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讀書筆記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美國公共選擇理論印利安納學派代表人物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撰寫的，她是美國著名行政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美國公共選擇學會會長，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會長，該書是對公共池塘資源如何有效治理的探討。在論述她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之前，必須對之前存在的公共物品及其治理的一般理論國家理論和企業理論進行了解，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了解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同時這部分內容也構成了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來劃分與國家和企業理論之間的界限。她的自主治理理論也是在對前兩者理論的批判繼承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國家理論和企業理論的批判公共物品的經典定義最早是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中提出的，所謂公共物品就是指社會成員均等地消費的物品，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的消費的減少。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等三個特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這樣的特征，因此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囚徒困境”博弈、哈丁的“公地悲劇”和奧爾森“集體行動困境”等理論模型都說明，個人的理性行動在使用公共物品時最終導致的卻是集體的非理性結果。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說，“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事物”。在前面的理論模型的指導下，奧斯特羅姆認為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利維坦和徹底私有化，其中利維坦即國家理論，后者是企業理論。其一、國家理論。國家理論主張通過外部強權的監督與控制來實現公共物品治理。如奧普爾斯就認為：“由于存在著公地悲劇，環境問題無法通過合作解決所以具有較大強制性權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即使我們避免了公地悲劇，它也只有在悲劇性地把利維坦作為唯一手段時才能做到”。國家模式作為一種“利維坦”的干預模式，是從一個外在的利維坦對避免公地悲劇是必不可免的假定出發，導致了對絕大多數自然資源系統實行中央政府控制的政策方案，其基礎是信息準確、監督力強、制裁可靠有效以及行政費用為零等。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屬性，當前的治理主要是國家模式，許多基礎設施都是政府投資建設。然而國家在治理中會面臨信息不對稱、規制困境、尋租、目標選擇不當、集權膨脹問題以及行政費用會隨著干預增加而導致費用增多等問題，國家模式下的政府公共物品治理往往偏離帕累托最優水平。奧斯特羅姆認為，在“公地悲劇”解決方面，如果沒有準確可靠的信息，中央機構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其中包括主觀確定資源負載能力，罰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過了背叛者等，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其二，企業理論。該模式主張通過徹底私有化來實現公共物品治理，體現為通過創立一種私有財產權制度來終止公共財產制度。企業理論認為凡是資源屬于公共所有的地方，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晰會造成“公地悲劇”以及“搭便車”結果，因此需要強制實行私有財產權制度。史密斯認為：“無論是對公共財產資源所做的經濟分析還是哈丁關于公地悲劇的論述”，都說明“在自然資源和野生動植物問題上避免公共池塘資源悲劇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創立一種私有產權制度來終止公共財產制度”。不過奧斯特羅姆指出對于流動性資源而言，如河流等，在建立私有產權方面存在技術上的困難。私有化手段可以提高公共武平治理經濟和效率，節約政府開支，加快技術創新等。企業理論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很大發展，特別市出現新公共管理運動等，它把私有化方式推動公共物品治理的模式引入高潮。政府會采取比如招標的方式將一些公共物品保護責任和公共物品提供賦予市場中的企業。然而市場化過程中會出現欺詐和腐敗現象，尤其在公共物品供給方面存在公平問題。公共物品提供傳統上期望由政府來提供的。政府也是有可能將公共產品的提供轉包給私營者并當他們不能獲利的時候補償他們。當政府負擔不起支付合適的價格時，提出法規來允許合同商向服務受益者收費，這對于政府來說是相當誘人的。但這不可避免會引起嚴重的公平問題。實踐中往往局限于國家或市場的非此即彼的邏輯選擇，在非此即彼的情況下，出現了許多問題，事實上，無論是國家干預模式還是市場化模式均無法獨自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的最優水平。因此，她認為，利維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決公共池塘資源的靈丹妙藥，在重新思考探尋新的治理模式的過程中，強調多元主體共存、多向度運作，以平等、互信、協商、共識、合作為核心因素的治理理論開始興起并逐漸流行，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論模式由此產生的。奧斯特羅姆運用博弈論分析了這些理論模型所隱含的博弈結構，并從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論上可能的政府與市場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可能性。二、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論內涵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大量實證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自主治理理論，將個人行為中的利己和利他主義結合，從而在企業理論和國家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集體行動的理論，提出了公共事務治理的第三條路徑，為我國治道變革中面臨的公共資源可持續利用、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尋求生態環境治理路徑等問題提供一些借鑒和支持。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認為“公地悲劇”、“囚徒困境”等模式是危險的，因為當其以隱喻作為政策的基礎時，那些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設為固定不變的約束條件，在各種實際場景中也被忠實地認定是固定不變的。這兩種情形中的參與者，奧斯特羅姆認為其行為被預先假定在實踐中并被設定無能為力的，最終結果是，特定情況下的公共事務總是得不到關懷的必然的悲劇性結果，她認為，事實上，公有的、私有的制度經常是相互嚙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絕的世界里。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通過小范圍的公共池塘資源來分析的，在她看來，公共池塘資源是指一個自然的或人造的資源系統，這個系統大得足以使排斥因獲取收益的潛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其原因在于從資源系統中提取資源的主體占用者，由于存在多個并且使用同一資源系統，因此要完全排除某個占用者的成本很高（或者根本不可行）。她還特意在公共池塘資源類型的定義中作了如下限制：(1)資源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2）資源是相當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3）資源使用者能夠互相傷害，但參與者不能從外部傷害其他人。這種情形下的資源系統內部的參與者是互相影響的，任何群體想要壟斷控制也是不行的，從而企業或國家模式在此缺乏適用性。通過對國家理論以及企業理論的批判，她提出了“自籌資金的合約實施博弈”，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可以通過自籌資金來制定并實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資源的合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的人們在試圖處理現實場景中的問題時，把不同層次的規則結合起來作為解決問題的關鍵策略。她認為小規模公共池塘資源系統的中心問題是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使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首先奧斯特羅姆分析了影響理性個人策略選擇的內部變量。在研究該問題的時候,同樣采取了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問題的理性人假設。但是,她探討的理性人并非像傳統集體行動理論者所認為的完全理性,她認為理性人行為策略受到四個內部變量的影響,這四個變量分別是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在規范和貼現率。人們選擇的策略會共同與外部世界產生結果,并影響未來對行動收益和成本的預期。個人所具有的內在規范的類型受到處于特定環境中其他人的共有規范的影響。如果這一規范成為與他人共享的規范,那么采取被其他人認為是錯誤的行為所要受到的社會非議,從而會對他形成制約。貼現率受個人所處的自然和經濟保障程度的影響,對未來收益的較低預期導致較高的未來收益貼現率,如果其他人給予未來較高的貼現率,那么他也會這么做,貼現率亦與地方社區人們在比較未來與當前的相對重要性時所共有的一般規范的影響。奧斯特羅姆的理性人策略乃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策略。收益、成本、共有規范、機會都是影響個人決策選擇的總和變量,但在現實中,這些內部的、內生的、主觀的總和變量很難有準確的匯總方法。因此,判斷理性個人的策略選擇應把重點放在影響總和變量的可以觀察的環境變量及其環境變量組合上。其次，她認為要解決公共池塘資源的集體行動問題，需要解決三個問題：新制度的供給問題；可信承諾問題；相互監督問題。她指出這三個問題在理論上一組委托人不可能自己解決，不過在實踐中，已經有人解決了這三個問題。而如何在理論上總結概括實踐中這些人的行為成為研究公共池塘問題的學者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正如她所說，理論與實踐都是重要的，“理解個人如何解決實際場景中的特定問題，要求采用從理論世界到行為世界，又從行為世界到理論世界的策略。沒有理論，人們決不可能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許多外在現象的一般的基本機制。如果不利用理論來解決經驗難題，理論工作只能對理論本身有所創造，很少會對現實世界的狀況有所反映”。因此需要通過對理論校正的方式來解決理論預測與經驗觀察的不一致的問題。在我看來，奧斯特羅姆的這本著作就是為了理論上通過經驗總結升華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在制度供給方面，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首先肯定了制度供給的可能性，認為在公共池塘資源系統中，人們因為經常性的溝通產生了信任，積累了一定的社會資本，在此基礎上就可以建立較為復雜的制度安排。其根本問題在于需要對新制度的收益與制度轉換成本的大小進行比較。她指出，要評價一套制度的總收益，需要確定9個環境變量:占用者人數；公共資源規模；資源單位在時空上的沖突性；公共資源的現有條件；這些變量資料的可獲得性；所使用的現行規則；所提出的規則。她還指出，要了解一套規則制度可能產生的收益是非常復雜的，取決于當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并對人們公開信息的類型以及替代方案所提出的制度規則。在可信承諾方面,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認為,復雜的和不確定的環境下的個人通常會采取權變策略,即根據現實條件變化采取行動方案。由于共有規則是在符合每一個人的預期收益的情況下,經過大家的商量、同意制定的,因而在自治組織的初始階段,每個人可能都會遵守規則。但是當違反規則所得到的利益高于遵守規則所得到的利益時,他就有可能違反規則,除非這種行為可被人覺察并受到制裁。因此,遵守規則的權變承諾只有存在監督的情況下才是可信的。一個自治組織的群體,必須有適當的監督和制裁,他們必須在沒有外部強制的情況下激勵自己(或他們的代理人)去監督人們的活動,實施制裁,以保持對規則的遵守。她指出,當所制定的規則符合以下5項準則時,人們才會做出謹慎、有力和可信的承諾。這5項準則是: (1)規定有權使用公地池塘資源的一組占用者, (2)考慮公共池塘資源的特殊性質和公共池塘資源占用者所在社群的特殊性質, (3)全部規則或至少部分規則由當地的占用者設計, (4)規則的執行情況由對當地占用者負責的人進行監督, (5)采用分級懲罰對違規者進行制裁。在相互監督方面,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認為,沒有監督就沒有可信的承諾,而新制度的規則能夠促進監督的實現。通過對自主治理成功案例的研究結果表明,許多自治組織自主設計的治理規則,本身既具有增強組織成員進行相互監督的積極作用,又可使這種監督的成本變得很低。“監督一組規則實施情況的成本和收益,并不獨立于所采用的這組特定的規則本身”,“由于所使用規則的作用,在許多長期存續的公共池塘資源中,監督成本是很低的”。在這里,由于不必付出太多其他附加成本,監督僅僅是人們實施規則、進行自主治理的副產品。所有這些,都使自主組織內部的相互監督得到加強,而相互監督的加強又增加了人們采取權變承諾的可能,提高了人們對規則承諾的可信度,兩者相互補充,相互加強。據此，可以看出，她認為，良好的制度供給能夠促進有效監督，監督的加強則提高了可信承諾，可信的承諾會增加監督，同時也會使制度供給趨于穩定和有效。其中，制度供給是基礎，可信承諾是前提，相互監督是保障，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互為補充，統一于自主組織制度的設計體系中。最后，她把長期影響使用公共池塘時的行為和解決的規則劃分為三個層次，即操作層次、集體選擇層次以及憲法層次，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8個設計原則。操作層次是最低的層次的規則，直接影響占用者有關何時、何地及如何提取資源單位，誰來監督并如何監督其他人的行動，何種信息不能發布，對行為和結果的不同組合如何進行獎勵或制裁等，具體包括占用、提供、監督和強制實施的過程。奧斯特羅姆認為現有的集體行動分析，一般只著眼于操作層次的分析。而對于集體選擇規則，它間接影響操作選擇，通常由占用者及其公務人員或外部當局在就如何管理公共池塘資源制定政策操作規則時使用，政策決策的制定、管理和評判的過程發生在該層次。憲法選擇規則作為最高層次的集體選擇規則，指的是通過決定誰具有資格決定用于指定影響集體選擇規則的特殊規則影響操作活動和結果，這一層次包括憲法決策的制定、管理和評判的過程。奧斯特羅姆用了三章篇幅開展經驗研究，探討了三個方面的的案例，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上，奧斯特羅姆提出了其中的“設計原則”，它是指“實質要素或條件，它們有助于說明這些制度在維持公共池塘資源、保證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適用的規則中的成功原因”。這些設計原則包括：清晰界定邊界，公共池塘資源本身的邊界必須予以明確規定，有權從公共池塘資源中提取一定資源單位的個人或家庭也必須予以明確規定；占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一致，規定占用的時間、地點、技術和（或）資源單位數量的占用規則，要與當地條件及所需勞動、物資和（或）資金的供應規則相一致；集體選擇的安排，絕大多數受操作規則影響的個人應該能夠參與對操作規則的修改；監督，積極檢查公共池塘資源狀況和占用者行為的監督者，或是對占用者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