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爾遜的優生學理論和理論摘要：卡爾?皮爾遜(karlpearsn,1857～1936)是英國著名約哲人科學家，他的科學哲學名著?科學的標準?早就為國人熟知。本文集中分析和梳理了他的優生學思想遺存，在肯定其某些啟發意義約同時，著力批評了他沿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下滑，陷入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卻殖民主義的泥沼。關鍵詞：皮爾遜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優生學(eugenis)是借助遺傳手段改善人類素質的學科。它認為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都是可以遺傳的，應該制定某些措施和采取某種步驟，保障人種不斷進化。優生學作為一種學說和社會思潮，自1900年之后在英、美、德、俄等國的影響日漸增長，但由于在某些情況下很難將它與不自覺的種族主義區別開來，因此一度倍受人們的疑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口暴漲刺激了人們對人口數量的減少和質量的進步的關注，優生學的真正意義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在優生學方面，皮爾遜從柏拉圖的優生和民族純化觀念中受到啟示，立足于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借鑒了高爾頓的研究進路，提出了比擬系統的優生學理論，并設法把它們普及到公眾、影響到當權者，從而使優生學從思想走向理論。皮爾遜在把生物學觀念應用到人時，特別是在為優生學謀求理論根底時，特別注意這樣三個證據：人變異，這些有利的或不利的證據被遺傳下去，它們被選擇。他感興趣的特征有三個，即身體的、病理的和心理的特征。([3]，p.26)他認為從雄辯的斷言到統計的證明是優生學的特色，并把下面三個陳述作為優生學建筑物的根底的磚塊：我們分開舊的社會學，在這里拋棄了語詞討論而代之的統計事實；我們應用實際上形成新計算的新統計法；我們從三個根本的生物學觀念開場。這三個觀念是：第一，本性(nature)和培育(nurture)的相對權重不必先驗地假定，而必須科學地量度；迄今我們的經歷是，本性比培育占優勢，遺傳比環境更重要。第二，可以說明不存在獲得性性狀的遺傳。環境更改現存一代的身體性狀，但并不更改下一代出生的種質(gersplas)。在大多數情況下，環境在許多被提供的種質中決定哪一個將是可能誘導的選擇，哪一個仍然是埋伏的。第三，所有人的品質以顯著的、可能同等的程度遺傳。他指出，假如這些觀念表述了本質性的真理，那么優生學家就不能希望通過培育和教育創造新的種質類型，而只能通過選擇的環境得到最有助于種族幸福和民族進步的類型。正是在這樣的理論根底上，皮爾遜提出了他的優生學的根本觀點。在他看來，在大量人中的遺傳像在其他生命形式中那樣是一樣的，這種遺傳覆蓋了身體的和心理的特征。也就是說，進步所依賴的體格(physique)和“心格〞(psyhique)都是可遺傳的。我們不知道將來社會最好的類型的入是什么，但是我們知道安康、心智健全、理智才能沒有充分顯示出來的社會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我們也知道安康、心智健全、誠心誠意和才能是遺傳的特征。于是，培育和教育雖然可以直接地有助于社會機器，但必須被一代一代地重復，而且這樣作并不會減少壞血統的產生。只有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選擇才能到達這一目的。因此，致力于通過環境變化而改進種族的立法不僅可能是無效的，而且可以肯定是有害的，倘假設它的結果是修正選擇行為的話。由于充分認識到民族的偉大依賴于健全種族的生育率，壞血統的增加會使民族停滯或退化，民族的穩定性根本取決于較適者血統比不適者血統的生育顯著為多，所以皮爾遜的優生學理論包含否認的(消極的)方面和肯定的(積極的)方面。他建議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提供下一代的入是共同體中的最好的血統，使有才能的人在總人口中占有足夠的份額。對于不安康者、智力有缺陷者、不老實者的生育，應該通過習慣和立法加以抑制；而對于安康的、心智健全的、老實正直的人，應該以各種方式鼓勵其多生育?！病?〕，p.103〕他同時強調，優生學囊括了雙重觀念，即出生良好和培育良好。它除研究如何通過自然選擇和社會控制促進良好出生外，也要研究良好培育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不良出生，不良培育在多大程度上消滅良好出生的有利條件。他在詮釋高爾頓的優生學定義——“民族優生學是研究在社會控制下可以改進或削弱將來數代入在體力或智力方面的種族的素質的動因〞——時指出，“民族優生學〞說明優生學根本上是民族的，因民族不同而異，因為各民族的素質是不同的，比方不能徑直的、整體地用英國人的智力習慣交換德國人的勤奮、法國人的清楚表達或東方人的豐富想像力。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每—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優生學研究，對一個民族為真的東西對第二個民族來說并非必然為真，在一個民族中適用的社會控制在第二個民族中也許毫無作用。“在社會控制下〞意味著至少存在著可能性，某些改進或削弱種族素質的動力因并未處在社會控制下。它還暗示，要從科學可能性的立場和人的實際的政治和認識二者衡量社會控制的限度?！胺N族的〞特征可以理解為許多世紀選擇的特征，是代代相傳的特征，我們需要考察通過選擇固定、通過遺傳傳遞的素質的范圍。“體力的或智力的〞說明高爾頓堅信，這兩種素質都是遺傳的。皮爾遜充分認識到優生學的學術意義和社會價值。在他的心目中，優生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是非凡的，在大學實驗室所獲取的這方面的知識對于國家是有最高的價值(〔7〕，p.26)。他把優生學比作生命科學的蓋石，蓋石在每一幢大樓中雖那么不是必要的，但在構造上卻是最重要的塊料：他說，優生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分支不僅僅在于它要求以訓練為自己辯護，這種訓練同時把我們帶入生物學概念的新世界和準確的定量分析的較古老的世界。它也在于為重大約社會問題的處理提供了根底，依今日比擬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之見，將來民族進步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保護措施就立足于這些問題的恰當而迅速的解決?！病?〕，p.39〕他還特別指出，在所有的社會工作和立法行動中，假如改革者和立法者不理解或不注意遺傳原理和優生學的知識，那么真正的進步是不可能的([5]，p.94)。然而．事態的開展很難使皮爾遜滿意，民族退化的危機更使他憂心如焚。他注意到，優生學正在迅速地被無數“狂熱者〞攫取，用來作為宣揚他們怪異“狂想〞的旗子，作為推進他們所謂的社會改革的靈丹妙藥。優生學的歪曲的形式在圣誕年出現，它也許將進入圣誕童話劇，并最終進入幽默插畫雜志?笨拙?周刊。([7]，p.3)他看到，在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人們并沒有成熟地認識到，健全的血統對將來公民的重要性。他們至多把優生視為家庭問題，而沒有意識到優生對整個民族的意義，對共同體的責任。其結果，社會對劣等血統的繁衍沒有任何控制，也不進展體格和大腦的檢查。相反地，共同體中具有一定生活水準和才能的人為了個人的舒適，而又推延結婚和滿意小家庭。統計說明，知識階層、有才能和才干的勞動階級和手藝人的家庭比五十年前顯著地變小了，但是社會底層的家庭仍然如故，從而使社會正在趨近危機，使民族犧牲將來。皮爾遜洞察到，民族的這種退化不是由于比擬艱辛的生活條件，因為生活條件無疑比五十年或—百年前要好。它是由這樣兩個事實引起的：1．自然選樣的行為根本中止了，從而加速了在體力和智力上不安康者的繁衍。2．在共同體中，安康者和不安康者的相對生育率自1877年以來廣泛地改變了。一百年前你假設抓住一個無賴便可處死它，當今國家還得為他提供施粥所和過夜處，任他隨意繁殖他的那類人。(〔5〕，pp.28,30,72,101)與此同時，皮爾遜也注意到統治者和立法者對民族優生的無視乃至無視，他們認識不到腦力和體格的缺乏是可以降臨到一個民族頭上的最大不幸。他反問道：我們有多少統治者知道腦力和體格不是隨意地分布在人口中間，他們在無論何時需要它們時不可以抓到它們呢?我們的立法者奇怪地對馬和牛的法律和育種感興趣，但是他們之中有誰從自然史的立場考慮家庭立法呢？力量是今日民族繁衍的特征，明天虛弱必將取而代之，我們的政治家記住了這一點嗎?在這些重大的有關民族前途的問題上，我們的肉食者卻聽之任之．致使優等血統中的出生率日漸降低。這樣一來，當我們需要腦力和體格時，我們將找不到它們必要的儲藏。要知道，腦力和體格的興隆是民族興隆的標志，因為民族之間的生存斗爭并非被安排得有利于最大的民族，或有利于武器精良以及物質資源豐富的民族。必須高瞻遠矚，看到民族的風險，時刻充滿危機感?！病?〕，pp.56～58,12)他呼吁國家在優生問題上應該有聲音，應該用強大的言論和律令制止壞血統把痛苦傳結下一代，把無效率的公民留給國家，否那么就是給社會抹黑，對民族犯罪。面對此情此景，皮爾遜認為應從理論和理論兩方面人手?？茖W研究者要把優生學作為一門精細科學來研究，從中找出定律(如有可能就喚醒他的同胞對定律存在的道德心)。對于民族優生學問題，一般的社會理論沒有用途，口頭評判、討論或巧辯沒有用途，哲學推理沒有用途。我們需要觀察、測量和記錄，需要用精細科學的方法分析。他非常不滿意社會改革、政治運動、民族福利處在學術研究領域之外，不是精細研究的對象和課題。為此，他提出優生學(乃至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的三原那么：第一，如今可以有精細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它像任何其他活著的有機群體一樣服從嚴格變化的定律。第二，社會改革必須為自己辯護，但不是通過雄辯，也不是逼過訴諸無知的激情，而是通過說明所提出的改革不僅有助于即時的、而又有助于將來的民族福利來為自己辯護。第三，正如我們努力說明的，只要我們沒有確定本性還是培育在決定下一代人的特征中是更重要的因素，幾乎任何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都是不可以到達的。由于日益增長的文明阻止了作為民族純化者的自然選擇，而有效的社會控制又末建立起來，因此皮爾遜迫切感到，必須使優生學從科學走向理論．從知識走向行動信條，從而真正實現民族優生的目的。他呼吁通過社會言論和立法行動來解決問題和擺脫危機。為此，他身體力行，和同行一起，把優生學的主旨以及在實驗室通過艱辛研究得出的結論寫成科學入門式的小冊子，以合適一般讀者的非專門語言陳述出來。從而力圖使公眾認識到，優生學對民族進步和國民福利有重大影響；對早婚和大家庭的流行感情是不道德的或反社會的，必然導致民族退化；對不安康的、智力有缺陷的和犯罪的血統的社會感情必須大規模地修正，應該確認他們的單身，譴責與他們結婚的行為，給他們灌輸生育的羞恥感；必須設法為進步較適者的生育率創造條件，使他們理解這樣做是為了民族的繁盛和將來?！病?〕，pp.102,105,28．〕他希望通過科學普及和言論宣傳能進步公眾的水準，喚醒同胞的良知和良心，既能理解人的遺傳、變異、選擇和繁衍與種族效能和進化(及退化)的關系，又能在關乎民族安康和福利的性生活上改變風氣。他指出，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從最年輕的伙伴日本人的精神中，從最古老的伙伴猶太人的理論中學到許多東西，尤其是他們在種族維系和改進方面采取了宗教祟拜的形式。([3]，p.44)另—方面，皮爾遜強調，政治家的職責是在認識優生學原理和意義的根底上，發現、制定和施行社會療法，例如制定一定的體格和智力標準，用法律限制劣等血統的生育，改革慈善機構和教育事業等等。他建議政治家不要被一個負擔過重的階級的直接需要所左右，也不要被在當時處于支配地位的喧鬧和吶喊所煽動；他應該把共同體看作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并從整個民族和社會的利益來處理階級需要和群體吶喊。他們的責任是在國內減少內斗和內耗，設法使社會同情和國家幫助不致被引向好血統和壞血統以一樣的比率增加的方向上去〔〔5〕，p.56〕皮爾遜成認，對同胞的同情或憐憫是人的進化的產物，是人的最高尚的行為。([7]，p.18)而且，我們高度開展的同情心將不再容許我們目睹民族本身借助粗魯的自然選擇來純化。我們看到痛著和遭難只能去解除它，而不詢問受難者的道德品性或者他的民族的和種族的價值。這是權利——沒有人為他自己的存在負責，他無法控制的本性和培育使他成為如今的存在——健全的存在和不幸的存在。但是，科學卻不得不在這里告誡人們記住他們對種族的責任和社會良心，從而要姑且成認緩期執行的舉措。皮爾遜要求把所有的同情和藹意組織和引導到促進民族實力的道路上，而不是導致民族徑直走向消滅，用有意識的民族純化代替無意識的宇宙過程。高度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在阻止民族退化中可以起到幫助作用。優生學不僅必須給柏拉圖的立法者提供賴以采取行動的事實，而且必須使公眾確認在沒有專制主義的情況下嘗試溫和的凈化的可能性。([8]，pp.37,38,25)他竭力說明，他并末倡導恢復吊死劣種，也不會提出停頓在醫療上幫助體力和智力不健全者，而是要設法限制和阻止他們的繁衍。他提出在判斷社會行為時，例如在判斷慈善的適宜性時，必須打聽一下家世或血統。憐憫和幫助弱者，但是務必記住，當任何慈善組織或社會機構容許在身體或心智上不安康者無限期地繁殖時，它就是對民族的犯罪?！瞇5],pp.104,94〕他覺得高爾頓把這一點表達得再好不過了：優生學信念把慈善功能擴展到將來各代人，它通過全盤地對待家族和社會使它的功能變得比迄今更如浸透，它通過嚴肅地注意將來后代的素質而增強了婚姻契約的重要性。它嚴格制止有害于種族的情感施舍的所有形式，盡管它緊迫地為人的好心行為尋求時機,以作為對失去它所制止的東西的等價補償。簡而言之，優生學是一種強有力的信條，充滿了希望，并訴諸我們本性中的許多高尚情感。([3],p.45)在民族優生學領域，皮爾遜似乎鮮有或少有階級偏見。他認為，我們的議員和我們在藝術、文學、商業和科學中的人物大多數來自知識分子階級。才能大部(而非全部)在于血統這些血統在長期的社會進化中形成高層的社會階段。主要的有才能和有才干的人大多是有才干和有才能的雙親的產物因此．耍使知識階級保持高出生率。但是，他也注意到，不少最好的知識分子出身于非知識分子階級，要用每一張網為民族的目的網羅和訓練有才能的人。(〔5〕，pp.71～72)在鼓勵多生育問題上，對實際的和節省的勞動階級與專業階層和商人階層一視同仁，并強調社會的中間階層即具有理論才能的和有頭腦的工人有增殖后代的條件([5]，pp.30～31)。毋庸諱言，皮爾遜卻是一個坦白的、露骨的民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乃至殖民主義者。他早在1892年就認為人道主義或人類的休戚相關并不是在所有場合對所有人都存在的，只是針對面對自然和人的野蠻狀態而斗爭的歐洲的文明的人種而言的。他為所謂歐洲文明人的下述殖民主義的吶喊大加辯護：“整個地球是我的，沒有一個人將非法阻止我去它的任何角落。〞在他看來．沒有一個民族會回絕開展它的智力和體力資源，白人的智力和體力不應該休閑。另一方面，美洲、澳洲、非洲的土著人也不應聽任其地域無資格統治，聽任其資源未開發。有色人種的部族既不能為人類的最大利益利用它的土地，也不能把它的份額奉獻給人類知識的公共庫存，這實際上是對人類資源的浪費，因此能干而強健的白種人應取而代之。對此感到遺憾是一種虛假的休戚與共觀點，是軟弱的博愛主義，而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在后來出版的優生學小冊子中．皮爾遜的極端觀點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稱贊白人的文明是依賴于自由的白人勞動的文明，并斷言白種人和印第安人之間痛苦的、甚至是駭人的生存斗爭給我們的好處在重要性和價值方面遠遠超過它的直接罪惡。印第安人對世界的成果和思想實際上沒有什么奉獻，與此不同，我們擁有一個偉大的國家，擁有許多技藝的霸權，可以以它富于青春活力的想像和新穎的不受限制的推動力為文明人的共同存儲作出許多奉獻。他把美國和澳大利亞看作是偉大文明排斥掉劣等種族的成功例子。他在回憶歐洲歷史上優等種族驅趕劣等種族的諸多例證后表示，正是火坩堝才能煉出精良的金屬。而在化劍為犁時，人類將不再進步，將沒有方法抑制劣等種族的繁殖，無情的遺傳規律將不受自然選擇的引導和控制。于是人格變遲鈍，大禍將再次臨頭，饑荒和瘟疫以及物理選擇將取代種族對種族的斗爭，比古時更無情地起作用。〔〔5〕，pp.24～27〕皮爾遜通過否認普遍的同情心為種族斗爭的殘酷性辯白。他說，有人告訴我們，他覺得對所有人應該同情，他沒有親屬感，也沒有愛國感情，他愛南非的卡菲爾人(kaffir)就像愛他的兄弟一樣，這種人也許在欺騙他自己。假如他講的是實話，那么這樣寬宏大量的人的民族將會停滯；它在民族斗爭中不能幸存，它不能成為爭奪中的一個因子，而人類進步最終依賴于爭奪。皮爾遜在辯白時，還為他的種族主義戴上了“民族精神〞的桂冠。他說，民族精神并不是一件使人感到害羞的事。假如民族精神僅僅是雜耍劇場的贅疣，或者是對外國人優越的無知斷言，那么它就是荒唐的，甚至可能是全國性的危險。但是，假如它能把民族結為一個整體，使它的社會和經濟條件變得可以在世界起作用，可以在戰場和市場上滿足它的同胞，那么它就是一種非常優秀的精神——確實是最高形式的社會的即道德的本能精神。(〔5〕，pp.52～53)皮爾遜的錯誤不用說失之于他的激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種族對種族、人對人的斗爭是科學的生活觀，是人類進步的根底；民族不管是用武力，還是用貿易和經濟過程的力量進展斗爭，并非完全是壞事，它是整個世界史上人類進步的源泉。(〔5〕，pp．49；43)而且，他的錯誤觀點也反映丁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英國工業和貿易壟斷地位喪失，積極對外推行殖民擴張和經濟掠奪的需要和現狀。他竭力反駁強者勝、弱者損無美可言的看法，堅持反對停頓掠奪世界其他民族未充分利用的土地、中止在世界市場競爭的主張。他反問道：我們數百萬工人的工作和生計依賴于來自殖民地的原材料，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假如我們放棄爭奪貿易線、自由市場和未開墾的土地，那么我們就間接地放棄了我們的食物供給，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們的力量依賴于這些東西以及殖民地，我們的殖民地是通過驅逐劣等種族贏得的，僅僅靠同等種族對我們帝國目前強權的尊重才得以維持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假如戰爭或競爭減少了對中國貿易，假如收成或大洪水抑制了埃及或美洲的棉花輸入，那么正是蘭開夏的工人感到重壓。我們停頓在民族之間斗爭之日，就是國內工人大災難臨頭之日。既然我們存在著,我們就不能放棄斗爭。有思想的工人和真正的政治家，都要力圖保持我們使未被利用的資源——盡管它們在非洲或在亞洲——發揮作用的權利，那怕因我們的強權過度緊張而要冒魯莽的風險。皮爾遜向他的英國聽眾這樣概括他的所謂的“科學的民族觀〞和“人類的自然史觀〞：你們將看到我的觀點——我認為它可以被稱為科學的民族現——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的觀點，即保證它的成員根本上從較好的血統得到充實而到達內部的高效率，通過爭奪、主要通過同劣等種族和同等種族就貿易道路、原材料和食物供給的來源而斗爭的戰爭方式而到達外部的高效率。這是關于人類的自然史觀，我不認為你們可以在它的主要特征上推翻它。你們中約一些人可能回絕成認它，但是你們實在不可以研究歷史而無視它的力量。([5]，p．46～48)皮爾遜的上述言論已充滿著殖民主義的腔調。他還鼓吹說，為斗爭而組織的民族必定是一個同質的整體，而不是優等種族和為優等種族作奴隸勞動的劣等種族的混合，為此必須組織白人移民到殖民地，以形成新的力量源泉。他建議英國政治家限制共同體內部的斗爭，以便使它在對外斗爭中更為強有力。在共同體內部，不要使階級差異、財富差異和教育差異拉得過大，以免失去共同利益感。假如一個民族的許多胃只能喂得半飽，它的許多大腦未受訓練，那么它就不能成其為一個強大的高效的民族。([5],pp.49～54)參考文獻和注釋關于優生學的起源以及皮爾遜從事優生學研究的來龍去脈，讀者可參閱李醒民：?皮爾遜?[]，臺北：三民書局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第1版，第69～91頁。人們的疑心不是毫無理由的。要知道，二十世紀初是階級和種族偏見比擬流行的時期。智力測驗被認為是測驗先天智能的方法，而某些階級和種族的測驗成績較低，就被解釋為“低能〞甚至是“有犯罪的傾向〞，這曾導致美國對移民的限制，也導致歐美一些國家對精神并低能甚至慣犯的強迫性絕育法令。最極端的情況是納粹德國利用優生學推行種族主義，實行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政策。柏拉圖在他的?法律?第五編描繪了他命名的民族純化或凈化(purifiatinrpurigatin)，并提出強硬的和溫和的兩種純化方式。皮爾遜在引用了柏拉圖的言論后這樣寫道：“如今我們難道不可以宣布柏拉圖是現代優生學運動的先驅者嗎?……柏拉圖的純化今天事實上被自然選擇，被人對人、人對自然、民族對民族的斗爭施行著。正是這種宇宙過程如此開展了我們的倫理感情，以致我們難以認為該過程是寬厚的。〞參見k．pearsn,thespeandiprtanetthestatefthesienefnatinaleugenis,sendeditin,publisheddulauand.,lndn,1909,pp.23～24.k．pearsn,thegrundrkfeugenis,sendeditin,abridgeuniversitypress,1912，pp.10,19～2.k．p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