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及其測量的研究綜述一、社會資本理論探討（一）社會資本理論的源起社會資本理論主要來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兩方面。在經濟學方面，主要是洛瑞、波拉思以及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社會學方面，以格蘭諾維特為代表的關于強關系、弱關系在個人求職中的作用的探索性研究對社會資本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一，經濟學方面的源起。“資本”概念最早出現于經濟學研究領域，是經濟學的核心術語，指以交換媒介為體現形式的價值載體，是一切能夠帶來收入或利潤的資財，具有物質形式。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W.Schultz）首次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把“資本”理論的研究拓展到了非物質領域，資本也由此成為帶來價值增殖的所有資源的代名詞，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然而，這時的資本概念僅屬于生產要素，僅限于經濟資源。但不久，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紛紛從自己研究領域出發引入資本范疇，于是，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組織資本、體制資本、權力資本等概念應運而生，豐富了資本理論。此后，經濟學家波拉思提出了“F-連接”理論。他認為，由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公司（firm）組成的關系網絡影響著經濟交換的方式。而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則充分注意到了制度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并試圖以新古典理論說明特殊經濟制度產生的條件以及這些社會組織對系統活動的影響，從而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20世紀70年代后期，經濟學家洛瑞從社會結構資源對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出發，首次提出了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對應的一個嶄新的理論概念――社會資本。在他看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的，即個人是自利的，總是用盡一切手段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這種利己主義者的描述與現實社會中的人相去甚遠。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網絡中的，并非以獨立的方式去實現目標，個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為中心。因此，經濟學家必須修改理論假設，以使之更符合社會現實。洛瑞認為，社會資本是諸種資源之一，存在于家庭關系與社區的社會組織之中。洛瑞雖然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但他并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因而也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自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率先對社會資本進行系統分析以后，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才逐漸被社會學者所接受，以至于到20世紀末，社會資本研究成了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熱門課題。第二，社會學方面的源起。盡管有關社會資本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會學家迪爾凱姆（Durkheim）的“集體意識”、齊美爾（Simmel）的“互惠交換”、韋伯（Weber）的“強制性信任”，但一般認為，社會資本的產生是建立在社會網絡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其直接理論來源是美國學者格蘭諾維特、林南（LinNan）等人的社會網絡與其擁有的社會資源的關系的研究。真正作為社會資本理論，是從布迪厄、帕森斯等人的研究開始的。是布迪厄最早將“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引入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體制化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的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的集中。而科爾曼則被認為是從理論上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而具體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會學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教授布朗指出，“關于社會資本的第一個重要的理論表達是由詹姆斯?科爾曼于1988年提出的”。在科爾曼之后，經由普特南、波特等人的發展，社會資本理論才成為具有重要的跨學科影響的思潮之一。（二）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社會資本是一種新的資本形式，目前對它的定義是多種多樣的，且未達到共識。國內外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出發，給予了不同的表述。1.國外學者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20世紀70年代后期，經濟學家洛瑞從社會結構資源對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出發，首次提出了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對應的一個嶄新的理論概念――社會資本，但并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研究。[1]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Bourdieu）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系的網絡，或換句話說，這一網絡是同某個團體的會員制相聯系的，它從集體性擁有的資本的角度為每個會員提供支持，提供為他們贏得聲望的‘憑證’，而對于聲望則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2]在此基礎上，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Coleman）被認為從學理上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爾曼從功能角度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資本是根據其功能定義的。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征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所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可能實現某些既定目標。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對某些特殊的活動而言，它可以被替代。為某種行動提供便利條件的特定社會資本，對其他行動可能無用，甚至有害。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不同，社會資本存在于人際關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獨立的個人，也不存在于物質生產的過程之中。”[3]學界對科爾曼關于社會資本的論述產生了很大的興趣。美國學者亞歷山德羅?波茨（AlejandroPortes）正是持對科爾曼的批判態度來界定社會資本的，他指出：“社會資本指的是，處在網絡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源的能力。”[4]“獲取能力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個人與他人關系中包含著的一種資產。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1995）。在這里，波茨強調個人的能力，尤其是通過社會交往與他人建立良好關系從而使自己獲利的能力，并認為這種能力也是一種社會資本。波茨側重于從網絡的功能意義上界定社會資本，并提出了消極的社會資本概念，認為“社會資本的四個消極后果：排斥圈外人；對群體內成員要求過多；限制個人自由；以及用規范消除秀異。”波茨對社會資本的起源和性質作了更為全面的表述。美國社會學教授羅納德?伯特（RonaldBurt）在總結科爾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礎上，指出：“（社會資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系，通過它們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資本的機會……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的關系是社會資本……；它是競爭成功的最后決定者。”[5]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D?普特南（RobertD.Putnam）是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政治學研究的第一人，他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6]他使社會資本的概念真正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美國社會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發展了普特南的社會資本定義，認為社會資本是在社會或其下特定的群體中成員之間的信任普及程度，他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個群體之成員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許他們之間進行合作的價值觀或準則。如果該群體的成員開始期望其他成員的舉止行為將會是正當可靠的，那么他們就會相互信任。”社會資源理論的首倡者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從嵌入社會網絡的資源中獲得的，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中。因此，林南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涉取或動員的資源。按照這一定義，社會資本概念有三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涉取這些社會資源的能力；個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運用或動員這些資源。可見，社會資本包含的三種成分涉及社會結構和行動：結構的嵌入性，機會的可涉取性，行動的導向性。”[7]美國社會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指出：“社會資本可以簡單定義為一個群體之成員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許他們之間進行合作的價值觀或準則。如果該群體的成員開始期望其他成員的舉止行為將會是正當可靠的，那么他們就會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潤滑劑，它能使任何一個群體或組織的運轉變得更加有效。”[8]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視社會資本為一種自覺形成的社會規則，它體現于社會各組成部分的關系中，體現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之中。它只有建立在民間團體和組織所達成的協議的基礎上才可能是穩定的。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就是一種物質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利用和保護，社會資本的作用就像膠合物，把四種資本結合在一起。[9]2.國內學者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目前在國內，主要是從以下四種角度界定社會資本的。第一，社會關系網絡說。國內對社會資本的概念研究比較早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其仔博士（1997），他是國內首次真正提出并具體研究社會資本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主要圍繞社會網絡范疇，認為社會資本從形式上看是一種關系網絡，他試圖探討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勞動力轉移、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的影響。張其仔（1999）通過研究一個村莊的案例發現，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在中國的農民支持網研究中僅有部分適用性，研究弱關系和強關系必須考慮相應制度和文化場景。卜長莉（2001）認為，社會資本是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基礎，以一定的文化作為內在的行為規范，以一定的群體或組織的共同收益為目的，通過人際互動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第二，社會結構說。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所擁有的關系網絡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邊燕杰和邱海雄（2000）認為，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他們通過對廣州188家企業的調查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對企業的經營能力也具有直接的正面影響，社會資本有這樣大的功效主要是因為企業通過各種聯系可以發現有價值的信息，發現和聘用有用的人才，在交易雙方之間減少懷疑、增加信任，提高辦事成功率和經濟效益。徐延輝（2002）將企業社會資本界定為基于企業家和員工個人品行（信任）而產生的動員社會稀缺資源的能力。顧新等（2003）進一步強調社會資本是獲取資源的能力，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兩個以上的個體或組織通過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網絡關系來獲取資源的能力。第三，社會動員說。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行動主體所動員的持有回報預期的社會結構資源，是一種有助于目的性行動實現的工具或手段。李惠斌和楊雪冬（2000）認為，社會資本是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以規范、信任和網絡化為核心的從數量和質量上影響社會中相互交往的組織機構、相互關系和信念，是社會機構、社會成員互動作用的，具有生產性的社會網絡。社會資本與其他資本一樣具有工具性效應。第四，社會資源說。楊永福（2002）認為，社會資本是存在于社會結構中，通過促使行動者交易與協作等特定活動而產生效益的資源，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蘊含于結構本身的結構資源。周建國（2002）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或社會關系之中，以信任、規范以及網絡等多種形式存在，對人們的社會行動產生正負兩方面影響，人們通過自身有目的的行動可以獲得或改變其流動方向的一種資源。（三）社會資本的構成及特征社會資本的構成依賴于社會資本的定義，社會資本的定義不同，其所包括的內容也是不同的。詹姆斯?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有六種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和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有意創建的組織；[3]（357-366）羅伯特?D?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包括信任、規范和網絡三種形式；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則把家庭結構、共享規范、先例習俗、規則體系等看作是社會資本的形式；亞力詹德羅?波茨和帕特里夏?蘭多特把以反社會為目的的黑社會組織、賣淫和賭博集團以及青年幫派等社會網絡也稱為社會資本；張其仔把社會網絡等同于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首先應該具有資本的一般屬性，即價值增殖性，但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本形態，又具有不同于物質資本的一系列特殊性。科爾曼對社會資本的特征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而后來研究社會資本的學者也大都接受科爾曼對社會資本特征的闡述。其一，社會資本具有再生產性。社會資本是非短缺的，可以通過不斷使用和投入而得到增加。其二，社會資本具有不可讓渡性。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的結果，個人只有進入某一個網絡才能擁有社會資本，它不依賴于個人的存在而存在。具有共性，與擁有者共存，并且有其使用范圍。其三，社會資本具有互惠性。互惠是社會資本的原動力，在使用上能夠達到互惠的效果，有利于促進集體行動。最后，社會資本具有公共品的性質。詹姆斯?科爾曼指出，“就有目的的行動而言，許多社會資本具有公共產品特征是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資本最基本的差別”。[3]（371）社會資本在使用過程中也同樣具有一定的外部效應。（四）社會資本的結構或層次[10]托馬斯?福特?布朗從系統主義的角度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以個人間的關系模式在社會網絡中分配資源的過程體系。這個體系包括三個維度，即體系的要素、結構與環境。對社會資本這個體系來說，其構成要素是個體自我，他們構成社會網絡，其結構是個體自我之間的關系模式，其環境則是體系嵌入其中的更大的社會生態，與社會資本體系包括的三個要素相對應，把社會資本分為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次。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自我的觀點，是個人融入網絡的產物，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主要以一種關系的形式存在，地緣關系、血緣關系、親緣關系、朋友關系、同事關系、同學關系等等構成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是一種結構的觀點，強調的是個人之間的關系網絡模式和特征，像羅納德?伯特的結構空檔理論、邁克爾?武考克的鑲嵌和自主的觀點，都對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進行了研究。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主要是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組織慣例、習俗、規則等形式存在。宏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結構的觀點，它所論及的是社會資本在其中運作的網絡和組織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經濟或文化、規范體系中去的。于是宏觀社會環境、制度環境、文化環境、政策環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等便構成了宏觀社會資本的內容。二、社會資本的測量為了搞清楚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社區甚至是一個個人的社會資本存量的多少，國內外學者運用了很多變量對其進行了測量和分析。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學界對于社會資本的測量基本上包括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和集體層次社會資本測量。如通過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來測量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量；通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來測量集體（社區、組織等）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1.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對于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存在兩種不同的測量方法，一種是以博特為代表的提名生成法，即關系網絡結構觀；另外一種是以林南為代表的位置生成法，即地位結構觀。采用提名生成法來測量個體社會資本是從博特的討論網開始的。1984年博特（RonaldBurt）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問卷（generalsocialsurvery；Burt，1985）上設計了這樣的題目：“有時，許多人與其他人討論重要的私人事件。回顧過去六個月（可回顧到去年八月）哪些人曾與您討論過個人私事”，[11]即采用提名生成法讓被調查人就此問題一一列舉所有可能的人。進而，在此基礎上問卷采用提名詮釋法，針對提名生成法中列出的關系人進一步探詢他們與受訪者間的關系，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問關系強弱問題，具體包括互動頻率、認識的久遠、親密程度和互惠內容四方面；一部分是問社會背景（包括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收入、文化程度）相似性問題。博特的討論網提名生成法簡單易行，雖然在全面反映個體社會網情況上有所限制，但在當時卻是一大創舉，并對后來研究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此之后，費舍爾和范德普爾等人又通過提名生成法測量了個體社會支持網，費舍爾[12]在北加利福尼亞社區的調查中設計了10個問題來考察個體核心網（由與被調查者經常互動的他人組成的網絡），這十個問題既包括討論網又包括情感網和資金借貸網。在提名生成法列出的關系人基礎上最多抽取五個人回答與調查者關系問題，我們同樣可以將問題分為關系強弱和社會背景兩部分。在關系強弱這一部分，費舍爾保留了博特互動頻率和認識久遠這兩個具體問題，并增加了是如何認識的這一問題。而在社會背景這一部分與博特的問題十分接近。范德普爾[13]在費舍爾問卷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測量方案，其問卷大部分以一種假設的方式提問，劃分了10個問題、三個維度：情感支持、實際支持和社會交往（VanderPoel，1993），使其測量更加系統和完善。每個問題最多提出5人，仍然回答與調查者的關系問題和個人特征。國內采用提名生成法測量個體社會資本的成果主要有：1990年阮丹青[14]在《天津城市居民社會網分析》一文中采用了與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提名生成法完全相同的測量方法研究了天津城市居民的“重要問題討論網”。最早對農村居民社會網進行研究的是張文宏、阮丹青和潘允康，[15]通過討論網提名法對農村居民的社會支持網進行分析，他們發現，農民的社會網是以高趨同性、低異質性、高緊密性為特征的，業緣關系、友誼關系和地緣關系在社會網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他們的討論網沿用了城市居民討論網。賀寨平[16]在《社會網絡與生存狀態――農村老年人社會支持網研究》一文中在考慮農村老年人情況的基礎上將社會支持網分為情感支持網、實際支持網、社交支持網和贍養支持網四部分。同樣對農村居民生活進行有針對性研究的是劉軍，[17]他在《法村社會支持網絡――一個整體研究的視角》一文中將社會支持網分為情感支持網、勞動力支持網、小宗物資支持網和資金支持網四個維度。劉軍對于農村社會支持網絡的研究是從整體角度，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張文宏、阮丹青、賀寨平等學者主要是從個體角度研究，涉及關系構成、親密程度、互動頻率、互動距離等關系問題和諸如職業異質性、婚姻異質性、教育程度異質性等社會背景問題。林南采用位置生成法著眼點在于考察網絡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情況，假定社會資源是按照社會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會之中的，每一個網絡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數量主要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結構性地位。具體方法是使用一個或幾個包含有若干標志社會地位的職業類型或工作單位類型等的量表。在調查中，首先要求被調查者回答其社會網絡成員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對所有被選擇的單位類型及職業類型進行加總，并計算相應的職業類型和單位類型得分，然后用這些指標來反映個人社會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情況。對于位置生成法測量社會資本本土化做出重要貢獻的是邊燕杰，在他的號召和影響下，國內一批優秀的學者開始致力于關系社會學的發展。在邊燕杰等[18]著的《社會網絡與地位獲得》一書中，社會網絡分析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拜年網、討論網、餐飲網和求職網等，這些社會網絡分析多采用位置生成法來測量。在邊燕杰等人提出的各種社會網中既有對國外研究的本土化的探討，更有從中國本土發展出的分析網絡，如拜年網和餐飲網就是極具代表性的發展，這也是國內社會網絡分析日趨成熟的表現之一。在這些網絡的分析中大都涉及網絡的社會人口特征差異、網絡的結構性差異、網絡的地區差異，這都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結構對社會網絡影響的發展。這些本土化社會網絡的發展對于“關系本位”的中國來說，無疑開辟了探討社會關系的新天地，并將可能成為與世界接軌的一個橋梁。胡榮[19]在《社會經濟地位與網絡資源》一文中采用位置生成法從職業類型和單位類型兩個方面探究了社會地位對關系資源的影響，表明單位所有制與單位主管部門對網絡資源的影響并不顯著。由于社會資本概念的不統一，各個學者針對自己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各種測量方法。從個體層次來看，對于社會資本的測量多是采用提名法和位置生成法來測量各種不同的社會網絡，以發現嵌入在其中的社會資本。從研究成果來看，無論國外還是國內都取得了巨大收獲和進步。但由于其社會資本概念的復雜性和社會成員社會生活、社會行動的多元性，對于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依然存在著許多不足。第一，研究領域的失衡。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的研究領域多集中在城市居民，對于農村居民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涉及很少。而在我國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進行之際，缺少對于農村居民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對于新農村建設是極其不利的，不能真實、多樣地反映農村居民社會資本的現狀和問題就不能有效地提高農村整體生活水平。另外，對于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比較性研究尚集中在城鄉對比，或者幾個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對比，對于地區差異的研究涉及甚少。統籌區域發展是我國實現科學發展的一大方向，沒有對地區差異的研究很難對平衡區域發展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措施。第二，測量指標的混用。如前所說，對于個體社會資本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相應地其研究經驗和測量指標就更為成熟。很多學者在測量農村居民個體社會資本時依然采用了測量城市居民的指標，由于城鄉差異，城市居民社會資本測量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適用。這種混用也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和準確性。第三，各種社會網的片面性。目前，測量個體社會資本的社會網主要有重要問題討論網（咨詢網）、拜年網、求職網、餐飲網、情感支持網等。首先，討論網和情感支持網僅是農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反映生活全貌。其次，根據筆者農村社會生活經驗，討論網或者情感支持網并不是農村社會生活的突出特點，因此這兩種社會網不具有代表性。在農村社會生活中，春節拜年并不是農戶社會交往的主要表現，在農村，農戶的社會交往是極其頻繁的，況且本研究還涉及少數民族，對于他們來說春節未必是最重要的節日。求職網對于城市居民來說更為適用，對于以從事農業勞動為主的農村居民來說，求職網可能更適用于農民工，而這僅是農民群體中的一部分。顯而易見的是在農村居民的社會交往并不以請客吃飯為載體，因此餐飲網不適用于測量農村居民個體社會資本。我們認為，農村社會生活的特征是“有事情時，如何動員獲取社會資本”。因此，從微觀層次上，我們將農村居民個體社會資本定義為農戶個體嵌入或融入到不同社會網中，通過各種關系，諸如親屬關系、朋友關系、鄰居關系等所獲得的諸如咨詢支持、情感慰藉、幫工、社會信任和借貸支持等社會資源。研究的測量方法是采用提名法和位置生成法相結合的方法，具體通過咨詢網、情感網、幫工網、信任網和借貸網5種社會網絡來測量農村居民個體社會資本。（二）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20]社會資本的強大解釋力使它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中都被廣泛地運用，但與此同時，也使得社會資本的定義及其測量變得極為復雜甚至混亂（趙延東，2006）。因此，學者們從各自的經驗研究出發對如何測量集體層次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探討。普特南（2001）指出應該從社會信任、公民參與的網絡和互惠規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澳大利亞學者布倫（PaulBullen）和奧妮克絲（JennyOnyx）（1997）認為可以測量和界定社會資本的要素包括：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工作聯系等。他們實際上將社會資本等同于社會關系，因此他們的測量結果很難真正反映社會資本的真實情況。但是他們對社會資本測量理論研究的開創是應該受到尊重的。林南（2001）在總結前人經驗和自己構建的社會資本模型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視為網絡資產來測量，他認為可以從被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個體的網絡位置兩個要素來測量社會資本。羅特利奇（BryanR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vonAmsberg）根據社會資本與交易目標實現的關系，提出并建立了內生社會資本模型，這是社會資本測量和量化理論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論突破。Kawachi等（2004）通過回顧33篇文獻發現，經常被這些文獻提到的測量社會資本的維度至少有8個，即信任、參與社團和組織、社會支持、自愿活動/志愿主義、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動、社區凝聚力、社區歸屬感。Desilva（2006）綜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議社會資本的測量應包括8個主要維度，它們分別是信任、社會凝聚力、社區歸屬感、參與社團、社會網絡、社會支持、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家庭社會資本；納拉揚和普里切特（2005）從村莊層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亞農村的社會資本與村莊經濟之間的聯系，提出衡量農村社會資本的7個指標，具體包括：參與社團、一般規范、和睦相處、日常社交、鄰里聯系、志愿主義、信任；Harpham（2007）則認為社會資本應該包括五大維度，即網絡、社會支持、信任、互惠和非正式社會控制。我國臺灣學者羅家德和張紳震（2002）認為人際互動所建立的人際關系承載著信任以形成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測量需從信任來源及傳遞的研究開始，社會信任來源于人際信任，人際信任產生于個體的道德，是個體心理的計算或是對于彼此的了解所進行的行為預測、信任的結果，要透過個人或在群體社會所凝聚的規范、制定的規則以及形成的文化加以展現。信任的傳遞要考慮社會連帶和網絡結構，社會資本總量是綜合考慮上述多種因素并進行測量的結果。近年來，大陸學者在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也開始探索社會資本測量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如楊瑞龍和朱春燕（2002）認為社會資本的測量主要基于人們相互之間的信任度。隋廣軍和蓋翊（2002）提出了測量城市社區的社會資本模型，即Si=ai+b1Ci+b2Xi+b3i+b4Ji+b5Gi+b6Zi+b7Qi+Ui，開啟了國內學者研究測量社會資本模型的新紀元。王積超（2004）提出以社會資本總存量和子項存量的分解項來研究社會資本的測量，認為社會資本的存量模型應為：Q=Σ（a1Wi+a2Gi+a3Xi+h1i）+Σ（b1E1i+b2S1i+b3T1i+h2i）+Σ（c1E2i+c2S2i+c3C2i+c4T2i+h3i）+H.進而認為社會資本的總量是由個體內部、環境社會資本、個體利用社會資本的能力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信任是社會網絡與規則相互作用的產物。林聚任等（2005）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方面分析了山東省農村社會資本的狀況。趙延東（2006）則創造性地將測量個體（微觀層面）社會資本的相關指標和測量集體（宏觀層面）社會資本的指標納入到同一個研究框架中，建立了測量城鄉居民社會資本的信任維度和公共參與維度，其中信任維度包括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和熟人信任，公共參與維度包括一般公共參與和特殊公共參與。桂勇、黃榮貴（2008）確立了8個維度的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區作為研究單位，對8個維度測量指標進行了檢驗，最終提取了地方性社會網絡、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義、互惠與一般性信任和社區信任7個因子、29個項目。姜南（2009）提出了從信任與團結、團體、網絡、社區凝聚、社區參與、信息交流、社區安全、政治參與8個方面對單位型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測量，并且對城市單位型社區與非單位型社區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比較分析。賈先文（2010）提出應該從信任、網絡、志愿主義、社區歸宿感和社區凝聚力5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裴志軍（2010）認為應該從普遍信任、規范信任、正式網絡、非正式網絡、共同愿景與社會支持6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謝治菊，譚洪波（2011）提出了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牛喜霞等（2013）通過對謝治菊、譚洪波（2011）提出的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個維度測量法進行了修正。考慮到村民的行為受到價值取向的影響，行動主體的行為以集體為取向，將會更多地將自己置于社區人的層面從他者的角度參與社區活動，即“一般社區參與”。反之，如果行動主體的行為以個體為取向，則將會更多地從個體利益角度參與社區活動，以期獲得社區人的合法資源，即“特殊社區參與”。為此，將原來“社區參與”維度細分為“一般社區參與”和“特殊社區參與”兩個維度；同時，考慮到“信任”維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從而使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屬、親戚和家族成員，也會包括一些與自己具有擬親屬關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與“己”越近，則關系越親密，信任感越強。因此，中國人根據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所確定的有選擇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與根據有關人性的基本觀念信仰所確定的對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對于體制內人員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據這一原則將“信任”維度細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從而提出了從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9個維度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20]三、文獻簡評就社會資本而言，通過上述對國內外有關社會資本理論及其相關研究成果的疏理，可以看出學界關于社會資本研究的領域之寬泛、研究的程度之深入，但社會資本理論作為近幾年的新興理論，對它的研究還遠未完善，在研究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對其作出正確的評價和認識，這無論是對社會資本理論的完善還是對有志于研究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者來說都是一種負責的態度。具體來說，社會資本的研究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國內外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界定存在明顯不同。觀點分歧之處主要表現在界定角度、概念主體、范圍等幾個方面。在界定角度上，邊燕杰和邱海雄（2000）、徐延輝（2002）等側重于社會結構資源，張其仔（1997）、卜長莉（2001）側重于社會關系；在概念主體上，亞歷山德羅?波茨（1995）等認為社會資本的主體是個人，羅家德（2005）等認為社會資本的主體還包括企業、社團、社區等行動主體；在范圍上，羅伯特?D?普特南（2001）等認為社會資本的范圍很廣，包括規范、組織、關系等在內的眾多社會結構資源，詹姆斯?科爾曼（1999）等認為社會資本只是社會關系網絡。正是由于社會資本概念的這些分歧，造成了在社會資本的具體研究中，對同一問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相差甚遠，無法相互驗證的局限。或許正因為社會資本理論的影響力過于巨大，以致無法確定它的精確含義，在很多情況下，社會資源主要指個人所擁有的人際關系資源。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它又包括其他方面，如個人聲望、地位、文化規范、信任等。在極端情況下，社會資本甚至包括除經濟資源之外的一切東西。那么，究竟什么是社會資本呢？迄今為止，仍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在這一問題上，作為從新經濟學中演化出來的一種分析工具，社會資本概念卻遭受了許多批評。關鍵的一點在于，無法有效區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所包容的諸多不同含義。如，林南（2001）對社會資本概念運用中的嚴謹性提出了質疑。他指出，當社會資本研究迅速發展，其文獻擴展到無數研究及應用領域時，這個術語成為包羅萬象、能醫百病的靈丹妙藥的危險性亦隨之增加。布朗（1998）批評說，雖然這個術語很快成了社會科學和決策圈內的常用詞，但明確的含義卻并不多見。使用這個概念的那些人，很少有人詳盡地闡述過社會資本的理論細節。學者們開始批評這個概念的理論層次過低和用法過分簡單化，但大多數人通過自己提供的關于社會資本的不同解釋來對這個問題說三道四。2.從國內外已有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成果來看，目前更多的是從功能論的角度（或從社會網絡功利性角度）出發，來研究社會資本通過社會關系網絡對經濟發展、技術創新、求職就業、地位獲得、農民工流動、人力資本提升及政治上的善治等等造成什么樣的結果，即目前學界在研究社會資本理論時，把重點放在了對社會資本所造成的結果的關注上，并且這種關注多放在社會資本的經濟功能上，而對社會資本的社會發展功能、社會穩定功能和社會支持功能關注不多。另外，也很少有人關注社會資本的具體運作過程，即在達到人們所追求的結果的過程中社會資本是如何運作的，在社會資本運作過程中流動的資源都有哪些，它的表現形式有哪些，它的運作環境是怎樣的，它的運作機制是什么，等等問題。3.在國內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中，并沒有克服社會資本概念不明確和研究范圍過于寬泛的通病，也沒有對社會資本的概念給出本土化的界定，更沒有從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出發建立城市社會資本框架和農村社會資本框架來具體研究。并且，從目前國內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文獻來看，更多地集中在對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研究上，而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研究的文獻并不多見。4.社會資本研究視角上的不一致，以科爾曼和波茨為代表的從微觀層次進行研究的嵌入性個體視角，考慮的是個體通過他所嵌入的網絡來調配資源的潛在能力，關注的重點是個體的結果。而以伯特為代表的從中觀層次進行研究的結構視角，強調的是社會資本的結構、個人之間的關系網絡的模式，關注作為特定的結構性后果和資源通過網絡的流動。所以，結構視角關注的是社會資本的結構化及其配置后果，而不是個人。還有從宏觀層次進行研究的不太成熟的嵌入結構視角，它所考慮的是，社會資本在其中運作的網絡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經濟或文化、規范體系中去的。這時關注的是宏觀的社會因素，這些因素影響誰與誰建立關系，影響這些關系如何運作，影響資源在網絡內及網絡之間的分配。總之，這種視角所關心的是宏觀社會運作各種社會資本網絡的邏輯。從嵌入結構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的研究，目前還沒有發展。5.在研究方法上，對社會資本的定量研究較多，而定性研究很少。在研究手段上，社會資本理論仍然沒有擺脫理性選擇理論的窠臼，“理性人”假設仍然是社會資本理論的基本假設。這突出表現在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行動者之所以在關系網絡中投資是以將來得到回報和收益為預期的。與此相伴隨的是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