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孔子忠信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是經歷著從領主制向地主制過渡的時代，也是社會各階層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會大動蕩中的時代。社會的動蕩必然會引起經濟政治領域的重大變革，某些新思潮也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應運而生，從而構成了孔子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1 .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自鐵制農具的廣泛應用開始，管子輕重乙提到：“一農之事，必有一相，一鍍，一鐮，一耨，一椎，一鈴，然后成為農。”1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農家必備的生產勞動工具中，鐵器工具已占據主要地位，這必然會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經濟結構已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西周以來的領主制經濟基礎上的

2、“井田制”已走到了盡頭，而大小諸侯國要想壯大自己的勢力，守護自己的領地，掠奪別人的領地，變革當時的剝削方式和經濟結構勢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稱霸的齊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議下實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畝而稅”之制。這是一種以實物地租為主的剝削方式，即領主可以根據私田的地質情況來征收一定的實物，這樣公田上的勞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實物地租，兩種剝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領土階級與農奴之間的矛盾，從而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發展，楚國和鄭國在公元前的548年和543年也先后進行了類似的改革。2 .動蕩社會的統治危機首先是政權的統治權利逐級旁落下移。平王東遷，東周以后，周王室衰落，雖然還保留著西周時天子、諸侯、卿

3、大夫、士等社會等級結構，但周天子已失去了號召天下的權利，逐漸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成了徒有虛名的領袖。這時候,各諸侯國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周天子不但駕馭不了諸侯，反而受到他們的藐視。同時，諸侯國內部的混亂統治使得爭權斗爭加劇，各諸侯國為了權力和利益，開始對外進行兼并戰爭以維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道德失范、禮崩樂壞就是在這種內斗的狀態下形成的社會現象。詩經中“君子屢盟，亂是用長”2便是對這段禍亂的描述，著實反映出諸侯各國屢次結盟而又不能守盟，導致亂事滋生，國與國之間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3 .思想觀念上的新思潮首先是“天命”觀念的變化。在傳統的天神崇拜觀念中，堯舜和西周時代的人們對“天”的敬畏是無可置疑

4、的。西周時期愿空出一套“以德配大”的觀念，周人通過殷商滅亡的教訓，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漸認識到民眾力量的強大，認為“保民”才是獲得“天命”的必要條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統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時期，重人事輕天命的觀念更為突出。隨著各大小諸侯國經歷著由強盛到衰敗、由衰敗到強盛的過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政治興衰和政治變化的原因。更多人開始擺脫“天命”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從現實中出發，找尋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鄭國子產“天道遠，人道邇”3的思想將“人道”與“天道”區分開來，認為人際間的道德規范才是人們必須崇尚和遵守的行為準則。孔子正是研究“人道”這門學問較系統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對春秋時期重

5、人道輕天命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其次是“禮”觀念的變化。隨著“天命”觀念的變化，與“敬天”、“祭祖”的儀式相混的“禮”，在春秋時期萌生了“禮”、“儀”分開的觀念。正如魯昭公訪問晉國時，在晉國迎接到贈禮的儀式上，做得一絲不茍，卻被晉國名叫女叔齊的大臣稱為不懂“禮”，他稱:“是儀也，不可謂禮。4認為“禮”是用來守護國家的，而魯昭公本末倒置，不去體會禮的由來，卻把精力全放在學習這些儀式的細枝末節上，根本稱不上是懂“禮”.孔子“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5正是對“禮”的新看法，即“禮”與“儀”區分。可見，“禮”是維系政治秩序和社會風氣的核心原則，而“儀”則只是它的具體表現。在孔子看來，要

6、改變春秋天下混亂的局面，就要提倡“禮”所規定的政治關系和秩序。二、忠與信的辯證統一在孔子論語中，“忠”出現了18次，“信”出現了38次，“忠信”連用出現了7次。孔子對“忠信”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將二者列為四教之內，那么二者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呢？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質性。“忠”從中從心，“信”從人從言，但人說出什么樣的話，做什么樣的事，最終歸結于有什么樣的心。如果將“信”看成是主客體之間雙向或多向的承諾時，這樣的承諾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實意，就不得而知了。這樣的承諾缺乏來自于內心真情實意的支撐，其實現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因而，“信”應當以“忠”為根基，從“盡心”出發。“信”不僅是主客體之間雙

7、向或多向的承諾，而且這樣的承諾出自主體的真情實意，一個人沒有忠誠之心，他將沒有忠誠之言，更沒有忠誠之行。可以說，“忠”是“信”的依據，“信”是“忠”的外在表現，二者互為表里，相互貫通。童書業先生認為：“忠者必信,故孔子屢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誠實之意，為道德之本。”6著名理學家朱熹對“忠信”的分析更為透徹，他認為：“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這些簡明扼要的解說，明確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質與關系，二者雖然名詞不同，究其本質，都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質。“忠”、“信”二者雖然具有同質性，互為表里，但還是有所區別并各有側重的。“忠”來自于人的內心，是

8、人的內心品質，側重點在“我”.“信”是主客體交流時的雙向或多向信任，側重點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將“忠”規定為“內忠于心”的話，“信”更側重于“外信于人”，前者體現的是內在的自我修養和自我完善，后者體現的是外在的社會關系和道德踐行。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內容1 .立身之本忠信是個人立身、處事和生存的基礎，是一個人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孔子在為政中提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睨，小車無tL,其何以行之哉？”869-70孔子將“信”比作“慟和”就，告誡人們“信”就如同一個人的脊柱，如果沒有了“信”，人就如同馬車失去了“IT和一樣寸步難行，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當時的社會雖說是亂世，也有

9、各種法律法規和行為規范的約束，正因為有了忠信，各種法律法規和行為規范才能得以正常運行，而不至于成為一紙空文。忠信是君子必備的重要品德，而“言忠信”、“行篤敬”是君子踐行忠信的完美統一。子張問孔子如何才能處事通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笳之邦，行矣。”869-72說話忠誠守信，做事厚道謹慎，即使到了落后之地也會暢通無阻。“言忠信”和“行篤敬”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忠信”側重內在的動機，“篤敬”側重外在的行動，二者互為前提而存在。孔子多次強調君子應“先行其言而后從之”、“欲訥于言而敏于行”869-72.君1言，并用行動來成就自己的忠信，那么民眾也會跟隨他走向忠實。由此可見，“言忠信”和“行

10、篤敬”共同構成了一個人的忠信人格，忠信人格就像一個人的靈魂，是人存在于這個社會的基本條件，也是忠信政治的基礎與保障。2 .交往之道與朋友交往講忠信，是實現人與人之間溝通與合作的重要前提。孔子的弟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93-4子夏也曾提出：“與朋友交，言而有信。”95-6可見，孔子的弟子們都將“信”看成是朋友交往的準則。為此，孔子更是把“讓老人安心，讓朋友信任，讓少年得到愛護”為“子之志”10.在擇友方面，孔子認為要結交志趣相投、品行一致、博學多識之人，他說：“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95-6還特別強調：“益者三友，損者三友。”11有

11、益的朋友是正直、誠實、博學多才的，而有害的朋友是虛偽諂媚、阿諛奉承、巧舌如簧的。因此，在與人交往中，要分清對方是有益還是有害之人，擇同道者而友之。總之，朋友之間的交往應當以“忠信”為衡量標準，這不僅是實現人際關系和諧的基礎，也是社會安定與發展的保障。人與人之間除了有超越血緣關系的朋友之誼，還有隱藏于人際關系背后的經濟利益關系，即義利關系。義利問題是在春秋戰國時代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因原有經濟結構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現，追求利益成為當時勢不可擋的趨向。而人們為了利益背信棄義、爭奪不休，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孔子的義利觀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了。在孔子那里，他首先肯定人們對自身正當利益的追求，他說

12、：“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1242-43他還主張統治者“因民之所利而的重要利之”13,借著對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們得利，這也就強調了“民之利”性。那么如何看待“利”，如何獲得“利”，如何處理好“利”與“義”的關系，在孔子那里，我們也找到了答案。他主張以義導利，提倡人們“見利思義”14.同時反復強調：“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42-43這里的“道”，就是“道義”，他主張人們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要尊重道義，而講忠信，便是符合道義的。由此我們便可以明確“義”、“利”和“信”之間的關系：利益的追求應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之上，同時還要恪守誠信原則。這正是孔子義利觀的內容，也是實現社會忠信交往的關鍵所在，如

13、此，一個講忠信的社會風氣才會出現。3 .為政之德忠信不僅是個人立身處事之本，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制度得以健康運行的基礎與保障。在孔子的經典著作中，不僅包括個人忠信之德的內圣修身，也涵蓋社會忠信之德的外王開拓。若沒有社會制度的規范，個人忠信便無法得到外在的保障；同樣，若只看重社會制度上的忠信，沒將忠信觀念根植于人的內心，也就無法轉變為人自覺自愿的活動。忠信觀念對于一個國家的社稷是相當重要的，在顏淵中，子貢問怎樣去治理國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個，應該選哪一個，日：“去兵。”子貢再次提出選其一而去之，子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15174-178

14、于現代人的思維，首先要解決的是物質上的需求，而孔子認為比吃飽肚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于是提出了“民無信不立”這一響亮的名言。可見，忠信為立國之本，是當政者的為政之要。孔子還認為，要想政治忠信于民，還必須做到政令實施以守信為主，保證政令的可信度。荀子曾說:“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議兵）如若政令不一，缺乏政治上的可信度，國家就會失去依托，社會秩序必將混亂不堪。在君臣關系上，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16,臣以“忠”首先是君要以“禮”相待。可見，這是一種平等的關系，臣并不是無條件地“忠”于君，而是要在符合道義標準的條件下去侍奉君主。在臣民關系上，孔子主張“居之無倦，行之以忠”15174-178,這實際上是要求為官者從自身做起，在位時勤勤懇懇，執行政令忠心耿耿，才能使人民忠誠。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17,為政者只有勤政為民，為百姓做事，臣民關系才會和諧發展，百姓才會辛勤勞作而無怨言。在選拔為官者上，孔子主張以“直”為標準，提拔正直之人，擱置邪曲者之人，正直者秉持公道，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