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究論文-經濟轉型條件下的民營企業演進：一個文獻綜述眾所周知，我國的改革開放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模式。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外經濟理論界就開始對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非國有經濟，其中主要是鄉鎮企業予以關注。焦點大體集中在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鄉鎮企業的產權界定和政府作用等問題上。基于對我國現實經驗上的觀察可以發現，處于轉型經濟條件下的民營企業很難獲得主流經濟學中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繁榮發展的時期，政府往往作為股東直接參與鄉鎮企業的管理。但是，在市場化進一步加深時，政府對我國民營企業的作用機制可能會發生變化，這時僅僅依靠現有的理論框架并不能解釋這里要討論的問題，即在20世紀90年代末鄉鎮企業開始衰退后，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城市民營企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在一個市場機制仍不完善的環境中遵循了一條怎樣的發展路徑?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又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對民營企業的發展產生影響的?此時可能需要引入其他社會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等的概念和理論才能對這些問題做出比較全面的回答。當前，純粹的經濟因素之外的諸如政府、社會資本和社會文化結構等因素對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場規則逐漸趨于完善的過程中，這些因素的作用會逐漸減弱。一、我國民營企業研究的起點：鄉鎮企業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在一開始沒有采取大規模私有化，非國有經濟是在原計劃體制中逐步發展起來的，甚至有時我國的非國有制經濟在發展初期還要借助國有制的外表來保護自己，即戴上所謂的“紅帽子”這就是在我國經濟成長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倍受中外學者關注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我國奇跡在農村，農村奇跡在鄉企”之稱。1994年，純民營企業僅占我國非國有部門數量的13%，而合作制企業，其中主要是鄉鎮企業，占的比例約為74%。除了總量上占有較大比例外，鄉鎮企業在當時對我國經濟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如魏茨曼和許成鋼計算并比較了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TFP）。發現鄉鎮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比國有企業高將近三倍。張軍和陳詩一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擴展，他們直接針對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具有重要作用的鄉鎮企業進行了分析，通過對鄉鎮企業FFP變動趨勢、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路徑以及地區性差異的分析.探討了鄉鎮企業增長的實際效率水平。這里之所以選擇鄉鎮企業作為研究我國民營企業發展路徑的起點，并不只是因為鄉鎮企業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鄉鎮企業盡管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民營企業，但其本身包含有一些接近民營企業的特征。錢穎一和羅蘭的研究表明，由于規模較小且受地方政府管轄，鄉鎮企業比國有企業更可能具有硬的預算約束。而且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將面臨與鄉鎮企業成長相同的制度環境。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以政府分權為背景，它既擺脫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因此其成長路徑既不同于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也與純粹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有所不同。即鄉鎮企業的發展一方面不再具有受到計劃指標控制和國家是單一出資人等特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持有企業股份，且地方政府在企業管理者任命和利潤分配等方面仍然擁有決策權，從而也不完全等同于民營經濟的發展。盡管鄉鎮企業存在產權不明晰、管理者接受地方政府任命等非民營企業特點，但是由于鄉鎮企業的上述特征.且對鄉鎮企業的研究是國內外經濟學界第一次嘗試在符合我國轉型條件下運用規范的經濟學方法對非國有經濟發展進行探索，因此將此作為研究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起點是適宜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鄉鎮企業大規模轉為民營企業的事實，似乎也說明了鄉鎮企業是我國轉型經濟中最接近民營企業，從而也最有可能被私有化的經濟體。二、鄉鎮企業研究帶來的啟示這一部分將回顧有關鄉鎮企業發展路徑的主要文獻.希望通過梳理這些文獻刻畫出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所面臨的制度環境，為后面提出關于民營企業發展的研究思路提供一個理論上的準備。（一）鄉鎮企業的產權特征與企業治理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所需的投資和其他生產要素由政府無償撥付，所生產的產品及其規格、數量和產品的調撥或銷售由政府計劃決定，在財務上實行統收統支，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全部核銷”與之相比較，鄉鎮企業盡管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營企業，但是已具備了與民營企業相接近的一些重要特征。標準產權理論認為.界定清晰的產權是市場經濟中實現經濟效率的基本條件（德姆塞茨，1967；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阿爾奇安，1974），并須輔之以“完善的法律制度、商業規則、合同法、破產法等”。因此，當鄉鎮企業為我國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后，標準產權理論受到了挑戰。國內外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試圖為鄉鎮企業的成功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這些研究一開始便集中于鄉鎮企業的產權安排上。魏茨曼和許成鋼是較早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分析我國鄉鎮企業發展的學者。在一篇富含探索性和思想性的文章中，他們從產權觀點出發，考察了鄉鎮企業的產權特點。我國的改革從一開始沒有被設計成轉型，而是以一種漸進的方式進行體制內改革，其核心是通過以鄉鎮企業為主要代表形式的新型非國有企業來與國有企業競爭并超越國有企業。最終取而代之。對于一些學者提出的，鄉鎮企業的出現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使其不能采用完全意義下的產權形式，他們認為這種觀點不能解釋鄉鎮企業的成功，進而提出了一個悖論：我國實踐的巨大成功和與標準模型相背離的界定含糊的產權。將鄉鎮企業產權正式從理論上定義為界定含糊的產權，這是魏茨曼和許成鋼所作出的貢獻。但是，在給出這個悖論的可能解時，他們將鄉鎮企業的成功歸結于我國合作性的文化傳統，并使用重復博弈的思想對之進行論述。對于這一點筆者提出的問題是：是由于這十數年中我國文化傳統發生了重大變化，最終導致了鄉鎮企業的沒落嗎?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這種文化傳統沒有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民營企業大量快速發展中發揮有效作用呢?張春和王一江沿用格羅斯曼和哈特的分析框架對鄉鎮企業進行分析，沒有簡單地否認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將這一原因賦予真實的含義，即通過鄉鎮政府參與鄉鎮企業的管理和收入分配，鄉鎮企業能夠得到發展所需的關鍵性資源，而且地方代理人也因中央政府承諾可以從經營鄉鎮企業中獲益得到激勵。他們得到的結論是：第一，由于鄉鎮企業的經理是由鄉鎮政府任命的，因此鄉鎮企業的控制權更加接近于國有企業中的情形，要比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更集中。第二，鄉鎮企業的收益在上繳中央政府后的剩余部分是在鄉鎮政府與當地居民之間進行分配的。其中大部分歸地方政府所有，用于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維持鄉鎮企業運行：小部分分配給當地居民。他們還討論了為什么是鄉鎮政府掌握著控制權，而居民只是名義上的所有者。他們認為，鄉鎮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較之于居民更具關鍵性且不可替代，因此獲得了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從職能上看，中央政府也能起到與地方政府相同的作用，但是會面臨更高的代理成本，所以只能將控制權讓給鄉鎮政府。那么，為什么要讓居民成為名義上的所有者呢?他們給出了一個被他們稱之為“經濟學尚不能企及”的原因，即中央政府為了加強其對地方政府和居民能夠參與剩余分配的承諾以維護其聲譽而采取的辦法。對于鄉鎮企業的前途，他們認為鄉鎮企業可能衰落，并將鄉鎮企業衰落的原因歸結為經濟的市場化和同時的政治制度變革。而事實是，并沒有出現他們所說的原因和鄉鎮企業的衰落同時顯現的局面。另外，與魏茨曼和許成鋼（1994）相類似地，他們將鄉鎮企業成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歸于經濟學分析范圍以外的原因，從而妨礙了將這一問題模型化，這一點在其他學者的后續研究中得到了不斷完善。李稻葵在將魏茨曼和許成鋼（1994）的思想模型化方面作出了貢獻，并發展成為他稱之為的“模糊產權理論，。為了刻畫轉型經濟下的環境，李稻葵假設了白色和黑色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