娥奔月、吳剛砍桂的故事：人吃了那種神藥竟然可以飛到天上去，月宮里有棵桂樹，永遠也砍不倒，真神奇！他問母親：“現在還有那種吃下去就可以飛到天上去的藥嗎？”母親說：“這是神話傳說，世間哪有這種藥？”小稼先遺憾地說：“要能買到這種藥就好了，我真想飛到天上去，到月宮去玩玩。”一句話，把全家人都逗笑了。次日清晨，小稼先起床后興奮地跑到母親身邊，說道：“媽媽，你猜我昨晚做了一個什么夢？"母親搖搖頭。小稼先手舞足蹈地說：“夢見我上天了，天上那么多星星，我想摘一個，可是它們太大了。我摘不動，就急醒了！”父親聽到了，走過來摸著鄧稼先的頭，心情很是興奮。他知道鄧稼先是一個心智初萌且富于幻想的孩子，便夸贊道：“好孩子，有志氣，將來一定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來。” 鄧稼先就是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這是鄧以蟄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為其長子創造的得天獨厚的成長環境。這樣的特殊家世、優良的生活環境和良好的童幼教育，對于鄧稼先日后的成長，起到了?P鍵性的作用。書香門第里的少年鄧稼先從小活潑健康，好動會玩。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得最精的是雜技項目“抖空竹”，這項愛好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據妻子許鹿希回憶，“他年輕那會兒，甚至可以把茶壺蓋拿來抖。”父親鄧以蟄同時在3所大學兼課，家里經濟條件算中等偏上。但鄧稼先沒有少爺脾氣，他甚至能跟保姆和黃包車夫處得很好。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煙拿出來給車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老岳說，我可以陪你玩一兩盤，但你不能拿家里的東西，養成壞習慣可不行。勞動人民的樸實品質在鄧稼先的心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鄧稼先5歲時，父親為他請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誦《詩經》《論語》。6歲那年，他被送進北京四存小學。這是一所極其尊孔的學校，古文訓練很嚴格。鄧稼先的學習成績一般，他對《四書》《五經》不感興趣，偏愛數學等自然科學。家里的大量存書給他提供了很好的閱讀條件，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科全書《萬有文庫》，一套幾百本，那是鄧稼先最愛看的。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家里就請來了英文教師，到小學畢業時，鄧稼先英文已經達到高中一年級水平。鄧稼先的中學是北京崇德學校。他與楊振寧是同學。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與鄧稼先父親鄧以蟄是多年摯友，一起去過美國留學，在清華大學又是同事，因而兩個孩子從小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因為楊振寧比鄧稼先高一級，所以在學校里處處護著他。那時崇德中學里有許多紈绔子弟，他們不好好學習，就叫鄧稼先把作業給他們抄，否則就欺負他。楊振寧外號“楊大頭”，年級高，個子也高，就常常跳將出來，為外號“老憨”的鄧稼先撐腰。鄧稼先與楊振寧都熱愛數、理、化，并且成績優異；而鄧稼先的外語尤其好，那時已經能看英文的《格林童話》了。在民族解放大潮中成長鄧稼先成長的年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開始民主革命斗爭的時期。中華民族獨立意識早已覺醒，各種進步的思潮涌動。由于身處思想活躍、開放的北平，鄧稼先也受感染和熏陶。這樣的歷史環境，為他日后深厚的愛國情結打下了基礎。“七七事變”時鄧稼先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他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當時日本憲兵隊駐扎在府右街，中國人路過那里就得鞠躬，鄧稼先上學放學寧愿繞很遠的路，也不給日本人行禮。一次，日本人召開大會，給每個學生發一面小太陽旗，鄧稼先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個日偽警察看見，并告到了學校。因崇德學校是教會學校，對日本人不屑一顧，校方就說學校沒有這個人，搪塞過去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當局勒令崇德學校解散。校長找到鄧以蟄，說鄧稼先的學業很有前途，但思想激進，留在北平遲早會出事，最好把他送走。鄧以蟄便下了決心，讓鄧稼先的大姐帶他到重慶去念書。那時，大姐鄧仲先剛從北京朝陽大學經濟系畢業。后來鄧稼先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又和楊振寧成為同學。1945年12月1日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國民黨軍警、特務包圍西南聯大等學校，對學生大打出手，并投擲手榴彈炸死學生4人，炸傷20余人。慘案發生后，為了給受傷同學買藥，鄧稼先曾不顧同學們的勸阻，趁夜晚跳墻出去，買回了藥品。在此之前，鄧稼先雖有愛國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較深，所以沒有參加進步組織。慘案使他認清了國民黨的本質，便毅然參加了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進步青年組織“民主青年同盟”。也就在這時，鄧稼先的名字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幸運的是，當時鄧稼先大姐夫鄭華熾在西南聯大任教務長，與校長梅貽琦很熟，他們悄悄把鄧稼先的名字從學校名冊中劃掉了。1946年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被北京大學聘為物理助教。此后，他積極參加反蔣民主運動。據鄧稼先的同胞弟鄧攜先回憶，在1947年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中，他也在北大廣場集會，曾親眼看見鄧稼先面對軍警勇敢地跳上講臺演說。那種大無畏的氣概，讓鄧攜先印象深刻。留學普渡的“娃娃博士”1946年夏，鄧稼先受聘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回到闊別六年的北平。他用自己一個月的工資給父親買了兩壇茅臺酒和兩條上等香煙，他一回到家就緊緊地擁抱著母親，好像瞬間返還到童年時代，這種返還顯示著心靈的純潔。鄧稼先贊賞別人愛用“pure”（純潔），這是他特別欣賞和終生追求的道德境界。回家后第二天，鄧稼先便騎著自行車找老同學們去了。他尋訪舊地和故友，有一種久別后的關切之情涌動于心。一次他從北京圖書館回來，帶著深感安慰的神情對弟弟鄧攜先說：“圖書館還是那么窗明幾凈，鴉雀無聲，自來水龍頭和以前一樣還可以喝水，真舒服呀！”抗日戰爭勝利后，內戰又開始了。在全國范圍內，學生們開展了大規模的“反饑餓、反內戰”斗爭。鄧稼先始終積極參加這些運動，并在北京大學講助會里勤懇忠誠地工作著，這都使得他在政治上進一步成熟了。就在這個時期，他讀了毛主席的《新民主義論》等許多著作，從中受到深刻的啟發和教育，他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定會成功，一個嶄新的中國必將誕生。如何給新中國做貢獻呢？他覺得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物理學根底。1947年，鄧稼先順利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這年秋天的一個晚上，鄧稼先無意中碰到了北大物理系二年級的于敏，兩人并不相識，卻聊得很投機，無所不談，一直聊到深夜。他們沒有想到，20年后，他們倆合作提出了“鄧一一于方案”，為中國氫彈的研制成功在理論設計上作出了杰出貢獻。1948年秋，鄧稼先受楊武之教授之托，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結伴乘船，飄洋過海到美國去。臨行前，一位對他思想幫助很大的同志袁永厚要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但是他明確地回答說：“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一定回來。”在突破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關鍵時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加入了這支隊伍。鄧稼先激動地稱他們是三尊大“菩薩”，他是“菩薩”身邊的小童子。攻關的日子，鄧稼先白天要到圖書館查找資料；晚上，要閱判計算的數值。臉顧不上洗，頭顧不上理。一次會議間隙，王淦昌審視著他那頭長發，嚴肅地說：“小鄧，怎么能這個樣子呢？"他紅著臉看看自己的衣服，紐扣系錯了，急忙調整。這時，王老走過來摸摸他的頭，含蓄地笑了。鄧稼先實在是忙得連理發的時間都沒有。后來，他發現大門口警衛排有個戰士在理發，便“加塞”坐在長條凳上，笑著說：“這是你的試驗田，大膽來！”那時，由于條件艱苦，同志們使用算盤進行極為復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還要請物理學家從出發概念進行估計，確定正確，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1963年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按預定計劃誕生了。39歲的鄧稼先在這份歷史性的文件上，鄭重地簽署了自己的名字。隨著試驗階段的到來，很快，研究基地就遷到了我國西北的荒漠地區，而鄧稼先所在的九院則遠遷到了青海的金銀灘。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科研之余，鄧稼先不僅教年輕人學唱京劇《望江亭》《楊門女將》，還教他們練體操。天寒地凍、風雪交加的時候，他便領著大伙在室內玩“跳木馬”，他常常手扶雙腿當“木馬”，讓年輕人一個個從自己背上跳過去。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見了他們在玩這種游戲，老教授又好氣又好笑，斥責說：“這是什么玩法，你還做兒戲呀。”鄧稼先笑說：“這叫互相跨越！”正是靠著這種苦中作樂的精神，鄧稼先和同事們一起克服了一個個科學難關，使我國的“兩彈研制”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一次地下核試驗，有一個機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張把機器拉上來查看，但這樣太危險。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攤上，他親自下井，解決問題后，又組織召開慶祝會。由于休息不好，他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一量血壓，竟低到嚇人。搶救了兩天兩夜，鄧稼先才醒了。他開口第一句話是:“研究報告出來沒有？”1964年5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青海高原總裝成功。兩個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員陸續向著新疆羅布泊試驗場集結。原子彈交付試驗前的一刻，緊張和焦慮吞噬著鄧稼先的心。許多領導忍不住都來問他有沒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時被問得實在躲不過去了，他就說：“反正能想到的問題全想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新疆羅布泊，這片沉寂了1600多年的荒漠上驟然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發出了驚天巨響。鄧稼先喜極而泣，熱淚長流。“我不是一個好爸爸”原子彈成功爆炸后，鄧稼先又受命率領原班人馬研制氫彈。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鄧稼先的家卻遭遇了變故。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鄧稼先進京匯報工作，終于見到了讓他魂牽夢繞的妻子。然而，清秀的妻子卻沒有了往日的神采，顯得清瘦而疲倦。14歲的女兒也被下放到了內蒙古。后來鄧稼先爭取到一個出差的機會，特地來到內蒙烏拉特前旗看女兒。那一天，他穿上藍滌卡上衣，帶著平日里積攢的罐頭，心情愉悅地上路了。他見到女兒時，覺得她整個兒變黑了，頭發黃黃的。他給女兒打開豬肉罐頭，看到女兒狼吞虎咽地吃，他強忍著酸楚，把淚水咽進了肚里。后來，他通過詢問當地幾個年輕人了解到，女兒曾連著吃了一個星期野菜糠窩窩頭。返回的路上，鄧稼先郁郁寡歡、滿心愧疚。“她太小，在這里又受這么多的苦，我不是一個好爸爸。”他想到女兒剛會喊爸爸的時候，他就興奮地用雙手抱住不滿周歲的女兒，要她再叫一聲，再叫一聲，不僅要她重復地叫爸爸，漸漸地，還讓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如今他覺得自己根本就沒有盡到當爸爸的責任。他們一家4口，天各一方，鄧稼先的小兒子還在爺爺那里寄養。然而，鄧稼先自己又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只身在大西北，親人遠在北京。妻子偶爾會托人捎來酸三色糖塊和油炒面。而這些他愛吃的東西，他都跟基地的同事們分著吃。他有兩身衣服，新一點的衣服特意留著穿去看女兒，平時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讓警衛找來醫用的白膠布貼上。有一天，鄧稼先神秘地對下屬說：“嘿嘿，我剛發現了一個問題。”“什么問題？”“煮面條是水開了才放面條啊！”“對呀。”“以前，我是把面條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鄧稼先的工作時常伴隨著危險。核武器爆炸試驗前，要插雷管，這是所有工作中最危險的。他總是默默地站在操作者身后。有一次午夜時分，鄧稼先剛剛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車間來電話，說是一個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點問題。他放下電話，穿著拖鞋就上了吉普車。黑夜里的瓢潑大雨，使河水漫過橋面。司機內心緊張，減慢了車速。鄧稼先使勁搖晃著司機的肩膀喊道：“沖，往前沖！”司機急切地說：“老?，你可是大科學家啊！”鄧稼先嚴肅地壓低聲音說：“他們在等著我處理故障！干咱們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機明白鄧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門，沖過橋面。到了車間，鄧稼先立即投入工作，經過一天一夜，故障終于排除。一次意義重大的會面1971年，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楊振寧首次訪華。他要見的親友名單中，第一個就是鄧稼先。他們是安徽同鄉、中學好友，后來又是西南聯大的同學和在美國留學的好友。他想知道闊別了22年之久的鄧稼先在做些什么。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以后，美國報紙登出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名單，盡管是英文譯音，但楊振寧一看就認定其中一人是鄧稼先。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謠言說1948年3月去了中國的JoanHinton曾參與中國原子彈工程。（JoanHinton，中文名：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美國核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參加了美國原子彈的制造，那時她是年輕的研究生。） 1971年8月，楊、鄧二人在北京會面。楊振寧詢問他的工作地點時，鄧稼先只說“在外地工作”。接著楊振寧又問，是不是象美國謠言所說的那樣，JoanHinton曾參加中國原子彈工作。鄧稼先說他覺得沒有，等回去再證實一下。他請示了周恩來總理。在電話機上，總理讓鄧稼先如實地對楊振寧說。1971年8月16日，楊振寧在上海的告別晚宴上收到鄧稼先的親筆信，說他已經證實了，中國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以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看完此封短短的信后，楊振寧當即離開席位躲到一旁默默流淚，不得不去洗手間整理儀容。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次會面的意義不僅在于促成二人久別重逢，對鄧稼先等一批科學家來說，更是一次生命的挽救。1971年正是“四人幫”猖獗的時期。在會面之前，青海的“四人幫”爪牙正給鄧稼先辦“學習班”，稱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據許鹿希回憶到，“當時有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他們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一批對科學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兩次預備性小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鄧稼先。周總理就下命令把鄧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邊的事情就“走漏”出來了。當時，于敏、陳能寬、胡思得等一批被抓的科學家也因此而得救。許鹿希感嘆道：“楊振寧與鄧稼先的會見無意中救了中國一大批人！”“建議書比你我的命重要”70年代末，一次投試實驗出現事故，核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抱起核彈碎片仔細檢驗。正是這次意外，讓癌細胞在鄧稼先體內埋下了根。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長的鄧稼先回北京向張愛萍將軍匯報工作。張愛萍發現他氣色不好，便親自打電話給301醫院，逼著鄧稼先去醫院檢查。醫生查完，生氣地說：“你今天不能走了。”8月10日，鄧稼先接受了直腸癌手術。在醫院的病床上，他對妻子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和那一本書。”當時的國際環境是大國的核技術已達到了理論極限。這樣，他們就會主張核禁試。鄧稼先敏銳地意識到，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出院回家小住時，他找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雜志、資料和剪報，為起草建議書做準備。1986年快過春節的時候，他約一位來京開會的同志到家中談工作，這位同志下了公交車，竟發現老鄧從另一個車門也下來了。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