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社會性別、族群與差異：婦女研究的新取向我們正處在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及生態迅速重構的全球化時代。植根于社會建構（socialconstruction）的社會性別差異（genderdifferences），同階級/階層、種族、族群（ethnicity）、種姓（caste）、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年齡、文化、語言、地區/地域及國家等社會差異和權力等級，1縱橫交織，不僅摯肘著世界各地社會與經濟變遷的進程，而且伴隨各地社會的轉變而發生千姿百態的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尤其是在90年代，女權主義者2對這些差異的理論化層出不窮，紛繁復雜。她們的共識是，惟有將日漸拉大的種族、族群、階級差異以及南北之間的全球差距等一并予以考慮，社會性別的不平等才能得到更加微妙和全方位的理解。本文旨在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少數民族婦女研究現狀來審視和解析這些理論。文章第一部分將簡要梳理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從普遍走向特殊的歷程。接下來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反觀中國婦女中現存的各種差異與權力等級。第三部分側重于對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若干問題做一粗線條的評述。基于前述分析，文章最后將提出幾點研究建議。在筆者看來，中國的婦女研究亟待在特定的歷史與地理情境下來書寫和再現婦女，納入包括族群在內的諸多差異范疇。值此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性契機，在探討民族地區和邊區婦女發展政策和實踐時不失時機地納入這些差異，亦已成為擺在廣大婦女理論和實際工作者面前的一項挑戰。一、女權主義話語的嬗變：從普遍走向特殊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美國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崛起之初，諸如“婦女”、“壓迫婦女”等概念基本上不被認為是有問題的。自西蒙娜德波伏娃以來的女權主義經典理論一向用一種普遍化的言語來描述婦女及其面臨的問題。社會性別被認為是超越國家、地理、歷史及文化界限的，世界各地的婦女因而被普遍視作父權制統治和壓迫的對象。緣此之故，“姊妹情誼”也被認為是全球性的（Morgan，1984）。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種婦女和第三世界婦女開始檢視建立在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經驗之上的歐美主流女權主義理論，挑戰其有關婦女特別是關于非西方和非白人婦女經歷的同質性話語，并抨擊其對婦女之間存在的階級、種族、族群、性取向等諸多差異缺乏敏感。進入9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有色人種/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開始從各自學科出發審視婦女之間存在的各種社會差異與權力關系。3她們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解構和對“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的理論建構，極大地拓寬了“女權主義”定義本身和整個女權主義理論體系。與此同時，女權主義有關知識創造的認識論4理論也開始日漸成熟，構成為女權主義著述的又一顯著成果。美國知名女權主義科學哲學家桑德拉哈丁（Harding，1986）和唐娜哈拉維（Haraway，1991）分別建構了“女權主義立場論”（feministstandpoint）和“處境知識”（situatedknowledge）等概念，用以強調研究者自身所處的由社會性別、階級、種族、族群等身份認同所決定的社會位置對其知識創造所產生的影響。在哈拉維看來，任何知識都是情境化的產物，因而是特定化、不全面的。為了在作為知識生產特權“主體”的科學家同她們的研究對象之間建立更公平的關系，她們力主研究者必須表明她們自己的主體位置，闡明其基于諸多差異的“處境知識”以及與此相伴生的偏見。在她們看來，惟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對自己所創造的知識負責。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學者對此取得了認同，并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5在當代西方“后學”風潮中應運而生并各領風騷的女權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理論和后殖民分析方法也對差異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女權主義后結構主義者（feministpoststructuralists）認為，社會性別化的經歷由社會性別、種族、階級、族群及年齡等不同的身份與差異造就的“處境知識”的體現。后殖民女權主義者（postcolonialfeminists）所尋求的則是跨文化的空間和話語來張揚第三世界婦女的理論、實踐及主體性（參見胡玉坤，2001a）。例如，亞力山大和莫漢蒂合編的女權主義譜系，殖民遺產與民主未來一書著墨于有色人種和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經驗、歷史及自我反思，并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種族、階級、社會性別、性取向及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等多重壓迫，以便提供一個“比較性的，相互關聯和有歷史根基的女權主義概念”（AlexanderandMohanty，1997）。而后現代女權主義者（postmodernistfeminists）則更歡呼差異，強調多元化，并承認被壓制的和邊緣的聲音。她們也呼吁將婦女的聲音和經歷放置于她們生活與勞作的特定時空之中（FraserandNicholson，1990）。但是，后現代主義者對差異的過份強調也令女權主義者憂心忡忡，因為此舉頗有削弱、分裂甚至瓦解女權主義政治意識與行動的架勢。6西方女權主義者對各種權力關系的敏感性和理論化，如今已成為女權主義思想和分析的基石。她們把社會性別當作一個主要變量，著重考察它同其他社會差異的交叉互動。在她們看來，所有等級制皆互為關聯，社會性別、種族、族群、國家、階級、性取向、年齡、地域等諸種差異使那些貌似雷同的個人經歷發生變幻莫測的變異，并且所有范疇皆處于變動不居的動態狀態，它們會因時間的流逝、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伴隨“差異政治”的盛行，女權主義內部的異質性甚至被當作其優勢及其生存的關鍵所在。對異質性的強調還導致了對女權主義分析范疇中一些關鍵性術語的省思和再探究，其中包括單復數的“婦女”、“社會性別”、“壓迫”等核心概念。例如，壓迫的內容本身如今被認為更多元化了，對壓迫的闡釋因而也更加復雜化了。許多女權主義者也更傾向于用“理論化”或“理論建構”這樣的術語來取代“理論”這樣一種表述，以表明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過程，而不是結構上固定的推論（參見ButlerandScott，1992）。讓我們再從女權主義發展理論的沿革來看一看差異理論的沿展軌跡。在當代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發展理論與干預中，女權主義理論家和實踐者對社會性別與發展關系的探討是獨樹一幟的。在最近30年，女權主義發展話語與實踐大體而言經歷了從20世紀70年代初崛起的“婦女參與發展”（WomeninDevelopment，縮寫為WID），到80年代中后期并起的“婦女與發展”（WomenandDevelopment，即WAD）和“社會性別與發展”（GenderandDevelopment，即GAD）的范式嬗變。7該領域處于發展研究與婦女研究的交界處，既有厚實的學術底蘊，又受到諸種激進社會運動的滋養。幾十年來，這些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發展機構、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有關婦女與發展“問題”的議程、政策、項目及規劃。到20世紀90年代，婦女發展在學術、行動和政策圈內已成為被廣泛認同的主題。在20世紀50-60年代，發展機構主要從再生產的角度審視婦女的經濟角色，因而將她們只看作是持家者、生育者、養育者及家庭主婦。這反映在發展項目中不是有意無意地忽視婦女，便是主要側重于計劃生育、人口控制、母嬰保健、營養、衛生、家政等主題（Braidotti，1994）。丹麥經濟學家埃斯特。博斯魯普在其以學術和政策為取向的拓荒之作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Boserup，1970）首先向這種福利式探討發難。博斯魯普注意到，在世界很多地方，婦女被排除在發展進程之外，她們非但沒有自動受益于發展項目，與男性相比，發展過程還常常導致婦女角色與地位的相對乃至絕對下降。她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將經濟變遷對婦女的影響擴展到進而分析年齡、階級、種族等因素如何影響到不同社會中婦女的角色，從而揭示了現代化對各種婦女群體的不同影響。博斯魯普的著作改變了學者、倡導者和決策者對發展過程中社會性別問題的認識，并最終引發了一場“WID”運動。婦女參與發展探討旨在通過將婦女納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流來改善婦女的地位和處境。它以婦女為著眼點并把婦女看作是獨立的利益群體。在WID的旗幟之下，對婦女獨特經歷的承認機構化了，從而被納入了國際社會、捐贈機構、政府部門至各類婦女組織的議程。但WID探討也因其將“婦女”視為一個普遍化的毫無區別的范疇而受到詬病。由于以婦女為著眼點或以社會性別為分析單位，它往往傾向于忽視婦女之間存在的基于階級、種族、文化等因素的等級和剝削關系。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問世的婦女與發展范式是從“第三世界”婦女角度提出的替代性發展戰略這一方法認為婦女不需要被納入，因為她們本來就是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問題的焦點因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