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低工資文獻綜述彭仁賢、韓兆洲摘要 最低工資制度是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干預工資分配的一種制度，該制度設計是為了保障低收入勞動者，但是在實施中卻引來了很多的爭論。對此經濟學家們分別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對實施最低工資的后果進行了分析。文章嘗試對這些不同的觀點進行梳理，以期能對最低工資的研究提供參考。關鍵詞 最低工資；失業效應；農民工就業A literature Review of Minimum WageAbstract: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is one of the interventions on wage distribution by government. Th

2、e main goal of this legislation is to protect low-income workers, but its implementation has attracted a lot of controversy. Economists analyz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from both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oi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arry out these differe

3、nt points of view, an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es of minimum wage system.Key words: minimum wage; unemployment effect;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最低工資制度是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干預企業工資分配的一種制度。該制度規定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企業和雇主必須支付給勞動者的最低勞動報酬。這種最低報酬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

4、些物品，生產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時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資。最低工資最早出現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1894年，新西蘭頒布的調解和仲裁法規定：仲裁法庭有權用裁定最低工資的辦法來解決產業糾紛，而且這種裁定對發生糾紛地區的所有工人都具有約束力。這種做法很快在澳大利亞也開始推行，澳大利亞還嘗試用這種最低工資條例來消滅血汗工資。此后，西方各國開始頒布最低工資法，并且最低工資法的保障范圍從最初的勞動強度大且勞動環境惡劣的行業拓展各行各業，以及從最初的女工和童工拓展到現在幾乎保障所有的低收入群體。毫無疑問，最低工資制度在保障低收入群體并使其獲得必要的生活費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同時該制度也對維護社

5、會的公平和安定提供了緩沖，但在實施過程中卻飽受爭議。本文擬對國內外關于最低工資的爭論進行梳理，以期為后續的研究做一些基礎工作。1、 國外關于最低工資的爭論國外的學者對于最低工資的研究主要包括失業效應模型、兩部門模型、企業反應模型、人力資本投資模型、效率工資模型以及搜尋匹配模型等。失業模型由 Stigler（1946）提出，他認為政府制定最低工資制度是對勞動市場的一種干預。由于最低工資高于市場均衡工資，因而會導致企業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失業人數增加。進而Stigler 還對最低工資的缺陷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最低工資除了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環境下會對低收入勞動者階層的福利有所損害以外，即使在買方

6、壟斷的市場環境下，由于實行一個合意的最低工資表（一個依據行業特點、企業特點、時間不同而制定的完整最低工資計劃）所需的信息難以收集，政府很難通過最低工資計劃造福于勞動者。Mincer（1976）則建立了一個包含受最低工資制度規制和未受規制的兩部門模型。根據Mincer的分析，當受規制部門因最低工資制度提高了工資以后，該部門勞動力的就業量會有所下降，退出的勞動力可能會向未受規制的部門轉移，或者退出勞動力市場。即使受規制部門退出的勞動力可以在未受規制部門重新找到工作，這部分勞動者的福利也會因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加劇而受到影響（如該部門新的均衡工資可能 下降。Fraja（1999）建立了企業反應模型，其研

7、究表明最低工資的提高將會促使企業主給工人提供更差的工作條件，更繁重的工作任務，由此轉移企業主的損失。因此，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或提高并不一定會導致雇主解雇工人，雇主有可能通過減少工人福利、增加固定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等手段來抵消最低工資提高帶來的損失。當然并非所有的模型都認為最低工資制度只會產生負效應。Cubitt和Hargeraves（1996）利用人力資本投資模型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會對低生產率工人產生激勵作用，原因在于他們為了獲得更高工資會主動接受教育和培訓，由此提高了人力資本含量，并通過個體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改變來促進整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總量的增加及就業機會的增長，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福利的

8、改善。Aizenman（1997）、Agenor和Aizenman（1999）以及Agenor（2001）運用效率工資模型來分析最低工資對失業產生的影響時認為，最低工資的實施會最終減少社會總體的失業水平。因為較高的最低工資和由于實施最低工資造成的部分工人失業不僅提高了低工資工人因消極怠工而失去工作的機會成本，同時也促使他們更加努力工作。Flinn（2006）根據搜尋匹配理論提出，最低工資會使工作的預期效用大于失業狀態的效用，所以加入到工作搜尋隊伍中的求職者會增加。而就業量取決于雇主和求職者匹配的成功率，最低工資提高會吸引更多的人尋找工作，這會導致更多的雇主和求職者成功匹配，因而就業量并不因最低

9、工資上升而減少。在理論研究爭論激烈的同時，關于最低工資就業效應的經驗研究也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結論。為了了解最低工資制度對就業的影響，很多實證研究將注意力集中于女性工作者、青少年勞動力等平均工資較低、易受最低工資制度影響的勞動者群體。一方面，許多經驗分析表明最低工資標準增長會給低工資工人就業帶來 負效應。Brown、Gilroy和Kohen（1983）探索了不同的函數形式，在增減各種解釋變量同時擴展了許多基本分析，研究表明就青少年勞動力市場而言，最低工資對于就業率的影響彈性在-0.1到-0.3之間，盡管其絕對值并不是很高，但由于受到規制的最低工資常常有相對大幅度的變動，同時青少年勞動力總量并不低，

10、因此，最低工資的實際影響是很明顯的。 Abowd、Kramarz和Margolis （1999） 研究了法國和美國最低工資增長與就業的關系，發現法國最低工資每增長1%，就會減少男性工人1.3%和女性工人1%的就業，而美國最低工資每增長1%，就會減少男性工人0.4%和女性工人1.6%的就業。另一方面，也有實證研究表明，沒有任何明顯證據證明最低工資的增長會對低工資工人的就業產生負效應，有的甚至還得出了最低工資增長會增加就業、產生正效應的結論。Katz和Krueger（1992）收集了1990年最低工資增長后德克薩斯州快餐業的就業情況，發現絕大部分德州快餐店沒有因為最低工資增加而減少就業。Welli

11、ngton（1991）對最低工資增長10%后青少年就業的變化情況作出了估計，分析得出該影響只有 0.6%，與傳統就業減少1%3%的估計存在明顯差異。Card和Krueger（1993）對最低工資增長前后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快餐店的就業、工資水平及價格的比較，研究結果表明，低工資工人的就業在最低工資增長后有所增加。總之，運用不同的理論模型和假設，甚至對相同的數據采用不同的計量模型研究的結果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異和分歧。因而，最低工資至今仍是經濟學家們感興趣的熱點問題。二、 國內的研究綜述我國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以來，理論界也對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以及其對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等進行了很多的探討。大體而言，

12、我國的最低工資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方面。（1） 認為實施最低工資會帶來反作用從最低工資規定頒布實施的一開始就有經濟學家對實施最低工資提出了反對的意見。張五常（2004）認為，最低工資會降低由于中國勞動人口的競爭所促成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同時也會破壞工商業分紅制度，因此，實施最低工資會使下層工人找不到工作。薛兆豐（2004）認為，市場的供需是勞動力價格的惟一決定因素，用法律來規定工資和福利的高低是枉費心機，而這種硬性規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業。此外，最低工資法規定的只是貨幣工資，而全部報酬還包括勞動保障、醫療費、有薪假期、工作環境、職業培訓等。如果硬性規定貨幣工資，雇主就會在長期內調整其他報酬，使

13、全部報酬回落到本來的水平，使法律失效。平新喬（2005）認為，我國仍有65%左右的農村勞動力，在當前農民年農業收入不到2500元的情況下，他們會接受月工資低于400元的工作，從而使最低工資制度形同虛設。如果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只會提高企業用工的實際成本與違法成本，客觀上減少城鎮就業水平。過于積極地推進最低工資標準并提高該標準，反過來會不利于農民工生存狀況的改善。可見，薛兆豐、張五常和平新喬反對實施最低工資的理論依據基本都是Stigler的失業效應模型和Fraja的企業反應模型。（2） 認為應該實施最低工資同樣的，國內也有很多學者認為應該實施最低工資，他們分別從理論和實證以及現實的角度來對此問

14、題加以論證。1 在理論研究方面。馬克思認為生產的無限擴張與工人有限的消費能力的矛盾必將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張智勇（2007）運用該理論分析認為，我國農民工工資低下，使得這個龐大的群體有效需求不足，這必將導致經濟難以持續增長。鑒于農民工工資低下的事實和民工荒現象的存在，企業遵照執行最低工資政策是有能力也是有必要的。劉險峰（2009）分析了農民工市場的特征，認為我國的農民工市場機制非完善，分割的農民工市場缺乏完全競爭性、要素替代充分性、工資效率性，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措施對農民工進行保護。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客觀上是對市場失靈的一種政府干預行為，是一種合理的政府調控行為。2 實證的視角。羅小蘭（200

15、7a）研究了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條件下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在無歧視的買方壟斷條件下，實行最低工資能促進就業；在完全歧視的買方壟斷條件下，實行最低工資對就業沒有影響。文章以上海市最低工資與農民工就業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從靜態關系來說，最低工資增長對農民工就業有正作用；從動態關系來說，滯后一期的最低工資對農民工就業存在積極的影響。羅小蘭（2007b）采用兩部門模型分析了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民工就業存在一個閾值，在該閾值之前，最低工資標準具有正作用，而且彈性較大；超過該閾值后，農民工就業會隨著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而減少。對地區及行業的分析則發現，東、西部地區最低工

16、資對農民工就業有正作用，而中部地區為負作用；最低工資標準對制造業農民工就業具有正作用，而對建筑業具有負作用。聶丹（2007）在勞動閑暇選擇模型中添加了終生效用函數、跨時期預算約束與生理約束條件，其研究認為，如果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之前農業收入維持在生存水平不變，在沒有政府干預和農民工勞動的賣方壟斷等情形下，不管現代部門對農民工勞動的需求及該國的資本勞動比率如何，市場競爭都將使農民工的工資被鎖定在生存工資水平。但是考慮到終生效用，農民工工資過低其帶來的效率損失是會給政府留下養老的負擔，因而，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也是一種必要。韓兆洲等（2008）構建了一個封閉環境下最低工資經濟增長效應模型，均衡解

17、表明：最低工資制度一方面具有失業效應，就業率為關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減函數；另一方面，最低工資制度具有經濟增長效應，經濟增長率為最低工資標準的增函數。因而國家有必要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但應通過其他的社會保障措施來彌補由此引發的失業效應。陽昆（2008）采用多元回歸模型考察最低工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顯示：適當提高最低工資能夠縮小城鄉差距，但是如果最低工資水平過度增加后，可能會造成企業成本過度增加，以及更多的勞動供給，都可能提高失業率，同時使得低技能的非熟練工人失業，進而加大城鄉差距。丁守海（2009）采用Stiglitz-Salop離職模型并引入行業工資適應性預期假設對最低工資進行研究，其結論

18、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產生分離均衡，即隨著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在最低工資制度監管乏力的部門，雖然工資也會自覺提高，但其幅度低于行業工資預期，從而導致工資與農民工離職率同步上升的悖論；而在最低工資制度監管嚴格的部門，工資增幅超過行業工資預期增幅，農民工離職率隨工資上漲而下降。文章提出要避免出現這種悖論，政府應解決好最低工資制度的執行動力問題，使企業將遵守最低工資制度內化為自身的最優選擇。3 基于現實的考慮。沈曉鐘（2007）認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勞動力價格仍然處于低水平狀態，就容易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義在于讓人民群眾公平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并非簡單地調整工資

19、標準，而是要使城鄉居民的收入結構更加合理，充分反映勞動力價值。目前，我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并非單純的投資過快、出口依賴、放貸過多或人民幣低估等，而在于長期以來形成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占用低價、環境損害無價，企業的生產成本不是完全成本，錯誤地傳導了市場信號。因而，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制度，使之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林原等（2007）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成為國際性加工制造業基地，從而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使得不少企業陷入“低技術陷阱”。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迫使企業進行產業升級，提高自身競爭力。此外，提高最低工資也可以使農民工有能力

20、進行自身及后代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幫助他們擺脫貧困。于曉倩（2008）提出，近年來發達國家經常以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A8000）標準來限制我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建立并適度提高我國勞工的最低工資標準，既能使我國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又能適應 SA8000 的要求，維持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三、關于最低工資核算標準的研究暨南大學韓兆洲等對最低工資的核算標準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韓兆洲等（2005，2006，2008）分別用擴展的線性支出系統法（ELES法）、國際收入比例法、馬丁法等方法對國內的最低工資標準進行測算。測算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如果不繳交個人社保費用，

21、各城市實際最低工資標準基本可以維持低收入勞動者的溫飽生活；如果考慮個人需繳交社保費用則尚難以維持溫飽。他建議政府在現階段確定最低工資時應以溫飽為下限發展線，最低工資標準為上限來確定本地最低工資。而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最低工資應逐步過渡到發展線較為合適。三、結語通過對國內外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關于最低工資的研究正如龔強（2009） 認為的：只要將納入最低工資分析的影響因素稍稍增加，最低工資實施后的經濟變動就會呈現出非常復雜的現象，這包括企業產出、產品價格、勞動力投入規模、工人工資、企業數目等變量在短期至長期的不同變化。我國仍然處于轉軌時期，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勞動力市場的內生變化也在不斷發

22、生（丁守海，2009），而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造成極大的外部沖擊，我國的部分外向型企業（很大一部分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經受著經濟危機的考驗。內生的變化和外部的沖擊引發了對最低工資的新一輪爭論，最低工資也再一次成了政府和企業博弈的工具。是繼續犧牲國民的福利，以低工資來換取出口帶來的經濟增長，還是接受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帶來的陣痛，進行產業升級，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低工資仍然在繼續，民工荒也還在上演，因而對于最低工資的探討注定還有一條很長的探索之路。參考文獻1丁守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及福利后果研究方法論的演進J.中州學刊,2009,(1):59-63.2丁守海

23、.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民工離職率的影響分析基于北京市827 名農民工的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07,(10):26-36.3龔強.最低工資制度對企業和勞動者福利的影響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擴展分析J.南京大學學報,2009,(2):61-68.4韓兆洲,安寧寧.最低工資與經濟增長：一個新理論模型J.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08,(7):48-51.5韓兆洲,魏章進.最低工資的測算方法評價及改進思路J.統計與決策,2005,(1):17-18.6韓兆洲,魏章進.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06,(1):35-38.7韓兆洲,魏章進.最低工資標準測算的一種新方法J.統計與決策,2008,

24、(5):130-131.8劉險峰.市場分割條件下的最低工資制度效應研究以農民工市場為例J.經濟體制改革,2009,(5):92-95.9羅小蘭.我國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條件下最低工資就業效應分析J.財貿研究,2007,(4):1-5.10羅小蘭.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農民工就業效應分析對全國、地區及行業的 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07,(11):114-123.11聶丹.農民工低工資率與國民福利損失的經濟學分析對經典勞動供給 理論的拓展J.財經研究,2007,(10):95-106.12平新喬.關注民企勞資關系J.中國改革,2005,(4):61-62.13 薛兆豐.最低工資法不可取N.21世紀經濟

25、報道,2004-11-18.14陽昆.最低工資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分析J.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08,(3):76-79.15于曉倩.淺析金融危機背景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必要性基于SA8000 標準J.勞動保障世界,2008,(12):70-72.16張智勇.最低工資會打擊農民工就業嗎？J.財經科學,2007,(10):103-110.17張五常.最低工資種禍根N.南方周末,2004-02-10.18Agénor P R, Aizenman J.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with segmented labor marke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58(2):277-296.19Abowd John M,Kramarz Francis, Margolis David N.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