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管理論文-探討企業管理人員應付方式與心理健康關系摘要采用SCL90量表和梁寶勇編制的應付方式評定量表為測量工具，對企業中層管理人員應付方式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進行調查研究。研究表明企業管理人員應付類型對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響。關鍵詞企業管理人員應付方式心理健康一、對象與方法1.對象本次研究選取江西省5家企業的168名中層管理人員為對象，其中有效樣本為136名。樣本分布情況：男性54名，女性82名；30歲以下為73名，30至39歲為49名，40歲以上為14名；大專及以下58名，本科72名，碩士及以上為6名；供職于外資企業70名，股份制企業37名，其他企業29名。2.方法采用SCL90量表和梁寶勇編制的應付方式評定量表(WCRS)為測量工具。施測方式為個體施測和團體施測相結合，指導語相同，當場填表，獨立完成，填寫完畢后當場交卷。二、結果1.企業管理人員應付方式特點采用梁寶勇編制的應付方式評定量表，對136人進行了測試，經因素分析得出6個主成分或因子，它們分別是：宣泄與接納（F1），包括量表中的第5、16、17和19項；認知調節與退避（F2），包括第1、2、7和10項；偏向歸因（F3），包括第11和18項；第四個因子（F4），包括第3、9和13項；防御策略（F5），包括第4、6和第20項；避免情緒困擾的策略（F6），包括第8、12、14和15項。本研究根據梁寶勇的六因子模式對企業管理人員應付方式特點進行了統計分析，企業管理人員在各因子上的得分分別為F1=10.942.86，F2=9.532.28，F3=3.901.56，F4=7.992.27，F5=7.782.07，F6=9.332.62，其中“宣泄與接納”因子得分最高，“偏向歸因”因子得分最低。運用快速聚類法對所有被試在20個項目上的填答內容進行聚類分析，共聚類成兩種應付類型：“應付類型1”和“應付類型2”，這兩種應付類型的管理人員分別占調查總體的32.6%和67.6%。在應付方式項目的選擇上，兩類管理人員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的有第1、3、4、5、7、8、12、13、14、16、19、20項，“應付類型1”的得分均值顯著大于“應付類型2”。其中“應付類型1”的企業管理人員得分在3.00以上的應付方式項目（即“總是”、“經常”或“較常”選擇該項目）有7項，按照得分高低依次為：第8、3、4、7、19、5、16等項目。2.應付類型的差異及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在對企業管理人員應付方式進行聚類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還對兩種應付類型的企業管理人員的SCL90測查結果的差異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見表。兩種應付類型的企業管理人員SCL90總均分及5個因子分均值都有顯著差異，即“應付類型1”的SCL90總均分及5個因子分均值都小于“應付類型2”。可見，不同的應付類型對企業管理人員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響，采用“應付類型1”的企業管理人員心理癥狀檢出率低，心理健康水平相對更高一些。表兩種應付類型的企業管理人員SCL90測查結果三、討論以SCL90總均分為因變量，以應付方式6個主成分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系數達顯著水平的自變量為第一和第三主成分，由回歸方程推測，第一個主成分所包含的應付方式（第5、16、17和19項）組合成的應付型式為積極的，即選擇該應付型式的被試SCL90總均分較低，兩者呈負相關。本研究結果也顯示，使用“應付類型1”的企業管理人員SCL90總均分及多數因子分均值顯著低于“應付類型2”，這說明企業管理人員應付類型對心理健康是有一定影響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梁寶勇提出的“積極的”應付型式與我們本次研究中得出的“應付類型1”所包含的應付項目有一致之處，如包括第5、16和19項，這說明某些應付方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跨情境的一致性。但同時我們也發現，兩者所包含的應付項目并不完全相同，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被試人群不同，因而應激源也是不同的，企業管理人員的主要應激源來自工作，這與一般人群有很大不同；第二，這種差異可能說明人的應付方式雖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境性，但與人格因素相比，其普遍性可能要低一些。我們進一步分析了“應付類型1”與“應付類型2”存在顯著差異的13種應付項目的具體內容，發現很難用“積極”或“消極”等詞匯來概括出它們的性質，這一結果也進一步證實這樣一個觀點：大多數應付方式不宜籠統地說成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參考文獻:1謝亞寧:簡易應付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8，6（2）：114-1152梁寶勇郭倩玉郭良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