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職業教育思想述評

關于中國職業教育和培訓的發展，中國的教育和職業培訓得到了很好的關注和實踐。因此,有計劃地反思過去每一個時期的職業教育論述和活動,對于我國職業教育的繼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陶行知是我國現代教育史上成就卓著、影響最大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家。從1917年至1935年,他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運動,而且不斷隨著形勢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教育主張。究其一生,他的理論思考和教育實踐的主要內容并不是職業教育,但是他提出了許多與職業教育精神契合的觀點。一、中國傳統教育觀陶行知認為,教育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無論是專制國家還是共和國家,都把教育作為立國之根本。教育對現代國家如此重要是因為通過教育可以改造社會。在陶行知看來,適合對中國進行改造的各種工具中,教育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工具。陶行知所謂的教育是中國人從西方學來的新教育,而不是中國的傳統教育。總體來看,陶行知對傳統教育是持否定批判態度的。他認為,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卻不能與歐美各國并駕齊驅,處處都顯示著落后,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傳統教育要負主要責任。因為傳統教育只許勞心的智識階級受教育,而勞力者階級不能受教育,智識階級勞心而不勞力,讀死書,死讀書,不從事生產,則只有寄生在社會上,故而成為書呆子。農工階級只好勞力不勞心,做工而不讀書,受盡剝削,還以為天命如此,不知道被剝削的原因,因此成了做死工、死做工的田呆子,任人剝削而不能自保利益。如此一來,中國成了一個“呆子”國家,沉重的民族危機由此形成。他說“中國現在危機四伏,存亡一縷。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這山窮水盡的傳統教育”。(1)因此,他主張打破傳統教育,為民族國家生存找到一條生路。他認為,中國雖然是一個農業國,但同樣處在一個資本主義文明迅速發展的時代,由于1840年以來國門打開,與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聯系漸多,受其影響,所以“現代的中華民族是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2)現代工業文明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唯一出路。陶行知認為,“我們要想中國活起來,就得要在農業上扎根,在工商業上出頭”。(3)假如有一筆巨款,他首先要用它來“發展一些適合國民經濟的工業”。(4)工業文明的發展必然導致農業文明的衰落,與社會轉型相適應,中國的教育制度應該有新的變化。建立新教育制度的出路是立足本國國情,向西方學習。他認為,要改革傳統教育,要使所學切于實用,中國的教育只有一條路可走,即向西方學習,在使勞力者勞心的同時,使勞心者勞力。他說:“現在英、美、法、意、日、俄的教育都注意到讓勞心的人勞力,讓勞力的人勞心,尤以俄國為顯現。”(5)體力與腦力結合、用腦與用手結合的結果可以使讀書人為自己,為社會、國家、民族創造財富,從而形成新式的教育制度。針對我國傳統教育割裂與社會實際的聯系的國情,陶行知主張用歐美國家的一種新的教育制度對此進行改造,這就是職業教育制度。他說:“歐美之職業教育,吾國曩未之行,此則急宜酌采者也。”(6)他以歐美職業教育為參照系,批評清末以來的實業教育實施狀況。他認為,“實業學校辦法弗良,學生應用其所學者,十僅一二,改營他業者,十且八九,致演成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之險狀,此則急宜改革者也。”(7)他又批評當時的教育政策,要求確立“對于已在職業界服務之人民,教以改良舊職業之學識技能”的新政策。(8)在20世紀20年代,陶行知正致力于推行平民教育,認為平民教育與職業教育有十分密切的關系。他認為職業教育是第二期的或繼續的平民教育。在1923年陶行知所擬訂的全國平民教育計劃中,他計劃在十年或五年之內,使12歲以上、25歲以下的不識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之共和國民的基礎教育”,(9)完成一千字的普通教育后,一般平民就有了讀書讀報的能力,“他們讀了書,對于自己生計最有關系的職業,也可以從書籍報紙上多得些改進的知識和最新的方法”,(10)有些學生在學完“平民千字課”后,“很想繼續受職業的訓練,求生計上之改善”。陶行知認為,“這是更加要緊的”。他認為,對平民進行職業教育更加重要,但必須在平民具有普通文化基礎的條件下進行。平民學完了千字課后必須實施一定的職業教育。陶行知把它稱為“第二期平民教育——職業教育”。11當然,這種平民繼續教育并不是陶行知教育實踐的主體。為此,他解釋說:“我們為分工起見,希望中華職業教育社特別加以注意。”12作為總干事,他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十二年度計劃”中,就決定“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協力提倡職業教育”13,并在本社內設職業教育委員會,以研究平民職業教育為宗旨。中華職業教育社與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這種分工協同的關系是各界人士在中華民族教育的共同召喚下艱苦工作、密切團結的結果,對于現在我們需要調動全社會的力量發展職業教育具有啟發作用。二、生利功能:職業教育的理論基礎陶行知的職業教育觀點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對職業教育的功能、目的、師資、課程、設備、學生、成人職業補習教育都有深入研究。在《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一文中,他提出了職業教育的理論基礎。自中華職業教育社1917年提出職業教育以解決生計問題為宗旨后,有人把職業教育理解為衣食主義,有人理解為生活主義。陶行知認為,無論哪種理解都不正確。為澄清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誤解,確定職業教育的理論基礎是時代社會提出的必須回答的問題。陶行知認為,把職業教育理解為生活主義的錯誤在于:生活主義包羅人生萬象,教育的范圍也十分廣大,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教育;職業生活僅是生活的一部分,職業教育也僅是全部教育中之一類,兩者都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因此,以教育全體生活之目的視為職業教育之特別目的,則職業教育之目的何以示別于他種教育之目的乎?14把職業教育理解為衣食主義的錯誤是:如果職業教育以衣食為主義,則靠遺產、乞討、偷竊為生者也可以說是以衣食為主義,顯然兩者界限自應分明;如果職業教育以衣食為主義,則生活溫飽者就可以不接受職業教育了;如果職業教育以衣食為主義,則學校教師的選擇、職業教具之添置、學生之錄取、課程之設置,難道都以衣食為標準嗎?如果職業教育以衣食為主義,則教師為衣食教、學生為衣食學,無形中會養成自私自利品質,這對職業教育的推廣十分不利。既然生活主義、衣食主義都不適宜作為職業教育的理論基礎,那么什么才是職業教育的理論基礎呢?陶行知認為,“職業作用之所在,即職業教育主義之所在”15,即從職業教育的功能作用著手來賦予職業教育以理論根據。他認為,“職業以生利為作用,故職業教育應以生利為主義”16。所謂生利,就是創造物質財富或增加社會價值。它一般分兩類,一是諸如農民生產稻谷、工人制造機器一樣生有利之物;二是像商人流通有無、醫生治療疾病一樣做有利的事情。實際上,第一類相當于今天我們常說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二類類似于今天的第三產業。故凡生利之人都是職業界中人,凡養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是職業教育。能否以“生利”作為區別職業非職業、職業教育與非職業教育的唯一標準,這個觀點并不是陶行知首先提出的,而是近代資產階級教育家提出的,但經過陶行知在與生活主義、衣食主義對比中的充分論證,生利主義成為近代我國職業教育界對職業教育功能認識的一個高峰,為以后職業教育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產生了廣泛影響。揭示出職業教育生利的功能就是抓住了職業教育區別于其他類型教育的特質,這是職業教育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也是陶行知批判傳統教育的弊端的有利武器。據此,他認為,“中國讀書的人不去生利,是一個極不好的現象”17,他號召職業教育工作者解放讀書人的雙手,“使他們為自己生利,為社會生利,為國家生利,為民族生利”。18這意味著不僅僅把職業教育理解為為個人帶來經濟上的好處,同時,職業教育也能為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服務。這顯然要比生活主義、衣食主義的職業教育觀深刻得多了。在陶行知看來,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來說,強調職業教育的生利功能,強調教育的經濟功能具有深遠的意義。在《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一文中,他提出中華民族的出路之一是必須創造一個富裕的社會,相應地,教育的出路是教人創造富裕的社會,而不是創造富裕的個人。他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僅僅成為少數人發財致富的工具。陶行知要求教育教人創造工業文明,創造合理的機器文明。陶行知這個觀點在當時只能是個幻想,現在看來也有過于夸大教育作用的嫌疑,但它的重要之處在于把科學、教育和工業化聯系在一起,在實現工業文明過程中,“必須注重有駕馭自然的力量的科學”“科學是工業文明的母親”。19陶行知認為,“現在中國和外國物質文明的高下,都從這利用天然界能力的強弱上分別出來”20。他強調自然科學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自然科學在農業、工業上的應用必須依靠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根據中國是個農業國的國情,陶行知非常關心如何把自然科學原理應用到農村對農業進行改造,這就離不開教育作用的發揮。他呼吁“教育與農業攜手”,過去農村教育之所以沒有實效,“是因為教育與農業都是各干各的,不相問聞。教育沒有農業,便成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農業沒有教育,就失去了促進的媒介”21。依靠農業教育,可以提高農民的生產力,這種教育就成了生利的教育。農業教育的經濟功能在推動農業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也得到實現。陶行知把中華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出路、生利主義的職業教育聯系起來,充分反映了他對職業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視。既已確定了生利是職業教育的主要功能,相應地,職業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培養各行各業的生利人物。無論教育為農業、工業、商業的具體培養目標如何不同,它們作為一類教育的總目的是一樣的,即生利。三、生利的教授法是職業教育的重要標準要能夠生利,就要有生利的技能,重視職業技能的培養是職業教育的關鍵所在。陶行知認為,好的教育應該教會學生一種技能,使學生可以獨立生活。“倘若有一個人沒有技能,則此人必分大家的利”。22因此,是否掌握技能是一個人能否生利、養活自己、貢獻社會的必要條件。而職業教育要培養掌握生利技能、能夠生利的學生,就要有生利的教師。基于這樣一種認識,陶行知提出了作為理想的職業教育教師的三條標準,即生利的經驗、生利的學識和生利的教授法。所謂生利的經驗即直接教授職業內容的教師必須是能生利的人,本身沒有生利的經驗而能夠教人生利是不大可能的。陶行知以樊遲向孔子討教學習稼穡遭到拒絕為例,說明孔子不懂農業所以無法施教。對于職業學校師資來說,“第一要事,即在生利之經驗”23。陶行知提出的這條針對職業學校專業課教師的標準,不僅在當時是非常合理的,即使今天也同樣適用。所謂生利的學識是指來源于生利的經驗而又高于生利經驗的科學知識,是屬于學理層次的內容。陶行知認為,僅有經驗沒有學識會導致故步自封,不求進取。職業教育教師只有把經驗與學識相結合,才有能力對事物進行改良。所謂生利的教授法是指職業教育教師在熟悉學生心理、教材性質的前提下,采用符合不同職業特點的傳授方法。由于職業不同,教授方法也應不同,有的課要先講理論知識后實習,有的課要先進行手工操作再傳授相關的理論,還有的課原理傳授和技能操作同時或者相間進行。在理想的職業教育教師的三條標準中,陶行知最為強調生利經驗這一條。因為如果不具備學識和教授法知識,只要有生利經驗,學生仍然可以模仿教師的經驗進行生產,只要能進行生產就符合職業教育的目的。如果沒有經驗,即使學識高深,教授法也很難使用,這樣就達不到教學生生利之目的,就失去了職業教育的特點。因此,生利經驗是判定職業教育師資是否合格的最重要標準。陶行知不僅提出了理想的職業教育師資的三條標準,而且也提出了如何培養符合標準的職業教育教師的一些主張。概括起來有三點:第一,以普通學校畢業生為師資。由于職業不同,各職業所需經驗的多少也不同,凡所需經驗較少之職業,則可以從普通學校中選拔師資,再輔以生利經驗、學識、教授法的適當訓練即可。第二,選拔職業界的優秀者。他們既已從事某種職業,富有經驗,只要再適當學習理論和教授法。比如農業、工業職業教育師資適合用這個方法。在歐美各國,由于普及教育的年限較長,職業教育界人士有較好的普通文化知識技能,比較容易領悟學理和教授法。但中國國情與此不同,教育普及年限較短,能夠接受普通教育的職業界人士并不多,因此,選拔普通文化基礎較好、有生利經驗的人才較難。這反映了陶行知以普通教育作為職業教育先決條件的思想。第三,實行專門學問家與職業界中有經驗者相結合的辦法(恰如現在的“雙師型”職業學校教師)。兩者互相砥礪,補充有無,共同施教,如此數年后即可形成既掌握學術原理又有經驗的教學專家。陶行知認為,這只是為了彌補當時職業教育師資短缺而設想的速成辦法,只能是權宜之計。陶行知職業教育師資思想的不足之處是只研究了職業學校中專業課教師標準及其如何培養專業課教師,對職業學校中文化課教師及其專業基礎課教師標準以及如何培養沒有涉及。在討論1922年新學制時,陶行知主張適應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在大學實科及高級中學之職業科內附設職業學校教員養成所,提倡在教育科大學、高級師范和中級師范內培養職業教師。對新學制草案之師范教育段規定職業教師專在高級中學職業科里培養提出批評,認為培養途徑太窄24。1929年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期間,陶行知參與制訂《籌設各級各種師資訓練機關計劃》,其中規定對職業教育師資培養的途徑要更加多元化,主張師范大學及大學教育學院、政法大學、農工商各科畢業生經過一年訓練畢業后充任高中職業科或職業學校教員。各大學農工商學院學生如有志職業教育,應從第3年起選修教育科目6學分以上。師范專修科招收專科學校畢業生和有3年以上實地經驗的高中職業科畢業生,給予1年訓練后任高中程度的職業科目教員。師范學校或高中師范科以及職業學校或者高中農工商科畢業生之有相當經驗者給予1年訓練,充當小學文化程度的職業補習學校或補習班教員25。由此可見,陶行知主張應該在專門機構中培養職業教育師資,應該有層次清晰的不同的培養目標,既重視職業經驗與職業原理,又強調教育教學理論與方法。四、課程思想符合職業教育的規律根據生利主義職業教育觀,陶行知認為,職業學校還必須具備能夠生利的實驗實習設備。實驗實習設備是進行職業教育不同專業教學的條件之一。無農器不可以教農,無工器則不可以教工,所以有生利之設備,才可以進行職業教育,無生利之設備,即使有好的教師和好的學生,則正常教學也無法進行。陶行知認為,職業學校用來生利的設備一種是自有之設備,一種是利用職業界固有的設備。由于中國職業學校經費匱乏,每所學校都有相當數量和質量的設備比較困難,所以陶行知提倡利用職業界生利設備來進行職業教育。他以美國馬薩諸塞州的農業學校為例,說明農業中學可利用農閑時間集中到學校學習理論知識,然后學生各回各家利用家庭農場中的田園設備進行實習,教師只要駕車巡回輔導即可,這樣做的好處是學校可以節省設備,學生各家的農業生產也可以得到改良26。對于陶行知來說,有了良好的師資及充足的設備也還不完全算是好的職業教育,還必須有能夠生利的課程。對此,他不主張傳授系統完整的理論,而主張“以一事之始終為一課”27。例如,種豆是一件事情,則圍繞種豆所應知應做的一切就算一課,逢到種豆的理論就講理論,該實習就實習,理論學習與實習交錯循環,直到學完種豆的一切內容就算完成一課,成就了一事。從這里我們依稀能夠看到杜威活動課程的影子,以活動課程形式來建構職業教育課程,在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發展史上,陶行知是開創者。陶行知認為,學完一事再學一事,叫做升課,自容易的事到繁難的事,循序漸進,學完既定全部課程叫做畢課。從這里看來,陶行知又不是像活動課程那樣任憑學生的興趣需要,而是遵循由易到難、由簡到繁的邏輯順序。這種課程編排思想抓住了職業教育的特點,符合職業教育教學的規律。陶行知課程思想的中心是生利。他說:“定課程者必使每課為一生利單元,俾學生畢一課,即生一利;畢百課則生百利,然后方無愧于職業之課程。”這一思想很像當今職業教育中的模塊課程(項目課程)。在教學組織形式上,既然以事為課程,理論與實習結合緊密,必須采用歐美式十五個人的小班制。陶行知提出,最好的職業教育課程是充分生利的課程。所謂充分生利課程是指在職業教育課程配置上,應以一二事為主,同時兼授其他事,學生除習得一二生利之正業外,還可兼會其他生利之業,這樣,每年每月甚至每日都可憑所學之業以謀利,這就是充分生利。他舉例說,學生學會蠶桑一事以生利,但因季節限制一年只能做幾個月,若學生在校除蠶桑之外還學會他項生利之業,則可在此幾個月外靠其他事以生利。此業與彼業之間、正業與副業之間應有密切關系,在課程上應相互溝通。陶行知不僅對職業教育課程理論進行了獨到研究,也曾有親身實踐。例如,1919年他在南京高等師范學堂工作時提議學校添設速記、打字講習科,因為一來社會上很有需要,但沒有學習之處;二來本校既有此項設備,又有教員,因此開展此項職業教育,是為社會培養急需人才。從普及教育角度說,設置職業課程、培養職業人才也是推廣教育的一個辦法。他認為,即使具備了生利的師資、設備和課程三個條件,仍然不能構成完整的職業教育過程,因為缺乏生利主義之職業學生這個必要條件。他認為“學生要有獨立的職業,為的是要生利”28。對職業學校學生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事情,即選擇專業。如果學生選擇的專業不適合自己,就會導致學生在校學習時不能專一,畢業后又用非所學。陶行知是針對清末興辦實業教育的弊端有感而發的,當時很多從農業、工業或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所做與所學不一致,與新教育興辦職業教育的宗旨相違背,原因之一是學生擇業方法不當。聯系當前,這種專業不對口導致的“做非所學”現象依然是職業教育的痼疾,造成了職業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由此,他特別重視學生專業選擇問題,他認為課程既要合乎世界潮流、共和精神,又要適合人的個性。職業教育專業與課程要求更高,不是學生適應不適應的問題,而是要求某學生最適合某專業某課程或最不適合之,判斷最適合與最不適合的標準是學生的才能和興趣。學生對某專業最有才能最有興趣才有可能成功,因而也才算最合適,也才最符合個人及社會的利益,也才能生出最大的利。如果專業選擇不當,則學生畢業后是否能成為生利之人、是否能做生利之事仍是疑問。因此,陶行知提出了精選職業的問題,這也就是職業指導的問題,在當時并未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陶行知不僅提出問題,而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主張辦職業試習科,試習科是在一門課中包含農工商及其他行業之要事,學生學此課必須親身經歷各行各業之工作,取得經驗,才能對各行業有真實了解,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個人的能力選擇最有興趣的一科專門學習,如此則會安心學習,樂于從事某一專業,這對于生利是很有意義的。陶行知也曾關注學徒制在職業教育中的作用。他認為,當時我國各種行業實行學徒制是有實效的。他說:“看看木匠徒弟所做的桌椅,裁縫徒弟所做的衣服,漆匠徒弟所做的牌匾,不由人要覺得十分慚愧了。”29可見,陶行知是十分贊賞學徒制的。學徒制之所以能夠培養出較好的職業人才,是因為學徒制是把學理與實習相結合、知識與技能相結合的。陶行知認為,知識和技能是連為一體的,不同行業需要有不同的技能和知識,例如,木匠也需要具備幾何知識,這就是學理,否則會做出七歪八斜的桌椅來。他認為,學徒制是注重把知識轉化成技能。在“莫輕看徒弟”一文中,他舉發明蒸汽機的瓦特和發明發電機的法拉第做過學徒為例,說明在歐洲工業革命和電氣化發展過程中,徒弟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進而號召我國學生既用腦又用手,既勞力又勞心,“做過學生的要做幾年徒弟,做過徒弟的要做幾年學生”30,主張把實踐技能與書本知識結合起來。他很羨慕學徒制的普及。他說:“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徒弟,行行都普及。木匠到處都有,他是怎樣辦到這個地步的?徒弟制也。”31。當然,陶行知重視學徒制主要是因為從中學到師資訓練的方法,把學徒制運用到師資培訓上,其目的在于為普及教育培養大量的教師。五、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實踐活動正如我國的現代工業是從西方舶來的一樣,為現代工業服務的職業教育也是從外國移植的,這就注定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始終面臨一個如何對待外國的經驗和做法的問題。在這方面,陶行知研究我國職業教育的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主張既要學習先進國家的經驗,又必須結合中國國情。他說:“吾國辦教育的人,應當覺悟,唯獨用科學的方法,才能建設適合國情的教育。”32所謂適合國情就是“一定要合于現在所需要的”“我們中國的教育,倘若忽而學日本,忽而學德國,忽而學法國、美國,那時終究是無所適從”。33職業教育作為一種與歐洲工業革命伴隨而生的新型學校教育制度,在歐美的實踐以及后來在東亞的經驗都證明,它是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有效制度。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工業化、機械化生產的快速發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