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簡析白居易的諷喻詩 白居易是我國唐代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存詩三千余首，是唐朝詩家中存詩最多的。他曾將自己的詩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四類，其中最有價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諷喻詩，這是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諷喻詩，是白居易“兼濟天下”政治抱負的具體體現，也是他新樂府詩歌理論的具體實踐。他的諷喻詩數量并不太多，僅有170首左右。這些詩主要創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樂府集中體現了這類詩的思想價值。這些諷喻詩將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統治階級，從多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苦難生活。涉及了眾多的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反映了白居易的愛國主義思想。他的詩不僅有豐富的現實內容

2、，還有極高的思想價值。他的諷喻詩質樸平易，雅俗共賞，形成獨具一格的淺切詩風，代表著新樂府運動的最高成就，確立了它在中國詩歌中的不朽地位。陳寅恪認為白居易的新樂府詩，上承詩經，漢樂府、杜甫詩歌的優良傳統，積極反映社會現實，藝術上也自樹一格，被譽為“唐代詩經”。一、白居易諷喻詩出現的時代背景白居易注重諷喻詩，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的。白居易的家庭是一個世代業儒之家。其祖父白锽、外祖父陳潤都是詩人。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出身，做過多任地方官。這樣的家庭環境，使白居易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為其后來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當時，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以后，中央政權

3、日漸削弱，藩鎮擁兵割據，對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內部，宦官逐漸掌握了朝廷的生殺大權，專橫貪暴，無惡不作，連皇帝的廢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間的黨爭更加劇了政治的黑暗。這時，白居易一家也因戰亂到徐州一帶避難。后又遷到越中。年紀稍長，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貧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凍餒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鄰郡邑”。也正是這種貧窮的生活經歷，使白居易對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有著較為深切的感受，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詩歌創作上關懷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礎。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進士。不久由校書郎被任命為今陜西省周至縣尉。幾年后，又入為翰林學士。元和

4、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學士是替皇帝草擬機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學士中提拔。而左拾遺是諫官，位雖不高，卻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眾耳，跡升清貴。”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時期。這一時期，由于沒有大的戰亂，國家暫時實現了統一，統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會相對安定，史稱“中興”時期。這種社會表面上的短暫回升，雖未能解決唐王朝所面臨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卻給一部分有識之士帶來了改革社會、振興國事的希望。他們熱心從政，躍躍欲試，提出各種改革社會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與元稹合寫策林七十五篇，不斷向皇帝進諫，極力主

5、張改革時政。為宣傳自己的主張，批評社會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口號，主張“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他認為詩歌應擔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強調詩歌對現實的“美刺”作用。“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唯詩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采詩官)。關心現實，干預時政，白居易認為這是詩歌最主要的社會功能。這一時期是白居易關心社會生活，在藝術創作上最富于進取精神的時期。詩人目睹黑暗的社會現實，立志“為民請命”，“兼濟天下”， “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為

6、此，他在任職之上“正色摧強御，剛腸嫉幄呼。常增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子)因此，“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與元九書)一方面又利用詩歌作武器，凡“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與元九書)他的那些著名的諷諭詩秦中吟和新樂府等都是這時寫出的。這些詩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會現實，使權豪們“扼腕”“變色”“切齒” (與元九書)。二、白居易諷喻詩的思想內容在白居易的諷喻詩中，秦中吟和新樂府集中體現了這類詩的思想價值。在傷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說：“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

7、一吟悲一事。”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首先，他描述了這個朝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把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統治階級。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將租庸調法改為兩稅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來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贈友一詩中憤怒地寫到“私家無錢轤，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棉。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一語中的地揭露了兩稅法的弊端。在重賦一詩中，詩人詳盡地描寫了被貪吏們破壞的兩稅法給農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并入鼻中辛。”而貪吏們“隨月獻至尊”的羨余物(地

8、方把定額外榨取的財物美其名曰“羨余”，拿去討好皇帝)卻“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詩人借老農之口發出了“奪我身上衣，買爾眼前恩”的憤怒呼喊。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重賦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堂費百萬，郁郁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署不能干。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在買花詩中，他借一個田舍翁之口發出感嘆：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詩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為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

9、貪吏、宦官。輕肥則將矛頭指向宦官集團的那些內臣、大夫、將軍，對他們的氣焰、權勢和奢華生活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繪和無情的鞭撻。賣炭翁指責宮中黃衣使者盤剝掠奪百姓，不問青紅皂白搶走賣炭翁辛辛苦苦燒的一車炭。這首詩借賣炭翁由“伐薪燒炭”到進城“賣炭”再到炭被搶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擾民害民，宦官強取豪奪的野蠻行徑。其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兩句尤為精譬。先用“可憐”二字傾注無限同情，繼以一“憂”一“愿”來寫賣炭老人的艱難處境和細微復雜的心理活動，真實貼切。杜陵叟中則寫長吏明知莊稼為自然災害所毀，卻仍然“急斂暴征求考課”逼得百姓典桑賣地來抵官租，白居易憤怒地說道：“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觀刈麥中“力盡不知熱，但希夏日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