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范成大事歴著作考略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一字幼元，早歲自號此山居士，后又自號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吳縣人（治今蘇州吳中區）人。成大出生時，正當“靖康之恥”；幼年又遭流離，生四歲而金軍再度南下，繁華的平江城毀于戰火，使早慧的成大深寓家國之痛。其父范雩終官秘書郎，其母蔡氏夫人卻出身名門，乃蔡襄孫女，文彥博外孫女，家學淵源有自。成大幼承庭訓，自幼聰穎，據周必大撰神道碑記載：“公在懷抱，已識屏間字。”十二歲時已“遍讀經史”，年十四，已“能文詞”。其后，連遭親喪，十年不出，竭力撫二弟、嫁二妹。當時，成大備極艱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只能寄居寺院，無科舉意。范成

2、大的創作生涯開始很早，自稱：自十四五歲，“始為詩文”。在昆山苦讀時，已加入邑中詩社，與馬先覺等唱酬，詩見昆山雜詠。在其父執、昆山名士王葆的激勵下，才奮發應舉，中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開始走上仕途。   紹興二十六年春至三十年冬（11561160），范成大初宦徽州司戶參軍，在任凡五年，歴二任，更歴三守，先后為李稙、潘莘、洪適。三十而立的成大表現出非凡的吏治和才干，徽州的老吏以弄權著稱，成大以其干練精明令老吏斂手屏跡，三任州守對這位年青的僚屬均頗器重。御下苛嚴的李稙“霽威待公”，遷官提點坑冶時“辟公干辦公事，不就”。（神道碑）以“博洽精明”名世的洪適，則付以吏事，且常“

3、與公商榷古今”，相當倚重，認為成大乃官至兩府之才，自充舉主，令成大遷官“從事郎，入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神道碑）成大在任時，多次因公務往來于今蘇、浙、皖交界地區，對生活在社會基層的百姓及其生活狀態、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了解，創作了后催租行等反映社會現實的杰作，與州教授嚴煥等僚友有唱酬之作。  由于洪適的舉薦，紹興三十二年（1162）春，成大來到南宋行都臨安府（治今浙江杭州）任京官，與適之兄弟洪遵、洪邁也結下不渝的情誼。前一年在姑蘇守闕待選時，為知府洪遵撰寫了思賢堂記、瞻儀堂記；是年，洪邁使金，有詩送行、迎歸，但洪邁卻辱命而歸，有失成大之期許。隆興元年（1163），禮部貢試

4、，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知貢舉，成大為點檢試卷，（俗稱小試官，北宋梅堯臣亦嘗任此官。）樓鑰、王阮是科進士及第，其后均對范成大推崇備至。對“靖康之恥”和“平江屠城”有切膚之痛的范成大，對主戰的愛國士人有愛屋及烏的親近感。他在此前后曾上書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向他表示敬意；又上賀啟致元老重臣張浚，慶賀他的復出。主戰名相陳康伯罷相出判信州，成大賦晝錦行壯行，譽他為北宋名相韓琦，期許他再入朝執政。二年后，對他的去世表示了誠摯的哀悼，有挽詩二首。與請斬秦檜而享重名的胡銓有詩唱酬，對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成大因其岳父魏信臣的關系，與主和派魏良臣（信臣弟）關系頗親密；湯思退則秦檜余黨，但由于乃石湖第進士時的同知

5、貢舉，因師生關系亦頗密切。也許正是處在兩大陣營夾縫中的尷尬，使成大在隆興和戰的政爭中幾乎沒有發表什么意見。但成大絕非依違于和戰兩黨間的騎墻派，他有自己的操守和主見。他在這二年中，先后任編類高宗圣政所檢討官，兼敕令所，上條陳論時弊十事。除樞密院編修官，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初為館職。在臨安，成大詩作幾無政治題材，多賞花、游園、宴會及朋友間唱酬之作。唯一的亮點是：在抗議和反對孝宗信用近習龍大淵、曾覿的浪潮中，成大義無反顧的支持了他的兩位摯友周必大、陸游因反對龍、曾而去國，成大向他們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和同情。  干道元年（1165），成大兼國史院編修官，遷著作佐郎；二年，擢尚書吏部員外

6、郎，旋被言者以超遷論罷，與宮祠，返故鄉。干道三年十二月，成大被任命權知處州，于次年八月抵達任所。這是成大首任親民官，在任雖僅數月，政績卻值得大書特書。今僅舉其犖犖大者：四年五月，召對，成大上三疏：其一為論日力國力人力，日力謂惜寸陰，國力乃資用，人力指思慮智術之所及；其二為論慎刑，大抵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責狀）款”；務使“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即不枉不縱。其三為論兵制，指出當時“法意中弛，戎備久缺”；“簡閱未精，營伍未立”之弊。克服此弊，則“人材可恃”，“紀律可行”，才能成軍隱然。這不僅是成大切中時弊之論，也成為他日后歴宦州郡，膺寄方面的施政綱領。其一，他在處州力倡義役。其法，民戶按物

7、力高下出田產錢物以助役戶，以免執役時遭破家之患。役法乃宋代政爭之大端，北宋行差役法，王安石變法改免役法，元佑更化，司馬光廢罷新法，復行差役，當時蘇軾等也認為魯莽滅裂，主張免役法有其合理成份。至南宋初，役法擾民之弊已達極至。誠如干道三年十月臣僚奏疏中所論：“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令執役者無不破家喪產。而“大姓猾民為避免賦役”，常與“人吏鄉司通同作弊”，詭名析產，“將一家之產”析為“女戶五七十戶，凡有科配，悉行蠲免。”這種情形，較之北宋熙豐變法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范成大倡導的義役與王安石的免役法也有驚人的相似

8、之處。由于執行過程中有攤派之弊，且又強令原行助役之官民、僧道重復出錢等，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這僅是執行過程中的偏差，但其立法的本意是使鄉民貧富互助，不為不善，故不僅兩浙路行之既眾，且江南東、西路、福建路等處亦仿效行之。處州義役之爭的實質是：差役法時，吏緣為奸；義役法行，其無所措手，故造為譽論，欲敗成謀。結果乃差役、義役并行不悖，由民自行選擇，庶幾法意完備。其二，則興修通濟堰 有堰記記其事；又確立堰規二十條，手書刻石，以永其傳。關于此事周必大神道碑有極為生動真切的記載：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于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外，溉田二十萬畝。溪遠田高，堰壞已五十年。公尋故跡，議伐大木

9、，橫壅溪流，度水與田平，即循溪迭石岸，引水行其中。置四十九閘以節啟閉。上源用足，乃及其中，次及其下，而堰可復。議定，官為雇工運石，命其旁食利戶各發丁壯，分畫界至，以五年正月同日興工，四月而成。水大至，如初議。適公被召，躬往勞之。父老歡呼曰：“堰成，公忍去我耶？”公曰：“吾能經始，安能保其無壞！” 為立詹南廟，作堰規，刻石廟中，盡給左右山林為修堰備，至今蒙其利。  成大思慮周全，踵事之密，確有過人之處。不僅在處州留下了一項興修水利的仁政，使處州山田“灌溉有序，民食其利”。而且，其護堰保閘的堰規，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爭水糾紛，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因爭水而引起的大規模械斗之事仍時有所

10、聞。八百余年前的古人范成大已預為之立下一定之規，其思遠慮深令人欽佩。但更重要的是：堰規詳盡而細致的規定，猶如不成文法，克服了水利工程旋修旋廢之老大難頑癥。成大非凡的吏治于此可見一斑。堰規刻石二十條，因年代久遠，今已蕩然無存，但賴堰志一書，留傳至清。李遇孫栝倉金石志卷五據以收錄，八百余年前的佳話賴以留傳至今。元人葉現稱賞堰規為“鳩工有規，變程有法”；清人王尚賡（號云舫）跋云：“麗西之通濟，水利最大”，成大“刻規立石”，“后之浚污通塞，實賴其法”。所言均為實錄，確非虛譽。李遇孫跋還說明了“堰規凡二十條，今除去堰山一條”的原因。當時“用木筱筑成堰堤，取材于山，攔水入堰。自開禧元年（一二五）郡人前參政

11、何澹筑成石堤”后，請有司批凖將樵采之堰山據為家山，故除去堰山一條。這個據山為己有的何澹，在“慶元黨禁”中成為韓侂胄禁道學的主要幫兇而得以發跡，除參加政事而知樞密院事兼參政，但嘉泰元年（一二一）即罷知院。開禧中，居鄉仍占山為物業，與成大悉心興辦水利，造福一方適成鮮明對照。   成大又因處州“帶郭浮橋，歲久弗茸”；遂“造舟為梁，聯以鐵綆”。新之以便民跋涉，橋命名為“平政”，橋亭則名之曰“知津”。“又得廢浮圖之田五十畝于縉云，以其租屬亭”；為“歲時治橋”之費。成大親撰平政橋記并銘，又有橋規，宋時均刻石，惜今橋規已佚。成大在處州僅數月，卻興義役，浚通濟渠，修平政橋，且定下經久之規，

12、深得民心。處州百姓列其入名宦祠奉祀。   干道五年五月，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并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說書多以卿監兼，以郎官兼者僅王十朋、范成大等三人，殆異恩殊典也。歲末，擢起居舍人兼侍講；次年五月，又進官起居郎。  范成大立朝最值得稱頌的一件大事是：干道六年（一一七），為改變使孝宗感到極為屈辱難堪的離座起立受書禮及請歸河南故地，成大出使金國。不畏強暴，在劍拔弩張的金廷猝發私書，力爭國體；雖未能如愿以償，但這種主動請纓的勇氣，以國事為重的忠貞，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氣節，卻受到當時宋、金朝野的一致贊揚，也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好感。此后成大宦運亨通，

13、步步高升、卒至兩府大臣，實肇始于此。  隆興和議，未能變更離座起立受書之禮，使孝宗極為難堪，時相虞允文議遣泛使乞請改變并請河南皇室陵寢之地。但在宋金外交史上，只有賀正旦或告喪、賀新主等才遣使，無故遣泛使被視為挑釁，使者非殺即拘，兇多吉少。當時虞允文推薦著名史學家李燾，燾以“丞相殺燾”為辭。成大則勇于任事，慨然請行。行前，成大即安排了家事，作好不歸的充分準備。由于在國書中只寫請歸陵寢地一事，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只能靠成大私書發之，更是犯金之大忌，幾遭殺身之禍。楊萬里以極冼煉的文字稱：成大“仗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成大在“守吏微言有議留使

14、人者”的客館賦詩詞以明志。其詩云：“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方按：音否）？”其詞略云：“萬里漢家使，雙節照清秋”。“袖里天書，眼底關河百二，歌罷此生浮。惟有平安訊，隨雁到南州。”可見成大北行已有視死如歸的非凡決心。  使還，成大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及實錄院同修撰。六年十一月，兼侍講，時張栻亦為侍講。次年三月，除外戚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朝論嘩然。張說無才又超遷，因近習而膺大用。張栻切諫，范成大久不視草，周必大不草答詔，莫濟不書錄黃；臺、諫李衡、王希呂交章疏論，可謂朝議藉藉。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范成大，他繳納詞頭時勸諫孝宗說： 

15、; 門官“驟寘二府”，猶如“州郡以典謁門吏為倅貳，觀聽如何？”義正辭嚴，次日，罷說除樞筦之命。不久，成大又論不當召佞幸宋貺，緣此二事，不安于位，求去，于八月五日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據說成大與張說有私交，但不以私誼妨公事，是非分明，則尤為可貴。正如石湖在任所草葉衡起復制詞所云：“體國忘恩，或不能掩義。”  干道八年十二月七日，懷著對“驂鸞仙去”勝景廣西邊陲的美好向往，成大笑慰談瘴色變親友的擔心，怡然就道，赴廣西帥任。開始了他長達十年之久，走遍當時南宋疆域四至的方面大員生涯，這也是他人生中閱歷最豐富，創作最出色的輝煌歲月。正如張镃詩所稱：“事業文章兩足尊，南

16、北東西曾遍歴。”赴任途中歷時三月有余，有日記體散文驂鸞錄記其途中見聞，又有詩四十余首，結集為南征小集。  干道九年三月十日，成大入桂林接任府事帥印。廣西當時管轄二十五郡、七十三縣，“經撫群蠻，不知幾千萬部落。”廣西地處荒遠，財政匱乏，平時“仰湖北及封椿錢七十余萬緡裨歲計”；南宋初，不再劃撥，支出“惟恃鹽貨。”（神道碑）但改官般官賣法為鈔鹽法后，鹽利盡歸漕司，州郡地方財政困窘，守令束手無策，鹽有增價抑配之弊。成大之任后，連上奏疏數千言，亟論鈔法之弊，漕司強取之非，主張寬郡縣上交之額，嚴禁增價抑配，杜絕侵欺之弊，其要在復官般法，對廣東客鹽原入廣西的鹽利損失，歲認二萬四千六百余緡

17、。廣西舊賣官鹽八萬籮，如僅以五萬籮為額，即歲計可得九十余萬緡省（合七十余萬緡足），而漕計仍很充裕。范成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核心是調整了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分配比例，得到宋廷批準，長期困擾廣西的鹽政問題輕而易舉得以解決，充分顯示范成大洞燭幽微的觀察力和處理棘手社會經濟問題的過人能力。這種精明干練同樣表現在處理廣西馬政的行政能力上。廣西買馬，歲以三十綱為額，每綱五十匹。歲久日弊，一是擅自提高馬之尺寸標準，二是邊吏將買馬之銀入銅，名四六銀；鹽則減斤，百得七十，并折發起解的草料錢干沒侵吞。成大洞察秋毫，連上四奏，提出改革馬政之弊的措施：其一，仍堅持四十年之久的四尺三寸為合格標準，仍以邕州橫山寨為主要互市地。

18、其二，銀足成色，鹽足斤兩，印給支票憑由，每量得馬尺寸，即批明尺寸、及鹽斤兩，杜絕官吏欺弊，蠻馬近悅遠來。其三，嚴買馬官之選，執行賞罰之格，即以合格之馬為率，不足一千五百匹，展磨勘一年；多二百匹以上，減磨勘；多千匹，則轉官。其四，針對途中損馬之弊建策：沿途給足草料，病馬留寓醫治，且配備獸醫隨行。成大蒞任之際，廣馬極弊。邕州買馬，原額一千六百匹（方按：團綱解送千五百匹），至是，亦僅二十七匹而已。一是另開宜州買馬場，二是官吏欺侵所致。成大以帥守兼任買馬事，僅二年買馬額奇跡般地彪升至六十綱，即三千匹，增倍歲額，乃極弊時百余倍。此雖為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額，時成大正離桂赴蜀之際（方按：邕州開馬市在正月）

19、，但創南宋廣西買馬最高記錄則皆賴成大改革馬政之力也。于此，足見成大的足智多謀與精明練達。  成大在廣西還賑昭、賀二州旱災，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揀汰郡卒，練兵教閱；約束傜民，置團統屬，妥善處理民族關系，恩威兼施，實行卓有成效的羈縻政策，撫定西南邊陲。成大政余與賓僚登臨風光秀麗的山水之間，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及不少題名石刻。又興建驂鸞亭、所思亭、碧虛亭、平易堂、正夏堂等，均為郡中名勝。“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其地成旅游圣地，成大實有先導之功，功不可沒。  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范成大依依不舍告別朝夕相處的幕僚及廣西軍民踏上赴成都帥任的征程。自桂至蜀，水陸

20、兼程，長途跋涉數千里，歷時四月有余，蜀道之艱險，途中之辛勞，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成大在與五一兄書中自述：“只存四莖骨頭，烏皮包裹，其不仆于道涂者，天也！”盡管如此，成大仍懷著對廣西的深情，在途中完成了桂海虞衡志一書，雖今傳本已散佚大半，但由于范成大據目驗耳聞之風俗輿情而成，是書歴為世所重，胡起望教授稱之為：“開一代體例，傳寶貴資料，為歷代文人所樂道，給研究少數民族歷史者以啟迪”；實際上，還給治宋史、西南民族史、邊境地理史、生物學史、中外交通史的學者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數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古代廣西的一部百科全書式博物事典，其博洽堪與沈括夢溪筆談媲美。成大在途中留意各地之風俗，古跡之幽奇，

21、山水之勝概，物侯之變異，生民之疾苦，社會之情狀，感觸之深，多形之于歌詠。凡得詩一三三首，結成西征小集，陸游序稱“尤雋偉”。詩已編入范石湖集卷一五至一六，凡兩卷。  范成大知成都府兼安撫制置使，其權略視宣撫司，除財計、茶馬不預外，舉凡“節制御前軍馬、官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無不在其職權之內，可謂權重事專、名實相符的方面大員、封疆大吏。誠如成大自廣帥蜀謝表稱：“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難；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較之廣西，疆域倍之而有余。成大深感責任重大，以“既來萬里，敢計一身”的獻身精神面對這一挑戰。他在帥蜀即真謝表中就提出了兩大施政綱領：安邊撫遠，知

22、人安民。  成大當時面臨嚴峻的守邊重任。干道九年（一一七三），吐蕃、青羌兩犯黎州，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成大建三策以應付，謂內教將兵，外修堡寨，教閱團結土丁。孝宗手札獎諭，并賜度牒錢四十萬。成大日夜閱士，制備器甲，奏置邊地路分都監，增黎州五砦，籍少壯五千為戰兵；扼吐蕃入侵之路要沖筑堡寨十八處以御。奴兒結二千人入侵安靜砦，成大急調訓練有素的成都禁軍飛虎軍（方案：宋史·蠻夷四作“飛山軍”）千人前往戍守，示之以威，敵三日而退。范成大對仲淹經略西事時的謀略嫻熟于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運用了其訓練土丁，增筑堡寨的積極防御戰略，實際是當時歷史條件下進退得宜的惟一可能之策

23、，兩范之心是相通的。所以樓鑰在制詞中稱譽他：“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用范仲淹守延州之典來譽成大安邊之功，是極為貼切的。范成大在御邊之奏中分析川路嘉、黎、雅三州因買馬，諸蕃常有覬覦之心“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切不可因慮及買馬而養癰貽患，對首惡必加追討，“乘風焚山，嚴兵清野”，除惡務盡。又榜示文州，分化瓦解諸蕃，保護正常的茶馬貿易，開放互市榷場，對白水寨叛將王文才則募人斬殺。恩威兼施，軍事、經濟措施雙管齊下，“聲震四境”，鞏固西南防務，以收長治久安之效。成大確有非凡之軍事才能，其效初見于廣右，大顯于四川。  成大行政，以弛利惠民為念。在四川奏減酒課四十七萬

24、余緡，又罷關外科糴五十二萬斛。宋制，蜀帥月率一入學見諸生，成都府學崇寧新建以來，歲久敝漏；成大親自擘畫，籌集經費，“選吏程督”，一新室屋，踰年而畢功，使成都學“為西南冠”。其重視興學，所至均然，與范仲淹也如出一轍。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成大又續修方志成都古今丙記十卷，親撰丙記序，惜是書已佚。重視文化事業也是他一貫宗旨。  陸游與范成大定交于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時為編類圣政所同僚，孝宗剛即位。十五年后兩人在成都一為帥守，一為幕僚，但友誼卻與日俱增。陸游對成大的洽聞強記，精明干練，遠見卓識，推崇備至，期望他以“廊廟之重”，北定燕趙，“早為神州清虜塵” 。 

25、0;成大以病弱之軀，游宦四方，淳熙四年春，因病上章丐祠，孝宗手詔答稱：“范某已病，尚為國遠慮，可趣其來。”成大應詔東歸，李垕稱其為帥蜀之賢者，尤以文章政事見重當世。  成大五月二十九日啟程離成都，十月三日入姑蘇盤門，東歸歷時四月有余，有行記吳船錄，原本一卷，今傳本二卷乃后人所析，非其舊。凡途經之地山川、形勝、古跡、風俗、人物、典故、園林、寺院、鎮市、物產等無不記載，充分顯示了成大的博學和廣聞的功力。如其過三峽的峭急奇險，寫來跌宕有致，游刃有余；讀之驚心動魄，擊節贊賞。蜀中風物，鬼斧神工，盡現石湖筆下。  是年十一月初，成大赴臨安入對，除權禮部尚書。五年正

26、月知貢舉，為克服拆換試券之弊，乞添試券頭背壓縫朱印。三月兼直學士院，四月拜參知政事，兼權修國史、日歷；六月，即被言者論罷。出知婺州，辭免，請以本官奉祠，返鄉家居。成大徜徉在故鄉的青山秀水之間，遍游石湖及姑蘇諸名勝古跡，詩思泉涌，復與友人唱和相酬，其樂融融。詩作中不乏關注農事及生民疾苦之意，亦頗及吳地風俗。  淳熙七年（一一八）二月，判明州魏王趙愷病卒，詔起成大代知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并兼沿海制置使。乞罷進奉海物，又乞權閣魏王挪用諸司錢十五萬緡，以紓民力，詔皆除之。成大之任，又上奏札，論與東南蕃舶交易而銅錢外流，雖嚴刑峻法不能禁止之弊；認為蕃貨多不急或無用之物，主張可以權停海

27、外貿易，以絕其弊，實乃因噎廢食之舉。但又提出建議，令蕃舶回程時，亦博買中國貨物，約與來貨等價，并科其抽解，方準其住泊，否則，禁其貿易。這才是明智之舉，惜是否為宋廷采納已無明文可考。當時明州海船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反映了造船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興盛。為防范沿海海盜侵擾，成大獻海界圖本，建議根括沿海船戶，凡海船五八八七艘，令以五家為甲，如一船有犯，同保并科其罪。將所結保甲攢寫成冊，如獲海盜，則按冊根治。這是將王安石創議的“保甲法”行之沿海明州管下。南宋以來，海外貿易極盛，但未聞海盜之患，或與成大這一建策有關，為了維護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成大堪稱處心積慮，竭盡其智。成大上此札時已受命移知建康府（治今

28、江蘇南京）兼江東路安撫使。  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四月，成大到建康任所，時值歲旱，他以急迫的心情，負責的態度，全力以赴投入救災賑濟。成大救荒之策主要有：招徠商賈，奏請上游稅場，不可邀攔江西、湖北客米。請準得軍儲糧二十萬石賑饑民。權閣夏稅，蠲免當年秋稅額二十萬斛的三分之二。府屬五縣受救濟糧者達四五四余戶，民無流徙者。當時，在沿江渡口，凡流民過淮處，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不愿回者則妥善安置之。流民被荒，殘稅申乞蠲閣；流移歸業，行李牛畜，免收渡稅。次年，又籌府之余財代輸下戶秋苗及丁錢之半。總之，竭盡所能賑濟災民，減免兩稅及丁錢，鼓勵生產自救。這是宋代官員的常用之策，范成大的過人之

29、處在于：“米到即行賑濟”，且“印榜曉諭，恐村落不能通知”；亦防官吏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九年八月，成大因賑濟旱傷有功，詔轉一官，減二年磨勘。  成大在金陵任，又奉旨親盤大軍倉、轉般倉。兩倉及監官并干人原均屬淮西總領所，應成大之請，淳熙九年七月九日詔令，自今見在米斛，依盤到實數撥付守臣認數椿管。成大認為大軍倉創建四十六年，撥付軍糧二千余萬斛，今盤虧八萬六千余斛；鑒于歷年未除虧損，建議不再追究監官、干人依律斷罪并追賠補償。體現了成大既精明干練又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僅認真踏實查處，又能合乎情理的提出處理意見，不枉不縱，難能可貴。成大以積勞苦于頭暈，上五十章求閑，詔除資政殿閑學士，再領

30、宮祠。  成大在石湖度過幾年優閑的宮祠生涯，創作了大量詩文作品。淳熙十五年起知福州，十六年二月赴任行到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對成大信寵有加的孝宗內禪，光宗即位。恬于進退的成大稱疾力請奉祠，應詔上疏光宗，論當世要務云：當“執仁術以守家法，堅國本以定規模，節經費以蘇民力，精覘諜以應事機，審選任以求將材，修堡障以固西南，議鹽筴以安二廣，嚴錢禁以榷官會，廣屯田以實邊儲。”（神道碑）又特別指出：中國萬里邊境，“祖宗筑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廣巡修。”對黎州青羌、吐蕃、雅州碉門、嘉州夜郎等蠻“結親相通”，極表憂慮。其時成大雖宦情已冷，壯志漸淡，老病加身，惟祈退居石湖，以終天年

31、；但對國事日非仍極為關注，以其經略四方的豐富經驗提出了當務之急，只是已力不從心，說說而已。對黨禁已漸之萌、近習擅權則只字未及，也許成大已無壯年時力挫張說、宋貺時之銳氣了。  成大最后一次出仕乃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加大資政起知太平州（治今安徽當涂），五月之官。因隨從赴官的次女卒于任所，哀慟欲絕，遂堅請納祿奉祠。紹熙四年（一一九三）九月五日，一代名臣范成大久病不起，歸道山，積官通議大夫，朝命贈五官。（神道碑）卒謚文穆，二子：莘、茲。其文集乃生前手自編定。（二）范成大仕歴三朝，但其實際仕宦生涯卻與孝宗一朝相始終。周汝昌先生在范成大詩選·前言中將其一生劃分為五個時期，約

32、略每個時期均為十年，這是從其文學創作風格來劃分的。一是連遭親喪，苦讀昆山，十年不出；二是習舉業，第進士，初宦徽州司戶；三是知處州及杭城為京官；四是出鎮桂、蜀、明州、建康，期間曾參大政；五是奉祠退閑，雖其間也兩度出仕，但一為半途而廢，又一僅逾月而罷。關于這后四個時期成大的仕歴、政績，已概括如上。成大這五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特點，周汝昌先生詩選已作了十分貼切的分析和概括，當然還有于北山先生的遺著范成大年譜也有詳盡而全面的記述，此勿再贅及。這里僅介紹一下范成大的著作及其流傳情況。 范成大的創作生涯開始很早，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寫下了大量的詩詞文賦。幸運的是在他晚年，手自編定了他自己的編年體文集范石湖大全集

33、，這部書后來被打散收入了永樂大典；不幸的是，大全集今已不復存于天壤之間，這不僅是范成大個人的悲劇，也是宋史及宋代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損失。同樣博學的石湖摯友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其梁溪集及遂初稿（合計140卷）亦已喪失殆盡，均為非常惋惜而無法彌補的遺憾。范成大現存詩三十三卷，近二千首；賦一卷，凡六首，楚辭四首；詞一卷凡八十九首；（孔凡禮先生從詩淵補輯八首，是否均為范詞，尚俟考定。）各體文迄今以即將刊行的全宋文所收為備，約三百篇左右（其中有不少為僅存數句的殘文）。成大佚詩文還頗有輯佚的余地，筆者搜輯所獲“兩全”失收的佚詩文已各數以十計。成大的著作存佚情況大致如下：范石湖大全集，在大典中出現的石湖范成

34、大集、范至能石湖集等均為大全集異稱，大典編者在稱引書名上十分隨意混亂。神道碑稱：石湖集為一三六卷，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其編次今從大典所引詩集名及范集詩注中尚可見一斑。即使北七十二絕乃北征小集，自蘇赴桂途中詩為南征小集，離桂入蜀詩則西征小集，陸游有序，東征小集則出蜀東返途中所作，凡詩一一一首。其在行在杭州為館職時所作編為甲稿，桂林詩結集為乙稿，成都詩則編為丙稿，明州、建康詩則應為丁稿，而他淳熙五年六月罷參知政事，提舉臨安洞霄宮家居至七年二月起知明州前詩凡六十六首，編為洞霄集。這種一地一集的編輯法與今存之誠齋集如出一轍。這里有兩個問題仍須討論和澄清。其一，周必大和陳氏解題、宋史·藝文

35、志、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成大大全集為一三六卷，但其子莘、茲之跋則稱一三卷。這有兩種可能：成大手自編定的大全集或包括詩文以外的雜著六種，卷為一種，恰合一三六卷；或周必大所稱一三六卷乃包括附錄六卷而言。另一種可能為莘跋在傳寫過程中脫去一“六”字，但莘跋稱“詩文凡百有三十卷”，則似后者可能性很小，這一百三十卷僅為詩文，不包括后來單獨刊行的雜著。范集所附楊萬里序，于成大去世次年，即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已撰成，范莘、范茲之跋則成于嘉泰三年（一二六）十二月，時家刻本壽櫟堂本應已刊成。或許范莘兄弟家刻本原來就為一三卷，因為據宋志著錄宋代還存在一個石湖居士文集，注稱“卷亡”，另有石湖別集二十九卷。

36、明初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錄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冊，已殘；脈望館書目著錄相同，或照抄前者。這一居士集篇幅尚不及三十四卷本詩集八冊，則可判定是殘本。石湖大全集乃編年體，值得注意的是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摘抄石湖詩文中有關于宋本大全集的編次記錄。如黃氏稱：“第二十卷，公出蜀時詩”，與今傳本第十九卷相合；黃又說“二十一卷，（還）懷直玉堂與還吳時所作”，與今通行本第二十卷相合。卷帙前后次第相差一卷，乃宋本卷一為賦六首及楚辭四首，今本已移至卷三四所導致。即前二十一卷，今本仍宋本編次之舊。但令人費解的是：黃氏所說卷二十二至二十六，“多帥鄞（明州）所作至金陵而詩少”；但核今本，僅卷二十一為明州詩，卷二十二為建康詩

37、，即與黃氏所見宋本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相對應。而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即今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均為奉祠家居姑蘇詩，如果不是黃氏誤記的話，則明州詩佚失有三卷之多。所以即使是石湖詩，仍有較大輯佚的余地。關于石湖文，黃氏稱：“五十一卷以后，皆帥蜀時奏札”；“第百四卷，諸啟多可讀者”，“第十七冊兩卷亦啟，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據此可知，石湖書啟至少有三卷以上，如果其后之文仍為二卷一冊的話，則其余二十四卷至少還應有十二冊，一部百三十卷的石湖大全集應在三十冊左右，其中詩為六冊，文為二十四冊。黃氏還說：“上梁文語多雄壯（自注：百九卷）”，“圣節疏亦多好（自注：百十卷）”；盡管大全集已佚，但其規模、編次、卷第約略可

38、見，關于這一點，因前人從未述及，故特為拈出。吳郡志，又稱吳門志五十卷，范成大纂。預其事者則龔頤正、滕宬、周南。此書曾有著作權糾紛。因某人求持某事入志而弗果，遂造為謗語，稱此書乃非出石湖手筆。直到三十年后，李嘉言之子李壽朋出任平江知府，因乃父嘗為成大幕僚，親見成大主持修志事乃確鑿無疑，遂于紹定二年（一二二九）付梓刊行，因志斷限于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又命校官汪泰享等增補其后之大事入志。今傳本之牧守門有寶佑三年（一二四四）記事，則重刊時又有個別內容補入。范志成書以來即享有盛譽。趙序云：“條章燦然”，“辭與事俱稱”；明人王鏊姑蘇志·序則曰：“范志竣而整”。四庫提要卷六八又亟稱是書引書多注明

39、出處，注中又有類注，實乃“著書之創體也”。即使對范志頗有微詞的清人章學誠也認為：此書“文筆清簡”，“編次雅潔”；宋人方志首推范志及羅愿新安志。筆者以為他們對范志的評價仍有偏頗之處。首先，范志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詩文，成為今人輯佚吳郡文獻的淵藪和校勘的寶山。如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詩、全宋文的編輯于此獲益良多。其次，水利門保存了完整的宋代蘇州水利史數據，至今猶能提供借鑒；關于寺、觀的詩文，不僅是園林建筑史上的寶貴資料，也是宗教史上佛、道兩教的重要史料；人物門的設置，足補史傳之缺；其官宇門收錄的浙西提刑司、提舉司題名是惟一浙西路監司長官的完整記載，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關于太湖、虎丘等的記載，為今天旅

40、游資源的大規模開發，提供了有益的謀謨。最后，范志作為創例性的一郡巨典，為其后宋元方志及明清姑蘇方志的修纂提供了一個范例，其規模、體例皆不能出其右。攬轡錄一卷，此成大使金時日錄。四庫全書因其敏感的民族關系，又涉及清人遠祖女真，故不收此書。陸游對此書極為推重，稱此書對女真國內事“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對成大博聞強記由衷欽佩，對此書傾注的愛國情結則尤為心領神會，以詩抒寫其讀后感云：“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能沾衣。”可惜此書已非完本，從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引用三條佚文及李心傳引用十四條佚文來看，此書之佚文當不少于今傳本的內容

41、。而且，史料價值很高，著名史學家李心傳所引多據以駁正中興遺書、中興小歷諸書之誤；對成大出使未久，對金人“履歷之詳如此”表示由衷的肅然起敬。驂鸞錄一卷，此乃成大自姑蘇至廣西桂林沿途所撰日記體游記。書名為化用韓愈詩“飛鸞不暇驂”而得名。此書對途中山水景物寫來要言不煩，涉筆成趣；景換筆移，錯落有致，如數家珍。與石湖詩集卷十三所存四十三首紀行詩相互發明，詳此略彼，組成一卷動人的風情畫卷。體現了成大豐富的學識和過人的文學才華。過嚴州，見來自歙州的杉排畢集，深嘆商旅重征之苦；還記載了一些“交易甚伙，可敵壯縣”的鎮市，如湖南株州的儲州，往往位于交通要沖，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宋代商業經濟的發達與繁榮，毋愧史筆。桂

42、海虞衡志一卷，此乃成大漚心瀝血“時念昔游”的力作。成大以病弱之軀自桂之蜀，途中歴四月有余，憑記憶撰寫以桂林為中心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自然風物，山川名勝，風俗民情，社會文化及邊疆貿易等情況。此書足以備考證，廣見聞，給后人留下歷史地理、邊疆地理、社會史、民族史、自然科學史、中外貿易史等多方面的極可貴資料，不失為一部小型的博物事典。宋人援引者極多，頗受好評，又為歷代學者所重視。稍后，成大幕僚周去非援其例撰嶺外代答，許多資料取自是書。清人檀萃有仿作滇海虞衡志，足見成大此書影響之大。后世是書屢被傳刻，刻本有數十種之多，此書也傳到了海外，今藏日本已有十四種版本之多，且有和刻本流傳。可惜此書已在明代散佚，今傳各本無一完本。僅志蠻即可從通考·四裔考輯佚近萬字。四庫館臣明知大典中所收錄已逸出四庫本甚多，卻不去輯佚，殊無識。今有齊治平、胡起望、孔凡禮等點校本行世，惜均有欠精審，且仍可補輯佚文多條，孔本最晚出卻問題較多；就校注水平而言，以胡本為最，惜手民誤刊實在太多。仍有必要整理出一個比較完善的新本。吳船錄一卷，今通行本為二卷，乃后人所析。內容及評價前已略述，今僅補充二點：其一，是書獨家記載宋初釋王繼業赴西域行程記，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極為珍貴的史料，體現了作者極深的佛學素養，在他的詩及詩注中，這種學養和功力也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