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業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目錄TOC\o"1-3"\h\u32274女性就業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 118580一、女性就業理論內涵 16684（一）就業歧視理論 118377（二）社會性別理論 230628（三）社會工作理論 27769二、女性就業研究綜述 29370（一）中國女性就業歷史的研究 22858（二）女性就業的促進措施研究 429235（三）二孩政策的研究 66362中外文參考文獻 7一、女性就業理論內涵（一）就業歧視理論就業歧視是指在職場中企業為了將某些就業人員排除在外，不從崗位的符合度考慮而是直接作出不合理的限制性條款，導致就業不公平的現象。就業歧視降低了人才的適配性和充分就業率，勞動力市場也無法達到最優配置效率。貝克爾的歧視理論。在貝克爾的觀點中，偏見是導致歧視產生的主要原因，即因為雇主或者企業主的偏好，他為了不選擇某個就業群體，可以接受承擔某些非必要的費用，雇主或者企業主是實施歧視的主體。貝克爾歧視理論認為，歧視性雇主為了更多地雇傭男性員工，需要犧牲一定的利潤損失，破壞了效用利用最大化。而在完全競爭市場上，長期下來，不同群體勞動力可以互相替代，此時沒有歧視偏見的雇主因為選擇相對便宜的勞動力，使得成本最小化，提高市場競爭力，從而也縮小了市場工資差異性。這時非歧視型雇主會慢慢將歧視型雇主驅逐出市場。貝克爾人力資本理論也提及了自我歧視性投資理論，即如果就業人員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是相同的，當被歧視群體預料到自己將會在就業市場中受到歧視，也就是更難以應聘上高薪優越的工作機會，那么他們會減少對自己的人力資本投入。因為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決定了被歧視群體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及投資多少，這是他們對勞動力市場歧視的預期反應，是一種理性決策。雙重勞動力市場歧視理論。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可以分割成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這是多林格爾和皮奧雷根據雇傭和報酬支付等特征進行劃分的。能提供較高的待遇水和較穩定的工作機會和發展機會以及更好的工作環境的勞動力市場稱為一級市場。而只能提供待遇低穩定性差和難以晉升的就業機會的勞動力市場稱為二級市場，二級市場中的工作條件也比較差。該理論的觀點是一種“弱者恒弱”的觀點，即認為大部分女性和農村轉移進城的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往往處于劣勢地位，所以他們只能在二級市場工作，長期下來形成固化印象，從而形成了歧視，并且這種歧視加劇了這一勞動群體在二級市場上的不穩定性，而打散工的狀態又加劇了歧視，劣勢地位的勞動群體只能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處于劣勢低位的勞動群體成員幾乎無法進入一級市場，因在一級市場中，管理和制度性規在調控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市場力量無法發揮作用。統計性歧視理論。該理論由菲爾普斯提出，他認為缺乏信息獲取渠道或獲取信息成本高且耗時長是造成統計性歧視的根源。大多情況下，雇主會選擇錄用更高預期生產率的候選人，但個人生產率的信息難以獲得，這時只能利用候選人個人和生產率相關的特征加以判斷，如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年齡、性別等特征。在招聘中，如果雇主在判定求職者的個體特征的時候代入群體特征作為刻板印象，這就形成了對劣勢群體的統計性歧視。當女性就業者被認為女性就業群體不如男性就業群體產出高效時，就會在勞動力市場中遭到統計性歧視，哪怕個別女性的生產率非常優秀也難以避免統計性歧視。（二）社會性別理論社會性別是區別與生理性別的概念，這個概念最早是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生理性別指的是與生俱來一般情況下不可更改的男女性在生理結構上的差異。而社會性別并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不可改變，而是在社會發展以及工作分工中慢慢發展形成的對兩性角色、責任、特點的差異。社會性別和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以及文化觀念背景都有關系，會動態改變。社會性別理論并不是單純的女權主義，而是理性地認識到男女兩性有不同的制約因素也有不同的社會角色，認識到男女之間存在的不平等，追求兩性均能擺脫束縛，得到平等自由的發展。（三）社會工作理論社會工作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的純理論，而是將該理論在社會工作中實踐起來，其意義是一種專業助人的活動。社會工作強調協助個人、家庭、群體、組織和社區尋求更和諧滿意的工作方式。學者斯基摩爾就在《社會工作導論》中，對社會工作的概念進行了歸納總結，他認為，社會工作不只是一種專業助人的科學活動，也是一種藝術，如何更好地運用個案工作、群體工作、社區工作行政和研究等方法，來達到解決個人、群體（尤其是家庭）、社區的問題，是值得探究的重要方向。二、女性就業研究綜述（一）中國女性就業歷史的研究在國內，女性就業問題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許多學者都對我國女性就業的發展進行研究。自1949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先后經歷了計劃經濟階段、商品經濟階段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應每個經濟階段的發展，就業市場也在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而這也影響著女性就業情況動態地進行改變。1.舊中國時期女性的勞動參與：萌芽期1840年鴉片戰爭后，我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時期，農村經濟日漸衰弱，許多破產農民為了生存只能進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這里面也有一批農村女性，她們大多在早期的紡織廠里做一線女工，然而當時在城市里從事社會勞動的女性人口數量還非常小，并不足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群體。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使得封建帝制徹底結束，封建社會的男權主義也徹底推翻，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覺醒，就業人口中的女性隊伍慢慢壯大。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在很多重要城市，社會勞動中女性的占比在逐漸攀升。通過鄭美琴（2006）關于1949年上海市女性就業的探究中，可以從當時女性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口的占比中看出舊中國女性勞動的特點。首先，女性就業率并不理想。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之一，代表了更先進和開放的勞動力市場，但女性就業率僅僅只有17.82%；而放眼全國，截止到1949年，中國的產業工人中有女工僅有60萬人，占產業工人總數不足一成；第二，對行業分布進行分析，女性主要還是在車間工廠、在家務農中進行工作或者從事家庭幫傭?？梢钥闯龃藭r女性更多只能充當勞動時間長但收入低的勞動力，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強度大但質量低，并不利于女性發展；第三，數量相當少的女性能得到非體力勞動機會，女性勞動力往往排除在相對高收入的勞動領域之外這是由于長久以來的社會制度對女性勞動的種種限制造成的?？梢?，隨著歷史的發展，經濟政治制度的推動，女性才開始有機會走出家庭的領域，女性的就業意識才慢慢開始萌芽，但此時，女性在社會勞動力市場中并未有太多的話語權，就業比率較低，從事的也多是體力勞動，收入也比較低。2.計劃經濟體制下女性的勞動參與：變革期建國初期，國家重點加強對工業經濟發展，加快工業結構調整，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女職工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但由于城鄉人口隔離的戶籍制度等因素，大量人口被迫束縛于農業和農村，也阻礙了勞動人口更快速地向城鎮、工業的轉移。建國后，一系列提出婦女解放的政策和運動加快了我國女性女權意識的覺醒，不僅使更多女性參與到社會勞動中，女性就業層次也得到了提高，之前女性更多是充當廉價勞動力，這時類似科教文衛等含技術性的第三產業開始為婦女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但由于當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因此在此類行業中就業率并不太高。在計劃經濟階段，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歸因于當時政府包分配的工作制度，但政府安排的工作崗位往往質量不高也缺乏晉升渠道，造成女性就業結構不合理，這也是在這個經濟階段比較突出的女性就業問題?？梢詮漠敃r國有企業中女性就業狀態得出當時女性就業三多三少的特征。三多是指女職工從事簡單勞動多，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多，在次要崗位多。三少是指從事復雜勞動少，在技術密集型企業少，處于重要崗位少。就業層次水平不高，嚴重影響了女性的職業發展，也無法形成女性的就業競爭力。但在這個時候，女性就業穩定性比較高，大多數為正規全日制就業，很少部分選擇臨時就業。陳俐在（2004）提出，女性就業這一經濟發展階段有兩大突出的問題:一是當時社會生產力還比較落后，卻喊出“充分就業”的口號，這時的充分就業并非真正意義上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充分就業，因當時女性自身素質較差，很多并不滿足崗位需求但也上崗，這時拋開了效率講公平，大大地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二是保護女性就業的行政手段比較固化，為了維持女性高就業率的形象卻不重視女性職業素養的培養，并無法讓女性獲得真正意義的成長，也無法激發女性的就業競爭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女性的職業發展是停滯的，也無法促進社會男女平等，反而強化了對女性就業的刻板印象，加重了歧視。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國家強有力的政策支持，迸發了女性就業的活力，激發了女性就業巨大的潛力，但此時對于男女平等扁平化的理解雖然提高了女性的就業率，但也產生了女性就業結構的問題，這一時期可以稱為女性就業的變革期。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女性的勞動參與：發展期張李璽（1990）提出，在改革開放深化的背景下，計劃經濟階段慢慢過渡到市場經濟階段，我國也迎來了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也帶來勞動市場的蓬勃發展，女性的就業顯示上升勢頭。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女性參與就業的領域也得到擴大，就業結構趨于合理化，就業層次也逐步提高，同時，中國女性就業有別于之前依賴政府分配為主，也進入到了市場化的進程當中。女性就業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渠道，同時也對女性自身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義，女性就業有助于社會財富的積累必然也提升了女性社會地位，而社會地位的提升也使得女性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最終完成了女性從家庭主婦到社會勞動者的轉變。最后，因為更廣泛地參與到社會生產中，也促使女性開始關注自我素質的提升以適應更高的生產要求。在這一階段，雖然女性就業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也伴隨了一些問題。這是由于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進程中就業制度的不適應性。計劃經濟下由國家安排城鎮女性在各種公有制的企業中工作，是“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此時女性就業呈現出“高就業、低工資、低效益、低素質”的特點。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企業也需要相應地調整企業制度，出現了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新形式，勞動制度也相應地發生轉變，用工制度調整為合同制、招聘制等。但許多國有與集體企業未能跟上時代的潮流，出現了體制轉換適應不良的靡勢,都讓城鎮女性的就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和挑戰。進入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體制深化改革，則呈現出了公有制企業中女職工的失業和再就業的新局面。常凱（1995）指出，女職工失業問題的表現方式和嚴峻程度，在不同的產業、不同性質的企業和不同的地區存在差異性。一般來說，女性失業情況在第二產業比在第三產業嚴重許多；在改革開放步伐較慢的地區較難提供比較多合適女性就業的機會，導致其女性失業的情況不如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那樣和緩。（二）女性就業的促進措施研究1.推行非正規就業形式席克琳在《歐盟國家婦女非正規就業的發展對提高我國婦女就業率和社會地位的啟示》（2006）中提出，非正規就業形式能靈活地滿足女性就業的需要，又能靈活地安排家務和工作達到平衡，所以得到歐盟婦女的青睞。James等學者在《Unemployment,NonstandardEmployment,andFertility:InsightsFromJapan’s“Lost20Years”》（2017）中也研究發現，在日本，婚姻和生育之間的密切聯系和早期職業就業環境和經驗的長期影響下，發現男性失業和非標準就業的增長導致了通過婚姻生育率的下降，這與強調男性經濟資源在塑造婚姻經濟門檻方面的核心作用是一致的，特別是在養家糊口的家庭仍然普遍存在的社會中，而女性失業和非標準就業的增長與婚姻生育率呈正相關(但與婚姻無關)，這與我們所強調的已婚女性就業和婚姻中收入的補充性質是一致的，而且，不斷變化的就業環境與以結婚為條件的生育率之間的關系，第一胎的關系可能不如第二胎和更高胎次的關系明顯。推行女性的非正規就業，能有利于家庭生育率的提高，也能使得女性能繼續保持參與社會勞動。2.關注女性生育后的福利保障MunE等學者在《PolicyGenerosity,EmployerHeterogeneity,andWomen’sEmploymentOpportunities:TheWelfareStateParadoxReexamined》（2018）中對育兒假政策進行了研究。育兒假政策被認為是家庭政策中最有爭議性的組成部分，不像其他兒童保育福利一直顯示出對女性就業的正面影響。育兒假的問題被稱為“福利國家悖論”，有學者提出這樣的政策會使得企業主不愿意雇用或提拔女性擔任高級職位，因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使用這些政策休假。日本學者比較了日本在1992年和2005年日本兩次重大家庭政策改革前后雇用和提升女性的情況，使用日本大公司的數據分析發現，幾乎沒有發現政策導致的企業主歧視隱含在福利國家悖論中的證據。Abdulloeva等學者在《Policiesonworksitelactationsupportwithinstatesandorganizations》（2013）中了解到，2010年ACA生效后，33個州組織、36個州公立大學和13所私立大學發布了行政通知，并根據聯邦政府的要求調整了它們的組織策略。24個州在2010年聯邦法之前頒布了工作場所母乳喂養法，19個州頒布了工作場所哺乳的州法律，也有針對州雇員的哺乳政策。而且許多州關于母乳喂養的政策規定十分詳細，如保證哺乳期的母親可以使用15分鐘以上的休息時間，規定有適宜的母嬰室，像印第安納州甚至要求雇主提供儲存母乳的冷卻器。一些政策還規定，女性可以使用年假或加班調休來作為母乳喂養的時間。Warnecke等學者在《WomenasWives,MothersorWorkers:HowWelfareEligibilityRequirementsInfluenceWomen’sLaborForceParticipation–ACaseStudyofSpain–》（2008）中針對西班牙關于家庭福利政策，包括產假育兒假、兒童福利、提供兒童保育以及所得稅結構等對于女性進入或退出勞動參與的研究中，有個比較有意思的發現。2003年，政府向有3歲以下子女的在職母親發放了一項新的免入息審查福利，重要的是，津貼直接支付給母親。父親只有在母親死亡或者他擁有孩子的唯一合法監護權的情況下才能得到補助。孩子的福利直接分配給母親，母親的議價能力增加了。3.促進生育成本的社會化郭莎莎在《北歐家庭友好政策對女性就業的影響研究》（2017）中研究發現，對公共兒童照料服務的關注是北歐福利國家制度的一大重點。首先，社會層面上看，北歐國家公共服務水平的持續優化帶來了總體兒童照料率的提升。其次，由于產假和父母假制度不斷改善，父母能在家中照顧低齡幼兒的時間增加，對低齡幼兒照料的需求相對緩和，減輕了家庭因生育帶來的負擔。DelBocaD等三位學者在《ChildCare,MaternalEmployment,andChildren’sSchoolOutcomes.AnAnalysisofItalianData》（2016）中針對意大利一項關于母親就業與養育孩子對于孩子后半生學業成績的影響的研究，發現早期照顧孩子增加了在高中取得高分的可能性，而母親就業狀況對孩子的學業成績結果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在意大利，有工作的母親平均比沒有工作的母親受到更好的教育，并且可以通過高質量陪伴時間來彌補她們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比較少的問題。職業母親“犧牲”自己的空閑時間，以便花更多的時間與孩子在一起，如果必要的話，減少她們花在“基本護理”上的時間，以便有更多的時間享受“高質量護理”。此時，優質的兒童幼托服務能有效幫助職場母親平衡家庭與工作。4.促進男女就業平等王輝在《歐盟女性就業政策透析》（2007）中提出，一些國家引入了配額機制來保證女性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維持足夠的參與度。（三）二孩政策的研究二孩政策出臺的時間較短，但該政策涉及到我國的人口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各方面，所以國內許多學者都對該政策有所探究。關于二孩政策與人口問題的研究，顧和軍等指出，雖然全面二孩政策不能改變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但能有效減輕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關于二孩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關系的研究，段美枝認為，目前的生育保障制度存在生育成本分擔不合理，無法有效激勵職場女性生育意愿等問題，二孩政策的實際落地不如理想。關于二孩政策與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顧和軍等指出，雖然二孩政策雖然提高了少兒撫養比，但創造的“人口紅利”十分有限，可能會對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放開生育政策有利于緩解我過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也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這是對社會產生的積極效應?？墒?，根據公安部最新發布的《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2020年出生并已在公安機關完成戶籍登記的新生兒，截止到2020年底，為1003.5萬人，這一數據比起2019年的1179萬人減少了15%。在生育政策放松的當下，出生人口并未井噴式增長，反而逐漸下滑，可見現在大家的生育意愿并不高漲。李代敏和鄭林（2020）通過隨機抽樣以及走訪當地縣城的育齡夫婦，發現二孩政策存在難落實的問題。首先，因為養育成本較高，追求精細化養育，照顧一個孩子已經較大壓力。其次，養兒防老及女性獨立等傳統觀念發生改變，國家逐漸完善的養老體系以及家庭合理的資產配置能提升獨生子女家庭的幸福度，也不影響女性在黃金年齡時期的工作和學習。最后，目前教育配備等公共資源不足，如專業的學前教育托管機構收費較高等使得生育成本基本由家庭承擔，也影響了國民的生育意愿。二孩政策實施僅4年時間，長期效應未凸顯，但目前來觀察短期效應，放松生育政策并未達到理想的效果。黎寶欣和鐘雁佳等人（2020）在基于廣州做出的發達地區全面二孩政策響應度的研究中提出可探討二孩家庭養育孩子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以及加大二孩家庭的獎勵和補貼力度等政策，同時，要利用正向的文化宣導，擯棄無節制的“多子多?！彼枷攵怯匈|量的養育文化，來提高國民的生育意愿。中外文參考文獻[1]張李璽.婦女就業問題的社會學思考[J].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0(01):58-62.[2]常凱.公有制企業中女職工的失業及再就業問題的調查與研究[J].社會學研究，1995（03）:83-93.[3]李新建,趙瑞美.性別歧視與女性就業[J].婦女研究論叢,1999(01):4-8+3.[4]劉麗雙,王艷萍.論我國當前的婦女就業問題[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0（07）：22-24.[5]陳俐.中國城鎮女性就業態勢及區域差異[D].華東師范大學,2004.[6]李艷梅.關于婦女就業問題的思考[J].前沿,2004(09):165-168.[7]潘夢婷.對當前婦女就業問題的一些思考[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4(S1):7-9.[8]宋柳.淺論當代中國婦女就業問題及對策[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5(09):26-29.[9]席克琳.歐盟國家婦女非正規就業的發展對提高我國婦女就業率和社會地位的啟示[A].廈門大學.歐盟與中國·福建：跨文化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廈門大學:,2006:3.[10]鄭美琴.女性的選擇權與勞動參與決策的經濟學分析[D].華中農業大學,2006.[11]王輝.歐盟女性就業政策透析[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7(01):58-62.[12]蓋蕾.我國中下層婦女就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D].東北師范大學,2009.[13]陳婷.關于婦女平等就業問題的研究述評[J].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2010（03）：27-30.[14]岳倩,薛坤.日本婦女就業現狀與主要影響因素探析[J].世紀橋,2010(07):46-47.[15]劉云浪,查杰.農村婦女就業的制約因素與制度安排[J].安徽農業科學，2012,40（22）：11491-11493.[16]王琳.歐盟促進女性就業的政策及啟示[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8）：81-84.[17]潘蔚暢.我國農村留守婦女就業問題及對策研究[D].湖北大學,2016.[18]郭莎莎.北歐家庭友好政策對女性就業的影響研究[D].河北大學,2017.[19]高紫琪.中美兩國女性的就業狀態對比研究[J].內蒙古煤炭經濟,2017(15):76-77+81.[20]王夢凡.開放二孩新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J].中國高新區,2018(07):3.[21]殷雅琪,孫勝剛,陳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我國婦女就業與勞動權益保護的法律應對[J].法制博覽,2018(21):233.[22]趙豐華.我國二孩政策下婦女勞動權益保護探析[J].法制與社會,2018(25):143-144.[23]張海珠.二孩政策下女性就業平等權的法律保護[J].勞動保障世界,2018(15):10+12.[24]鄧利方,李銘杰.二孩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基于勞動力供給視角[J/OL].南方經濟:1-15[2019-08-05].[25]林曉寧.防止女性就業歧視,全面推進二孩政策[J].勞動保障世界,2019(17):16-17.[26]彭定武.試論我國城鎮婦女就業問題[J].勞動保障世界,2019(18):12.[27]Warnecke,ToniaL."WomenasWives,MothersorWorkers:HowWelfareEligibilityRequirementsInfluenceWomen'sLabor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