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建立一個福利多元主義的社會服務與NGO模式一、社會服務與福利多元主義（一）社會服務社會服務是社會福利的實現載體，二戰前，歐美國家把弱勢群體作為社會福利服務的對象，弱勢群體（vulnerablegroups）主要是指那些在社會生活中比較脆弱和易受傷害的群體。二戰后，由于公民社會權利理論的提出和福利國家的形成，界定福利服務對象的標準和原則由無勞動能力和道德化因素轉變為公民的社會權利，由此社會福利的對象超出了弱勢群體的范圍，社會服務的性質開始從救濟延伸到發展。（二）福利多元主義福利多元主義是面臨福利國家整體危機而引發的福利私有化的呼聲，它要求減少政府在社會福利直接供給中的角色。在英國，有“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pluralism),“福利的政治經濟與混合經濟”；在美國，有“共同生產”(Co-production)、權力下放(Empowerment)；在歐洲其他國家，則有“福利組合”、“社會經濟”；在新西蘭、澳洲有“從福利國家到福利社會”等政策被提出，這些名詞雖然不同，但卻有著很類似的內涵與發展方向，即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福利提供者。i福利多元主義一方面強調福利服務可由公共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家庭與社區四個部門共同來負擔，政府角色逐漸轉變為福利服務的規范者、福利服務的購買者、物品管理與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門從事服務供給的角色。另一方面強調非營利組織的參與，以填補政府從福利領域后撤所遺留下的真空，抵擋市場勢力的過度膨脹，同時，通過非營利組織來達到整合福利服務，促進福利的供給效率，迅速滿足福利需求的變化，以及強化民主參與等功能。ii雖然對福利多元主義的討論起源于歐洲福利國家，但是這一個概念的思想內涵仍然適用于當今中國所遇到的情況。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政府按照社會主義按需所取思想而建立的福利體系，其實要比任何一個歐洲福利國家來得更為徹底和公平，盡管這樣的福利體系易引致民眾的安逸和不利個人能動性的發揮。二、社會福利社會化與NGO的涉入（一）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出現理論界把社會福利從廣義和狹義上來理解，廣義上指一切旨在改善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社會措施；狹義上指“專為社會弱者提供的社會服務”。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福利承擔的主體也在發生變化。在人類社會未進入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前，社會福利的主要責任是由家庭、社區、教會和民間慈善團體負擔，政府很少對公民提供直接的生活幫助。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政府逐漸取代家庭和社區，扮演福利提供的重要角色。自1948年英國宣布為“福利國家”，其成為西方國家標榜和追求的一種理想制度。政府成為福利的主要承擔者，福利范圍“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開支也越來越大。70年代中期，西方各國普遍遭遇經濟衰退，福利國家面臨危機。于是人們開始重新反思政府在福利制度方面的角色，主張福利的責任應該由公共部門、營利部門、非營利部門和家庭社區等四個部門共同負擔。政府應該與民間合作，共同提供社會福利的各項內容。福利開支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機構（包括企業）一起通過合作來提供。iii社會福利社會化要求福利由公共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家庭與社區四個部門共同來負擔，它與前面提到的福利多元主義實質上是一致的。吉登斯認為福利國家面臨的風險是人為風險，福利國家的危機是風險管理危機，并非簡單的財政危機。據此，他提出要徹底改革英國的消極福利政策為積極福利政策，強調“無責任即無權利”的新原則，主張個人、集體和國家共同建設社會投資型國家。iv（二）社會福利社會化與NGO涉入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薩拉蒙（Salamon，1999）教授提出一個“結構運作”性定義，該定義強調了NGO的六大特征：組織性（formalorganization）、民間性（nongovernmental）、非營利性（nonprofit-distributing）、自治性（self-governing）、志愿性（voluntary），后來又加入了兩個要素，即非政治性（nonpolitical）和非宗教性（nonreligious），以進一步界定NGO，并逐漸成為國際上公認的關于NGO的界定標準。vNGO在我國官方文件里一般稱之為民間組織，廣義的NGO是指政府和營利的企業之外的一切社會民間組織，它在外延上包括社團、民辦非企業單位、國有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其它組織（含單位內部的、以企業形式登記的、未登記的社團等）。vi狹義的NGO是指嚴格符合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的社會組織，即官方概念里的“民間組織”，在外延上就只有社團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兩類組織。viiNGO涉入社會服務福利領域，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NGO本身優勢所在。社會的發展出現了福利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對社會福利承擔的主體要求多元化和社會化，同時NGO能以自身的特點，特別是其中的非營利性和支援性，能更直接、更靈活地接近服務對象，與服務對象形成某種互動關系，并能夠以低成本獲取較高的社會效益，運用自己的資源以及利用社會資源提供服務，減輕政府的負擔，降低政府在社會福利支出上的成本，有效地滿足其多樣化和多層次的需求，保證服務質量，從而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viii三、上海的實踐及啟示（一）上海的實踐2003年下半年，上海市委領導進行專題調研后，依據當時上海社會的三大特征，即社會成員流動性大、社會治安問題較為突出、維穩工作不確定因素顯現，提出維穩工作的四點思路：一是要解決這些問題，單靠政法部門力量不夠，必須從大治安、大社會的角度形成整體合力的工作格局；二是“嚴打”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需要建立長效管理機制；三是當前單一行政管理模式已無法實現社會管理職能，需要形成社會化的整體管理理念和模式，要努力形成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三位一體的管理構架，把社會人組織起來，將社區建設作為提高人員組織化的工作平臺；四是要通過法制建設加強社會治安工作規范化程度。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雖然是在原有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基礎上的發展，但它又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的全新的工作，它不僅會帶來工作方法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必須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用新的理念指導。經過反復研究，上海的領導們提出創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在社區戒毒、社區矯正、青少年管理的領域中，建立一支專業化、職業化的社會工作者隊伍。市委領導十分重視，兩次專門下發文件，指示在浦東、盧灣、閘北和徐匯四個區域先行試點，從2003年8月起先行在浦東、盧灣、閘北和徐匯等四個區開展試點，11月四個試點區的社工正式上崗。2004年2月，市委領導肯定試點工作成效，并指示全面推進預防和減少犯罪體系建設，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行、社會多方參與”的總體思路組建了的三個民辦非企業性質社團組織，即上海市自強社會服務總社、上海市新航社區服務總站和上海市陽光青少年事務中心在“上海市青年文化活動中心”舉行了成立揭牌儀式，標志著社團自主運行的實質性啟動，2004年8月起，在試點工作的基礎上，體系建設在全市各區縣范圍內全面推進，逐漸形成了多元化的、各司其職、協同管理的綜合治理新格局。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是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其基本價值取向是維護社會穩定，從戰略上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為上海的改革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政府職能與社會資源的最佳結合是保證這個體系有效工作的根本條件。（二）上海實踐的啟示1、為傳統政府服務提供有效補充，促進了社會服務的全覆蓋傳統的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往往都是面向一些普通的弱勢人群，如老年人、殘疾人、下崗人員等。但是隨著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社會中正形成一些人數日益壯大、狀態不穩定的特殊群體，如禁毒人員、矯正人員、“三失”青少年等。類似的特殊群體都是被傳統的社會福利服務所忽略的。正是考慮到維穩需要，上海市推出了預防與減少犯罪工作體系，為禁毒人員、矯正人員、“三失”青少年這三類人群提供免費的專業服務，所有這些服務都以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