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析論（上）以義和團運動為線索九十年前，當歷史開始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在中國的心臟地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西方侵略的群眾運動。事變肇端於山東地區零星發生的民教沖突，從一八九九年起事態像脫僵的野馬一樣迅速發展，演變為一股席捲整個北中國的排外浪潮。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沒有明確的宗旨，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將來自不同地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組織為一支隊伍；是仇恨引導他們拆除鐵路，割斷電線，焚毀教堂并包圍使館區；又是仇恨使得他們忘卻恐懼，拿起冷兵器時代的武器抗擊馬克沁機槍和克虜伯缐膛炮裝備的八國聯軍。在一八九九-一九年運動高潮期間大量表現出來的癲狂行為是人類在飽受外部刺激、累積的敵對情緒超出心理抑制閥限（注一）情況下的一種強烈的情緒反應。引發這種反應的不是國與國之間純粹的利害沖突，而是屈辱，一種深入人心靈的屈辱。祗有當尊嚴遭到最粗暴地踐踏的時候，一個民族才會迸發出這樣野蠻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將義和團運動置於世界歷史的背景前面，我們就會看到這樣一幅圖景：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產業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經濟、軍事、技術的優勢瘋狂地掠奪殖民地，瓜分勢力范圍，在人類的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國家關系體系（注二）?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統治世界的國際秩序-原來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國家關系的規范被規定為國際關系準則，作為這些規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學則提升為普遍的國家行為的道德基礎。隨著十九世紀中后期西方的勢力和影響空前膨脹，基督教民族對其文化和哲學的信心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傳教士將他們的神奉為唯一真神，以一種不可抑制的熱情反對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實業家和商人則是世俗的傳教士，他們將西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奉為人類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帶著同樣的宗教狂熱強迫其它民族接受他們的哲學和價值觀。當所有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國家政策的層面上反映出來的時候，人格化的國家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注三）也就扮演了熱衷於使和它們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師的角色。迅速發展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巨大的軍事優勢為西方國家將其意志強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國際關系體系則替這種國家行為簽發了一份通行證。對文明國家來說，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一個使它們的權力欲不斷得到滿足的機制，而對非西方民族來說，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則是一個使其每時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機制；越是熱愛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就對這種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強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熱情幫助基督教民族擴張勢力和影響，在世界的范圍確立了西方的統治；而當這種自信和熱情發展到利用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肆無忌憚地觸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傷害這些民族歷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時候，事物的發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世界的文化滲透激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首先作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發展起來的近代民族主義成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幟；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斗爭風起云涌，不斷沖擊著以基督教民族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作為世界范圍民族主義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義和團運動為我們提供了一樁在國際關系中由文化和哲學的對立引發國際沖突的典型個案。本文將分四個部分探討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和義和團運動之間的聯系，以及義和團運動對我們建立一個健康的國際秩序有什么啟示。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源於三十年戰爭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十五世紀末之后，歐洲各主要國家開始進入絕對主義時代。絕對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級君主制（注五），權力從分散的貴族那里集中到專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國家逐步演變為中央集權的近代民族國家。各國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動給國際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內容：曾經盛極一時的封建領主的私人外交隨著封建主的沒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國家開始作為新型的外交主體登上了權力斗爭的舞臺。倫敦、巴黎、華沙、馬德里、維也納、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取代了中世紀星羅棋布的采邑成為歐洲的權力中心。圍繞著領土和權力，新興的民族國家展開了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和軍事斗爭，力圖最大限度地攫取國家利益。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將幾乎所有的歐洲強國都裹挾進去。戰爭的殘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國的君主普遍意識到只有確立一個包括共同利益、規則和單一價值觀的國家關系體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續受到損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亞條約（TheTreatyofWestphalia）重新劃分各國領土和德國各諸侯的領地，將武力作出的裁決以多邊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三十年戰爭是西方國家關系體系的催生婆，在戰爭的瓦礫堆上，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開始出現。根據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弗雷德里克舒曼的研究，西方國家關系體系主要包括：1相互承認擁有國家主權的國家。2以國際法的原則處理相互關系。3根據勢力均衡的政策謀求本國生存的國際社會是通過基督教結合起來的。（注六）這一關系體的內容是由中世紀末期以來歐洲的政治現實-幾個勢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長期對峙；共同利益要求一個包容所有國家的集體安全體制以避免永無止盡的國際沖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們在尋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時可以找到共同的語言-所決定的。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形成之時也正是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蓬勃興起，科學技術和工商業的結合使得生產力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業增長和科技進步賦予西方國家關系體系以無限擴張的可能性。可以說，這一體系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擴張，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不是西方國家關系體系這一調整各平權主體關系的道德規范體系在世界范圍的簡單的復制，而是一個維護西方國家對世界統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這一秩序里，西方國家集團是立法者和審判者，源於西方哲學和價值觀的國際法和國際習慣是法律條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強大的軍事力量是保證法律實施的強制力。眾神之王用閃電霹靂確立了奧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則用堅船巨炮確立了近代國際關系體系。這一進程始於西方國家關系體系開始向外擴張之時，在十九世紀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狂潮中最后完成。這樣，歷史的際會就將宰治世界的權力第一次交給少數幾個國家；這些國家是人類歷史上最幼稚的國家，剛剛經過一場反對神權的人文主義運動的洗禮。在這浪潮的沖擊下，宗教的節制精神被擯棄；古代社會的禁忌傳統遭到徹底的破壞；禁錮千年的人欲從所羅門銅瓶（注七）中釋放出來，像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熱烈的歡呼。沒有節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種子。隨著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向全世界擴張，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充滿對立、沖突和動蕩的時代。早在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形成之前，舊大陸另一端的中國就出現了在一個強大的國家領導下的邦國部族關系體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合體制。相傳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遠近貢入賦棐（注八）。貢賦這一象征著政治上臣屬關系的經濟義務的規定，標志著廣大地域內的部落已經聯結為圍繞著一個權力中心的政治共同體。紀元前十七-十一世紀的商代是信史時代的開端。留存下來的文獻資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個文明的曙光剛剛照亮天際的時代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比較成熟的邦國關系體系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屬國的領土，由封君管轄；內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職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辭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東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記錄，可與文獻相佐證。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注一三），在邦國關系體系內部和商展開了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紀的武王革命結束商朝六百年的統治，實現了王朝嬗代。對時人來說，殷周交替不僅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政治變故，而且也是一場觀念形態和社會心理的大震蕩-曾經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飛煙滅；古帝的血胤淪為下賤的奴隸（注一四）；偉大的邦國滅亡了，就像一片枯葉在瑟瑟秋風中隕落-歷史運動的勢無情地嘲弄了人間的力量和人類視為永恒的價值。親身經歷鼎革巨變的人們無不為命運的無常所震怖。他們相信一個國家的運祚是由人格化的天決定的；天高聽卑（注一五），根據世人的所作所為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