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2009—2019年中國對RCEP成員國的跨境電商出口數據，通過交易成本理論視角從基礎設施（運輸成本）、通關環境（清關成本）、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服務成本）層面構建RCEP成員國跨境物流的指標體系，利用基于廣義矩估計的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PVAR-GMM）來研究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的互動關系。實證結果表明：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基礎設施與跨境電商有雙向因果關系，基礎設施對跨境電商的影響程度最大，在短期內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存在互相抑制的關系，但從長期來看基礎設施與跨境電商則會相互促進，跨境電商的發展會促進跨境物流服務能力的提升。研究結果能為RCEP框架下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的協同發展提供可行路徑。關鍵詞：RCEP;跨境電商;跨境物流;互動;PVAR-GMM0

引

言跨境電商具有低成本、豐富種類等優勢，在海外市場有廣闊前景。跨境電商市場在線交易的成功執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物流。然而，跨境電商面臨物流方面的挑戰，如通關手續繁瑣、海運港口設施差、陸路運輸服務質量低等問題。當前全球經濟貿易發展敏感，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加之經濟情況影響，傳統貿易面臨下行風險，跨境電商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學術界對跨境電商研究主要關注其驅動因素[1]、影響因素[2]，較少涉及RCEP成員國之間的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之間的關系。然而，RCEP協定是涵蓋全球范圍最廣、最有潛力的自貿協定，其成員國在未來將構成廣闊市場。研究RCEP成員國之間的跨境電商和物流互動對促進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廣泛意義。1

文獻綜述和假說1.1

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的互動關系研究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長久關系。跨境電商的發展會帶動跨境物流的提升，而跨境物流的提升相應也促進跨境電商的發展[3]。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不斷增長，跨境電商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這將促進其與跨境物流之間的均衡發展。跨境電商需要跨境物流的支持才能滿足消費者跨境交易的需求，而跨境物流同樣需要跨境電商的繁榮來維持可持續性發展。交易成本通常被解釋為經濟交換成本，跨境物流受到交易成本制約程度深。跨境物流從實際需要的角度來看包括運輸成本，清關成本和服務成本[4]。接下來從這三個層面來探究跨境物流與跨境電商的互動關系。由此可得：假說1（H1）：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1.2

基于運輸成本的基礎設施與跨境電商的互動關系基礎設施的發展程度受到運輸成本的影響。短期內跨境電商的發展會帶給物流基礎設施極大的壓力，而各國基礎設施發展的不均衡同樣會限制跨境電商的發展[3]。跨境物流現在普遍存在一定的問題，如基礎設施利用效率低，調撥貨物能力待提高，且跨境物流尚未形成科學的運輸體系[5]。但從長遠來看，基礎設施的完善促進跨境電商的發展，使其能夠更好地服務消費者，且抵消部分對跨境電商的負面影響[6];跨境電商的發展同樣會促進跨境物流的進步。由此可得：假說2（H2）：在短期內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會相互抑制;在長期內會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1.3

基于清關成本的通關環境與跨境電商的互動關系清關是國際貿易的必備環節之一，清關環境主要是指海關監管能力的評估。受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劇烈變化，通關環境也因疫情和政治形勢多變，對跨境電商有很大的影響。通關便利性的劇烈波動會顯著影響跨境電商的風險程度[7]。從長遠來看，跨境電商通過強化規模經濟，減小地域間的發展不平衡，增強通關環境的便利化[8]。通關環境的便利會精簡跨境電商的流程，促進其可持續的發展。由此可得：假說3（H3）：在短期內通關環境與跨境電商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從長遠來講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1.4

基于服務成本的跨境物流服務能力與跨境電商的互動關系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是服務成本的體現。在短期與長期的視角中，服務能力在跨境電商中受到越來越高的關注[9]。跨境電商需要依賴跨境物流服務來提升客戶的滿意度，跨境物流服務也需要依賴跨境電商來提高其業務范圍。跨境物流服務的優化可以為跨境電商提供更高效的供應鏈支持，從而促進其業務的擴展和增長。同時，跨境電商的興起也催生了對跨境物流服務的需求，推動了物流行業的發展與創新。由此可得：假說4（H4）：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視角來看，跨境物流服務能力與跨境電商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2

研究數據與計量模型2.1

變量說明2.1.1

跨境電商跨境電商CBEC。跨境電商使用中國對RCEP成員國跨境電商出口交易額衡量。借鑒馬述忠和房超的方法識別跨境電商數據[8]，根據《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來識別商品，通過Python的爬蟲功能在UNComrtade數據庫采集中國對其他RCEP成員國的出口數據，共采集到297802條數據，在剔除非跨境電商商品后，共得到92538條數據，此數據使用出口指數進行平減并取對數。2.1.2

跨境物流跨境物流CBL。結合先前的分析，跨境物流由基礎設施CL、通關環境CL和跨境物流服務能力CL三個指標構成。借鑒Portugal-Perez和Wilson[10]的方法，將基礎設施劃分為硬性基礎設施和軟基礎設施，硬性基礎設施采用集裝箱港口運輸量與空運貨運量衡量，軟基礎設施采用貿易和運輸相關基礎設施的質量、班輪航運連接指數衡量。參考Wilson[11]的方法，使用出口交貨時間中位數、海關手續負擔、所有產品適用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和清關流程效率來衡量通關環境。跨境物流服務能力采用物流服務能力和質量、貨物跟蹤和追溯能力、易于安排具有競爭力價格的貨物、貨物在預定或預期時間內到達收貨人的頻率來衡量。剔除數據嚴重缺失的老撾，采用多重插值填充缺失的數據。2.1.3

數據來源樣本的選定時間為2009—2019年。構建跨境電商的貿易數據來源于UNComrtade數據庫;構建跨境物流的指標來源于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DI）和物流績效指數（LPI）。2.1.4

指標體系三級指標的權重通過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計算，然后加權可得到基礎設施、通關環境和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數據，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2.2

PVAR模型此研究重點關注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的動態關系。建立的PVAR模型如下：Y=α+αY+β+γ+ε（1）式中：Y包含CBEC、CL、CL、CL四個變量;α表示截距項;j表示滯后階數;β表示個定效應;γ表示時間效應;ε表示隨機擾動項。3

實證檢驗3.1

平穩性判斷本文選取LLC、IPS和Fisher-ADF三種方法來檢驗面板數據的平穩性，截距項和趨勢項根據時序圖判斷，結果如表2所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跨境電商呈現不平穩，因此對所有數據進行一階差分處理，變量均平穩。3.2

確定滯后階數表3表示使用BIC、AIC與HQIC準則判斷最優滯后階數選擇的結果，可以得出最優滯后階數應選擇為一階。3.3

協整檢驗本文分別使用Kao、Pedroni以及Westerlund檢驗來進行協整性檢驗，根據表4，可以說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跨境電商、物流基礎設施、通關環境以及跨境物流服務能力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H1部分成立，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之間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3.4

格蘭杰因果檢驗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進一步判斷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如表5所示。由此可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認為基礎設施與跨境電商互為格蘭杰原因;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是跨境電商的格蘭杰原因。綜上所述，H1部分成立，跨境電商與基礎設施指標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是跨境電商的格蘭杰原因。3.5

穩定性檢驗根據圖1所示，伴隨矩陣的所有特征值均小于1，因此可以進行后續的脈沖響應分析和方法分解。3.6

脈沖響應分析根據圖2，跨境電商對基礎設施、通關環境造成沖擊后，均呈現出抑制作用，基礎設施隨之呈現出正向響應，便趨于平穩，通關環境呈現波動狀態，然后趨于平穩，跨境電商對跨境物流服務能力造成沖擊后的效應均呈現為正向的;從跨境物流對跨境電商的沖擊來看，基礎設施對跨境電商造成沖擊后，在跨境電商表現為先負向再正向之后平穩，通關環境對其造成沖擊后，跨境電商呈現波動性，跨境物流服務能力在對跨境電商造成沖擊后，跨境電商在前兩期呈現出正向的響應，且在第二期達到最大值，之后趨于收斂。由此可以得出：H2成立：短期內基礎設施與跨境電商相互有限制關系，從長遠來看跨境電商與基礎設施共同進步。H3不成立，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跨境電商和通關環境的關系是復雜多變的。H4成立，在任何時期跨境物流服務能力與跨境電商之間的關系是積極的。3.7

方差分解由表6可以得出基礎設施對跨境電商的波動影響最大，且影響度在逐步增強，而通關環境和跨境物流服務能力對跨境電商的解釋程度較低，這充分體現基礎設施對跨境電商的影響最強。4

結論與啟示4.1

結

論本文利用《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來識別中國對RCEP成員國的跨境電商出口數據，從基礎設施（運輸成本）、通關環境（清關成本）、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服務成本）三個層面構建RCEP成員國跨境物流的指標體系，借此來衡量中國跨境電商與RCEP成員國跨境物流的互動關系，可以得出：（1）跨境電商和跨境物流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二者相互依存。在跨境物流中，基礎設施對跨境電商的影響程度最為深遠。跨境電商和基礎設施之間呈現雙向因果關系，凸顯基礎設施在推動跨境電商發展的重要性。（2）基礎設施和跨境電商在短期內會相互限制，但從長遠來看，它們是相互促進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可以為跨境電商提供更好的運營環境，而跨境電商的快速發展也推動了基礎設施的升級和優化，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的關系。通關環境易受外界影響，而通關環境與跨境電商的關系是復雜多變的。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服務能力是共同促進的關系。4.2

啟

示（1）我國可以通過資金支持、技術援助、設備供應等多種方式支持RCEP成員國中落后國家的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幫助其提高跨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