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山水畫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這幅畫是在中國生產的，后來被傳播到日本、朝鮮和其他鄰國。它不僅是東亞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中國文化的扁平使者。中國的水墨畫作,或逸秀、或灑脫、或精雕細琢、傳到日本之后,除了引起當時日本知識層的贊嘆艷羨之外,也促使了日本本國水墨畫的萌芽與發展。日本的水墨畫的出現,一般認為是在十三世紀末,即宋(南宋)末元初的年代。可以說日本水墨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國南宋繪畫的影響,其中,以宋徽宗為代表的南宋畫院,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在《圓覺寺佛日庵公物目錄》、《君臺觀左右帳記》、《等伯畫說》等日本的史料典籍與畫論著作中,不乏對宋徽宗等南宋畫人與畫作的記載、評價。此外,在日本水墨畫的形成中,中日相互往來的禪僧,是不可忽略的知識群體。由于彼時日本禪學的興盛,中日禪僧往來學習,更兼對水墨畫的欣賞與習得,作為禪余之興。所以日本水墨畫的宗師許多都是禪學修養極好的禪僧,如如拙、周文等。在本文中,結合前人的研究,對中日禪僧往來與日本對南宋水墨畫的攝取這兩個文化歷史現象的關系進行闡述。一、關于日本墨水藝術的研究關于中日繪畫交流的研究,國內較出色的有浙江大學陳振濂的《近代中日繪畫交流史比較研究》,對于近代中國與日本的繪畫交流概況予以介紹。王鏞的《中外美術交流史》對于隋唐宋元的中日美術交流的給予系統介紹。浙江大學出版社的《宋畫全集》,被列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對海內外存世宋畫進行全面系統整理。此外韓天雍的著書《中日禪宗墨跡研究-及其相關文化之考察-》與胡建民的博士論文《東傳日本的宋代禪僧墨跡研究》對于中日禪僧的往來與墨跡的特點進行了考證研究。還有宣家鑫的《夏圭<寒林對雪圖>與日本水墨畫派》,對從日本回流至中國的宋代畫作《寒林對雪圖》及其作者夏圭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進行了簡述。日本方面,有小川裕充編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對于中國繪畫在海外各博物館的收藏情況以圖錄的方式記載。作為研究日本水墨畫的大家,松下隆章論著頗豐,許多優秀的論文收錄于其著書《日本水墨畫論集》,其中有關于日本水墨畫巨匠如拙、周文、雪舟的水墨畫藝術的論文,關于中日水墨畫交流的論文比較重要的有三篇,《中世中國繪畫攝取的一樣相》、《論我國宋元畫》、《茶與唐物、唐繪-以金澤文庫史料為中心-》。已故的日本繪畫學者源豐宗,對于中日美術交流也頗有研究,收錄于《源豐宗著作集日本美術史論究》中,包括《鐮倉時代雕刻中宋朝藝術的影響》、《日本繪畫史中的墨》等。小林市太郎的著書《禪月大師的生涯和藝術》,將禪僧貫休的藝術創作進行研究并且闡述對日本畫壇的影響。小林市太郎的另一著書《佛教藝術的研究》中除了闡述日本佛教藝術的歷史概貌,也探究了日本高僧空海到中國求法求學的情況,及歸國后為日本美術界帶來的改變。關于空海與密教美術在日本的發展,佐和隆研在《空海及其美術》中給予了更為詳細的闡明。綜合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關于南宋水墨畫對東傳日本的情況極其影響力的研究尚沒有,也是使得本文的立足點,既有學術上的先行研究的支持,又有可展開繼續研究的空間。二、日本中世的開放身份南宋水墨畫傳入日本的歷史情況,在日本的古典文獻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的佐證材料,具體如下史料一:《金澤貞顯書狀》“又から(唐)物、茶のはやり候事、なをいよいよまさり候、さやうのくそく(具足)も御ようひ(用意)候へく候。”此項史料佐證了唐物(來自中國的陶瓷、書畫等舶來品)在日本中世盛行的實況。史料二:《圓覺寺佛日庵公物目錄》“(前略)一絵分墨牛二鋪姜畢章筆墨梅四鋪依越前山本莊事七條殿送之貞治四二異種菊花二鋪藕花二鋪猿二鋪一山賛蘊雀二鋪竹絵一対鷹一対山水一対”此項史料展示了日本中世對中國宋元畫,包括宋徽宗等畫家作品的收藏情況。史料三:《等伯畫説》“如説·宗文ハ唐ヤウノ開山也和尚二不劣筆也ト禪月大師ト云ハ人形書上手ノ內也雪舟羅漢ハ禪月ノヤウ也ト(中略)波岸ノ絵ヲ懸ル時前ガケトテ先絵ヲ被懸也波ノ絵ニハ雀月山筆岸ノ絵ニハ桃黙庵筆也此マヘ懸ヲ懸レハサテハ本絵ヲ可被懸ト意得ル也趙昌カ芙蓉水月ノ絵之事(后略)”此項史料中有日本中世的畫家長谷川等伯對于中國宋元畫和畫家的點評。可見宋元畫在日本知識層的影響。三、宋元畫東傳日本的主要條件之一是中日禪僧的往來,在日本的史料中可做證據的,如以下兩項:史料四:雪舟《破墨山水序》“(前略)余かつて大宋國に入り、北のかた大江を渉り、斎魯の郊を経て、洛に至り、畫師を求む。然れども揮染清抜の者は稀なり。ここに於て長有聲并李在二人、時名を得、相隨つて設色の旨を伝へ、破墨の法を兼ぬ。(后略)”史料五:《空華日用工夫略集》“鈍夫(全快)きたる。淵黙庵の畫に話及ぶ。(黙)庵もとの名是一、後に見山(崇喜)和尚に謁して今の名に改む。入唐し本覚の欲了庵の會中にて蔵主となり、履をひさいで古林の後録を開くものなり。のち承天の説南師説の會中にあって後堂となり、未だ幾かならずして沒す。初め浄慈(寺)にあり、西湖六通寺—すなわち牧渓徒弟の寺院—に遊ぶにより、院主某笑ひて迎へ話しに曰く。昨夕夢に開山牧渓和尚きたる。汝即ち再來なり。遂に牧渓の印を伝ふ。印に朱白二字印あり。故に時に稱して牧渓の再來といふ。”以上兩項史料也是佐證了中國的畫家畫作對日本禪僧畫家的影響力。日本的水墨畫的內容上多取中國的故事為題材,其中以禪宗故事與神仙故事居多。如雪舟的《惠可斷臂圖》、元信的《弘忍送慧能圖》等禪機故事,又如永德的《許由巢父圖》、如拙的《三教圖》等神仙繪圖。禪宗思想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尤其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當時水墨畫東渡的主要媒介就是中日禪僧,并且禪僧擔當了日本水墨畫執筆的主要任務。加上日本的中世戰亂頻繁,世道不穩,導致禪宗思想的流行,加上幕府將軍的支持,禪宗得以興盛。與之相應的作為禪余畫的水墨畫的發展也得到了繁榮,更甚者,水墨畫被擺在茶室中成為不可缺少的茶室裝飾,隨著“禪茶一味”的茶道文化的勃興,水墨畫在日本文化體系中的更顯重要。如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的收藏品中就有徽宗皇帝的《桃鳩圖》、梁楷的《雪景山水圖》、牧溪的《猿鶴圖》等。四、日本社會關于中國傳統壁畫的傳播可見,日本水墨畫的萌芽,起源于對中國文化的憧憬與向往,日本水墨畫的形成過程中更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影響。本文著眼于東亞文化交流這一廣大視域,通過史料的搜集和典籍的探佚,力圖尋覓中國水墨畫傳播至日本的足跡,重現日本水墨畫的發展的歷史。日本水墨畫作為日本文化構成的原色,具有的日本式的獨特審美體系和創作特色,同時由于特殊的成立背景和發展軌跡,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文化影響。這種影響力,包括對中國禪宗思想的吸納、對畫法技巧的模仿、對畫論體系的繼承以及對畫作內容的意象的攝取等。其中,由于南宋水墨畫傳播到日本的特殊時代背景,使得以宋徽宗為代表的南宋畫家在日本水墨畫形成中的作用凸顯。宋徽宗所代表的南宋畫院藝術,不僅在中國,在日本的古與今的美術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在日本史料《君臺觀左右帳記》中,對于徽宗的繪畫評價等級是““上々々”,是古代日本文人所給出的最高的評價。而且著錄徽宗時的宮廷所藏的魏晉以來歷代繪畫作品的《宣和畫譜》也漂洋過海來到日本,對日本的藝術界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日本鐮倉時代中期以后,宋朝文化開始影響日本。在這一時期地中日文化交流貢獻最大的當屬禪僧。隨著蘭溪道隆、無學祖元等中國禪僧的東渡,中國的水墨畫也被帶到了日本。當時的日本貴族階層與知識分子對于來自中國的畫作尤其偏愛,連室町時代的足利將軍都有收藏與鑒賞宋畫的愛好。此外,詩文與繪畫結合的詩畫軸在禪僧中的流行,也使得詩畫一體的禪余畫興盛起來,甚至有赴中國留學,回國后創作出優秀的