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究論文-公司治理機制選擇的權變性分析簡介：本文從管理學的權變理論角度,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安排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文章的分析結果表明,公司治理機制不僅受到特定國家的法律制度、經濟發展水平、融資結構以及文化等宏觀因素的影響,而且就具體的公司來說,由于其自身的經營目標、所處的發展階段、行業以及所面臨的現實財務狀況的不同,同樣要求采用不同的治理結構。近年來,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了一系列的公司舞弊、惡意融資以及會計信息披露失真事件,這些事件不僅沉重地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阻礙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最終損害著上市公司的整體利益與長期利益。在對這些事件發生原因的關注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逐漸擺在人們的面前,那就是如何在中國的企業中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存在某種最優的治理機制嗎?對于這一問題,監管部門、投資者恐怕都希望世界范圍內的實踐能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各國學者的研究也似乎正朝著這一目標努力。在前一方面,2001年1月9日中國證監會“參照國外公司治理實踐中普遍認同的標準”,頒布并實施了一個指南性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希望以此作為“評判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衡量標準”。然而,對照準則的具體條款(比如對獨立董事、機構投資者的強調),我們可以看出其中滲透著濃厚的美國色彩。美國的資本市場無疑是世界上最為發達、也是最為成功的,但其在公司治理機制上的安排在中國是否將達到同樣的效果呢?相對于監管部門在這一點上的自信,理論界在該問題上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顯示出學術研究對此依然存在著巨大的認知偏差。本文將從管理學的權變理論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比較詳盡的分析。文章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最優公司治理機制的問題我們也許不只一種答案,而每一種答案都具有它存在的合理基礎。一、權變理論與公司治理機制權變理論是上個世紀70年代在西方形成的一種管理學派,其核心思想是,企業管理要根據企業所處的內外條件隨機應變,不存在一成不變、普遍適用的最佳管理理論和方法。權變理論以系統觀點為基礎,強調影響組織的各種可變因素性質,并試圖對組織在變化的條件下和特殊的情景中如何進行結構設計以及經營管理進行深入的了解(孫耀君,1987)。作為一種系統的學派,權變理論由西方學者構建,但其基本思想在我國古人的言論中早有體現,比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孫子),“審時而立儀”(管子),“時異則事變,事異則備變”(韓非子)。權變理論自形成以來,被廣泛用來指導管理計劃的指定、領導方式的變革以及組織結構的設計。作為組織結構的核心部分,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顯然也可從權變理論獲得有益的啟示。相對于其他管理思想,權變理論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強調環境因素或者變數的重要影響。事實上,權變理論的基本設想就是在組織與其環境之間尋求最大的一致性。這里的環境因素具體來說可分為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兩種。其中,外部環境又可分為一般外部環境與特定外部環境,前者包括社會、科學技術、經濟、政治與法律制度等種種因素,后者包括企業所處的行業、地域和產品面臨的競爭狀況等。一般外部環境作為宏觀影響因素,基本上是企業所無法控制的,而特定外部環境很大程度上是企業自主選擇的結果,但這種選擇一旦作出,企業選擇退出或者回避的成本也將是非常之高的。內部環境則包括了企業的正式組織系統(決策程序、聯系與控制等)、技術狀況、財務狀況等,這些變數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同時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在未來得到調整。公司治理結構既是企業內部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受到其他環境變數的巨大影響。對于后一方面的關注,構成了權變性分析的核心。那么環境因素是如何影響治理機制的選擇呢?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必須簡單介紹一下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框架。對于治理結構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研究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踐及其形成原因或者決定因素,比如為什么有一些國家股權集中度高,而另一些國家的股權集中度比較低(Laporta等,1999)。第二類是研究特定治理結構安排的經濟后果或影響,比如治理結構如何影響公司的財務業績、市場價值以及投資、融資活動等(Ho,2003)。從研究的實際意義來看,前一類研究重在解釋治理結構的現實存在,后一類研究則試圖為治理機制的建立與變革提供某種指導性意見。在上述兩類研究中,環境因素都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研究變量,但其作用機理卻有著顯著的差別。下面我們用兩個不同的函數關系式來對其進行簡單地描述與對比:G=f()(1)p=g(G/)(2)在上述關系式中,表示環境變量,G表示治理結構變量,P表示經濟后果變量。關系式(1)表示了環境變量在第一類研究中的作用,其中治理結構為因變量,環境變量為自變量。關系式(2)刻畫了環境變量在第二類研究中的作用,其中治理結構為自變量,環境變量為條件變量,也就是說,P與G之間的具體關系形式將取決于的值。在目前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中,環境因素第一方面的作用早已為人們所認識,而第二方面的作用則受到了忽視。這種忽視的直接后果是,研究者希望尋找到治理機制(比如股權結構)與公司業績之間的某種普遍性聯系,并用這種聯系來為公司治理變革的實踐提供理論與實證上的依據。然而關系式(2)清楚地顯示,治理結構G的最優解將離不開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治理機制的分析,權變理論與從經濟學視角出發的代理理論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代理理論基于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利益目標的不盡一致,從根本上闡述了公司治理機制在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方面的重要意義。然而在現實的狀況中,代理問題往往呈現出多種形態(1),這就要求治理機制的設計必須根據代理問題的不同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后者正反映了權變理論的思想。另一方面,站在代理問題角度的相關理論主要關注治理機制的約束與監督作用,比如股東對董事會的監督,董事會對高層管理者的監督等,強調的是利益分配過程中的公平性。而權變理論更為關注的是治理機制對企業的決策以及管理過程的影響,強調的是共同利益的創造與增長。二、影響公司治理機制的權變因素關于公司治理的具體定義,研究者可謂眾說紛紜,不過總的來看,我們可以把公司治理結構看作一套制度安排,其目的是用來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包括投資者、經理人、雇員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安排中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2)。在具體的內容上,公司治理結構機制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如何監督和評價董事會、高層經理人員；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等(錢穎一,1995)。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僅提供了一套事后的利益分配方案,而且通過事前的制度設計影響或改變著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動機和方式。從世界范圍考察,公司治理結構一般可以概括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東南亞模式(又稱家族治理模式)。盡管公司治理模式的劃分為我們理解公司治理機制提供了一幅大的圖景,然而具體到各個國家,公司之間的治理結構依然存在著顯著的差別,比如美國的公司往往被認為是股權比較分散的,但Holderness等(1988)的研究顯示,相當一部分公司的股權結構事實上是非常集中的。因此,以國家為單元的模式劃分很可能導致我們漠視各個公司之間具體治理結構的差異,而后者對于理解公司治理機制的權變性才是至關重要的。同時,站在實踐指導的層面,這種劃分往往根據經濟的總體后果差異,得出某種全盤否定或肯定的結論,但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公司治理都有成功與失敗的典型,安然事件的發生并沒有否定英美模式的積極意義,但它的確向我們提示某一類公司的治理可能是存在問題的,在作者看來,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公司的治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