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GE PAGE - 8 -不服出生醫學證明記載內容的訴訟途徑【裁判要旨】未成年子女的姓名權是一項具有很強的人身和文化屬性的權利，其不屬于可以由單親代理的家庭日常事務，只能由監護人雙方共同決定行使。當夫妻一方在未和對方協商的情況下擅自讓子女跟隨自己的姓氏而且故意不在出生登記證明上登記對方的信息，其行為涉嫌侵犯對方的監護權。根據母嬰保健法的相關規定，醫院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活動，屬于授權的行政確認行為，故另一方可以選擇提起行政訴訟，還可以按照婚姻法的相關規定將配偶列為被告，選擇民事訴訟進行救濟。【案情】原告：黃海生。被告：北京市懷柔區第一醫院。被告：北京市懷柔區衛生局。黃海生與任紅艷原為夫妻。2

2、022年9月11日，任紅艷在懷柔區第一醫院生下一女。2022年12月25日，第一醫院簽發了出生證編號為J110191088的出生醫學證明（新生兒跟隨母姓）。黃海生就該出生醫學證明向懷柔區衛生局投訴。2022年3月18日，區衛生局給其出具了關于黃海生投訴一事調查處理結果，表示收回初次頒發的出生醫學證明，并作為廢證處理。2022年3月17日，黃海生與任紅艷由法院一審判決離婚，二審法院維持了原判。2022年6月9日，任紅艷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再次填寫了助產機構內出生醫學證明首次簽發登記表和未攜帶新生兒父親身份證明原件的情況說明，由第一醫院開具了新生兒的出生醫學證明（新生兒姓名仍為原出生醫學證明上的

3、姓名）。2022年6月29日，黃海生向懷柔區衛生局遞交了行政復議申請書，要求撤銷第一醫院在2022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醫學證明。懷柔區衛生局于7月12日給其答復，內容是：你的行政復議申請書所述懷柔區第一醫院開局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不是本局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復議范疇。黃海生對此仍然不服，向北京市衛生局再次提出行政復議，請求市衛生局撤銷該答復并責令撤銷2022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醫學證明。北京市衛生局在行政復議決定書中認為，懷柔區第一醫院不是行政機關，其在2022年6月9日給任紅艷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不是行政行為。被申請人懷柔區衛生局不是行政復議機關，申請人提出的行政復議申請超出了被申請人的

4、職責范圍，故決定維持被申請人在處理申請人遞交的行政復議申請書過程中的行政行為。原告黃海生于2022年11月15日向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北京市衛生局作出的復議決定書、撤銷被告北京市懷柔區第一醫院為其婚生女頒發的出生證及北京市懷柔區衛生局作出的答復。【審理】在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黃海生不服出生醫學證明的記載內容，其提出訴訟應當選擇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的途徑，曾產生了不同意見。對于黃海生在同一訴訟中同時將北京市懷柔區第一醫院、北京市懷柔區衛生局列為被告，而且一次性提出了三個訴訟請求，法院認為不能將原告的三個請求在同一案件中進行審理。在對原告進行了充分的釋明工作后，原告黃海生

5、以被告主體有誤為由，向法院申請撤回起訴。經審查，法院認為，起訴與撤訴系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原告黃海生申請撤回起訴，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故對原告黃海生的撤訴請求予以準許。依照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法院裁定準予原告黃海生撤回起訴。【評析】當前，父母雙方對未成年子女姓名權的爭奪表現得比較常見。通常在兩個階段比較突出：一個是辦理出生醫學證明時，父母爭著讓子女跟隨自己的姓氏；另一個是父母離異后通常選擇更改子女的姓氏，或者從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隨繼父的姓氏。本案正是反映了這樣一種社會現實，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就本案的審理而言，有三個問題需要考慮：第一，醫院出具出生醫學證明行為

6、的性質認定，其是否行政行為？第二，醫院出具出生醫學證明行為的責任承擔，其能否作為行政主體被訴？第三，原告對出生醫學證明記載內容不服，可以選擇哪種訴訟救濟途徑？筆者認為，醫院作為事業單位，根據母嬰保健法的相關規定，行使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職責，屬于授權的行政確認行為。故在此種法律關系中，法院可以作為行政案件受理。一、出生醫學證明的行政確認性質行政確認是一學理概念，在我國法律中并無明文規定，但行政法學界通常認為：行政確認是指行政主體依法對相對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進行辨別，給予確定、認可、證明并予以宣告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主體通過確認特定的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是否存在，來達到確認或否認相

7、對方法律地位和權利義務的行政目的，主要形式有確定、認可、證明、登記、批準、鑒證、行政鑒定等。按照行政法學觀點，行政確認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行政確認的主體是特定的國家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第二，行政確認的內容是確定或否定相對人的法律地位和權利義務，其直接對象為與這些權利義務、法律地位緊密相關的特定的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第三，行政確認的性質是行政主體所為的具體行政行為，其確認權屬于國家行政權的組成部分。雖然行政確認行為中的行政主體往往也處在平等主體的雙方當事人之間，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強制力的行政行為，有關當事人必須服從，否則會受到相應的處理。下面我們結合出生醫學證明的具體特征來分析一下其

8、是否屬于行政確認的范疇。根據母嬰保健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出生醫學證明是批準開展助產技術服務并依法取得母嬰保健技術服務許可證的醫療保健機構依據母嬰保健法出具的，證明嬰兒出生狀態、血親關系以及申報國籍、戶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醫學證明。它的主要內容包括：新生兒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及時間、出生地、出生孕周、健康狀況、體重、身長、母親基本情況（姓名、年齡、國籍、民族和身份證號）、父親基本情況（姓名、年齡、國籍、民族和身份證號）、接生機構名稱等。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即是確認嬰兒出生的法律事實，其與生母、生父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及其作為我國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種證明，屬于行政確認行為中的證

9、明行為。二、出具出生醫學證明行為的可訴性分析行政行為的可訴性需要考慮原告、被告、具體行政行為、受案范圍、直接利害關系等因素。之所以認定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屬于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如下：第一，醫院符合行政主體的要件，可以成為適格被告。行政機關作為行使行政職權的專門機構，必然是行政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并非唯一，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由此可見，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也構成行政主體。根據母嬰保健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醫療保健機構和從事家庭接生的人員按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出具統一制發的新生兒出生醫

10、學證明。衛生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生醫學證明的通知（衛婦社發【2022】96號）在第二條第一款中明確提出，各地要堅決落實由具有助產技術服務資質的醫療保健機構為本機構內出生的新生兒直接簽發出生醫學證明的要求。上述條文明確規定了醫療保健機構出具出生醫學證明是特定法律規范進行授權的結果，該授權基于立法行為而產生。因此，被授權組織，例如本案中的婦產醫院，以自己的名義實施具體行政行為，即出具出生醫學證明，并在上面加蓋北京市出生醫學證明專用章，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第二，出具出生醫學證明屬于單方具體行政行為。根據母嬰保健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醫療保健機構和從事家庭接生的人員按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出具統

11、一制發的新生兒出生醫學證明。此法條乃強制性規定，醫療保健機構出具出生醫學證明，既是其職權，也是其職責；其既不能濫用職權，不予辦理相對人的出生醫學證明；也不可瀆職，不履行形式審查職責，對相對人的出生信息亂加填寫。而且從出生醫學證明的對象要素來看，它是針對特定的公民做出的，目的在于確認嬰兒出生的法律事實，其與生母、生父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及其作為我國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種證明。如此觀之，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具有強制性、單方性和具體性的特點。第三，原告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了行政機關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侵犯，該行為與原告存在具體利害關系，故具備原告資格。如上分析，醫院按照立法授權，屬

12、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由于出生醫學證明的行政確認行為是針對新生嬰兒做出的，除了新生嬰兒的姓名、出生地、健康狀況、出生日期、體重等信息外，同時還負責登錄母親姓名和父親姓名及雙方的身份證號。因此，盡管出生醫學證明行為并不創設新的法律關系，但由于其系法定權利憑證，出生醫學證明所標注的信息，必然使相對人享有和行使權利受到影響。對嬰兒來說，至少關系到被撫養權、繼承權和戶口登記、兒童保健服務等方面的權利；對父母而言，既是父母對子女血緣關系的證明，也關系到父母監護權、對嬰兒姓名的協商決定權以及其它人身權益的行使。由此，醫院沒能在出生醫學證明上記錄父親信息，父親有正當理由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而以原告身

13、份提起訴訟。第四，該行為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為了明確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法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確立了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基本界限，隨后具體列舉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并明確規定了幾類不可訴的案件。按照確定受案范圍的具體行政行為標準、違法侵權標準和人身權財產權標準這三個標準，可以看出都沒有將出具出生醫學證明的案件排除在外。由于行政行為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某一具體行為是否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內，必須綜合考慮，筆者認為該行為至少可以放在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案件的范圍內依法受理。三、不服出生醫學證明記載內容的訴訟救濟途徑如上所述，筆者認為，醫院出具出生醫學證明，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使

14、行政職權。該行為具有單方性、強制性，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當事人對出生醫學證明記載的內容不服，可以將醫院列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法院判決被告更正登記內容或者撤銷、補辦新的出生證明。那么，除了行政訴訟，當事人是否還可以提起民事訴訟呢？筆者認為，民事訴訟的救濟途徑也是可行的。這關系到父母的監護權中是否包含子女的姓名權問題。當姓名權行使有沖突時，該如何協調？例如本案中妻子前后兩次辦理出生醫學證明，讓女兒的姓跟隨母親姓，這導致了父親的不滿，進而引發訴訟。在西方國家的法律中，父母對子女的權利屬于親權的范疇，而我國法律沒有親權的相關規定，這與我國沿襲了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立法體系有關。應當認為我國民法

15、所規定的監護權中包含了對親權的相關規定。根據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監護人應當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由于子女姓名權是一項具有很強的人身和文化屬性的權利，超出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圍，也不屬于可以由單親代理的家庭日常事務，因而只能由監護人雙方共同決定行使。而本案中妻子在未和原告協商的情況下擅自讓子女隨己姓而且故意不登記父親的信息，其行為涉嫌侵犯了父親的監護權。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作為父親，還可以按照婚姻法第十六條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9條規定：父母不得因子女變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撫育費。父或母一方擅自將子女姓氏改為繼母或繼父姓氏而引起糾紛的，應責令恢復原姓氏，將妻子列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起訴妻子侵犯了自己的監護權。因為不管是未在出生證明上記載父親的信息，還是擅自決定嬰幼兒的姓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