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勞動力狀況和各從業人口數的大體匡測〔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于資料十分零散，而且記載又多含混籠統，有的在看法上還存在著分歧，所以要弄清清代的勞動力狀況，以及人口的職業構成，那是十分困難的；然而日益深入的社會史和經濟史研究，卻需要我們答復這些問題。為此本人不嫌淺陋，以現有資料為根底，試作某種輪廓性的探索，目的是拋磚引玉，期待出現佳作。

一、勞動力狀況的估測

清朝政府沿襲以往朝代的做法，將虛歲十六以上、六十以下的男子稱為成丁，凡符合此年齡段而身體又無傷殘、無慢性疾病的，都必須承當政府的勞役差派，或繳納代役銀和丁銀。國家征集、招募兵丁，也從這些人中挑選。雖然有清賦役征派形式和內容的變化，把原先丁的實際含義和賦稅中丁的概念弄得混亂不堪，但是成丁意味著由此必須向國家盡子民百姓的義務，這應是確定不移的。成丁，從社會的角度而言，也是一種標志。盡管十六歲只相當于今天的十五歲或十四歲多，可在當時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條件下，已是個主要勞動者了。從此他可以結婚、成家立業，并負擔起奉老養家的責任。按照有的學者對族譜資料的研究，自16世紀中到18世紀中，凡年齡在十五歲以上者，平均死亡年齡約在五十一五十三歲之間[1]。在平均壽命不高的情況下，十五歲〔虛歲十六歲〕便要踏進社會，成為一個完整的勞動者，那是缺乏為奇的。

瑞典人口學家桑德巴，根據人口年齡構成與未來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的關系，將人口構成劃分為增加型、穩定型和減少型三種類型，然后計算出每種類型各年齡段的人數比例。清代自康熙至乾隆末的人口開展趨勢，一直屬于增加型社會。增加型人口的各年齡段人數比例是：一至十四歲占全部人口數的40%，十五至四十九歲占50%，五十歲以上占10%[2]。桑德巴所稱十五—四十九歲，約當中國傳統虛歲十六至五十歲，正好是參加勞動的適宜時期。大致康熙末雍正初全國人口約在1.4—1.5億之間，乾隆中2億左右，乾隆末約有3億。按照桑德巴的標準估算，康熙末雍正初十五至四十九歲的人口數是0.7—0.75億，乾隆中1億，乾隆末1.5億。清代男女性比例是113—119：100[3]，那么每一時段的男性整勞動力人數分別是：

康熙末雍正初：0.3715億—0.3805億和0.3978億—0.4075億；

乾隆中：0.5305億—0.5435億；

乾隆末：0.795億—0.815億。

自道光中后期起，清代人口一直徘徊在4億上下，如依4億為計，男性人口是2.122億—2.174億，女性1.878億—1.826億。這期間人口開展趨勢屬穩定型。穩定型15—49歲年齡段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50.5%，那么男性整勞動力就是1.0716—1.0978億人。

清代按中國傳統舊例，男子在外勞動養活家口，婦女在內主中饋，參加家內勞作。所以她們的勞動不屬于社會生產性勞動。這樣的觀點，當時上至皇帝，下及百官、文人，都是這么看的。乾隆初，陜西巡撫崔紀在一個奏疏中談到農家勞動力狀況時就頗具典型。他說：“百畝之家，除老幼婦女而外，共力田者不過兩三人〞[4]這里的二三人，就是“或父子、或兄弟〞，沒有把婦女和老幼列在一起。又如“農民八口之家，耕缺乏二三人〞[5]與崔紀的說法如同一轍。按清代的實際情況看，把婦女完全排除在生產性勞動之外是不適宜的，且不談南方不少地方也有婦女參加田間勞作，就從羊蠶、采茶、紡紗織布等這些以婦女為主的勞動，隨著整個市場經濟的開展和農民多種經營和更加普遍化，已越來越具有社會生產的性質。因此，適當考慮把婦女的勞動包括在社會生產的行列，是完全必要的。當然，由于體力等各種限制，加上相當局部婦女的勞作仍以家務為主，所以可按成年男子勞動量的一半，或更少一些進行計算，即相當于半勞動力和四分之一勞動力。照清代的傳統，女子以虛歲十五為及筓之年，也就是步入成年了，不過為了計算方便，仍依男十五至四十九歲為全勞動力的標準作準。在這個年齡段中，假設半勞動力和四分之一勞動力各占一半，那么，康熙末雍正初女子合兩者折成全勞動力為：0.2464億—0.2396億和0.2641億—0.2569億之間，乾隆中0.3521億—0.3424億，乾隆末0.528億—0.5137億，道光中期以后為0.7113億—0.6916億。

將算出的男女整勞動力加在一起，清代各時期大致能給社會提供的勞動力數量為：

康熙末雍正初06179億—0.6201億和0.6619億—0.6671億

乾隆中0.8826億—0.8859億

乾隆末1.324億—1.3287億

道光中期后1.7829億—1.7894億

以上屬于理論匡估數，實際情況遠比這要復雜得多，比方在“及歲〞的勞動者中，必須扣除因疾疫喪失勞動力人。還有像地主、官僚、貴族及其家口，眾多的游食群等等，亦不在勞動者之列。但也有這樣一種情況，不少五十歲以上的人，還在從事力所能及的社會生產性勞動。假設將其總體平衡加減，清代的勞動力資源，可能與理論匡估數亦相差不遠。

二、城鎮人口構成

清代人口，絕大局部居住在農村，城鎮人口比例不大。美國施堅雅在其?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一書中，統計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國二千人以上的居民點一千六百五十三個，共計人口2072萬人，城鎮人口約占當時總人口的5.1%〔不包括關外東北地區、蒙古、新疆、西藏和臺灣〕。施氏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不少中國學者同時指出，他的估計總的趨于偏低，以山東省為例，有人計算乾隆至道光間的城鎮人口約在140—180萬之間，約占全省3000萬人口的4.7%—6%，高于施氏華北城市化率4.2%的比例[6]。又比方有人指出，他對諸如北京、杭州、南京、景德鎮、自貢、清江浦〔現淮陰市〕等城鎮人口的估計，亦過于保守[7]。不過盡管如此，我們認為在道光二十年前后，全國的城鎮人口比例不會超過6%。

中國的傳統城市，一般都是以政治中心或軍事重鎮為根底興起的，北京以及許多省會城市和邊疆軍隊駐防中心就是如此。在這些城市里，政府官員以及與此相關的兵弁、吏役，連同家口等等，便占了相當的比重。以北京為例，據有的學者估測，乾隆四十六年〔1781〕，內城、外城并城屬，共有男女老小986978口，其中八旗人員就有649900口，占65。859%[8]，而這還不包括居于紫禁城內的皇帝宮眷、太監、宮女和各色服役人員，中央及順天府、宛平、大興二縣漢官和吏役，京師巡捕五營的綠營兵弁與家口，估計應不低于十萬人。真正民戶不過二十來萬〔約三萬至四萬戶〕。在這二十來萬人口中，有相當局部是商戶和店家伙計〔店家伙計很多人是單身隨店主立戶〕、各種小攤販、幫閑、唱戲、賣笑求食者。他們做買賣，或是打秋風混飯，其主要對象往往是官家公務人員，以及為公私事務進京耽誤的差員、科考舉子、待缺求覲官員等等。以手工業或苦力維持生計的，如果撇除外府外省流入的臨時性貧苦流民、游民，也就是幾萬人。北京可謂當時作為政治中心城市人口職業構成最典型的例子。其它比方各省府城市，雖然情況沒有像北京那樣突出，但在人口職業構成中公役人員占有相當比重，這一格局大體是相同的。

當然，有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原因，使城市的經濟功能壓倒了政治或軍事功能。人口構成發生不同的變化，廣州就是如此。廣州城確實立無疑得力于它的政治地位。在清代，它是省城，又是府城，南海、番禺兩縣衙門和粵海關都設在此地，還駐有八旗重兵，派將軍統馭，綠營有將軍標左右前后四營、巡撫標左右二營和廣州協左右二營，共八個營，城里和近城地區，政府公務人員和軍弁一大批。可當時的廣州主要是個工商貿易城市，特別自乾隆中期以后，全國的對外貿易集中于此，國內國外商賈及各色人役叢雜，在人口構成中，商人、船民船工、店員伙計、苦力等等，在數量上已占有主導位置[9]。

北方的天津，在明代原屬拱衛京師的一個衛所，清代改衛設縣，后來又是府治所在地，但因地處海河等“九河下游〞，南北大運河經臨此地，又瀕臨渤海，很快便成為商業轉販中心了。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門保甲圖說?記載，當時城內戶數9914戶，與商業有關的鋪戶、負販、鹽商、船戶就有5245戶，占總數的53%。每年夏秋之間，海河兩岸“帆檣絡繹，水手如云〞，居民中光靠搬運糧食為生者，就“不下數萬人〞[10]，在人口職業構成中，已與原先的軍事重鎮關系不大了。

除了前面說的傳統政治、軍事性原因興起的城市外，清代還出現了一批純粹因交通工商業開展而興盛的城鎮。在這些城鎮中，工商和效勞業便成了居民中的主角。地當“九省通衢〞的漢口鎮，就有“九分商賈一分民〞的說法[11]。福建廈門的興起，得力于海運業，清代四大海關之一的閩海關，便選該地為關址。除了大批船戶、船工、使役外，與造船、修船有的土木金銀銅鐵諸工，亦率以萬計[12]。江西景德鎮的繁榮與瓷業生產密不可分，城市人口中幾乎都與制瓷、賣瓷有關。嘉道時，“民窯二三百處〞，“工匠人夫數十萬，靡不借瓷資生〞[13]。至于延綿十許里的市肆鋪面，除羅列各種瓷器產品外，便是為外來工匠商販提供效勞的旅店、酒樓、茶肆等等。廣東佛山鎮，先以冶鐵和陶瓷業聞名，隨后又興起絲織、印染等手工業，另外成藥、造紙、爆竹、竹木藤器等行業也有一定開展。乾隆時，佛山人口20萬，其中參與炒鐵、鑄鐵、冶鐵的工匠就不下三萬至四萬到四萬至五萬[14]。與佛山同屬南海縣的石灣鎮，嘉道時，住戶六至七千，“業陶者五六〞[15]。在全體人口中，制陶、販陶者占有絕對的優勢。

市鎮密集的太湖平原區，專業人口具有優勢的例子就更多。江蘇長洲縣陸墓鎮，“居民多造窯及織汗巾為業〞；吳江縣黃家溪市，“市民多業杼〞；庉村市，“居民多鐵工〞；盛澤鎮那么以“綿綾為業〞[16]。嘉定縣新涇鎮因近傍出產黃草，鎮民們“織成涼鞋，行銷遠近〞[17]。浙江桐鄉縣濮院鎮，“機業十室而九〞，從事絲綢織業，其產品號稱“濮綢〞，名聞四方[18]。類似這樣的城鎮在北方也有，山東博山縣顏神鎮，便因煤炭、陶瓷和琉璃業而得名[19]；陜西涇陽縣城，人們“藉涇水以熟皮張〞，“皮工齊集其間者不下萬人〞[20]，一躍而成為西北名城。

總之，不管因政治、軍事因素興起的城市，或因商貿、或因某一手工業興旺而勃興的專業性城鎮，它們的人口職業構成，較之農村要豐富、復雜得多。首先，各級政府衙門都設于城市。另外，它們往往也是軍隊駐扎的中心。這樣在城市人口中，政府官員、吏役、兵弁，以及其他有關人員如幕僚、長隨、奴仆，便是不可少的。既為城市，必然會有商號鋪戶，于是便出現商人、小攤販、伙計、學徒等等。很多城市還是交通中心，車把式、船工、挑夫和各種搬運工叢集。一些稍大的城鎮，因為人來人往，需要休憩娛樂場所，從而戲園、酒樓、茶館以及堵場、青樓妓院、看相、算命等等，便應運而生，這又聚集著一大幫人。至于像前面說到的一些專業性城鎮中的各色手藝工匠，更構成人群的主體。

因為城市的包容性遠比農村大得多，常常是各地流民、游民會聚的地方，一些生活較為富裕、追求犬馬聲色的人，也喜歡長期耽誤在城市。江南一帶有所謂城居地主，他們就闔家住在城市。在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既是統治者集中之處，也是各種幫兇、狗腿子混跡的好地方；既有追利逐末者，也有更多的為求取一飽而四處奔忙者；有各種手工業、工藝生產者，也有龐大的游食寄生群。在城市，同時也是精英們會聚的場所和各種藏污納垢的區處。城市的性質，城市的特點，決定著城市職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三、各種從業人口數的大體匡估

清代，農業是主導產業，在全國人口中，約有90%左右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或是農業生產者的家屬。他們中除漢族外，還有新疆的維吾爾族、西藏和四川的一局部藏族，南方和西南的苗、瑤、僮、土家、布依，以及彝、傣、畬、黎等諸民族。1840年前夕，全國總人口約為4億，農民與家屬大致在3.5—3.6億左右。

牧民，清代以畜牧為生的，主要是一些少數民族，如蒙古、布魯特〔柯爾克孜〕、哈薩克，居住于青海、藏北、甘南等地的藏族。另外，在華北和西北陜西、甘肅的一些回漢百姓，也有以放羊為業的，但人數很少。估計以畜牧為生的人口，約在三百至四百萬上下。

鹽灶人丁。灶丁本是官給鹵地煎鹽、歲收課鹽的專門戶籍，后來雖有變化，但多數灶丁仍需依藉煎鹽為生。總計灶戶的人數也很龐大。據咸豐初有人提到，僅淮南二十場，就有“專藉煎鹽為生〞的“灶丁數十萬〞[21]。四川井鹽亦規模巨大，嘉道時，犍為、富順等縣在廠人數動以數十萬計，沿邊的大寧、開縣“眾亦以萬計〞[22]。雖然這個人數包括了灶戶、傭作、商販等各項人役，但其主體無疑是直接從事煮鹽的大批勞作者。山東場清初原額灶丁五萬多，后來擴大滋生，到清中葉應不低于十萬人。以上列舉的，只是鹽灶人員中的一局部。另外還有淮北〔合淮南共二十三場〕、長蘆八場，奉天九場，浙江三十二場，福建二十一場，廣東二十七場，以及云南井鹽、山西河東池鹽，陜西甘肅池鹽等。盡管各場規模不一，人丁亦多有懸殊，但按保守估計，百萬之數當不為過，加上家口便是五百萬。

手工業工人。這主要指有一技之長的如木工、鐵匠、泥瓦工、經布匠、竹篾工、油漆雕刻工、石匠、軋花彈花工、爐匠、燒窯工、糕餅師傅等。這些人，有的走村串寨，或臨時支帳搭篷為人加工勞作，也有人受雇傭作，更有相當局部人在城鎮開設小作坊，或實行師傅帶徒弟式的勞動，他們的工作盡管比擬分散，但很多村寨、每個城鎮，差不多都有其蹤影，假設每個州縣平均有150—200人計，全國當有此類零散手工工匠22.5—30萬人。此外還有一些集中于城鎮，或雖在山鄉，但有一定規模的手工工場工人，亦應歸在這個類別之內。關于后一類的工人，前面我們曾略有提到，像佛山炒、鑄、冶鐵工三萬至四五萬，涇陽、廈門各有皮工、船工上萬人等等。另如蘇州有染坊踹布工匠二萬余名、紙坊工人八百多名。在京師戶工二部鑄錢的上千名爐工，亦多雇自民間，加上鎔銅打造銅器鋪戶，這樣的手工工人可達2000—3000人到3000—4000人。[23]閩北山鄉，人們開設茶廠，只甌寧一縣已不下千廠，“每廠大者百余人，小亦數十人〞[24]，千廠便是上萬人。清代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工人，估計約在50—60萬上下。

礦工。清朝政府的礦業政策雖時緊時松，但銅鐵等物乃國用、民用所需，加之商人亦要以此牟利，只要可能，便開礦不止。自康熙中期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陜西，以及云南、貴州等省山區，經常聚集著成千上萬的礦徒、礦丁，開山挖礦。康熙末，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萬余人開礦，隨逐隨聚〞[25]。廣東冶鐵、采煤、伐木，“傭工者不下數萬人〞[26]。廣西僅慶遠府南丹州所屬山區，有礦徒“十余萬人，盤踞在內，地方文武無計解散〞[27]。四川昭覺縣，“當乾嘉時，礦廠甚王〔旺〕，漢人居于斯土者成千萬計〞[28]。貴州“銀銅黑白鉛廠，上下游十有余處，每廠約聚萬人、數千人不等〞[29]。礦業最興旺的云南省，極盛時，“大廠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余人，合計通省礦丁，無慮數百萬〞[30]。此說雖不免夸大，但可想見礦丁數量確實不少。清代礦業的最大問題是聚散不定。這既有礦脈窮盡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受政府禁礦思想的干擾。從礦工成份而言，主體是貧苦農民，隊伍亦不穩定。不管如何，幾十萬人的隊伍是會有的。

船民、漁民、船工。據有的學者估算，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沿海商船，其載重能力在700—800石至7000余石，即50—500噸之間的，約有9000余只，即近一萬只[31]。至于一般細桅小帆、只在近邊航運、捕魚船只，那么可能超過萬艘。稍大的閩廣艚船，除需配備舵工、亞班、大僚、頭碇、司杉板船、總鋪等人員外，另有“水手二十余名或十余名〞[32]，浙江海船水手“每船約二十人〞[33]，江蘇沙船平均每船亦需船工二十至三十人[34]。又據英國人斯當東在天津附近海面見到的船只，那么有四十至五十個船員[35]。山東出海商船，“使船〞者大概10—20人[36]。假設采取保守算法，按平均計，每船用柁工、水手十五人，萬船便有十五萬人。加上近海小賞漁船，至少應有二十五萬人。

內河船只數量比海船更多。據著者在?清前期內河航船考略?[37]一文匡估，除漕船等各種官船不計，全國載重在200—300石以上，經常作中長途航行的民船，不下十來萬艘，假設每船配備船工五人，便是五十萬人。另外還有五十五至六十萬艘二百石以下小型船，以其中三分之一為商貿船，每船配備二至三人，也有船工約四十至六十萬人。

把海船和內河傳的船運人員相加，應超過一百萬，而這還不包括內河漁民以及有關家口。

商人。商人的人數較難匡估，但以有關記載來看，亦為數不少。安徽歙縣，“農之三，賈七焉〞[38]。山西平陽府，“土狹人滿，每挾資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澨，皆有邑人〞[39]。汾州府“民物浩穰〞，“多商賈〞[40]。河南武安縣，“最多商賈〞[41]；鄢陵縣，“耕讀者少而求利者多〞[42]。陜西漢中府，“農桑之外，咸事商賈〞[43]。江蘇淮安府“趨市利者〞，“十之三四〞[44]。山東黃縣，“商十之五〞[45]。江西泰和縣，“半為農，半為商〞[46]；金溪縣“為商賈者三之一〞[47]。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行賈于四方〞[48]。當然，以上不過是些舉例式資料，既不全面，而且就所引資料，有的頗有夸張，不過在清代，商業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局部，那是非常確實的。

一般說來，在內地的多數省份，只要是百戶以上的村寨，總會有一兩家鋪戶，城鎮當會更多。據有的學者對江西萍鄉縣有關市鎮商鋪的統計，除載錄籠統〔如僅記商民假設干家等〕不計外，八個市鎮中共有居貨殖者1180—1390家[49]，加上縣城、村集等等，估計全縣會超過一千五百家。從商業的角度看，萍鄉在江西屬于中等偏上的縣份，而江西在全國又是個中等偏上的省份。在北方，有的學者對山東省的某些縣份居民職業狀況作了估測。在被統計的滋陽縣688戶中，從事商業的人家有二百三十三戶，占33.9%。又如臨清縣的城市戶口中商業人戶約有近千家[50]。臨清的商業活動在山東位居上乘，在沿運河城市中也稱得上佼佼者。滋陽大概屬于中等水平的縣份，或中等稍稍偏上。不過據作者稱，滋陽的統計不全，只相當于全縣人戶的三分之一，否那么商業人戶還要增加。一些全國著名的中心城市如北京、蘇州、漢口、廣州、天津等等，商號都超過千家。就連佛山、吳城〔江西〕等鎮，也有“阛阓千家〞之稱。

比擬起來，邊疆地區的商業活動開展較晚，但也不是空白點，有的地方還相當活潑。北疆城市張家口，嘉慶末已有商號二百三十余家。內蒙古的綏遠城，乾隆時，鋪戶四街八面，一等至六等共1530鋪[51]。新疆的烏魯木齊，因“屯田民人陸續前來，其貿易人等亦接踵而至〞，及乾隆二十七年，已“開設市肆五百余間〞[52]，而且勢頭還在不斷增長。作為全疆政治、軍事中心的伊犁地區，共建大小九城，其中僅綏定城內就“商民逾百家〞[53]。南疆諸城，商貿一直興旺，乾隆中期后，與內地交往增加，繁榮程度有增無減，以喀什噶爾為例，乾隆二十八年商民鋪房、堆房二十八處，嘉慶十五年〔1810〕很快增至一百四十處；又如葉爾羌，亦由原商民十九名、鋪面房四十間，增至一百八十余處[54]。關外東北地區，僅吉林、寧古塔及船廠等地，就有從直隸和晉豫等省流入的商賈、工匠、傭人等三四萬不等[55]。按縮小估算，商賈人等起碼有4000—5000人。道光三年〔1823〕，科爾沁右翼中旗查出民戶二百五十五戶，鋪店酒肆竟有十六家[56]，占總戶數的6.3%。貴州省道光初曾有人作過調查，在外來人戶中，貿易、手藝客戶20400家。照此，貿易戶至少近萬家。[57]

有的學者依據清末的一些地方志，對15個省的44個州縣工商人口比例作了大致統計，“一般都是商多于工，有的地方數量還相當懸殊〞[58]。參照來看，如果我們把手工工人的人數定在五十至六十萬上下，那么商戶〔包括小攤販〕可能會超過一百萬。

地主紳士。紳士指有功名身份的人，張仲禮教授在?中國紳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書中確認，在19世紀前半期，有各類紳士一百余萬人，加上家庭成員可達五百五十萬人。清代低層紳士中，也有出自“荷畚執鋤〞的農家子弟，但多數應是地主，即紳衿地主。至于沒有功名的一般中小地主，人數大體與紳衿地主差不多。這樣兩者相加，便有千萬人之數。

兵丁吏役。僅以經制兵而言，清朝定額八旗兵二十萬，綠營兵六十萬，加上家口四百萬。吏指在各級衙門辦事的書吏，役即差役，在州縣等地方衙門有皂〔皂隸〕、壯〔民壯〕、快〔馬快、步快〕三班，另如仵作、禁卒、更夫、馬夫、膳夫、轎傘夫、斗級、倉夫等，也歸在役一類。按照規制，州縣衙門設書吏七至八人至十五至十六人，實際上遠遠超出此數，常常少那么幾十人，多那么上百人，甚至更多。役的人數一般是吏的兩倍，且隨著吏的人數膨脹，役的人數也在急速增加，除正役外，還有幫丁、“白役〞之類。即以正役而言，就有百余人到幾百人不等，把吏和役合在一起，按保守數算，假定每個州縣平均一百人，一千五百個州縣便是十五萬人。州縣以上還有二百多個府和直隸州、廳，各省省級督撫、兩司衙門，河道、漕運諸衙門，以及中央的部院寺監衙門，也都設有吏役。據清光緒?會典?，中央各衙門書吏一千二百多人，省級衙門二千二百多人，府和直隸州三千多，合計約六千五百來人，實際比這要多得多，再加上相應的役，五萬人并不為過。把州縣的吏役和其它衙門的吏役人數加在一起，共約二十完，連同家口一百萬。這里我們還沒有把各級官員的長隨、幕僚等等計算在內。

游民和各種待雇求食者。按照清代法律的界定，游民系制不農、不商、不工、不庸的游棍、地痞、無賴等等。實際內容遠比這要廣泛，歸納起來，大致有：閑游于地方的紈绔子弟和地痞、游丐、妓女、江湖賣藝者、習拳舞棍者、賭徒、犯罪捕逃之輩、占卜堪輿人、中間撮合人、包媒婆，此外還有從土地上排擠出來游蕩逐食者、鹽販子、被裁散的軍勇[59]。他們中既有社會的渣滓，更多的那么是受生活煎熬而流落作歹的無奈者。游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隨著嘉道以后社會矛盾的加劇，急速地在擴展著。

由于資料極不完備，要確切地估算這些地層求食者的隊伍是相當困難的。但只要稍微留心，就回發現，有關記載幾乎比比皆是，特別是一些交通沿線和大中城市，聚集的人數動輒以萬、十幾萬、幾十萬計。比方運河沿線的“江南徐、海、邳、宿，山東的郯〔城〕、蘭〔山〕、滕、嶧之民，隨漕逐末及游手好閑、絻舟傭食者，累數十萬〞[60]；沿江西廣信、南安到廣東南雄、韶州，是貫穿南北的重要通道，清朝政府指定閩、皖茶葉由粵海關出口，都是通過這條路運送的，“沿途船夫、挑夫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十萬人〞[61]；與江西入粵路線大體平行的湘粵線上，據說也有待雇挑夫“數以十萬計〞[62]。在廣東，還有一種“借外來洋船以資生者〞，“約計數十萬〞[63]。在城市，“輦轂之下〞的北京城，“聚數十萬游食之徒〞，他們“晝那么接踵摩肩，夜不知投歸何所〞[64]。“貿易之盛甲于天下〞的蘇州城，“五方雜處〞，“商賈云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完人〞，還有“如寺院、戲館、游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號稱“窮人之大養濟院〞[65]；湖北漢口鎮，“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66]，也是游民聚集之所；浙江省會杭州，“四方之民朝東暮西，如鳥之飛、魚之游，流寓多于土著〞[67]。四川巴縣〔今重慶市〕，地當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繡錯〞，“宵小奸宄時潛伏于城隅〞，“千百成群，暮聚曉散〞的待募水手，出沒于“附郭沿江〞地帶[68]，也稱得上是窮人的“養濟院〞。廣東佛山鎮，“四方商賈萃于斯，四方之貧民亦萃于斯〞，其中“徒手就食者〞占“什九也〞[69]。人口密度不算很高的臺灣府，嘉道之際的有游民25—57萬[70]。如此等等，可舉的例子還有很多，尤其是那些散處于村野聚落的“無業游民〞，更是細小不勝枚舉。據初步匡測，這樣的人，在鴉片戰爭前夕，全國當有千萬之數。

以上只是就我們所知，對清代人口的從業狀況和大體人口數作出的粗略匡估，有的歸類可能不盡妥當，既有遺漏，也有交錯重疊，還有像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一些少數民族等，因人數有限，略而未計。一般說來，我們都偏于按保守數字權估的。在清代，90%的人口從事農業，剩下的10%的非農業人口，其從業比例結構應是〔包括家口〕：牧民占8%，鹽灶人戶占10%，手藝工匠、礦工、船工等占15%，商人、小攤販12%，地主、紳士〔包括在任官員等〕占20%，兵弁吏役10%，游民和各種待雇求食者20%，其它〔如狩獵采集者、漁民等等〕約為5%。由于清代各個時期的情況各有差異，所以列出的比例數也常會有高低變動。比方礦工，極盛時期和衰退時期的差異很大；又如游民求食者，前期較少，嘉道以后就越來越不可收拾了。在很多情況下，往往壯年男子外出打工求食，妻兒父母自留農村種地，而且他們也隨時可能返還于農業。在相當時間里，這些離開農村或在其它行業作業的人，仍與農村和農業勞作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連系，這是我國傳統社會晚期十分普遍的現象，是我們作研究考察時必須加以注意的。

[1]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版，第143頁。

[2]轉引自劉錚等?人口統計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3]權按姜濤估測數為準，見?中國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頁。

[4]“乾隆初西安巡撫崔紀強民鑿井史料〞，載?歷史檔案?1996年第4期。

[5]同治?醴陵縣志?卷一。

[6]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山東的城鎮與城鎮人口?，?清史論叢?1996年號，遼寧古籍出版社版。

[7]胡煥庸、張善余編著：?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