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日本學者對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的思考摘要:最近20年來，日本的中國史學者在比較國制史、地域社會史研究方面取得顯著成果，這些研究描畫出來的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及地方社會秩序原理都呈現出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類型。此外，從長期社會變動的視角考察中國傳統社會形態及內在發展動力，從連續的、繼承的側面考察傳統社會與近代社會的關系等研究取向也備受矚目。最近數年來，日本學者在中國經濟史、法制史、社會史、思想史等領域中仍在繼續關注那些集中反映時代風貌和社會特色的各種事件和事項，卻放棄給予某種歷史發展階段定位的企圖，也回避作出有關近代性或限界性的評價，而是著重于去具體地理解“當時的人們為什么采取了這樣的行動？是怎樣的狀況驅使人們沿著這一方向行動下去的？”等問題。關鍵詞:文明化；地域社會論；長期社會變動筆者不敢就上述題目展開全面議論和概括。一是涉及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形態問題的相關研究源遠流長、積累深厚，近年來的成果更是日新月異，非筆者所能駕馭；一是近20年來中外學者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深入，中日兩國學者在中國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已經形成相互熟識的“國際化”局面，端出“亞細亞社會論”、“時代區分論”、“發展階段論”等早已沉寂多年的舊社會形態論再次翻炒只會落得古臭之嫌。在此背景下本稿的任務最好還是限定在對近10幾年來二三新動向的介紹上。今天日本的中國史學者和中國同行們一樣，他們對以往的社會形態論爭采取三緘其口的態度，但仍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根據某種時代區分論去從事研究，仍要關注研究對象的時代性格，并試圖確定它們在整體歷史鏈條中的位置。而通過建立某種社會制度模式乃至文明類型的方法來揭示歷史上的中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獨自意義也一直是許多學者的最高追求。只不過，近10多年來日本學者對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的思考已難見到先前那種硬套某種理論框框的作法，在有意識地回避以往那些爭持的同時，很多研究還極力淡化自己的社會形態論的色彩。不經意間，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和進展，這些研究成果終究還是結晶出許多令人矚目的社會形態論。一、“文明化”的視角：中國與世界的共同參照系以近代西歐模型為基準去衡量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度”時，日本學者也同中國學者一樣長期以來存在著巨大分歧和困惑。若是以“不存在官僚世襲制與身份制”、“民間經濟關系的契約性”等等指標來看，中國早在秦漢帝國時代就已經很“近代”了。但是，從“權利與自由受到保障”、“排除經濟外強制的市場交換原則的確立”等等指標上看，近現代中國仍然很“前近代”。就在原有的各種基準不甚有效而相對主義之風在亞洲歷史研究中流行之時，日本的日本史專家水林彪仍然抱著對比較衡量方法的熱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一個新標準“文明化”1。水林的研究方法屬于比較史學中的比較國制史方法論。他在檢討了近代西歐社會的概念史的基礎上，極為有意識地將從歐洲的歷史中推導出來的“文明化”概念作為標準或曰參照系，來衡量中國社會、日本社會的發展階段。但是，與以往運用近代西歐模型的比較法不同，水林此說并非是那種赤裸裸的、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歐洲中心主義，也非將歐洲產生的“文明化”概念當作特殊的歐洲事項進行歷史考察，而是當作人類歷史發展中普遍的基準來積極地采用。他認為，在秦漢以后至唐宋的中國，等價交換基礎上的市場社會已經形成，暴力從社會逐出而集中獨占于國家。宋代以來，科舉制普遍化，它集中地反映出這時的中國已不存在世襲的身份制，已經是獨特的個人主義的脫身份制社會國家。因此中國早期的歷史已經“文明化”。水林不是中國史專家，上述議論來自宮崎市定、滋賀秀三等中國史研究大家的研究。宮崎很早以前曾提出“宋以后近世說”，認為大土地所有制是無身份隸屬關系的純經濟關系2。水林認為，文明化的本質是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但此經濟基礎不是生產力及生產關系，而是“市場經濟”。在這一點上目前的“文明化”理論與世界史的基本法則論有明顯的區別。與分工、分業的發展即市場經濟的展開相對應，王權作為管理一定領域的新的經濟圈的權力成長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也就是“文明化”的最大的指標。水林“文明化”理論的特點是，“文明”、“進步”的本質不是生產力的發展，而是“伴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而來的社會交通關系的廣域化和復雜化”，而被稱作“文明化”的多種多樣的現象最后要結實在與上述社會（交通關系）的廣域化和復雜化相對應的保持秩序的機制上。這樣，水林的“文明化”理論在主張中國早期的“先進性”之時不僅直接形成了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史學（東方專制論、五種社會形態說及歷史發展階段論）、韋伯理論（以合理精神為指標、將中國類型化、固定化）的批判，又與當時一哄而上指摘中國傳統社會的后進性和停滯性的論者相對立。同時，水林的“文明化”理論還強調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存在著一個普遍的基準或曰指標，可以用來衡量各個地域歷史發展的“發展度”，此觀點又明白地與時下甚為流行的相對主義思潮（主張多元發展、強調東西方差異和非可比性）劃清了界限。這種積極、明確的比較嘗試為我們展現出以往從未意識到的社會形態理論，起碼具有發現和提出問題的意義。水林的國制史比較論有吉登斯（Giddens）民族國家理論的影子。吉登斯認為近代社會轉型的最重要的指標是國家形態的變化，而不是生產力提高（馬克思）、人的理性化（韋伯）、社會分工的發展（的爾凱姆）。國家形態演進的一般歷程是從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格局轉變為國家社會糅合的民族國家格局3。水林借用上述理論，比較容易地跳出奴隸制、地主制等生產關系基礎論框架去把握中國社會，也擺脫了國家論與生產關系論之間的難題。但是，該理論在使用“文明化”以代替被日本學者一向厭惡的“近代化”之時，仍充滿著“近代性”色彩；它在揚棄了歐洲中心論的同時又捧出一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基準。問題是這一基準是否可以成為衡量人類歷史上所有不同社會類型（或社會發展形態）的共同參照系？其有效性又在何處？在日本國內，對水林的理論持反對、疑問觀點的學者大有人在。其中，來自日本的學術團體“中國史研究會”的成員渡邊信一郎、宮澤知之等人的批判最為激烈。后來，水林、渡邊等人將各自見解及反批判意見合編成比較國制史研究序說（文明化和近代化）（見前引書，柏書房，1992年）一書公諸于世。從對中國古代史上官僚機構及財政的詳細研究出發，渡邊指出：水林所說的建立在等價交換基礎上的經濟社會并不存在，中國傳統社會基本上是小農的自給自足經濟，商品化率極低，國家將農工商編為各個身份，通過私有者的等價交換而形成的市場經濟社會尚未成立。中國學者也可以從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當中了解該“中國史研究會”諸成員的基本觀點。概而言之，渡邊等人將“專制國家人民”的關系看作是階級關系，認為傳統中國專制國家在總體上對小農實行著“個別的人身支配”。可以看出，這種觀點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亞細亞式社會形態說。渡邊等人對水林的批判集中在關于中國早期的“先進性”等具體史實的認證和批判上，并顯示出扎實而深厚的功底，但對“文明化”理論的根基部分也即所謂普遍基準問題未作令人滿意的討論。與上述渡邊的批判不同，明清史學者岸本美緒除了在官僚制論和國家社會關系論方面提出了反論之外，更涉及到水林方法論本身，特別是著重討論了來自西方社會歷史的種種模型、標準乃至其他變相的、被“最大公約化”了的解釋系統與中國社會形態之間的契合性問題4。岸本認為，1該“文明化”理論外似黑格爾、馬克思的大理論，具有普遍的發展階段論的意味，但卻沒有中核，也即保障普遍的、定向的歷史發展的本質的原動力，而后者是構筑大理論的重要的環節。2應注意到“文明化”概念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在歐洲，文明化本是一個歷史現象，已經成為可以評判的、對象化的東西。而在中國，中國近現代的人們將傳統社會稱為“非文明”，目前要朝著文明國家邁進。在此情況下，采用“文明化”、“近代性”之類的標準時，特別是將中國早期社會評價為“文明化”時，其文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