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專心---專注---專業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爭論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爭論[提要]區域產業區劃將有利于實現產業生產的專業化和集約化，糧食生產區域化必將有利于糧食安全戰略實現。但是，受比較利益等因素影響，糧食主產區生產主體積極性較低，嚴重影響著國家糧食安全。因此，通過對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保證糧食生產促進中國糧食安全是一個嶄新的思路。國內外學者就如何對糧食主產區進行補償等問題，從多方面展開了研究。多數研究表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耕地保護補償、強調產銷協調補償和強調治理機制補償是保證糧食主產區的利益，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措施。同時，把糧食生產行為與空間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生產者補償系統化、階段化及利益補償的內生化必將成為研究的新方向。關鍵詞：糧食主產區；糧食主銷區；補償機制；糧食產銷協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城鎮化進程中農地非農化的制度變遷及制度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2BJY085）的階段性成果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識碼：A原標題：糧食主產利益補償機制的爭論收錄日期：2013年12月20日“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不僅關系著人民群眾健康及生命安全，而且也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糧食安全是確保國家安全的戰略基礎。糧食生產區域專業化、生產經營產業化，必將提高糧食生產者的勞動生產率。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生產，左右著我國糧食安全的大局，但同時又長期受困于“糧食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尷尬。擺脫這種局面，就必須對糧食主產區進行利益補償。因此，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是事關國家糧食安全、民生大計，同時也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治本之策。國內外學者從補償思想形成、補償的方法及補償政策實施效果等多個方面展開了詳細深入地研究，這對完善我國糧食生產的補償機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一、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研究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實施過程中，糧食主產區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僅承擔著糧食生產的重要任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承擔著為糧食主銷區提供糧食的義務。在我國現有糧食管理體系中，糧食的生產成本、流通成本等相關成本基本上由糧食主產區負擔的。糧食生產比較收益低，又使糧食主產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處于極其不公平的地位。因此，糧食生產成本完全由糧食主產區承擔就很不合理，必須對糧食主產區進行利益補償（陳波、王雅鵬，2007）。國內關于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的研究，目前已形成較為豐富的成果，較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糧食主產區的經濟發展問題，認為“價格剪刀差”導致了糧食主產區的利益流失，如孫冶方（1978）、李炳坤（1981）、楊文志（1994）、郭慶海（1995）等，陳文科（1995）還提出了“地區利益剪刀差”的概念。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戰略機遇期，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糧食主產區利益流失問題越發突出，有關糧食生產的政策研究逐漸增多。（一）主體利益補償爭論1、對生產者利益補償。A.BuckwellandS.Tangermann，1999；AlexandreGohin，2005；PaolosekokalandJesusAnton，2005等認為政府應該直接對農業生產者主體利益補償，歐美一直采取此農業政策。但是補貼政策效果受到較大的關注和爭論，J.PChavasandTroyG.schmitz直接表現為農產品生產和國際貿易扭曲。我國學者溫鐵軍、王雅鵬、葉慧等學者研究表明中國糧食價格偏低，損傷了糧食主產區農民的積極性，政府應該直接對糧農進行補貼。但是張建杰、關付新（2009）認為對種糧主體直接補貼并不能提高其種糧的偏好。2、供應鏈管理實現主體利益補償。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供應鏈管理的理論與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農業領域，農產品供應鏈和糧食供應鏈的研究隨時展開并逐步深入，有關通過供應鏈管理保證各個利益鏈條上經營主體實現的觀點慢慢地被市場所接受。富雨頓（MurrayFulton，1998）較早提出了糧食供應鏈管理的思想，提出供應鏈管理有利于加強糧食供應鏈中的垂直合作?；舨妓购土诌_楊（JillE.Hobbs&LindaM.Young，2001）認為糧食供應鏈垂直合作有利于協調種植者、經營加工企業和決策者的利益。我國學者朱毅華、王凱（2004）證明了農業供應鏈整合與農業主體績效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農業供應鏈整合能夠明顯增強合作主體間的盈利狀況（陳煒、史紅、廖炳勇、王有為等）。但是，孫宏嶺、袁育芬等認為由于市場信息化程度低，在糧食供應鏈中各參與主體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并未充分發揮。顯然，通過供應鏈管理協調各個主體利益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者重點關注的目標與研究重點。（二）耕地保護補償機制。張安錄（2002）研究認為政府應該在城鄉生態交錯區設置土地的可轉移發展權，建立市場交易制度，使土地通過市場交易機制控制農地城市流轉和維持農地交易的公平與效率。后來，黃賢金等學者在廣泛研究區域土地用途管制方式中，提出了建立可轉移的發展權和許可證制度（黃賢金等，2003）。朱新華等（2008）研究認為在建立土地發展權和許可證制度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完善市場交易制度，實施產銷區購銷協作并通過征收機會成本稅強化對耕地的保護補償。黃德坤等（2004）認為還應該對耕地實施外部性補償。耕地除具有農業的基本生產功能外，還具有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等，但是這些無法以貨幣的形式得以體現，進而形成了耕地保護收益的外部化。如何在中央和地方、糧食主產區和銷區、城鎮和鄉村之間合理配置資源，確保糧食安全所形成的一切成本支出就成為糧食安全框架內一個具有基礎性重要意義的現實經濟政策問題（李全根，2005）。姚華軍（2009）認為必須建立中央、省、地市三級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充分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等綜合手段，激勵和約束機制并舉等較為完善的耕地補償保護機制。補償接受的主體主要是農民，補償標準還要充分考慮到耕地在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尤其要認識耕地的社會保障價值、社會穩定價值和生態環境價值等（姚華軍，2009）。陳泉生（1994）提出了我國在土地征收補償應擴大補償范圍和提高補償標準，避免土地征收與地產經營出現較大的差距，保證農民收益并提高生活水平。基于接受補償主體和提高補償標準在理論界已經達到共識，于是許多學者又從如何測算耕地的補償標準進行探討。補償標準確定的基本依據應是耕地的價值。從客觀上講，耕地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價值應該由其市場來確定，因此，耕地總價值應包括市場價值和非市場價值（馬文博，2010）。馬文博（2010）利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利用對河南省汝州市調查的基礎上，測算耕地資源非市場價值，進而確定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標準。吳澤斌、劉衛東（2009）利用機會成本法，利用全國1996～2005年全國各地數據為基礎，從區域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核算與耕地的盈余或赤字量對耕地保護外部的經濟補償數額進行了探討。苑全治等（2010）依山東濰坊市為例，以經濟外部性理論為依據，根據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建立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的理論模型和經驗模型，分別對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標準進行了測算，模擬構建了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在耕地保護外部效益得到補償后，保護區的土地利用得到提升，因外部性帶來耕地資源浪費和效率缺失問題得到了解決（苑全治等，2010）。姚華軍（2009）進一步指出確保耕地保護補償機制順利運行，還必須進一步明晰土地產權、統籌土地資源，調節土地收益分配。同時必須落實共同責任，建立部門聯動機制，促進中央與地方政策相互銜接配套（田大治，2012）。（三）產銷協調補償機制。2005年，我國開始嘗試建立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的利益協調機制，并在當年的中央1號中明確提出要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和補貼。之所以國家要建立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利益協調機制，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中出現了“窮省補貼富省”的現象。何蒲明（2007）提出建立糧食產銷區協作的三種方式：一是由各級政府牽頭，建立主銷區對糧食主產區進行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式的糧食產銷協作；二是在糧食購銷市場化的前提下，建立主銷區與糧食主產區合同式的購銷關系；三是建立糧食主銷區對主產區實行異地直補的關系。吳碩（2001）認為要想形成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的糧食購銷關系必須通過規范化的糧食市場來實現。日本在20世紀九十年代就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糧食市場調節機制，其結果是政府財政補貼壓力減輕而農民的收入又得到了保證（丁聲俊，2003）。在歐盟，成員國之間建立起共同糧食基金協調糧食生產國與主消費國利益，通過共同基金籌集與使用的非對稱機理實現了主銷國與主產國的利益協調。在共同糧食基金中工業發達國家對基金貢獻較大，相反農業發達的國家貢獻較少（高瑛等，2008）。高瑛認為借鑒歐盟經驗，建議由國家層面改糧食風險基金為糧食安全基金，并建立科學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根據日本和歐盟的具體做法，加強產銷區之間的供銷合作并按市場經濟原則建立之間相互協作機制，才能保證產銷區經濟長期協調發展。同時，中央政府還必須通過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并輔以行政手段才能保證協作機制健康運行（羅守全，2005）。龍方、曾福生（2007）在肯定完善市場調控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關系不協調的表現及具體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應完善政府宏觀調控、實現責權利對等，并要求主銷區應該主動承擔起糧食安全的責任。主銷區可以建立調銷基金，依據調出糧食量對主產區進行補償；還可以通過與主產區龍頭企業合作、到主產區投資建廠、利用優勢加強對主產區農業科技推廣支持力度等措施，補償糧食主產區農民利益（蔣和平，2009；趙波，2011）。（四）宏觀治理機制補償機制。糧食主產區有較大糧食種植優勢，政府應首先選擇一部分有基礎、有潛力的糧食大縣建設一批優質專用的糧食生產基地。推動糧食產業價值升值增值，提高農戶收入，同時還可通過市場機制引領糧食產業化發展，帶動養殖、加工、運銷和服務等關聯產業群發展，使之成為當地的支持產業（許經勇，2004）。但是，曾福生等（2004）認為，我國缺乏針對性的政策激勵、人地矛盾、農業產業結構滯后和依托平臺的缺乏制約了產糧優勢向區域綜合優勢轉變，因此，國家必須確立對糧食主產區的利益傾斜政策、強化高效優質糧食產業化工程建設等糧食產業治理機制。侯明利（2009）強調糧食行業治理機制培育與發展本質上就是廣泛分散的糧食生產者與糧食物流鏈上相關企業之間通過市場的競爭性契約或非市場的方式，逐漸形成的長期供求合作關系。并且，有效的治理機制正是漸進的經濟轉軌與制度建設的關鍵所在，穩定的治理關系能從長遠提高社會專業化分工水平與經濟增長能力（趙德余、顧海英，2008）。蔡昉（2008）認為當經濟發展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后，保持糧食穩定供給的關鍵在于通過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保持農業生產效率的持續提高，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發展，面臨著激勵機制的轉換，即推動糧食價格朝著市場均衡方向持續提高；馬文杰（2010）、田建民（2010）指出要從區域公平發展的視角，建立產、銷區共同承擔的糧食安全責任機制，向糧食主產區實施傾斜與優惠政策，積極推進糧食主產區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完善糧食生產的利益補償調節政策。二、研究新趨勢綜上，關于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的研究，國內外尤其是國內已取得了較多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見。隨著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實施，對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對此研究也呈現了新方向、新趨勢。一是宏觀政策目標微觀化，糧農生產者行為與產業空間經濟的相結合必將成為研究新方向。國家政策目標主要目的通過對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保證主產區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終確保小康社會全面實現。但是，在糧食主產區，耕地有限性是糧食生產的硬約束，而農戶對糧食生產投入積極性是糧食生產的軟約束。對主產區利益補償主要是糧農利益補償，將對農戶糧食生產行為的利益補償的微觀研究納入到國家宏觀政策目標及整體產業生產專業化內，將是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研究新方向；二是利益補償系統化。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利益主體各方面相互協調的統一體。對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研究也應該有單項研究逐步向系統性研究發展，更需要統籌兼顧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過程的區域、產業、主體、方式等，以增強利益補償的綜合效應；三是利益補償階段性的針對化。從歷史發展進程看，糧食主產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特別是在工業化、城市化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主產區利益補償要求也是有較大的差異。因此，細分不同發展階段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的重點、方式和標準，提高利益補償的效率必將是今后研究的新趨勢。同時，針對利益補償的具體情況，研究有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形成上下銜接、縱橫交織、公平多贏的補償體系；四是利益補償內生化。以行政手段為主，強調收入分配補償為主要內容的反哺性補償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手段配置生產要素，著力提升主要產區的自我發展能力的內生化補償機制建設將是研究的新方向。主要參考文獻：[1]霍布斯.利維坦.商務印書館，1936.[2]陳波，王雅鵬.糧食機會損失形成與補償研究[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3]張安錄.可轉移發展權與農地城市流轉控制[J].中國農村經濟，2002.2.[4]黃賢金，王靜，濮勵杰.區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