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讀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有感 讀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有感 青衣秀士 仇鹿鳴先生此書早已經人一再推舉，如張兄便反復提及。當然，取向略有不同，有的伴侶和我愛好類似，重視方法與史料的結合，故而極推崇仇先生對理論的應用，而張兄較為傳統，素重史料，講求史料把握，故而推崇仇先生文獻引用之全面，涉及大陸、日、臺、美各地學者。因此，我便暗暗下定決心，肯定要抽時間讀完此書。 之前讀川勝義雄先生六朝貴族制社會討論與宮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討論時，就發覺對于魏晉之際歷史他們有著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些沖突，也激起了我對這段歷史的愛好，仇先生的書在這方面無疑解決了我的一些困惑。此外，過去常聽別人說陳寅恪先生的

2、錯誤許多，但閱讀量有限，陳先生詳細哪里錯誤的文章還沒有看到過。仇先生此書可謂看到的第一本，對政治集團界限模糊的批判以及賈充等問題的討論都修正了陳先生的一些看法。 過去也聽過史源學的說法，但讀過的書中并沒有什么特殊提到史源，而仇先生的書則是我看過第一本提到史源的書，且反復提及，這與仇先生在方法論上的主見是分不開的，即史料是史家照亮過去世界唯一的鏡子，但這面鏡子并不是完全客觀的，史料特殊是正史的書寫絕非是沒有預設立場的，在編撰形成過程中早已受到了種種有意或無意的扭曲與改寫，因此，我們除了要連續透過史料這面鏡子來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義務對鏡子本身的作用機制保持警惕，追問我們透過鏡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

3、被扭曲變形。這種主見并非泛泛而談，而是一種深化骨髓的素養，仇先生在爭論史料的時候，到處注意對書寫的分析，也唯有清晰史源才更好的分析其書寫，這兩者是一體的。這種對書寫的分析無疑讓仇先生在史料分析的深度上比別人更進一步，從而從大家熟知的史料中，解讀出新的信息。這是特別值得學習的。 本書自第三章第四節始對西晉政治的分析極其精彩，這或許亦源于我對于此段歷史了解的不足。但仇先生此書也明顯有一些缺陷。首先是仇先生指出陳先生政治集團理論界限模糊的理論，并且對司馬氏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即提出司馬氏是新型文化家族而非過去我們認知中的世傳一經的傳統儒家家族。可在我看來，仇先生這一論述雖然看起來更清楚，但實際上并沒

4、起到什么作用，緣由便在于仇先生并沒有對此綻開，沒有說明這種新型文化家族與傳統儒家大族有何區分，表現有何不同，并產生了哪些作用。假如沒有這些說明，僅僅是注意史與注意經的區分的話，那并沒太大意義。不過，這一點，陳先生反倒是供應了一條史料，那便是司馬氏雖然是儒家家族，但卻精于權謀，手段狠辣和汝南袁氏明顯不同（P14，黃山書社）。這或許便是不同之一，但在沒有其他新型文化家族作對比的狀況下，這好像并不能很好地說明這是新型文化家族的特征，所以這點還是有待討論的。 仇先生注意詳細的討論，對許多詳細的大事都有廓清之功，如對司馬氏三代四人之別，淮南三叛之別，賈充形象的敘述，都特別精彩。對陳先生的框架作了許多補充

5、以及修正。仇先生在學術史回顧中就指出了儒家豪族與法家寒族或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這種二元對立的缺陷，結尾中又再次提出，可見仇先生是有一個更大的野心的。仇先生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范式。并且進行了的一種力圖用政治史敘述來代替社會文化敘述的嘗試，如從人事而言，曹爽與司馬氏并無不同，實際上他們基于同樣的家族網絡（P155），又曹魏已經儒家化，并非魏晉之別（P293）。這都可看出，仇先生想取消雙方在文化、社會上的對立，企圖從純粹政權轉手的角度來重構這段歷史。這種嘗試應當是可行的，如魏文帝時期重用儒家文人，又如夏侯玄這個本應為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人竟成了名士的表率。這都說明陳先生的范式更多適用于曹魏初期（即曹操時期）

6、，而儒家大族的成功也未必肯定要通過政權交替、魏晉易代，曹氏自身的儒家化也是儒家大族成功的一種表現。如此，魏晉易代的性質便有了爭論的余地。但很惋惜的是，在我看來，仇先生的這一努力是失敗的。最重要的緣由便是仇先生此書儼然一部司馬氏家史，到處以司馬氏為主體（詳細而言則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一切分析都從今種角度動身，那自然便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司馬氏成功的過程是很不確定的，武力奪取的成功以及曹爽的投降都是一種偶然，而司馬孚與陳泰只能被動的反抗，而無選擇的余地。這是很有問題的。 曹氏與司馬氏作為以往分析范式的兩極，若想打破此種范式，也需從這兩極入手，如著手分析曹氏魏武、魏文、魏明、曹爽的區分

7、以及曹氏的儒家化等等問題。圓滿的是仇先生書中對曹氏明顯沒有進行什么爭論，而只當成被司馬氏團結力氣戰勝的一個對象，在魏晉易代的過程中，司馬氏極盡權謀，縱橫睥睨，而曹氏與其他家族只有被攻擊、協作、反對后輩處死的選擇，沒有其他選擇的余地。哪怕爭論司馬孚、陳泰、賈充也更多是分析一個個人在面對一個政權力氣時被動的選擇而非將其當做一股自主地、有活力的政治力氣進行分析，探究其意圖。這掩蓋了魏晉易代的很多面相，雖然對司馬氏的熟悉更加深化，但對整個時代的熟悉反而更模糊了。而這種以司馬氏為主體的視角并不是萬能的，在遇到諸如鄧艾、王、石苞這種人的時候，司馬氏便不能因他們的力氣、功績、才能而予以對司馬氏最有利的對待，而不得不遷就各個重臣與家族看法、看法。這個現象表明，各個家族與重臣是有足夠的力氣來影響其決策的，不止是簡潔的被動承受而已。同時也由于只從司馬氏分析，我們只看到司馬氏在魏晉易代時的連橫合縱，仿佛一切均是由于司馬氏用了正確的計謀，團結了正確的力氣而導致其成功。而沒有留意到世家大族支持司馬氏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