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談考古科技與科學考古學 wow考古學獎勵大全隨著考古學的發展,科技手段越來越受到重視。高新科技手段的應用和信息提煉,有時對考古學重建歷史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對科技手段的運用以及對科技考古學的地位在我國學界及考古圈內仍然存在不同看法。有學者仍然強調考古學的純凈性,認為這門學科的基本方法應該是地層學和類型學,用自然科學手段研究考古材料不能算考古。而一些長期從事考古科技研究的學者認為,科技考古可以被視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一個全新的科技考古學已初具輪廓(1)。在此,我們還需厘清一個概念問題。在歐美,考古科技(archaeological science)和科技或科學考古學(scientific archaeology)是有所不同的?？脊趴萍际侵咐媚切┡c考古學無關的科研機構承擔一些考古分析工作。當然,現在許多大學和博物館都建立起自己的實驗室,利用相同的科技方法從事考古分析。而科技或科學考古學則是指用科學的實證方法探究考古現象的潛因,采用嚴謹的科學程序和精密技術手段來予以分析和檢驗。對于研究的問題,考古學家和科技專家在感興趣的問題或探索視野上可能并不相同(2)。因此,就目前我國的科技考古而言,實際上仍是處于考古科技的層面,考古學家和科技專家在理論導向和研究目標上有時未必一致,真正的跨學科研究還任重而道遠。2009年10月,由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發起,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交叉學科研究中心召開了題為“科技與考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和融合”的研討會。來自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復旦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上海硅酸鹽研究所、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單位的30余名著名專家和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與會學者在回顧了中國科技考古的驕人成績外,還談到了科技考古所面臨的困擾。主要包括科技考古沒有“名分”,研究人員面臨申請科研項目和經費的巨大困難,也不能作為一個專業招收合格的研究生,沒有項目、樣品、經費和人才支撐的科技考古工作處處舉步維艱(3)。科技考古涉及到多學科交叉,這自然會涉及到研究項目申請時學科定位的尷尬問題。而且學科交叉所參與的學者本身專業背景不同,關注的問題也會存在差異。以往,當考古學者有求于自然科學工作者時,科技人員往往作為陪襯或輔助人員參與考古項目,比如年代測定或環境研究。而其成果也常常被作為研究報告的附錄以供參考。而對考古學感興趣的科技工作者所關注的問題,未必受到考古學者的同等關注甚至獲得業內的認同。結果,科技手段可能并未能夠恰到好處地用到解決考古學的重大問題上。中國科技考古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是,如何像當代歐美考古學那樣,像過去的類型學和地層學方法那樣,將各種科技手段作為常態或規范研究程序來解決各種科學問題。這樣科技考古不再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是成了考古學的規范程序?？脊艑W的成長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吸納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中各種理論和方法的過程,而科技手段的發展和提高與這門學科發展息息相關。這首先需要考古學家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而科技工作者也要了解考古學探索的方向和難題所在。如果兩者對對方的想法了然于胸,并對考古學探索目標能夠達成共識,這就能擰成一股力量來推動科技考古研究的進展。今后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培養各種跨學科的復合型考古人才,不必再像現在,考古與科技仍是兩張皮,考古學家只考慮器物和年代,讓科技專家做些輔助性的檢測工作,這樣的合作難免貌合神離。本文想對科學技術融入考古學的歷史過程作個約略的回顧,并對科技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萍伎脊挪⒎鞘怯媚脕碇髁x,將考古學與自然科學手段簡單撮合的問題,它還涉及理論和方法論的指導和設計。對這些問題的了解,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將科技考古常態性地融入所有分析研究之中,使得科技考古最終成為考古研究的主流。歷史回顧考古學與其他自然科學一樣是西學東漸的產物,這門學科最早是在西歐確立的?？脊艑W是從古物學脫胎而來,其形成過程受地質學和生物學的影響很大。地質學的均變論為生物進化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而進化論的普及才能使考古學這門學科突破六千年的圣經紀年,進而探究人類漫長的史前史。為了探究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史,地層學和類型學便成了確定人類文化遺存年代的主要手段。湯姆森的三期論首先確立了一種不求助于文獻的獨立斷代方法,成為考古學與古物學的分水嶺。在考古學發展的初期,困惑學者們的主要問題是考古遺存的年代。因為不知道遺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或它們孰早孰晚,考古學的歷史研究也就無從談起。于是,在絕對年代測定出現之前,考古探究的主要精力大多集中在年代學問題上。而解決的辦法采取了兩條路徑,首先就是湯姆森根據器物的材質和生產技術的發展前后,確立了石、銅、鐵的前后發展階段。而后,湯姆森又根據器物的形制或風格,將青銅時代的石器以及將鐵器時代的青銅器和石器區分開來。其次,就是借用地質學中的層位學方法,確定物質遺存埋藏時間的早晚。在放射性碳技術出現之前,歐美的類型學發明了器物排列方法(seriation)來為遺址和墓葬相對時代排序,同時采用交叉斷代的方法,將沒有文獻的歐洲史前階段與有歷史紀年的埃及編年史聯系起來,在歐洲和近東建立起一個大致推算的絕對年表。此外,從1905到1912年,斯堪的納維亞的地質學家和植物學家利用冰川湖泊紋泥和孢粉建立起大約12,000年的絕對年代,并將其與歷史紀年聯系起來。1894年起,美國天文學家安德魯?道格拉斯開始研究太陽輻射對地球氣候和樹木生長年輪的影響,這一方法在1912年開始用于對美國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史前遺址中建筑木料的絕對斷代,將該區域的歷史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后來,西北歐利用橡樹年輪將當地史前史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而德國利用松樹年輪,將當地歷史上溯到公元前10,000年(4)?？脊艑W的革命性變化發生在1950年,美國化學家威拉德?利比發明的放射性碳斷代方法為考古學提供了一種絕對年代的測定方法。這一科技成就是二戰美國軍用核技術的一個副產品,為考古學提供了一種全球適用的斷代技術。之后,該方法對其他放射性斷代方法的誕生起到了促進作用,裂變徑跡法、鈾系法、鉀氬法等測年方法紛紛問世。再加上含氟量、黑耀石水合法、古地磁、電子自旋共振、熱釋光、光釋光等等不同測年技術的誕生,為考古學提供了多種不同的測年方法。這些方法不但將考古學家從類型學斷代中解放出來,去關注其他更加重要的問題,而且精確的年代測定使得考古學家能夠更加細致觀察和分析文化的變遷,探討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原因。文化歷史考古學的探究主要局限在探究誰、何物、何時與何地等問題,而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新考古學或過程考古學則提出了為何和如何的問題。新考古學對文化歷史考古學描述性和編年學方法表示不滿,認為考古學不應局限于歷史學的描述和編年,必須像科學一樣來探究造就文化變遷的原因。新考古學提倡在考古分析中引入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以明確的問題導向提出假設,用嚴謹的科技分析手段來進行檢驗。過程考古學采納了斯圖爾特的文化生態學方法,從文化功能觀和人地關系來觀察文化的變遷,將文化看作是人類對局部環境壓力所做的功能適應。于是,文化變遷的動力被認為主要來自生態環境的影響。于是,環境考古學成為過程考古學的主要方法。而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比如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與國家起源等戰略性課題,成為考古研究的基石。在這一研究取向的激勵下,各種科技手段蓬勃發展起來。這些科技手段的運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領域:地學,涉及地質學和土壤學的環境研究;植物學,涉及利用植物、孢粉、植硅石、樹木年輪對生態氣候的重建;動物學,涉及哺乳動物、魚類、貝類、昆蟲等生物鏈的重建;人類,涉及墓葬、病理學、食譜和遺傳學的研究;器物和原料,涉及石、陶瓷和金屬等工具的生產和使用。環境考古環境考古是考古科技中多學科交叉表現最為顯著的一個領域,它所研究的問題涉及到極為廣泛的層面。比如,以石器時代狩獵采集者研究為例,考古學家需要有詳細的動植物知識,對氣候條件有一個總體的了解,并要掌握人類生計和食譜的信息。如以文明興衰研究為例,環境研究可以為瑪雅文明、復活節島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深入的洞見。環境考古首先在19世紀斯堪的納維亞的貝冢研究中開啟先河,隨后在瑞士的湖居遺址和北美的貝冢研究中采納。1949年,英國考古學家格拉厄姆?克拉克對中石器時代斯塔卡遺址的發掘采取了環境重建的方法,為在歐洲推廣多學科研究提供了榜樣。目前,環境考古是考古科技的一項主要目標,涉及范圍極為廣泛,從全球氣候到影響個人日常生活的昆蟲和細菌。正如美國考古學家丁考茲(D.F. Dincause)所言,環境考古的意義在于,如果不了解自然和生物學背景,就無法了解人類過去生活的各種狀況(5)。環境變遷與氣候密切相關,更新世是冷暖交替劇烈的冰川時代,這種氣候環境對人類起源和演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冰川后期的氣候變遷與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關系密切。雖然長期的氣候變遷十分重要,但是短期波動對人類生活也影響巨大,特別是以特定農作物和牲畜為生的農業社會。地貌和土壤對于重建古環境十分重要。地表的土壤堆積、巖石露頭和河湖水源的分布決定了動植物的類型和分布,以及人類覓食活動及農耕活動的條件。但是,目前土壤的分布以及農業經濟的潛力可能與古代不同。土壤科學需要勘查地層的剖面,以分辨被侵蝕活動或后來土建活動所掩埋的古代地面。特別當人類不斷砍伐山上的森林以拓展耕地,水土流失就會掩埋河谷底部原來的農田和聚落。分辨不同類型土壤,也能夠了解人類對環境的擾動。比如褐土是林地環境的典型土壤,只要林木生長,土壤就十分穩定。但是伐林開荒后,降雨的淋濾過程會導致土壤退化,結果變成貧瘠的不毛之地(6)。植被是區域環境變遷的一個很好衡量指標,除了充分利用大型植物遺存如種子、木頭和葉子外,孢粉和植硅石被廣泛用來重建古環境的變遷。而動物群一直是考古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收集和分析各種動物的骨骼,并統計它們的數量。最初,動物群研究純粹是從年代學和氣候環境角度來分析的,后來這些材料成為研究人類生計和經濟變遷的重要內容?？脊艑W家研究動植物資源利用的季節性變化和豐富程度,以了解古代人群的覓食策略和聚落形態,這種研究對于從狩獵采集向農業經濟過渡尤為關鍵。當一處遺址或一個區域的植被歷時變遷被構建起來之后,加入動物群、聚落分布和器物工具等資料,就能對該地區古代人類的生計和物質文化功能做出比較準確的解讀,并能夠重建人類經濟、技術和聚落形態(社會結構)的具體演變軌跡。但是,動物群分析需要仔細研究動物骨骼的堆積動力,不能將它們看作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這就產生了埋藏學和動物考古學的特殊領域,將人類活動與自然動力比如食肉動物造成的骨骼堆積區別開來(7)。為了從遺址中盡可能提取所有動植物材料,浮選法或水洗法被用來收集微小的植物種子和小動物骨骼。浮選技術的應用,對農業起源研究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美國考古學家肯特?弗蘭納利在對伊朗阿里科什遺址發掘之初,認為植物遺存很少,人們生計仍然以狩獵采集為主。兩年后采用了浮選技術,從整個文化層中發現了四萬顆小麥和大麥的種子,徹底改變了對近東農業起源的認識(8)。而區分野生動植物物種和馴化物種也是一個需要用特殊方法分析的領域,因為馴化是一個漫長的轉變過程,不可能通過鑒定少數樣本的特征就可以獲得對這一過程的充分認識。大約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人類開始加大對水生資源的利用。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早期,魚類和貝類成為廣譜經濟的主要利用對象,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大量的貝丘遺址。魚類的骨骼較小,需要通過水洗來收集。與其他大型哺乳動物相比,魚骨保存的幾率要低得多。因此有可能低估一個遺址中對魚類資源的利用。許多魚類都有耳石,能夠留存下來以供鑒定。有些魚類如鯰魚鰭的椎骨,能用顯微鏡觀察其生長線以估算其年齡及其大小。從一些魚類可以推斷其棲息地的水域環境,甚至捕撈的季節(9)。有些海濱和湖畔的貝丘遺址幾乎都是由貝殼堆積而成,貝類作為食物資源的潛力比較容易計算,由于其卡路里能量較低,所以雖然其看似數量巨大,但是可能仍不足以作為主食或全年供養較多的人口。一頭赤鹿提供的卡路里相當于52,267只牡蠣或156,800只蛤(10)。不同貝類棲息地的水深,可以指示捕撈的范圍和強度。貝殼生長線的觀察,可以指示是全年還是季節性采集。比如,對丹麥一處貝丘遺址的觀察發現,中石器時代先民主要在春天捕撈牡蠣,而新石器時代先民捕撈的時間更長,一直延續到夏天(11)。但是,有時在內陸遺址發現一些貝殼,則未必作為食物。大的貝殼會作為容器和工具,甚者作為儀式用的號角。小的海貝常常被用作裝飾品甚至貨幣。周口店的山頂洞出土了用作飾件的海蚶殼,殷墟婦好墓出土了6800多枚產自南海的海貝,三星堆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海貝,這些貝類顯然是遠程交換的奢侈品,具有特殊的文化或宗教象征意義。昆蟲在指示環境變遷、過去人類的生活條件、食譜和健康方面信息具有較大的潛力。人類骨骸更新世的古人類骨骸極其珍貴,可以提供人類起源和體質進化、物種差異的信息。全新世人類骨骸出土成倍增加,過去對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骨一般觀察一下性別和年齡,現在采用高新技術,考古學家可以從人骨中直接獲得其當時生活狀況的信息。首先,通過檢測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可以了解古代人群的食譜。比如碳同位素13C/12C比值可以指示主食的類型和來源,氮同位素15N/14N比值較低指示農業為主的經濟,而比值較高指示一種以海洋資源為主的經濟。而微量元素鍶則是素食和肉食比例的有用標志,這種測定往往可以在沒有其他動植物遺存的情況下,直接了解人類的生計及經濟形態的轉變。其次,人骨的病理學和法醫學研究可以了解過去人群的身高、營養狀況、勞動強度、暴力創傷、壽命和疾病。理想的話,病理學研究與其他考古信息結合起來,可以詳細重建過去人類生活狀況的細節。有時,單一遺址就能提供經濟變遷的重大信息。比如敘利亞幼發拉底河邊的阿布胡賴拉遺址起先由狩獵采集者居住,后來由新石器農人居住,于是對這兩個階段的人群能夠直接做病理學的比較。證據顯示,新石器時代婦女,因長期跪著碾磨谷物,導致關節炎和膝蓋和拇趾的損傷。此外,長期負重、暴力和戰斗也會留下過量運動導致的損傷(12)。還有,遺傳學的DNA技術利用分子鐘來破解人類的遺傳密碼,它不僅可以區分性別,而且可以追溯現代人的起源、族群的淵源和遷徙,因此可以解決物質文化無法分辨的族群問題(13)。線粒體DNA可以追溯母系的淵源關系,而Y染色體可以追溯父系的淵源。DNA技術近二十多年來成果斐然,為了解現代人的起源和擴散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成就被認為可與人類登陸月球相媲美。器物、原料和工藝巖石學方法可以分析石、玉和陶器的成分和結構,這些巖石和陶片的切片被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可以知道組成的礦物以及地質來源。金屬器物也能同樣做金相學的顯微觀察,了解金屬生產的主要階段,以及區分細微的鑄造過程。它還能揭示銅器是否經過冷加工處理或低溫退火處理。對鐵和鋼的金相分析,可以識別鍛鐵和滲碳,了解金屬冶煉的工序,并揭示古代工藝的無數奧秘。痕量元素(trace elements)是指器物或原料中的微量雜質,采用光譜測定法(spectrometry)可以加以探測和測量,它們對于追蹤原料產地極其有用。這種方法在特征化(characerisation)研究中十分關鍵,這是一種為石器、玉器、礦石和陶土原料產地提供個別“指紋”的方法。此外,X射線衍射、X射線熒光技術、等離子發射光譜法和粒子誘發X射線熒光分析(PIXE)都是一些無損傷的探測技術,可分析少量樣本中的痕量元素。對于了解古代人類的生產活動、交換、貿易,這些技術能夠提供極其重要的信息。考古學家現在常常采用微痕分析來了解石器的使用痕跡、骨骼上的工具切痕或動物齒痕,以了解工具如何使用,以及人類對肉食的利用。比如,美國考古學家發現非洲早期人類遺址和周口店遺址中的一些動物骨骼上,石器的切痕總是覆蓋在動物的齒痕之上,表明這些動物并非是古人類自己獵獲的,而是通過尸食或腐食來獲得肉類。微痕觀察后來衍生出器物的殘漬或殘留物分析,通過生物、化學(如氣相色譜)、免疫、微觀形態觀察等多種現代手段識別石器和陶器上殘留的古代DNA、淀粉顆粒、植硅石、蛋白質、脂類、炭化物等,以了解工具使用的對象和人類的生計。比如,加拿大考古學家托馬斯?洛伊(T.H. Loy)采用免疫學方法,從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處史前遺址出土的石器上分辨出十幾種動物的血漬(14)。我們曾將跨湖橋遺址出土帶有鍋巴的陶片,請復旦大學拉曼光譜實驗室檢測其化學分子結構,結果發現了脂肪和植物的殘漬,表明當時可能采取一鍋煮的烹飪方式(15)?，F在,磷酸鹽分析被用來分辨不利骨骼保存土壤區域的人類居住和活動區,因為人類和動物的脂肪、骨骼和糞便分解后會留下大量的磷酸鹽。現在,科技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已經涉及到各個探索領域,這些不同領域的研究只是一組方法中的一部分,獲得的信息需要解讀與整合,以求重建人類歷史發展的具體場景和過程。所以,這需要問題指導下的探究和理論指導下的闡釋,作為將不同科技領域研究成果綜合起來的紐帶和橋梁。作為科學的考古學真正的科技考古應該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整合,這是當代考古學的魅力之一。我國一些學者堅稱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類型學和地層學,目前許多學者從事的工作仍然是對器物的分類、分期和分辨考古學文化。其實這些都是二戰前國際考古學界流行的研究范例,因為當時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對考古發現斷代和編年,所以我們需要與時俱進。二戰以來,考古學與史前學無論在目的還是研究方法上都發生了巨變,考古學家已認識到、并努力克服先前工作中的缺陷,這就是:缺乏知識訓練的經驗主義,研究和分析缺乏縝密性,以及闡釋方法上的主觀性。目前,這門學科的主要趨勢,表現為對方法問題的日益關注,并對早期研究結論的懷疑。在研究技術上,則越來越多地從精密科學和應用科學中吸取方法和手段,并在研究分析上越來越接近精密科學和應用科學。在考古學術圈里,人文科學已經與實驗科學建立起更為穩固和融洽的聯系(16)?？萍际侄萎吘故歉鞣N不同的方法,如果考古學目的是要了解過去,那么我們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希望了解什么信息。當今的考古學可謂十分龐雜,林林總總分為不同時段和不同探索領域的專攻。傳統考古學僅限于編年學目的,從現在這門學科的發展現狀來看已經顯得過于狹隘。過去,中國學者將考古學定位在歷史學,希望以地下之材補充文獻資料的欠缺,現在來看這樣的定位和視野也已過時。當代考古學意在揭示存在于一定時空里不同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并遠遠超越了文獻記載和關注的范圍。作為研究手段的科技方法,需要理論的指導。理論與方法密不可分,理論提出“為什么”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會設法采用不同方法來解決它。如果一位考古學家缺乏理論指導的探索性思維,就不會意識到新技術對他的分析有什么用處,也不會積極開發新技術來解決新問題。同樣,一位科技專家分析陶瓷、玉器或金屬的成分,如果他不了解并設法去解決考古學探索的問題,對檢測結果可能也就只能就事論事。英國考古學家倫福儒為考古學研究分為相互交織的三個方面,一是問題、觀念和理論,二是研究方法和技術,三是田野考古發現(見下圖)。問題和理論主導著采用的方法和技術,并且指導尋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樣本;方法和技術根據設計要求,為解決特定問題來分析各種材料和提煉信息;田野發掘則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方法和技術的要求采集樣本。這三個方面都是彼此銜接,相互依存的。如果沒有特定的問題意識,方法的選擇和好壞就沒有標準,再先進的技術也無用武之地,只能是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這樣的發掘往往以典型、罕見、精美和完整的器物為目標。有了理論和問題的指導,采用哪種方法以及創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確目標,而且田野發掘也對尋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確的選擇和要求。所以,在田野發掘中為特定測定技術如碳十四或孢粉采樣,必須謹慎和縝密地進行。發掘和記錄也必須留意每件器物和每處遺跡的空間位置,以求重現遺址的原貌。為此,在科技手段日益滲透到考古分析各個領域中去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增強理論指導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對于考古學家來說,與對科技專家而言同等重要。中國學者向來鄙視理論,認為理論是個人的成見,是將主觀想象硬套到考古材料之上的做法。這種將考古學看作是一種“材料科學”、并讓材料自己說話的研究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正如倫福儒和巴恩所言,雖然考古學研究人類的過去,是一門歷史科學,但是考古學家發現的材料并不會直接引導我們去思考什么問題,發現的物質遺存自己也不會說話,是現實中的我們賦予其意義的。在這點上,考古學的實踐更像科學研究,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學專家一樣收集材料和證據,做實驗,構建假設用來解釋材料,并用更多的材料予以檢驗,從而提出一種最佳陳述?？脊艑W家的歷史重建也是通過相同的途徑才能取得,這種歷史圖像并不能現成地從材料中自動顯現出來(17)。當今考古學的發展趨勢,使得考古學家不僅需要不斷增加和改善本學科的技術和方法,而且需要熟悉和掌握那些看起來與自己研究領域毫不相干的科技方法。與其他學科發展一樣,考古學的專業化和分工化進程也在不斷加快。對于這種學科交叉的趨勢,需要從多學科研究成果的并列,轉向跨學科研究一體化的協調與合作。后者才是科學考古學的最終目標。皮埃爾?德?拜勾畫了多學科向跨學科研究的一種漸進過程,在他看來,只有當不同學科的合作達到可以說是高度綜合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跨學科階段:(1)不同學科的學者各自研究同一課題的不同方面。(2)各門不同學科的學者同時研究同一個問題,并協調各自的工作和成果,并在綜合這些成果之后,尋求某種程度上的統一。(3)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個課題,比較各自做出的假設,以批評方式相互評估各自的方法,以求獲得一個共同的結果。(4)一門學科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技術,以便更好地認識本學科的研究對象(18)。在學科交叉的初期,考古學家常常會將其他領域科技專家的工作看作是輔助性的。在這種低水平的交叉研究階段,考古學家求助于“輔助”學科,向其他學科專家索求一些資料和幫助,而這些專家也不親自參加考古調查,甚至對考古研究不感興趣。將這種學科交叉,稱之為“輔助”科學也許是恰當的。但是,在學科交叉中,考古學家更愿意與對考古學感興趣的專家合作。因為,考古學對他們探索的問題也許同樣是一門“輔助”學科。著名法國考古學家弗朗索瓦?博爾德曾對舊石器考古學的學科交叉有一個經典的見解,他說:“在我們自己的學科內,沒有哪一門學科是輔助主要學科的,所有學科都是相互輔助的。我們認為,外行的咨詢專家是不能勝任的。這個隊伍的所有成員,在某種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個主要學科的專家,即考古學、地質學和人類學,同時通過能相互熟悉其他學科的問題,并且習慣于進行長期合作。我認為,這是一個研究整體,而不是研究的專業劃分,這是首要的問題”(19)。博爾德的見解應該適用于所有學科交叉的考古研究領域。西格弗雷德?德?拉埃指出,要使考古學成為一門真正科學性學科,需要對事實真相的鍥而不舍的、系統地研究。并且為重現過去的整體面貌,在研究中采取歷史批判主義的原則,審視所利用的一切材料,對原始材料的價值和可靠性做不斷的檢驗。今天,考古學已成為了如此廣闊的天地,以致考古學多數部門都趨于專業化。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支團隊能夠涉及所有方面。因此,當合作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學科參與時,這樣的協作就會出現困難。理論上說,學科交叉是一項集體的任務,但是考古學的綜述則總是一個人的工作,盡管這種綜述是建立在集體研究的基礎之上。一個有能力的考古學家不僅必須精通本專業的方法,而且必須受過歷史學家的訓練,并且對共同合作的其他學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闡釋和綜述中,正確地、批判性地運用這些學科提供的研究成果。但是,具備這種廣博知識,有能力進行大范圍綜合的專家并不多(20)。因此,中國的科技考古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小結最近幾十年,見證了考古學從古代遺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樣。與此同時,研究材料也越來越廣,種類也越來越繁雜。這使得考古學表現出兩個趨勢,一是發掘比原來更為緩慢,這樣才不會遺失和疏漏土壤中包含的任何材料和信息。于是,我們看到,發掘工作過去只不過是挖土的活兒,現在就其需要的細巧和精密而言,簡直可與外科醫生的技術媲美。二是我們可以從每件器物上獲得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說,隨著考古科技的發展,它正在用比原來少得多的材料做比原來更多的事情。與此同時,考古學理論也蓬勃發展,引導著考古學家不斷探索的新方向。正如巴恩所言,考古學變得像一塊海綿,浸泡在各個學科組成的整個海洋中,不斷吸收各種理論觀念和技術的片段。然而,在考古學的發展中,理論和技術的發展并不平衡。由于技術沒有國界和階級的歸屬,大家都很愿意接受和學習,但理論則是意識形態的表述,是個人的標簽。學者選擇理論猶如選擇黨派與信仰,意味著隸屬于某個群體或派別。因此,我們會發現,采納新的理論,要比借鑒新技術和新方法困難得多。比如,我國有些學者對新考古學的理念并不認同,但是在推進新考古學習用的環境考古和聚落考古上卻十分積極。然而,雖然采用了與國外相似的方法和材料,但因理論指導和問題意識不同,研究成果也就大不相同。因此,考古學并非完全是客觀的、單憑提升技術就能達到預期目標的研究領域,考古學家自身的觀念和指導思想會對這門學科的發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法國史前考古學泰斗莫爾蒂耶為舊石器考古學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是他脾氣很壞,經常出言不遜。他主辦的刊物總是詆毀其他學者,偏袒自己的學生和盟友。他對所有的新理論都嗤之以鼻,確信任何與他看法不合的理論都是錯的。而歐洲史前學者因信服莫爾蒂耶這樣有影響學者的見解,長期阻礙了對舊石器時代墓葬、洞穴壁畫和尼安德特人的研究(21)。在上述倫福儒和巴恩所提出的理論觀念、方法技術和發掘材料的三角關系中,理論觀念顯然處于主導地位。他們認為,考古學的發展,首先是觀念、理論和看待過去的歷史,其次是方法技術和研究問題的歷史,最后才是材料發現的歷史(22)。為此,我們應該始終在思想觀念上保持開放的態度,這樣考古學才能真正成為一門探索性和不斷有新發現的學科,而不是僅僅靠運氣來邂逅重大發現的經驗性實踐和一門僅憑材料積累為特點的學科。注釋:(1) 王昌燧:學科進展與展望:蓬勃發展的科技考古學。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2) Green, K.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3) 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技與考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和融合” 研討會會議紀要。2009年10月25日。(4) Kuniholm, P. Dendrochronology and other application of tree-ring studies in archaeology. In Brothwell, D.R. and Pollard, A.M.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01.(5) Dincause, D.F.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6) Barham. A.J. and Macphail, R.I. (eds)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and Soils: Analysis, Interpr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